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上易字,102年度,1783號
TPHM,102,上易,1783,20130918,1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上易字第1783號
上　訴　人　吳俊國
即　被　告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李廣澤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易字第5
88號，中華民國102年6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1年度偵字第1095號、100年度偵緝
字第7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吳俊國於民國89年11月時為派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 北市○○區○○路0號11樓，下稱派基公司）負責人，蘇進 和為派基公司副董事長，朱曉帆為派基公司董事與財務副總 經理（蘇進和及朱曉帆，由檢察官通緝中），渠三人與真實 姓名年籍不詳，自稱黃武康之成年男子，均明知派基公司當 時財務狀況不佳，亦無新臺幣（下同）3,000多萬元的交易 在進行中，竟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先 由黃武康於89年11月26日透過不知情之王光榮介紹認識鄭明 星，黃武康向鄭明星表示派基公司有借款需求，邀約鄭明星 於翌日前往派基公司商談借款事宜，嗣鄭明星於87年11月27 日上午11時許前往派基公司，吳俊國、蘇進和、朱曉帆及黃 武康共同對鄭明星佯稱：派基公司現在有一筆3,000多萬元 的交易要做，但是缺300萬元開信用狀，這筆交易做成，將 有1,500多萬元的利潤，你若肯借300萬元現金，只借10天， 可再另外獲得利潤的10分之1即150萬元紅利云云，並開立發 票人為派基公司、由朱曉帆與蘇進和二人背書、金額各150 萬元、發票日均為89年12月7日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雙和分 行支票號碼BG0000000號、BG0000000號支票共二張供作還款 工具，及開立發票人為派基公司、由朱曉帆與蘇進和二人背 書、金額分別為100萬元及50萬元、發票日分別為89年12月9 日及89年12月5日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雙和分行支票號碼BG0 539784號、BG0000000號支票共二張用以支付紅利，吳俊國 更以派基公司董事長身分開立以吳俊國為發票人、發票日均 為89年12月10日、金額各100萬元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雙和 分行支票號碼AA0000000號、AA0000000號、AA0000000號支 票共三張，朱曉帆與蘇進和則共同簽立金額300萬元之本票 一紙供作還款擔保，欲取信於鄭明星，致鄭明星因而陷於錯 誤，而同意出借現金300萬元予吳俊國擔任董事長之派基公 司，並陸續於89年11月27日下午3時許、89年11月28日某時



許，分別在派基公司交付現金200萬元、100萬元予派基公司 人員收受，後因支票號碼BG0000000號、BG0000000號、BG00 00000號、AA0000000號、AA0000000號、AA0000000號之六張 支票屆期提示均遭退票，鄭明星前往派基公司尋找吳俊國、 朱曉帆、蘇進和及黃武康，惟該四人均逃逸無蹤，且派基公 司大門深鎖，始知受騙。
二、案經鄭明星訴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 追加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 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 ，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 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 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 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 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檢察官、上訴人即 被告吳俊國均未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陳述及所調查之證據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 得為證據之情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及證明力明 顯過低之瑕疵等情況，認為適當，是本案經調查之證據均有 證據能力。至於以下所引其餘非屬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 傳聞法則，復查無違法取得之情事存在，自應認同具證據能 力。
二、上訴人即被告吳俊國並不否認發票人為派基公司、金額各15 0萬元、發票日均為89年12月7日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雙和分 行支票號碼BG0000000號、BG0000000號支票二張及發票人為 被告、發票日均為89年12月10日、金額各100萬元之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雙和分行支票號碼AA0000000號、AA0000000號、 AA0000000號支票三張均為其所簽發，惟否認有何詐欺犯行 ，辯稱略以：不認識介紹人王光榮及告訴人鄭明星，也沒有 騙鄭明星，89年11月30日之前派基公司財務狀況很緊張，有 一天蘇進和叫伊開三張個人票，說因為派基公司欠錢，需要 拿個人支票去借錢，印象中帶著三張個人支票在路邊交給某 個人，不確定那個人給伊多少錢，腦中都一直想270萬，不 知是否正確，蘇進和說這是高利貸，雖然很勉強，但還是答 應蘇進和請求去開票借了高利貸云云；其原審辯護意旨略稱 ：鄭明星係聽信黃武康之說詞始借予300萬元，且將其中200 萬元交給黃武康，鄭明星與被告並無實際接觸，黃武康個人



