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06年度上訴字第43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魏嘉宏
選任辯護人 劉聰熙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5 年度訴字第
486 號中華民國106 年3 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
南地方法院檢察署105 年度營偵字第888 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 實
一、丙○○於民國105 年4 月11日2 時44分許，得悉真實姓名不 詳、綽號「阿忠」之成年男子欲向其借用金融機構帳戶，且 丙○○無庸交付其所提供帳戶之存摺、印章、金融卡等資料 ，而係待款項匯入該帳戶後，再由丙○○直接前往金融機構 提領帳戶內所匯入之款項。而丙○○依其社會生活經驗，能 預見提供金融帳戶予來路不明之人，會被用於收受詐欺犯罪 之被害人匯款，且先行提供帳戶，再依指示提領款項，亦會 遂行詐欺犯罪中之取財行為，詎丙○○雖不知該詐騙集團之 詐騙方法，竟仍基於縱與他人共同實行詐欺犯罪亦不違背其 本意之間接故意，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忠」、「阿 輝」之成年男子及其等所屬詐騙集團成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5 年4 月11日2 時44分至同日2 時48分許之間某時，利用通訊 軟體「微信」與綽號「阿忠」之人聯絡，將其所有之中華郵 政股份有限公司學甲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 下稱系爭郵局帳戶）資料告知綽號「阿忠」之人。而「阿忠 」及「阿輝」所屬詐騙集團成員（無證據證明該集團成員中 有未滿18歲之人）自105 年4 月10日9 時9 分許起，在不詳 地點，陸續假冒高雄長庚醫院掛號人員、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偵三隊警員、金融犯罪中心王科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侯名皇」撥打電話予乙○○，並對其佯稱：因有 人冒用乙○○證件申請補助，經了解後發覺乙○○涉嫌洗錢 ，又抗拒傳喚應被拘提並羈押，但若將財產轉給亞太金融中 心託管，就沒關係云云，致乙○○誤信為真，隨依指示於10 5 年4 月11日11時17分許，至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上之溝子 口郵局，匯款90萬元至丙○○上開郵局帳戶內。隨後，綽號 「阿忠」之人要求丙○○協助提領該90萬元款項，丙○○即 自同日12時許起，陸續至郵局臨櫃提款55萬元、25萬元，並
以提款卡操作自動櫃員機之方式，跨行提款5 次，每次2 萬 元，共自其系爭郵局帳戶提領90萬元後，再於同日14時許， 在其位於臺南市○○區○○里00鄰○○0 號住處，依「阿忠 」之指示，將領得之90萬元全數交予綽號「阿輝」之人。嗣 因乙○○發覺有異，報警處理，為警調閱上開郵局帳戶資料 ，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 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立法意旨， 在於確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有處分權，得放棄反對詰問權 ，同意或擬制同意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屬於證據傳聞性之 解除行為，如法院認為適當，不論該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均容許作為證據 ，不以未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 為前提。此揆諸「若當事人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 據可作為證據，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 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立法意 旨，係採擴大適用之立場。蓋不論是否第159條之1至第 159 條之 4所定情形，抑當事人之同意，均係傳聞之例外，俱得 為證據，僅因我國尚非採澈底之當事人進行主義，故而附加 「適當性」之限制而已，可知其適用並不以「不符前 4條之 規定」為要件。惟如符合第 159條之1第1項規定之要件而已 得為證據者，不宜贅依第159條之5之規定認定有證據能力（ 最高法院104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本案下列所 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上訴人 即被告丙○○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同意列為 證據（見本院卷第66-67 頁），且公訴人、被告、辯護人並 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並非 違法取得，與待證事實具關聯性，證明力亦非明顯過低等情 ，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 5 規定，認具有證據能力。
二、復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至第159條之5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
