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六○六一號
上 訴 人 甲○○
右上訴人因傷害致人於死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日
第二審判決（八十九年度上訴字第二五六號，起訴案號：台灣台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八
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六九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於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二日下午與洪金爐、黃仁韋、許邵鴻、曾文卿等人在台東市○○街五十六號「悅園小吃部」飲酒。至同晚十時許，洪金爐已不勝酒力，上訴人乃決定結束離去，惟洪金爐仍有意續飲而發生爭吵。嗣於步出該店時，洪金爐竟出手毆打許邵鴻致其鼻子流血，上訴人見狀心生不滿，自其所駕駛之ＷＴ｜八四七五號工程用小貨車內取出長約五十公分，外包塑膠，約與警棍同粗之電纜線一截，毆打洪金爐之右頭頂部，致洪金爐倒地，因右頂顳枕部受鈍力傷，造成顱骨線狀骨折並廣泛性蜘蛛網膜下出血。上訴人與黃仁韋見狀，乃將洪金爐扶上洪金爐之自用小貨車，並駕駛該車，送洪金爐返家休息。至翌（十三）日上午七時二十分許，洪金爐之友人陳日春至洪金爐住處欲叫醒洪金爐工作時，發現洪金爐已傷重死亡，乃通知其配偶洪許秀里，並報警處理等情。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傷害人之身體，因而致人於死罪刑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惟查：㈠加重結果犯，以行為人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預見之可能，在客觀上能預見而主觀上不預見者為要件。而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係對於犯普通傷害罪致發生死亡結果所規定之加重結果犯。故該罪之成立，除行為人對於傷害有犯意外，依刑法第十七條規定，必須對於死亡之結果在客觀上能預見（但主觀上不預見），始克相當。前揭構成犯罪之事實，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八條、第三百十條第一款規定，自應於事實欄明白認定，並於理由內說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方足以資論罪科刑。原判決事實雖記載：上訴人見洪金爐出手毆打許邵鴻，因而心生不滿，乃持一截與警棍同粗之電纜線，毆打洪金爐之右頭頂部，致洪金爐倒地，因右頂顳枕部受鈍力傷，造成顱骨線狀骨折並廣泛性蜘蛛網膜下出血，延至翌日傷重死亡。但上訴人係基於何種犯意（傷害或殺人），持電纜線攻擊洪金爐之頭部？上訴人於行為時，對於死亡之結果，是否客觀上能預見而主觀上不預見？非但事實欄未明白認定，理由內亦毫無說明，自不足為適用法律之依據。㈡證據雖已調查而其內容尚未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屬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原判決依據承辦警察林金寶所供：當初在追查時，曾在上訴人之車上發現一支電纜線，長約五、六十公分，粗細約與「警棍」同，因被害人沒有明顯外傷，所以沒有扣押該電纜線（見原判決第二面第十七行至第三面第二行），採為證據。認定上訴人係持該未扣案，粗如「警棍」之電纜線為犯罪工具，傷害洪金爐致死。惟當時在場之目擊證人黃仁韋，於審判中係證稱：「我看到他（指上訴人）拿電纜線是黑色的，有好幾根連在一起和『中指』一樣粗的電線」（見第一審卷第六十六頁）；核與承辦警察所供，與「警棍」同粗之電纜線，並非同一。究竟實情如何？原審未予究明，即遽行判決，亦有疏漏。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指摘所及，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
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 月 三十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官 呂 潮 澤
法官 白 文 漳
法官 陳 世 雄
法官 孫 增 同
法官 林 開 任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一 月 四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