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322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石岩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
字第95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2009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林石岩為無罪之
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
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證人即共同被告趙震豐供稱：我是善
捷電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善捷公司）之名義負責人，當時
是被告及劉天生找我擔任，並給我報酬，我交付身分證給被
告及劉天生等語綦詳，縱使證人即共同被告趙震豐曾供稱：
供出共犯的話是否判刑會比較輕等語，然證人縱使出於本質
上合法之動機而作證，並不代表其供出共犯之證詞即為虛偽
；又證人鄧禮治於原審107年度訴字第701號案件〈下稱前案〉
審判中證稱：我只認識被告，被告每個月有給我新臺幣（下
同）1萬元，大概付了8個月，被告是善捷公司的司機，我跟
被告有一同去辦過電話，被告確實有用我的名字辦電話等語
綦詳，證人鄧禮治雖又改口證稱：不是被告叫我掛名董事的
，應該是「吳董」等語，然查本案相關證人先前證詞均無提
及「吳董」之人，證人鄧禮治事後突然翻供且提出新的不詳
姓名人士，相較於先前之證詞而言，其後改口之證詞，自不
可採；原審認事用法有上開違誤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
礎。此所稱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
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
理懷疑之存在，致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獲得有罪之確信時，即
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
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
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
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
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
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
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
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
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其立法旨意在防範被告或共犯之自
白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
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上揭所稱「其他必要之證據」
即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
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
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
白之相互印證，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相當確信者，始足當之。
故簡言之，「補強證據」即係補強自白之證據，以補強證據
之存在限制合法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俾發現實質之真實。原
則上應符合下述3要件，即：(1)應具有證據能力。「證據」
既具有作為嚴格證明資料之能力或資格，所謂「補強證據」
自應具「證據能力」或稱「證據資格」，此亦經司法院釋字
第582號解釋所闡明。相對地，與「彈劾證據」，主要用來
彈劾證人的信用能力，目的在動搖證言的憑信性，減低證人
在審判時證言之證明力，因非用於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可
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自有不同。(2)補強證據與自白間應
不具同一性或重複性。否則僅屬與自白相同之證明力薄弱的
「累積證據」，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3)補強之範圍限定
為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有關聯性，且對於待證事實認定具有
實質價值。至是否具有上開關聯性或其實質價值如何，則須
委由法院經過合法調查並評價後，始能認定該補強證據是否
具有證明力以及其強弱（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053號
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在同一訴
訟程序中，兼具被告與證人雙重身分，其就犯罪事實之供述
，對己不利之部分，如資為證明其本人案件之證據時，即屬
被告之自白；對他共同被告不利部分，倘用為證明該被告案
件之證據時，則屬共犯之自白，本質上亦屬共犯證人之證述
。而不論是被告之自白或共犯之自白，均受刑事訴訟法第15
6條第2項之規範拘束，其供述或證詞須有補強證據為必要，
藉以排斥推諉卸責、栽贓嫁禍之虛偽陳述，從而擔保其真實
性。即令共犯自白其本身不利之犯罪事實，已先有補強證據
，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該認罪共犯自白之補強證據延
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事實之他被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以其
他證據資為補強。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
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他被告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
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
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
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至於共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
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
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之參考，仍屬自白之
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
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
判斷無涉，均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
㈡證人即共同被告趙震豐於偵查中供稱：我有擔任善捷公司名
義負責人，當時是林思淵及劉天生找我的，他們跟我說這是
合法的，沒有問題，還說要給我10萬元，我當時將身分證件
交給林思淵及劉天生等語（見107年度偵緝字第378號卷〈下
稱偵緝378卷〉第20至21頁）；其後於偵查中證稱：我透過我
朋友找到林思淵的聯絡方式，林思淵的真實姓名是林石岩即
被告等語（見偵緝378卷第87至88頁），其於偵查之初供出
共犯「林思淵」時，既未表明「林思淵」為他人之化名，則
其之後供稱被告林石岩即為「林思淵」等節，是否屬實，已
有疑問；其於偵查中復主動供稱：我想知道我講林石岩、劉
天生，是否判刑會不會比較輕等語（見偵緝378卷第87頁反
面），則其上開供出共犯「林思淵」即為被告一節，是否係
為供出其他共犯以獲減刑寬典而為虛偽陳述，實非無疑，自
難執證人即共同被告趙震豐上開證述，而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
㈢證人鄧禮治雖於偵查中及前案審理時證稱：我是善捷公司掛
名董事，股東中有一位是被告，我有以員工身分幫忙送貨1
次，印象中是被告要我送貨的，被告說幫忙送過去就好，被
告會去跟客戶收錢，被告每個月有給我1萬元，大概付了快8
個月，被告是直接支付我現金，後來我跟被告意見不合，我
就很少到善捷公司，我現在完全沒有經手善捷公司的事業，
善捷公司已經沒有在營業等語（分見偵緝378卷第89頁；原
審107年度訴字第701號卷〈下稱訴701卷〉第221至242頁）；
然其於本案原審審理時改口證稱：被告是善捷公司的司機，
不負責經營，就是單純送貨，公司經營者是共同被告趙震豐
，當初不是被告叫我掛名董事的，應該是「吳董」，我今日
當庭看到被告，就知道我起初說錯了等語（見原審易字卷第
401至412頁）。其前後證述，顯有不同，檢察官復未提出其
他證據以補強證人鄧禮治先前所為不利於被告之指證之可信
性，則證人鄧禮治上開指證被告即為善捷公司實際經營者一
節是否屬實，即有疑問，自難執證人鄧禮治上開不利於被告
之證述，而為證人即共同被告趙震豐上開證述之補強證據。
況縱認證人即共同被告趙震豐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鄧禮治
於偵查中及前案審判中之證述，得以相互補強，然亦僅得以
認定被告有先後要求證人鄧禮治、共同被告趙震豐掛名擔任
善捷公司董事或負責人等節，然尚無從認定被告確有參與起
訴書附表編號1至10所示各次詐欺取財犯行。
㈣綜上所述，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就檢察官所舉各
項證據，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並敘明其取捨證據及得心
證之理由，核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原判決為無罪之
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
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
適法行使，逕為相異之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
告確有公訴意旨所稱上開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
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江文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兆揚提起上訴，檢察官蔡佩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曹馨方 法 官 林彥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柏瑋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