之詐騙行為顯無法證明與被告有關，遑論被告就黃武康之詐 騙行為有何共犯可言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89年11月為派基公司負責人，蘇進和為派基公司副董 事長，朱曉帆為派基公司董事與財務副總經理，有派基公司 變更登記表在卷可查。被告、朱曉帆、蘇進和、黃武康共同 以派基公司名義於89年11月27日向鄭明星借款300萬元，並 由被告開立發票人為派基公司、由朱曉帆與蘇進和二人背書 、金額各150萬元、發票日均為89年12月7日之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雙和分行支票號碼BG0000000號、BG0000000號支票共二 張供作還款工具，及開立發票人為派基公司、由朱曉帆與蘇 進和二人背書、金額分別為100萬元及50萬元，發票日分別 為89年12月9日及89年12月5日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雙和分行 支票號碼BG0000000號、BG0000000號支票共二張用以支付紅 利，被告更以派基公司董事長身分開立以被告為發票人、發 票日均為89年12月10日、金額各100萬元之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雙和分行支票號碼AA0000000號、AA0000000號、AA000000 0號支票共三張，朱曉帆與蘇進和則共同簽立面額300萬元本 票一紙供作還款擔保，而支票號碼BG0000000號、BG0000000 號、BG0000000、AA0000000號、AA0000000號、AA0000000號 之六張支票經提示後，均因存款不足遭退票等情，業據證人 即告訴人鄭明星於原審時證述明確（原審卷第138至141頁） ，核與蘇進和及王光榮分別於警詢、偵查時之陳述情節相符 （偵字第13571號卷第4至7、12至13、101至103頁），並有 印有黃武康為派基公司副總經理之名片、支票號碼BG000000 0號、BG0000000號影本及退票理由單、發票人為朱曉帆、蘇 進和之金額300萬元本票影本、支票號碼AA0000000號、AA00 00000號、AA0000000號影本及退票理由單、支票號碼BG0000 000號影本、支票號碼BG0000000號影本及退票理由單各1紙 在卷可稽（偵字第13571號卷第25至30頁、原審卷第144至14 6頁）。
㈡、關於借款之原因及經過，證人鄭明星於原審時，證稱略以： 王光榮是伊大哥當兵時的朋友，跟伊也是餐廳的合夥人，因 為當時餐廳不太賺錢，王光榮就跟伊介紹一個案子，可以賺 很優渥的利潤，王光榮說這是黃武康介紹的案子，派基公司 是做電腦的公司，有一筆3,000多萬元的交易要做，但是缺 300萬元開信用狀，如果信用狀開成，可以賺1,500萬元，如 果開信用狀成功，會分給伊一成的利潤，第一次和黃武康見 面是在王光榮的辦公室，黃武康說要分一成利潤給伊，後來 去派基公司，黃武康把股東即被告、朱曉帆、蘇進和都約來 ，那天蘇進和拿公司登記表和其他資料給伊看，被告也在場



，被告自稱是派基公司董事長，還說派基公司因為要接這筆 生意，需要開3,000萬元的信用狀，要借款300萬元去開信用 狀，被告、朱曉帆、蘇進和都有說會給伊一成的利潤，伊當 場看朱曉帆、蘇進和在支票號碼BG0000000號、BG0000000號 支票上背書，被告也開他的個人票出來，朱曉帆和蘇進和還 有簽本票，作為共同保證，最主要是開公司票，如果公司票 兌現了，伊就把其他的票還給被告等人等語（原審卷第138 至141頁反面），核與王光榮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情節大 致相符（偵字第13571號卷第12至13、101至103頁），顯見 鄭明星係因相信派基公司有開信用狀之資金需求，且相信派 基公司、被告、朱曉帆、蘇進和之還款能力及渠等開立之支 票、本票能夠兌現，始答應借款並如數交付現金，並非如原 審辯護意旨所稱告訴人僅因聽信黃武康之說詞即借予300萬 元。而就交付現金時何人在場部分，證人孫良智於警詢時證 稱：89年11月27日伊開車送鄭明星拿200萬元到成都路1號11 樓，當時有黃先生（指黃武康）、吳先生（指被告）、朱先 生（指朱曉帆）、蘇先生（指蘇進和）在場等語（偵字第13 571號卷第15頁），足見被告於告訴人交付現金時在場，另 參諸前揭用以還款之派基公司支票及用以擔保之被告個人支 票均為被告所開立等情，應認被告辯稱：不認識鄭明星，與 告訴人並無實際接觸云云，並不可採。
㈢、被告於原審時自承：派基公司從82年成立到89年為止，據伊 所知，沒有什麼3,000萬元的生意，一筆頂多幾十萬元的美 金，89年11月30日之前派基公司財務狀況很緊張等語（原審 卷第17、161頁反面），蘇進和於警詢時亦供述：派基公司 曾於89年11月27日向鄭明星借款300萬元，借款是因為公司 周轉欠錢，借錢當時派基公司就在借款周轉，後來因為派基 公司沒有錢，所以無法償還等語（偵字第13571號卷第5至6 頁），可見被告、朱曉帆、蘇進和、黃武康等人向告訴人所 稱派基公司需要借款之原因純屬虛構，且於被告、朱曉帆、 蘇進和、黃武康等人向告訴人借款當時，派基公司之財務狀 況不佳，根本無還款能力，被告、朱曉帆、蘇進和、黃武康 等人明知上情，卻編造理由向告訴人借款300萬元，足見渠 等有詐欺之犯意甚明。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 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 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者。二、與待證事實 無重要關係者。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 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者。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定有明文 。被告於原審與本院審理時，雖聲請傳喚證人王光榮到庭作 證，惟證人王光榮經原審依址傳喚並囑託拘提均未到庭，有