，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所為之規 範；至非供述證據之物證，或以科學、機械之方式，對於當 時狀況所為忠實且正確之記錄，性質上並非供述證據，應無 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如該非供述證據非出於違法取得，並 已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即不能謂其無證據能力。本案以下所 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公 訴人、被告、辯護人皆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且無證據證明有 何偽造、變造或公務員違法取得之情事，復經本院依法踐行 調查證據程序，自得作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丙○○固不否認確有將其系爭郵局帳戶資料提供予 「阿忠」，並依「阿忠」之指示，陸續以臨櫃提領及持提款 卡操作自動櫃員機提款之方式，自系爭郵局帳戶提領90萬元 後交予依「阿忠」指示前來取款之「阿輝」等事實，惟矢口 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伊沒有參與詐欺被害人， 當時是「阿忠」以微信與伊聯絡，表示他公司有一筆錢要匯 給他，但他信用不良，錢一旦入帳戶就會被扣走，所以要向 伊借帳戶，伊有同意，但系爭郵局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印 章還在伊身上；伊與「阿忠」是在賭場認識，當時伊是賭場 工作人員，「阿忠」是賭客，伊2 年多前離開賭場後，直到 「阿忠」以微信聯絡要借帳戶時，雙方才有聯絡，伊不知道 「阿忠」之真實姓名，經朋友打聽，才知道他叫做「李正忠 」，伊不知道「阿忠」從事什麼工作、住在哪裡、聯絡電話 為何；因為「阿忠」說他趕不回來，本來要「阿輝」陪伊去 領款，後來伊是自己去領取90萬元，並依「阿忠」之指示在 伊住處交給「阿輝」；伊不知系爭郵局帳戶會遭用於詐騙犯 罪，伊亦不知所提領之款項係詐騙所得云云。
二、惟查：
㈠被告於105 年4 月11日2 時44分至2 時48分許之間某時，將 其於87年4 月14日所開立之系爭郵局帳戶提供予「阿忠」使 用；「阿忠」所屬之詐騙集團成員多人，自105 年4 月10日 9 時9 分許起，在不詳地點，陸續假冒高雄長庚醫院掛號人 員、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偵三隊警員、金融犯罪中心王科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侯名皇」撥打電話予告訴 人乙○○，並對其佯稱：因有人冒用告訴人證件申請補助， 經了解後發覺告訴人涉嫌洗錢，又抗拒傳喚應被拘提並羈押 ，但若將財產轉給亞太金融中心託管，就沒關係云云，致告 訴人誤信為真，隨依指示於105 年4 月11日11時17分許，至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上之溝子口郵局，匯款90萬元至系爭郵 局帳戶；丙○○則依「阿忠」之指示，於同日12時許起，陸
續至郵局臨櫃提款55萬元、25萬元，並以提款卡跨行提款5 次，每次2 萬元，共自其所有系爭郵局帳戶提領90萬元後， 再於同日14時許在其位於臺南市○○區○○里00鄰○○0 號 住處，依「阿忠」之指示，將領得之90萬元全數交予「阿輝 」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時指訴在卷（見 警卷第7-10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105 年5 月9 日儲字第1050078810號函及所附系爭郵 局帳戶開戶資料、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 案件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復興派出所陳報單 、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 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乙 ○○匯款之郵政匯款申請書、乙○○之郵局存摺影本（見警 卷第15-27 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營郵局105 年8 月1 日營字第1052900453號函《關於交易時間》、台新國際 商業銀行105 年8 月18日台新作文字第10521684號函《關於 跨行提款地點》（見偵卷第35、40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105 年12月23日儲字第1050235727號函及所附系爭郵局帳 戶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見原審卷第17-19 頁）等資料在卷可 按，堪認被告所有之系爭郵局帳戶，確為詐欺集團成員作為 實施詐欺告訴人乙○○犯行所用，且被告亦有親自提領告訴 人乙○○所匯入之款項90萬元等情屬實。
