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易字第一五五一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丙○○
右列被告因誹謗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一年度偵字第二一九五號），本院判
決如左：
主 文
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丙○○為臺中市○○區○○路一段五一巷六二號「文心凱旋二期 」社區第九屆管理委員會（下稱文心凱旋管委會）主任委員，因社區管理及交接 資格問題與前任主任委員甲○○、委員戊○○及前總幹事乙○○有隙，於民國九 十年六月三十日辦理交接時，在交接現場接獲不詳姓名年籍之人自高樓灑落，標 題為「把真相凸顯出來吧」，內容係誹謗甲○○、乙○○（已於偵查中撤回告訴 ）及戊○○之文宣（下稱「誹謗」文宣），被告丙○○竟意圖散布於眾，命總幹 事丁○○將上開誹謗文宣收齊並加印後，交由不知情之彭國俊轉交不知情之羅富 雄（業經不起訴處分在案），於同年七月三日發放該文宣予社區各住戶，以散布 文字之方式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之 誹謗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 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且認定不利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 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 八一六號著有判例可憑。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 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時，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至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 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 懷疑存在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亦有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 例意旨可資參照。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之誹謗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戊○ ○、甲○○二人之指訴及卷附之「誹謗」文宣已逸脫公共利益相關範疇，亦非對 可受公評之事所為之適當評論，且與另一「親愛的住戶，您好」文宣之標題、內 容均無雷同之處，客觀上顯無在指定影印或指定發放時混同誤認之可能，而認定 係被告指示丁○○委由不知情之彭國俊、羅富雄散發該「誹謗」文宣，且無誤發 可能等情，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丙○○堅詞否認有何上揭犯行，辯稱：該「 誹謗」文宣當日係由頂樓處飄下，伊與其他社區委員取得此文宣後，即請丁○○ 收起來，並沒有指示丁○○發放，且當日係指示丁○○去影印發放標題為「親愛 的住戶，您好」的文宣，當日會誤發「誹謗」文宣純係丁○○在輾轉指示之過程 中發生誤解所致等語。
四、經查：
（一）告訴人固指稱被告指示羅富雄散發該「誹謗」文宣一節，係由不知情之羅富雄 所告知云云，然證人羅富雄於偵查中係結證稱：當日係經彭國俊指示散發傳單
，且僅散發該份傳單（指「誹謗」文宣）至各戶信箱，並未散發其他傳單等語 （見偵查卷八六頁）；而證人彭國俊亦於偵查中結證稱：「是總幹事（指丁○ ○）打電話給我但沒找到，後來回到警衛室，有人告訴我總幹事要我將抽屜內 的一疊東西交給清潔工去發，只記得是同一個顏色，而且抽屜內只有那一疊東 西，於是就交給羅富雄他們去發，要他們分完就可回家。」、「我對該文宣有 印象（指「親愛的住戶，你好」之文宣），但絕對不是在同一個時間發出去的 。」、「（問：當天丁○○如何說？）當天他不是當面跟我說，是託他人交代 別人告訴我的。」等語明確（見偵查卷第八六頁），顯見證人羅富雄、彭國俊 均未明確證稱係由被告指示丁○○散發上揭「誹謗」文宣，是縱被告所辯稱： 當日放在抽屜內之文宣確有有「誹謗」文宣及「親愛之住戶，你好」文宣等二 種文宣云云與事實不符，惟尚難僅以被告不實之辯解而認定被告係指示丁○○ 散發該「誹謗」文宣之人。
（二）況證人丁○○已先於偵查中結證稱：「印好後我有向丙○○確認，但卓說不要 發，於是我就放在櫃子裡。而當時剛好要收管理費，所以我才打電話給彭國俊 ，結果彭國俊不在，由別人接的電話，於是我就交代說櫃子裡有東西要發，沒 想到他把真相凸顯內容傳單發出去了。」、「：：：也許當時是彭國俊弄錯， 誤將櫃子裡的東西全部拿去發的，而那時我很忙，是以電話通知彭國俊發的。 」、「我是向彭國俊說櫃子內有一些公告，要他拿去發一發。」等語（見偵查 卷第七七頁、六七頁），復於本院調查時結證稱：「是。當時從樓上灑下一大 堆文宣，之後就收齊都交給我，主委（指被告）叫我先收起來，當初有委員說 有義務要將這件事情給住戶知道。我們發放一般文宣，都需要管委會蓋章。當 天我將該文宣連同另外一張公告拿出去印，我印完要拿去主委即被告那邊蓋章 ，主委向我說該文宣不能發放出去，我將文宣先放在管理員處，我打電話過去 的時候，是另外一晚班的管理員接的，我跟他說我有一個公告要發，麻煩請他 發出去。」、「管理室有一個櫃子、很多抽屜，文宣沒有放在同一個抽屜。我 只有講說抽屜有文宣，麻煩管理員發一下，並沒有指定是哪一份文宣。被告沒 有指示我將系爭文宣發出去。」等語（見本院九十一年八月六日訊問筆錄）， 顯見證人丁○○並無明確指示證人彭國俊散發該「誹謗」文宣至各住戶信箱之 情事。又證人李玉珍亦到庭結證稱：「九十年六月三十日從樓上飄下一些卷附 的文宣，那時候大家撿起來看，被告就叫我們將文宣收起來交給丁○○，很多 委員都講說不能將該文宣發出去，之後丁○○將文宣放在管理員的崗哨處。過 了兩、三天被告就打電話給我，說丁○○怎麼也把系爭文宣拿出去印，被告叫 丁○○把印錯的文宣收好，到時候再通知委員如何處理，之後就發生本案。」 等語；證人張森柏則結證稱：「我是第九屆管委會的設備（委員），九十年六 月三十日晚上我們要與告訴人他們作交接，告訴人他們當天沒有到現場，我們 在等告訴人的過程中，從告訴人住的那一棟樓上飄下整疊系爭文宣，我們大家 就說不能將系爭文宣發出去。」等語（見本院九十一年九月三日訊問筆錄）。 另證人黃惠美於偵查中結證稱：「該文宣確實由頂樓飄下來的，之後卓小姐就 要丁○○將文宣收起來。」等語（見偵查卷第六九頁）。是被告當日雖曾接觸 過該「誹謗」文宣，然由上開證人之證述內容言以觀，證人羅富雄係經多次輾
轉傳話使在不知情之情況下將該「誹謗」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指示證人丁○ ○散布該文宣之故意，是被告辯稱並自無毀損告訴人二人名譽之誹謗故意，應 可採信。
