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4626號
上 訴 人 呂釋廣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
分院中華民國114年5月29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179號
，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70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呂釋廣之犯行明確，因而撤 銷第一審之無罪判決，改判依刑法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 論處上訴人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 個人資料罪刑（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有關上訴人想像競合犯竊盜、詐欺取財、冒用身分而使 用他人國民身分證部分，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 款、第3款、第5款所定之案件，惟因原審係撤銷第一審之無 罪判決，而改諭知有罪，依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但書規 定，上訴人就此部分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並為沒收之諭 知。從形式上觀察，並無判決違法情形存在。 三、上訴意旨略稱：
㈠依告訴人鍾秋順於警詢時所述，其在民國112年9月12日搭乘 上訴人所駕車輛之隔天，就發現自己之身分證及健保卡（下 稱雙證件）遺失，卻未及時向上訴人詢問是否拾獲，且延至 7日後之同年月19日才申報遺失及補發，可見告訴人所述被 害情節之憑信性有限。又朱益宏於第一審及原審均不敢到庭 說明，白耀庭與上訴人則是在戒治所結識，有可能因某原因 與上訴人產生嫌隙，進而與告訴人聯手誣陷上訴人。本件應 係起因於告訴人要求上訴人代辦門號遭拒，告訴人因而心生 不滿，遂謊稱其雙證件遭竊，以設局陷害上訴人。
㈡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於112年9月17日20時許竊取告訴人之雙證 件，並於當日20時2分許冒用告訴人名義申辦本案門號及手 機，其間僅相隔2分鐘，與路程所需時間不符。況上訴人與 告訴人之體型、外貌均屬有異，若無告訴人之實質授權，電 信業者之門市人員自無可能僅憑告訴人之雙證件，即任由上 訴人為告訴人代辦門號。原判決未詳查上情，有理由不備及 矛盾之違法。
㈢上訴人若係冒用告訴人名義申辦本案門號，大可選擇低資費 之電信方案，何須自行負擔預繳7個月之電信資費新臺幣（ 下同）9793元？況上訴人並未以本案門號從事違法行為，且 冒名申辦門號遲早會被發覺，難認其有何動機為此不智之舉 。原判決未逐一審視有利於上訴人之各項證據，僅憑告訴人 之說詞逕認上訴人有罪，已嫌率斷。
四、惟按：
㈠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 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 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審理事實之法院，其認定被告犯罪事 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凡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種直接及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之作用 得其心證，而為事實之判斷，若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違，此 項判斷即與完全憑空推測迥異，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㈡原判決依憑上訴人坦承其於案發時、地持告訴人之雙證件申 辦本案門號及手機，且在相關申辦文件上簽寫「鍾秋順」之 姓名等情；佐以告訴人、白耀庭之陳述及其他相關證據資料 ，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本案犯行。並說明 ：⒈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均證稱：我在112年9月12 日19時許有請上訴人開車載我去找朋友，當時我有脫下外套 並在車內小睡一下，而雙證件就放在我的外套口袋裡，等到 隔天要就醫時，我才發現雙證件遺失；後來白耀庭有請我過 去拿雙證件，並說我的證件被綽號「鐵管」之友人（即上訴 人）拿去辦門號，雙證件是朱益宏（綽號「小龍」）拿給白 耀庭的；我沒有請上訴人幫我代辦門號，也沒有把雙證件交 給上訴人等語。此與白耀庭於第一審所陳：「小龍」有拿告 訴人的身分證給我，並叫我將雙證件一併還給告訴人等語相 符。上訴人亦自承：我是將告訴人的雙證件放在家裡，當時 只有朱益宏到過我家，結果告訴人的雙證件就不見了，我後 來才知道是白耀庭把雙證件還給告訴人等語。足見告訴人於 乘坐上訴人所駕駛之車輛後，其雙證件即已遺失，嗣經朱益 宏委請白耀庭將雙證件交給告訴人，並非上訴人主動請朱益 宏協助歸還。⒉依我國社會常情，一般人申辦行動電話門號