㈡詐騙集團成員為方便收取詐欺款項，並逃避檢警追緝，通常 以他人帳戶供作匯款帳戶，並透過施用詐術者與出面領取詐 騙所得者之分工，於被害人匯入款項後，儘速提領，以求在 被害人察覺遭詐騙前，順利領得詐騙款項，以免前功盡棄。 查某不詳之人於105 年4 月11日2 時48分許先以台新銀行自 動櫃員機跨行存款85元至被告系爭郵局帳戶後，告訴人隨遭 詐騙匯款90萬元至系爭郵局帳戶，該90萬元並立即遭被告分 次提領一空等事實，有系爭郵局帳戶之客戶歷史交易清單、 台新銀行105 年8 月10日台新作文字第10520680號函各1 份 （見警卷第18頁；偵卷第40頁）在卷可查。又依據目前經濟 水準及交易習慣，一般人幾無可能使用無法顯示存款人資料 之方式，特地跨行存款85元至他人帳戶，是上開存款85元之 舉動，應是詐騙集團成員取得該郵局帳戶後，為測試該帳戶 是否可正常使用，復為避免事後遭追查，所為之測試行為。 再者，本件告訴人匯款90萬元至上開郵局帳戶後，被告隨依 「阿忠」之指示，將90萬元分次全數領取交予「阿輝」，亦 與詐騙集團詐騙後迅速領走詐得款項之模式相符，堪認向被 告借用系爭郵局帳戶、指示被告提領及交付詐騙款項之「阿 忠」，及從被告收受詐騙款項之「阿輝」，均屬詐騙集團成
員無誤。
㈢按刑法上之故意，分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 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 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 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而間 接故意與有認識的過失之區別，在於二者對於構成犯罪之事 實雖均預見其發生，但前者對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後者 則確認其不發生。經查：
⒈金融存款帳戶事關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與存戶之存摺 、印章、提款卡結合，其專屬性、私密性更形提高，除非本 人授權或與本人具密切之關係者，難認有何理由可自由流通 使用金融帳戶；縱有特殊情況偶有將金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 之需，亦必深入瞭解其用途後再行提供使用，恆係吾人日常 生活經驗與事理；且金融帳戶為個人理財之工具，申請開設 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一般民眾皆可以存入最低開 戶金額之方式申請開戶，任何人可在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 數之存款帳戶使用，並無困難，此乃眾所周知之事實，則依 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苟見非親非故之人不以自己名義申 請開戶，反而以出價蒐購或其他方式向他人蒐集金融機構帳 戶供己使用，甚至委託他人代為領款，當預見蒐集金融帳戶 使用並委託領款者，應有不可告人之非法動機。況觀諸現今 社會上，詐騙集團蒐購人頭帳戶，持以實施詐欺取財犯罪之 事，常有所聞，政府機關、金融機構及大眾媒體亦一再宣導 或報導，已屬吾人一般社會經驗及常識，是倘持有金融存款 帳戶之人任意將其金融帳戶交付予他人使用，甚至依指示提 領來源不明之款項，自可預見該金融存款帳戶已被用於實施 詐欺取財犯罪。查被告於提供前開帳戶及提領款項時，為心 智成熟之成年人，又具有高職肄業之學歷及社會工作經驗， 且自承：我知道將存摺借給他人使用，可能會成為幫助詐騙 集團去詐騙的人頭帳戶等語（見警卷第5 頁），顯見被告對 於出借帳戶可能遭人做非法使用，應有預見。
⒉被告雖以上情置辯，然依一般常情，「阿忠」若係合法領取 公司給付之款項，縱使自身之銀行帳戶因故不能使用，亦可 借用親戚或熟識朋友之銀行帳戶，毋須向不熟識之人借用帳 戶，而徒增被偷領之風險。被告供稱：乙○○匯款90萬元至 我的帳戶，是我一個朋友叫我去提領的，他的名字我現在想 不起來，只知道他的綽號叫「阿忠」，之前我曾擔任賭場看 守之人時，而認識這個朋友，我與他已經很久沒有聯絡，是 領款前2 、3 天，這個朋友突然以微信跟我聯絡（見偵卷第 12頁反面）；我不知道「阿忠」、「阿輝」的年籍資料，我
跟「阿忠」是在賭場裡面認識的，我都叫外號，不知道真名 （見原審卷第12頁）；我在2 、3 年前在賭博認識「阿忠」 ，我透過朋友查出他的名字是李正忠，我不知道他的工作， 我沒有問他住哪裡, 也沒有他的聯絡電話，我離開賭場後就 沒有與「阿忠」聯絡，因為當時我電話壞掉了，後來「阿忠 」透過微信找到我。我不認識來我家跟我拿錢的「阿輝」， 也不知道「阿輝」的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見原審卷第28頁 正反面），可知被告與「阿忠」係在賭場認識，不知「阿忠 」之真實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工作等，且於其離開賭場 後，已有2 年多未聯絡，顯見其與「阿忠」並非熟識，亦無 互信基礎；反觀「阿忠」指示被告將領出之款項全數交付予 「阿輝」，顯見「阿忠」與「阿輝」關係密切，則「阿忠」 不向「阿輝」借用帳戶或委託「阿輝」領款，反捨近求遠向 不熟識之被告借用帳戶，並委託被告提領大額款項後交予「 阿輝」，實與常情相違。又「阿忠」向被告借用帳戶後，為 免被告未經同意領款，或將該筆款項據為己有拒絕交付，理 應告知被告其真實姓名，更應親自或委託「阿輝」與被告一 同前往領取款項，惟「阿忠」不僅未告知被告其真實姓名， 於關鍵領款之際亦不親自或委託「阿輝」陪同在側，反約定 於被告住處交付款項，又交代被告將款項全數交付予被告僅 於2 年多前見過1 次面之「阿輝」，更與常情不符，當係「 阿忠」、「阿輝」刻意避免於領款地點出現，而增加被察覺 或查獲之風險。是以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社會工作經驗，應可 察覺「阿忠」、「阿輝」之行徑誠屬可疑，而可預見該帳戶 會被作為不法使用，竟未詳究「阿忠」取得其系爭郵局帳戶 之用途為何，亦未確信「阿忠」不會將其交付之帳戶挪作非 法用途，即貿然將重要且專屬個人之系爭郵局帳戶資料提供 予「阿忠」，顯有容任「阿忠」、「阿輝」利用其所有之金 融機構存款帳戶作為詐欺取財犯罪工具發生之本意，且其同 時提款之「車手」，負責出面領取匯進其帳戶內之款項，俱 見其主觀上確有與「阿忠」、「阿輝」及其等所屬詐騙集團 成員共同實施詐欺犯罪之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客觀上並 有行為分擔，至為灼然。
