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五七號
上 訴 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乙○○○
號4
甲 ○ ○
巷1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俞 兆 年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常業重利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
國九十一年三月六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年度上更㈠字第一一
二三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年度偵字第
二二三九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乙○○○、甲○○曾於民國八十五年間共犯常業重利罪，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各判處有期徒刑八月，均緩刑二年確定。被告等又共同基於常業重利之犯意，自八十七年一月間起各出資新台幣（下同）七十五萬元，在台北市○○○路○段一一八號五樓Ａ室經營地下錢莊，以00000000號電話為聯絡工具，招攬秦富台等人貸以金錢。而於八十七年二月二日及十四日，乘秦富台因經商急需資金週轉之機會，先後貸以二十萬元、十萬元，收取每一萬元月息三千元，相當於年利率百分之三百六十之重利，恃此收入為主要營生，以之為常業。至八十七年十月間，計向秦富台收取四十五萬元之高利，嗣於同年十月二十日下午二許經警查獲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等部分之判決，改判論處被告等共同常業重利罪刑，固非無見。
惟查：㈠、證據雖已調查而其內容尚未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屬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原判決事實認定，被告等於八十七年二月二日及十四日先後貸款二十萬元、十萬元予秦富台，至八十七年十月間已向秦富台收取四十五萬元之重利，係以被告等在警詢時坦承在卷及被害人秦富台之指訴，以為證據（見原判決第三面第八至九行）。惟依卷內資料，乙○○○於警詢時係供稱：「自開始放款迄今共約十餘位客戶，……放款利息並不固定，每借出一萬元向客戶收取每月一千五百元至三千元的利息，每十天至一個月收息一次，至目前為止共賺取利息約四十五萬元」、甲○○係供稱：「放款利息並不固定，視客戶熟悉程度而定，大部分借款客戶我們每借出一萬元即
收取每月一千五百元的利息，……但有一客戶秦富台係陌生客戶，所以貸她一萬元收取利息每月三千元。……迄今放款所收取的利息，共約四十五萬元」（見偵字第二二三九四號卷第八頁背面至第九頁、第十三頁）。依上開供述，究係於經營高利貸期間，共借款給十餘位客戶，合計賺取約四十五萬元之利息？抑或向秦富台一人，即收取四十五萬元之利息？原審未予究明，即遽行判決，已有疏漏。又秦富台於警詢時及偵審中始終指稱，已支付被告等七十餘萬元利息（見偵字第二二三九四號卷第十五頁背面、第十六頁背面，偵字第二四一二九號卷第五頁背面、第四十七頁；第一審聲羈字第六二六號卷第五頁；原審上訴卷第五十頁），與被告等之供述並不相符。究竟何者為正確？原判決並未說明其取捨證據之理由，均一併採為證據，亦有未合。㈡、原判決以：「陳吳稻、姚明珠、張鳳娥、吳達夫、李喬木、陳昌鉅、吳劍華等人，或開立支票交付被告乙○○○、甲○○二人，或在被告乙○○○、甲○○二人之存摺上有記載為入款之人，被告乙○○○、甲○○二人亦供稱彼等係向渠二人借款之人，……但彼等僅有姓名，無地址可供傳喚，……自難認此部分亦涉犯重利罪」云云，據為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此部分不成立犯罪之理由（見原判決第四面第十五行至第五面第四行）。惟依卷內資料，警方已搜獲陳吳稻等人名義之支票及退票理由單等扣案（見偵字第二二三九四號卷第二十至二十七頁），除可依支票帳號查悉陳吳稻等人之年籍資料外，退票理由單上且已載明詳細地址。原判決以「彼等僅有姓名，無地址可供傳喚」，即謂「難認此部分亦涉犯重利罪」云云，亦嫌速斷。檢察官及被告等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認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四 年 一 月 六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陳 炳 煌
法官 陳 世 雄
法官 韓 金 秀
法官 吳 信 銘
法官 徐 文 亮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四 年 一 月 十 日 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