，並無限制一定之資格，告訴人自無委託上訴人代辦之必要 ；且申辦門號涉及所搭配之手機廠牌、型號，及月租費、通 話費如何計算負擔，通常均由申辦人與電信業者門市人員直 接討論。惟告訴人既未向上訴人說明何種方案，亦未交付金 錢予上訴人；且上訴人於申辦本案門號及手機時，不僅未表 明代理人之身分，反而冒用告訴人名義申辦，似在避免於相 關文件留下自己之資料，與常情不符。⒊上訴人與告訴人居 住之區域相距不遠，又有共同之朋友，上訴人若有意找尋告 訴人並交付本案手機、門號，尚非難事。惟上訴人自112年9 月17日申辦後，直至同年10月30日其因另犯森林法案件遭查 獲時為止，本案門號及手機均為上訴人所留用；且上訴人於 另案偵審期間，均稱本案手機為其所有，足徵上訴人係為自 己使用之目的而申辦本案手機及門號等旨（見原判決第2至6 頁）。亦即，原判決已就上訴人所為何以成立上開犯罪，及 其所辯如何不足採取，依據卷內資料逐一指駁及論述其取捨 之理由。核其論斷，尚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自不能 指為違法。其次，依原判決之認定，上訴人係於「112年9月 17日20時之前某時」竊取告訴人之雙證件，再於「112年9月 17日20時2分」冒用告訴人名義申辦本案門號（見原判決第1 頁），並非記載告訴人之雙證件是在當日20時遭竊。此與上 訴意旨所稱原審認定上訴人在竊得證件後，僅隔2分鐘即辦 理電信服務之情形，自屬有別。又觀諸卷附本案門號之通聯 紀錄，上訴人於申辦當日21時9分、10分許，即已使用本案 門號對外聯繫通話（見偵字第170號卷第92頁），與上訴人 所稱因找不到告訴人，所以才將本案門號拿來自己使用等情 （見同上偵卷第11、171頁），亦有未合。再對照上訴人於 警詢、偵查及原審所述關於告訴人交付雙證件之時間，分別 有申辦門號之前3日、前2個禮拜及前1日等不同說詞（見同 上偵卷第10、171頁，原審卷第199至200頁），其真實性難 認無疑。又依卷附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書函所載，本案 門號之帳單是採「e帳單寄送」方式，亦即僅以簡訊發送至 手機（見同上偵卷第85頁）。則本案門號自申辦後即為上訴 人所使用，其間衍生月租費或通話費之電信帳單，均係以簡 訊發送至上訴人所持之本案門號；由此觀之，告訴人如非經 由朱益宏、白耀庭等友人協助歸還雙證件並輾轉告知內情， 恐難知悉上訴人曾以告訴人名義申辦本案門號及手機，益徵 上訴人前揭所為，對於告訴人仍屬隱密而不易察覺。再者， 倘上訴人係單純為告訴人代辦門號，則在告訴人並未告知所 欲選擇資費方案之情形下，上訴人更無自行決定高額月租費 以增加告訴人經濟負擔之理。則上訴人選擇高資費方案，適
足印證其並非為告訴人申辦本案門號，而係衡量其本人之通 話品質及用量之需求，基於自己使用通信服務之目的為之； 此與上訴人於第一審坦承其有偽造文書之犯行（見第一審卷 一第290頁），亦屬相符。自不能僅憑上訴人於申辦本案門 號時預繳9793元費用乙情，即可推認其係受告訴人之委託辦 理，而無涉犯本案之犯罪動機；亦不因電信業者之門市人員 未能區辨或質疑上訴人與告訴人在體型及外貌上之差異，即 可遽謂上訴人並無冒名申辦之可能。原判決認定告訴人並無 授權上訴人代辦本案門號及手機之事實，自無違誤。至於告 訴人發現雙證件遺失後，係在何時、以何方式尋找物品下落 或申報遺失，事涉其本人維護自身權益方式之選擇，本無定 則可循，非可僅因告訴人在發現雙證件遺失後未立即向上訴 人查證或申請補發，即謂其所述之被害情節無足採信，或率 指告訴人係有意誣陷上訴人。上訴意旨猶執前詞，重為事實 上之爭辯，並指摘原判決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係就事實審法 院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以自己之說詞，任為相異之 認定，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 適合。
五、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上訴人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 適法行使，或對於不影響於判決本旨之枝節事項，再事爭執 ，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應認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 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高文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怡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