⒊被告雖提出其與「阿忠」於105 年4 月11日以微信傳送訊息 之紀錄，以證明係「阿忠」向其借帳戶使用云云。然從該紀 錄觀察，「阿忠」之相片僅以背影示人，似有避免被識出真 實身分之意。又依據該紀錄所示，「阿忠」乃表示身上太多 現金帶不了，要向被告借用帳戶等語，與被告上開辯稱「阿 忠」表示是公司要匯錢給他，因其信用不良，錢匯入帳戶會 被銀行扣走，才要向被告借用帳戶等語不符；且當「阿忠」
表示其身上太多現金帶不了，要借用帳戶後，被告僅單純回 傳「好」、「沒問題」，對於「阿忠」為何會有那麼多現金 ？為何不存入自己帳戶？為何不向他人而要向被告借用帳戶 等一般人均會產生之疑問，均未向「阿忠」發問即直接同意 借出帳戶，亦與常情有違。再者，「阿忠」乃於短時間內傳 出大量訊息，並輔以圖片與被告積極聯繫借用帳戶及領款事 宜，反觀被告均以簡短訊息回覆，互動顯不熱絡，期間又有 多次不傳送訊息而直接進行通話，似有隱情；其間「阿忠」 固於105 年4 月11日3 時許要求被告傳送郵局存摺相片，被 告亦於105 年4 月11日3 時22分許傳送其郵局存摺封面予「 阿忠」，惟如前所述，詐騙集團成員於同日2 時48分許，即 以跨行存款方式測試該郵局帳戶，顯見詐騙集團成員於同日 2 時48分許前，已經得知上開郵局帳戶之帳號，則「阿忠」 於105 年4 月11日3 時許要求被告傳送其郵局存摺封面，顯 然多此一舉，不無刻意留下「阿忠」向被告借用帳戶使用紀 錄，以為事後託詞避責之可能。被告所提微信傳送訊息之紀 錄既有上開瑕疵，能否反應實情即有可疑，自不足為被告有 利之認定。
⒋被告雖舉證人甲○○以證明有所謂「阿忠」之人，而據證人 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在賭博做載送賭客的工作， 賭客中有人叫「阿忠」，他的外號好像叫「石頭」，感覺「 阿忠」和被告交情不錯，我是在賭場認識「阿忠」，我去都 會跟他打招呼，我見過「阿忠」4 、5 次，都是在賭場，我 私下沒有跟他聯絡，也沒有他的聯絡方式，我已經3 年沒和 「阿忠」見過面了，我不知道被告跟「阿忠」在賭場外有無 聯絡等語（見本院卷第98-103頁），依證人甲○○所述固可 證明被告確實認識一名叫「阿忠」之賭客，然證人並不知悉 被告將帳戶借予他人之事，是其證述自不足作為有利於被告 之認定。
㈣於105 年4 月11日2 時48分許，有一筆85元以跨行存款之方 式存入被告所有系爭郵局帳戶，已如前述，而被告所有系爭 郵局帳戶，自105 年1 月25日之後，即未再使用，有被告之 系爭郵局帳戶存摺影本可按（見本院卷第143 頁），「阿忠 」所屬之詐欺集團為確保取得之帳戶可供使用、被害人匯入 該帳戶之款項不致遭凍結，導致詐騙落空，而以小額存款之 方式，先行測試帳戶之可用性，實與常情無違，則辯護人稱 ：由詐欺集團測試系爭郵局帳戶，可知被告係受騙而交付該 帳戶資料，核與事實不符，難以採信。
㈤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僅傳送系爭郵局帳戶存摺之封 面照片給「阿忠」，並未交付系爭郵局帳戶之存摺、印章及
提款卡給「阿忠」，且苟被告有意從事詐欺犯罪，應無可能 提供自己之帳戶予「阿忠」使用云云。然，被告對於「阿忠 」、「阿輝」2 人之工作內容均不知悉，更欠缺對於匯入帳 戶內之金錢具有合法權源一事有何合理之信賴基礎，自無從 僅因被告係親自前往提領帳戶內之款項，即可推論被告主觀 上認為該帳戶匯入及提領之現款並無不法。尤其被告先後前 往提領該90萬元之過程中，既未當場對於上開款項之來源、 用途表示質疑或詢問確認，毫無任何過濾、查核等篩選作用 可言，僅係以帳戶名義人之身分出面臨櫃提款，如此又與其 將帳戶交由他人保管掌控何異？則被告雖未將系爭郵局帳戶 之存摺、印章、提款卡移由「阿忠」支配管領，惟其親自前 往領取數額不菲之90萬元款項，卻未追問該等款項來源或有 何異詞，形同翼護其餘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順利取得款項，反 而可藉由申辦帳戶之被告本人出面提款，解除提領大額款項 之限制，更易於促使渠等取財目的之實現。從而，辯護人上 開辯解，不足推翻前揭對被告不利之認定。
㈥按犯刑法第339 條詐欺罪而有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 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 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情形者，為加重詐欺 取財罪，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定有明文。亦即刑法第33 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係將「三人以上共同犯之」列為詐欺 罪之加重要件。本案被告係先於105 年4 月11日2 時44分至 2 時48分許之間某時，將其所有系爭郵局帳戶資料提供與該 「阿忠」，再由「阿忠」所屬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先後假冒 高雄長庚醫院掛號人員、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偵三隊警員、金 融犯罪中心王科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侯名 皇」等，向告訴人乙○○施用詐術騙取財物，再由被告依照 「阿忠」之指示，以臨櫃提款及持提款卡操作自動櫃員機提 款方式，自其所有系爭郵局帳戶內提領90萬元，再將所提領 之款項交付予「阿輝」，業如前述；而依照一般詐欺集團成 員之分工模式，除負責收購人頭帳戶者外，尚有其他人員負 責撥打電話詐騙被害人者、負責提領被害人受騙匯入人頭帳 戶內款項之車手等角色，則除「阿忠」、「阿輝」外，應尚 有其他詐騙集團成員；衡諸被告係年滿20歲之成年人，電視 媒體及網路新聞之接收當非難事，則其理當能透過新聞報導 及網路媒體，獲悉詐欺集團犯罪之相關報導，則被告對於「 阿忠」、「阿輝」背後尚有其他詐騙集團成員一節，亦當有 所知悉。