送達回證、囑託拘提函文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34至135、15 4頁），顯然因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已符合不能調查之情 形，揆諸前開說明，應予駁回。
㈣、辯護意旨雖略以：證人鄭明星稱：「（剛剛說本來與王光榮 約定私底下一個人各分擔150萬元，實際上這300萬元究竟你 們各出多少錢？）我先付300萬元，因為王光榮那時候沒有 錢，我先代墊150萬元，退票以後，王光榮有給我150萬元。 」其所關於不利於被告之陳述，並非可採，依據王光榮、蘇 進和於偵查之陳述，被告僅係派基公司之董事長，所以要一 併出面解決債務，並非有共同詐欺之罪行，又依被告之出入 境資料顯示，被告於89年12月1日出境後，在大陸處理公司 業務，鄭明星在89年12月初提示有關支票之際，被告在大陸 未過問其事，且該業務係由公司之朱曉帆、蘇進和、林素珍 等人處理，被告實無共同詐欺之犯意，若認為有罪云云。然 被告於89年12月1日出境以前，有多次出境紀錄，且於89年1 2月1日出境後，90年4月3日入境，90年4月11日出境後，迄 100年1月4日入境時，因通緝被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查 獲，期間近十年之久，有入出境資料在卷可查，而被告於通 緝到案之偵查訊問時，亦坦承開票借錢，僅辯稱：「蘇進和 借了300萬元，強迫我開票借錢。」、「去拿270萬現金，給 了30萬元利息。」等語。又被告為派基公司之董事長，有派 基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查，該公司於87年7月辦理增資之 股款，尚須向人調借（卷附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 第238號刑事判決所載），且被告於原審亦坦承：「我記得 在2000年11月30日之前公司財務狀況很緊張。」、「（所以 你的意思就是說你雖然很勉強，但是還是答應蘇進和的請求 去開票借了這筆高利貸？）應該是這樣。」、「那筆錢是為 了公司渡過支票關，我交給會計小姐，但那關沒有過。」等 語，足徵被告於開支票借錢之際，已預見有無法支付之情形 ，更進而出國不歸，是被告應有詐欺之意圖。而「刑法第33 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 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 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 ，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46 年台上字第260號判例參照）。」被告如將公司實況告知貸 款者，衡情即無從貸得款項，則告訴人鄭明星之陳述尚符常 理，況其陳述與王光榮在偵查具結之證詞相符，是辯護意旨 所述，尚難作為被告有利認定。至於辯護意旨雖要求審酌被 告精神狀況量刑，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於行為時，有刑法第 19條第1、2項之情形，被告如需入監執行，而有監獄行刑法



第11條規定情形，檢察官仍得依法斟酌處理。㈤、綜上，被告所辯尚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詐欺犯行洵 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部分：
㈠、查被告行為後，刑法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 行，爰比較新舊法適用如下：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 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 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 該條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 法，本身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 適用新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又本 次刑法法律變更，新、舊法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 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 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 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最高法院95年 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如下：1.新修正之刑法，就 共同正犯之規定，將正犯之定義由「二人以上共同『實施』 犯罪之行為」修正為「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 ，因就本案被告刑之輕重均無影響，適用修正後之規定並無 較有利於被告。2.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法定刑 罰金部分，依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款之規定，最低額為新 臺幣1,000元，惟依被告行為時之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 金之最低額僅新臺幣3元。比較修正前後之刑罰法律，適用 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顯未有利。綜合上述各條文修正前、 後之比較，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應整體適用被告 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與 朱曉帆、蘇進和、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黃武康之成年男 子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並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修正前刑法第28 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之規定，審酌被告不思以正途賺取 財物，竟以事實欄所載方式詐騙告訴人，致告訴人受騙而交 付事實欄所載財物，並於得手後避居國外，至100年1月4日 始返國，有其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參（原審卷第29頁）， 所為十分惡劣，又衡以被告詐得之金額甚高，犯後矢口否認 犯行，飾詞狡辯，毫無悔意，且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 態度難謂良好，暨其犯罪之目的、手段、生活狀況、智識程 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又被告犯罪時間雖 在96年4月24日之前，惟按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



施行前，經通緝而未於96年12月31日以前自動歸案接受偵查 、審判或執行者，不得依該條例減刑，同條例第5條定有明 文。本案被告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於91年間併案通緝 ，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度罪犯減刑條例施行前發布通緝， 而被告嗣於100年1月4日到案，已逾96年12月31日之期限， 揆諸前揭條例規定，自無減刑之適用。
㈢、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不合，量刑之諭知亦屬妥適，被告 上訴仍執前詞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啟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9 月 1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溫耀源
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施俊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沈君融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9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