（三）末按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第二項誹謗罪之成立，須對於具體「事實」之指 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者，始為刑法所制裁。至於針對特定事項，依個 人之價值判斷而提出主觀之意見及評論，縱其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 或影響其名譽，仍不構成誹謗罪；此乃因事實有能證明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 則為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在民主多元社會各種價值判斷皆應容 許，不應有何者正確或何者錯誤而運用公權力加以鼓勵或禁止，僅能經由言論 自由之市場機制，使真理愈辯愈明。又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十 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 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 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 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 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三項前 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 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 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 ，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 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 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最 高法院九十年度台非字第一五五號判決參照）。就此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條第 三項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此業經司法院大法官於八十九年七 月七日作成釋字第五０九號解釋在案。依照上開解釋意旨，刑法第三百十條第 一項、第二項誹謗罪之成立，行為人除須具備誹謗之故意外，若其所指摘或傳 述之事實為真實，且與公益有關者，或依其所提證據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 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相繩，是必在合於本法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並適用 上開「真正惡意原則」及「真實抗辯原則」後，始認為有誹謗罪之成立。簡言 之，我國立法者在就人格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基本權發生衝突時，首先選擇以 一干預強度較大之刑法規範機制之方式，來保護人民之人格名譽權益，並藉由 言論人所為之事實陳述係真實且與公益相關時，將之排除於誹謗罪之處罰範圍 外，以作一價值權衡。此外，該事實陳述係真實之舉證責任不應加諸於行為人 ，法院仍有真實發現之義務，且對於所謂「能證明為真實」之證明強度，不必 至於客觀之真實，只要行為人並非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非因重大之過失或輕 率而致其所陳述者與客觀事實不符，皆應將之排除於誹謗罪之處罰範圍之外。 本件告訴人甲○○於案發當時身為「文心凱旋管委會」之卸任主任委員，而告 訴人戊○○則係甫卸任之管委會委員，均受所有區分所有權人委託執行社區管 理工作，其是否能夠不負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所託，而執行上開工作，攸關社區 居住品質而直接影響居民居住之環境之良窳，又「文心凱旋二期」社區之公共 基金存款之運用，與該社區管理工作息息相關，均為社區居民所關注之焦點，
自無庸疑，是若該社區之住戶於告訴人二人卸任交接之時，對於告訴人二人於 任職社區委員期間，對管理及運用「文心凱旋二期」社區公共基金之方式提出 質疑，並有提出相關之資料，且非無的放矢，顯係對可供公評之事項而為評論 ，則揆諸首揭法律對於言論自由之保護、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百零九號解釋之 意旨及真正惡意原則，縱使該社區之人曾散布該「誹謗」文宣，若曾提出相關 資料據以為質疑之基礎，應屬於憲法所保障表現自由中之意見陳述範圍，自應 將之排除於誹謗罪之處罰範圍之外。準此，若退步言之，縱認被告確有散布該 「誹謗」文宣之行為，然因被告已提出本院執行命令、「文心凱旋二期」社區 管委會職務接接清冊（財務委員職務交接事項補充暨聲明事項）、收支明細表 、八十九年七月份報表、八十九年九月份支出明細表、住戶規約、組織章程、 社區設備安裝承攬合約、車道管制系統安裝保固合約、門禁管制系統工程租賃 合約書、總辭聲明書等文件（均附於本院刑事卷宗），作為其質疑告訴人管理 及運用社區公共基金之依據，顯見被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已足認被告應係有 相當理由，確信其於該「誹謗」文宣內所載之事項為真實，始對上開社區住戶 散發上開「誹謗」文宣，故亦不足認被告有何誹謗之犯意。五、綜上等情，被告既不具誹謗之故意，其行為自與誹謗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自不能 僅憑告訴人之指訴即遽入被告於罪。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公訴 人所指之上述犯行，揆諸首揭法條規定，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四 月 一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 世 華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須附繕本 )。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四 月 二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