㈦復按現行刑法關於正犯、從犯之區別，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 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
其所參與者是否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其以幫 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苟係犯罪構成 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 罪，其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從犯。 故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 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 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92年 度台上字第5407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 ，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 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 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77年台 上字第2135號判例意旨參照）。觀諸本案係由「阿忠」、「 阿輝」所屬之詐騙集團成員向告訴人乙○○施用詐術，使告 訴人乙○○誤信為真，陷於錯誤而匯款至被告所有系爭郵局 帳戶，再由「阿忠」通知被告提領告訴人乙○○受騙匯入之 款項後交予「阿輝」等情，被告雖係擔任提供帳戶及提領詐 騙款項之工作，然其僅僅負責整個詐欺犯行中之一部分，未 必與其他詐騙集團成員認識碰面或知悉他人所分擔之犯罪分 工內容，然此一間接聯絡犯罪之態樣，正為具備一定規模詐 欺犯罪所衍生之細密分工模式，參與犯罪者透過相互利用彼 此之犯罪角色分工，而形成一個共同犯罪之整體以利施行詐 術，被告於加入詐騙集團之時起，即係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 思，在共同犯意聯絡下，相互支援、供應彼此所需地位，相 互利用他人行為，以達共同詐欺取財目的及行為分擔，揆諸 前揭說明，自應就其所參與犯罪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是被告雖未實際向告訴人乙○○施詐行騙，仍應與「阿忠」 、「阿輝」及其等所屬、實際施詐行騙之其他詐騙集團成員 等人共負詐欺取財之罪責。
㈧又共同正犯之所以應對其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負全部之 責任，以就該行為有「共同行為決意」為其界限，故若行為 人所實施之行為係超越原有之犯罪計畫範圍，而為其他行為 人所不認識者，其他行為人僅應就其所認識之程度負擔刑責 ，就逾越之部分無庸負責。查告訴人固係遭人假冒檢察官之 名義詐騙，然目前詐騙集團分工精細，負責取款人員對於集 團內施行詐騙人員，係假冒何種名義或以何種文件取信被害 人，多無法知悉，加上時下詐騙手法五花八門，被告雖知悉 其所提領之款項來路不明，係詐騙被害人之贓款，但未必知 悉係冒用公務員名義，以「假檢察官辦案監管財物」之方式 為詐欺取財犯行，是被告固有參與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之「 取款」行為，但其主觀行為決意，顯然無法認知「冒用公務
員名義犯之」此一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要件，自不構成刑法第 339 條之4 第1 項第1 款之加重條件，併此敘明。 ㈨綜上所述，被告所辯核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案 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部分：
㈠按現行刑法關於正犯、從犯之區別，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客 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 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其以幫助他 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 之行為，亦為正犯，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 其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從犯（最高 法院25年上字第2253號判例要旨參照）。而在詐騙集團中從 事詐騙所得款項之領款行為，係參與犯罪行為之實行，而非 單純於該詐欺集團犯罪行為完成後，予以助力，縱未參與事 前之謀議及事中之詐騙行為，仍應成立共同正犯，而非刑法 上不罰之「事後幫助」或單純之幫助犯（最高法院97年度台 上字第2889號、95年度台上字第2383號、100年度台上字第 2833號刑事判決均同此結論）。被告於提供系爭郵局帳戶之 初，即已得悉日後將由其本人出面領取帳戶內之匯入款項， 並非原本僅在於滿足對方提供帳戶資料之需求，而因突發狀 況（如帳戶遭到凍結，或金額過鉅須由本人親自臨櫃取款） 致臨時加碼要求被告向金融機構完成提領手續。則被告自始 即有參與詐欺犯罪構成要件（即提款行為）之認識，此與最 初僅具幫助犯罪意思並於犯罪過程中提昇為正犯故意之情形 ，究屬有別。又被告既係從事詐騙所得款項之領款行為，即 屬參與詐欺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而非單純之事中或事 後幫助行為可資比擬，揆諸前揭說明，已無論以幫助犯之餘 地。
