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九九０號
上 訴 人 甲○○
右上訴人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七
日第二審更審判決（八十九年度上更㈠字第一二六號，起訴案號：台灣花蓮地方法院
檢察署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二一一五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與羅玉蘭曾具同居關係，於民國（下同）八十四年二月間，二人因意見不合而分手，惟甲○○仍常向羅玉蘭糾纏索取金錢使用，然遭羅女所拒，竟於八十四年十一月間甲○○佯裝與羅女相好並為其申請空白支票，再乘機竊取其中三張空白支票後，竟意圖供行使之用，基於概括犯意未經羅玉蘭同意，在花蓮市○○○街二巷二之一號二樓，以需用票據作為押票金為由，使不知情之劉欣茹在羅玉蘭之票號ＶＢ0000000號之華南商業銀行花蓮分行支票之發票人處偽簽羅玉蘭之名，並由甲○○擅自簽寫面額新台幣（下同）一百萬元及發票日八十五年十二月二日，並再盜用羅玉蘭之印章使用；又於同年月間在花蓮縣市某處，再度盜用羅玉蘭之印章在羅玉蘭上述銀行票號ＶＢ0000000號及票號ＶＢ0000000號之支票上，並分別填寫一百萬元以及一百二十萬元，惟日期則未加填寫。嗣後為遂其向羅玉蘭取得財物之目的，乃教唆許文壽（經另案判處罪刑確定）持上述三張支票向羅玉蘭以恐嚇之手段取得財物，並即將該三紙支票交付許文壽，許文壽取得支票之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八十五年六月二日下午四時許，夥同知情之巫子湖、邱炎剛（以上二人已判刑確定）及另不詳姓名男子一人共四人，持該三紙支票至花蓮縣新城鄉○里村○里○路六十六巷六號之羅玉蘭住處，向羅玉蘭催討款項，並向羅玉蘭恐嚇稱如不把錢交出將要其好看，且要將其押走等語，使羅玉蘭心生畏怖，但因羅玉蘭無法立即交付款項，乃改約於八十五年六月七日交付金錢，嗣於八十五年六月七日下午三時五十分許，許文壽、巫子湖、邱炎剛等三人前往上址取款時，經羅玉蘭報警查獲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不當之判決，改判論處甲○○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刑，固非無見。
惟查科刑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與其所採用之證據不相適合，即屬證據上之理由矛盾，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查原判決事實認定上訴人以需用票據作押標金為由，使不知情之劉欣茹在票號ＶＢ0000000之支票上偽簽羅玉蘭之名，並由上訴人自填寫面額一百萬元及發票日為八十五年十二月二日後，再盜用羅玉蘭之印章使用；惟證人劉欣茹於偵查中證稱：該支票確係由上訴人要求其簽發，且簽發時印章都已蓋好（見偵查卷第五十四頁背面），足見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與其採用之證據不相適合，原判決即有證據上之理由矛盾之違誤。又上開支票交與證人劉欣茹填寫羅玉蘭字樣時，已否蓋用羅玉蘭之印章，亦待研求。再本件系爭之三張支票，除上述ＶＢ0000000號一張支票係使用羅玉蘭大印章外，其餘二紙支票均蓋用羅玉蘭大、小二印章，而羅玉蘭亦證稱：「大的印章不見了，我就改小的……」（見原審上訴卷第五十九頁背面），足證告訴人羅玉蘭曾先後使用大、小二個印章，則羅玉蘭變更使用小印章之時間為何？如未經告訴人羅玉蘭之同意，上訴人有無可能先後二次盜用告訴人之印章
，實情究何？原審未詳加勾稽，遽行判決，亦有依法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誤。次查證人即告訴人羅玉蘭於原審前審曾證稱：「……票都是我自己簽發，是甲○○替我申請，是八十四年申請，我自己在使用……支票與印鑑也是我自己保管，甲○○要用票向我借，他自己開票，我蓋章，這三張票，第一張是我姪女簽發的，第二、三張支票沒有寫日期及金額，他說要押票金，我就借給他票，金額他自己寫，我不知他寫多少，印章是我蓋的」「（第一張票何以改為八十五年？）票是改了之後才蓋章，我替甲○○改的」（見同上卷第五十九頁正、背面），此部分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何以不採？原判決未於判決內記述其理由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非無理由，應認原判決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六 月 五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官 呂 潮 澤
法官 白 文 漳
法官 陳 世 雄
法官 孫 增 同
法官 林 開 任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六 月 十一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