㈡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以「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作為 詐欺取財犯罪之加重處罰構成要件，無非係考量多人共同行 使詐術手段，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其主觀惡性較單一個人 行使詐術為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且本款所謂「三人以上 共同犯之」，不限於實施共同正犯，尚包含同謀共同正犯， 此觀增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立法理由即明。本案 被告既係經由「阿忠」之指示前往郵局臨櫃或至超商設置之 自動櫃員機提領詐騙得款，之後將款項交予「阿輝」，顯見 共同參與實施詐欺犯罪之人數已達三人以上，此乃被告於提 款當時親身經歷見聞之事實，自不得謂其對於前揭加重處罰 構成條件毫無所悉；且如事實欄所載之詐欺犯行，除被告、 「阿忠」、「阿輝」參與其中外，另有其餘詐騙集團成員分
別佯裝為醫院掛號人員、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偵三隊警員、金 融犯罪中心王科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侯名 皇」，透過電話向告訴人乙○○施行詐術，而誘使告訴人乙 ○○陷於錯誤，並依電話中之指示匯款至被告所有系爭郵局 帳戶，最終再由被告出面提領受騙款項，各犯罪階段均屬緊 湊相連，且由三人以上縝密分工，相互為用，方能完成前揭 詐欺犯罪，實已具備組織化及集團性之特徵，而非隨機、偶 發之犯罪組合可資比擬，自已合致於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要件。
㈢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雖有多次提領款項之行為，然僅係同 一被害人遭詐騙款項分次取款，且被告各次取款時間尚屬密 接，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 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 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僅應論詐欺取財一罪 。
㈣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 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 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不問犯罪動機 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又關於犯意聯 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 ，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且 數共同正犯之間，原不以直接發生犯意聯絡者為限，即有間 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384號 、98年度台上字第713 號刑事判決參照）。被告雖未親自參 與撥打電話詐騙被害民眾之行為，惟其提供帳戶資料使告訴 人乙○○匯入受騙款項，嗣後再出面提領告訴人乙○○所匯 入之款項，即屬集團成員基於共同犯意聯絡所為之行為分擔 。被告前揭參與部分既為該詐欺集團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 要環節，足徵被告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本案，且與「 阿忠」、「阿輝」及渠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 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㈤又依被告在本案之犯罪參與程度，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知悉或 預見「阿忠」等人將如何詐騙被害人，已如前述。從而，檢 察官認被告上開所為，同時涉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 1 款之冒用公務員詐欺取財罪，應有誤會，惟此僅涉及加重 條件認定有誤，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既未減縮，即無不 另為無罪諭知之問題（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966號判決 意旨參照）。
四、撤銷改判：
㈠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查：⑴ 原審僅認定被告與綽號「阿忠」、「阿輝」之人為共同正犯 ，並未說明被告與綽號「阿忠」、「阿輝」所屬之詐騙集團 成員亦為共同正犯，容有未洽；⑵依卷附被告與「阿忠」之 微信對話內容，「阿忠」要求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之時間係10 5 年4 月11日2 時44分，而該詐騙集團成員於同日2 時48分 許跨行存入85元用以測試系爭郵局帳戶，可知被告提供系爭 郵局帳戶之時間，應係105 年4 月11日2 時44分至2 時48分 許之間某時，原審認被告提供系爭郵局帳戶之時間為105 年 4 月11日0 時至2 時48分許間某日，即有違誤。被告上訴意 旨猶執前詞否認涉犯詐欺取財之犯行，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云 云，被告所為前揭辯解並無可採，已詳見前述，被告之上訴 雖無理由，然原審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 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無視法令及政府一再宣示反詐騙之決心，不僅將 其申辦之系爭郵局帳戶供他人作為不法目的使用，更進而領 取告訴人被騙款項，不僅造成告訴人損失不少之金錢，亦助 長詐騙集團之犯罪風氣，危害社會治安，破壞社會秩序及社 會成員彼此之信任，並因此增加告訴人向幕後犯罪集團成員 追償及刑事犯罪偵查之困難，自屬非是，惟斟酌被告並無前 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且本案 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獲得利益，兼衡其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 ，受僱做貼鐵皮屋之工作，收入不穩定，未婚、有一未成年 子女，與女友及小孩同住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五、沒收之說明：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業於104 年12月30日、 105 年6 月22日修正公布，並自105 年7 月1 日生效施行； 修正後刑法第2 條第2 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 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已明確規範修正後有關沒收 之法律適用，應適用裁判時法，無比較新舊法之問題，本案 自應逕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刑法總則第5 章之1 沒收相關條 文，以為本案被告沒收之依據。
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 為普世基本法律原則，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 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 ，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 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 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然苟無犯罪所得，自
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固不待言，至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 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 ，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同無 「利得」可資剝奪，特別在集團性或重大經濟、貪污犯罪， 不法利得龐大，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追繳或追徵，對未 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 、追繳或追徵，本院向採之共犯連帶說，業於104 年8 月11 日之104 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供參考，並 改採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之見解。又所謂各人 「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 ，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 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 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 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 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 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告訴人所被詐騙匯入上開郵局帳戶之90萬 元，雖經被告領取，然該90萬元已悉數交付予「阿輝」，業 經認定如前，被告亦否認有因本案獲得任何利益。被告對上 開詐騙款項既無實際分配所得，又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此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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