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3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耿立
選任辯護人 王曹正雄律師
蔡瑞芳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院偵
字第16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耿立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林耿立與甲 (年籍詳卷)前係夫妻關係，2人為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3條所列家庭成員，竟接續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
於民國111年6月17日、同年7月7日，於如附表「時間」欄所
示時間，撥打電話向甲 恫嚇稱如附表「訊息」欄所示之文
句，甲 在住宅接聽電話，因此心生畏懼。
二、案經甲 告訴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
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林耿立及其辯護人主張證人即告訴人甲 、告訴代理人
陳宏奇律師偵查中所為之陳述，無證據能力部分：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
所謂法律有規定者，即包括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5所規定傳
聞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之例外情形。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宏奇
律師於檢察事務官詢問及偵訊所為之陳述既經被告主張無證
據能力，又無符合傳聞例外之情形，依法自不得作為認定被
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㈡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
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
明文。又傳聞證據有無證據能力，乃證據適格之問題，此與
被告於審理中之對質詰問權，屬於人證之調查證據程序，要
屬二事。是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官偵訊時所為之陳述，倘業
經依法具結，被告及其辯護人即應釋明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
，否則即有證據能力。查告訴人於本案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
官所為之陳述，固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傳聞證據
，惟其於偵查中業經檢察官依法於供前告以偽證責任，並命
具結（見臺北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9612號卷，下稱第9612
號偵查卷，第165至166頁；臺北地檢署113年度調院偵字第1
621號卷，下稱第1621號偵查卷，第37頁），依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作為
證據。被告主張告訴人於案件偵訊時以證人身分所為之陳述
無證據能力，然並未釋明該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前
揭規定，自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又告訴人於本
院審理時到庭具結作證，並經檢察官及被告及其辯護人行交
互詰問，復經本院審理時，提示上開筆錄並告以要旨供檢察
官、被告及其辯護人表示意見，進而辯論，調查證據程序應
屬完備，足資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其於偵查中之證言自
有證據能力。
二、被告及其辯護人主張告訴人提供錄音檔光碟無法證明聲紋，
因而爭執證據能力部分：
按私人錄音、錄影之行為，雖應受刑法第315條之1與通訊保
障及監察法第29條第3款之規範，但其錄音、錄影所取得之
證據，則無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蓋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法（
包括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中關於取證程序或其他有關偵查之
法定程序，均係以國家機關在進行犯罪偵查為拘束對象，對
於私人自行取證之法定程序並未明文。私人自行或委託他人
從事類似任意偵查之錄音、錄影等取證之行為，既不涉及國
家是否違法問題，則所取得之錄音、錄影等證物，如其內容
具備任意性者，自可為證據；私人將蒐取之證據交給國家作
為追訴犯罪之證據使用，國家機關只是被動接收或記錄所通
報已然形成之犯罪活動，並未涉及挑唆、參與支配犯罪，該
私人顯非國家機關手足延伸，國家機關據此進行之後續偵查
作為，自具有正當性與必要性。利用電話通話或兩人對（面
）談因非屬於秘密通訊自由與隱私權等基本權利核心領域，
國家就探知談話內容所發生干預基本權利之手段（即檢察官
或法院實施之勘驗）與所欲達成實現國家刑罰權公益目的（
即追訴、證明犯罪）兩相權衡，國家公權力之干預，尚無違
比例原則，法院自得利用勘驗結果（筆錄），作為證據資料
使用；況私人之錄音行為，不同於國家機關之執行通訊監察
，應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聲請核發或補發通訊監察書等
法定程序及方式行之，但私人為對話之一方，為保全證據所
為之錄音，如非出於不法之目的或以違法手段取證，其取得
之證據即難謂無證據能力，此有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6
12號、第170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被告雖爭執告訴人提供
之錄音檔案之證據能力，並爭執無法證明聲紋云云（見本院
114年度易字第32號卷，下稱易字卷，第38頁），惟查上開
錄音光碟，觀其錄音內容連續無中斷，無證據證明出於不法
之目的或以違法手段取證或有剪輯、變造之情事，並經本院
當庭製作勘驗筆錄，有卷附勘驗筆錄可資佐證（見本院易字
卷第45至46頁），自有證據能力。
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
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
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
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
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
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
明文。查本件當事人就本判決所引用除前開傳聞證據以外之
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於本院審判期日中均
未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
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
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
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
為證據。
四、本案其餘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
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向告訴人表示如附表「訊息」欄所示之文
句，惟矢口否認有何恐嚇危害安全犯行，辯稱：我沒有恐嚇
的意圖和事實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講電話的
過程中只是一時情緒上來，才會講出那些話，被告是想挽回
婚姻而無恐嚇之意思，告訴人沒有立即報警、該年度收入也
沒有減少，顯見其沒有因此心生恐懼而影響生活，且被告已
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甲 前係夫妻關係，於110年11月10日簽署離婚協議書
並於同日辦理離婚登記，被告在111年6月17日、同年7月7日
，撥打電話向甲 稱如附表「訊息」欄所示之文句，甲 在住
宅接聽電話等情，為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見本院
易字卷第40至42頁），核與告訴人之證述相符（見第9612號
偵查卷第161至163頁、第1621號偵查卷第33至36頁；本院易
字卷第71至77頁），並有本院勘驗告訴人提供之111年6月17
日、同年7月7日錄音檔光碟之勘驗結果在卷可參（見本院易
字卷第45至46頁），前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如附表「訊息」欄所示之文句，核屬足以使人心生畏
懼之惡害通知：
⒈按刑法於妨害自由罪章，以該法第305條規範對於以加害生
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
安全者之刑責，目的在於保護個人免受不當外力施加恐懼
的意思自由法益；倘以使人畏怖為目的，為惡害之通知，
受通知人因心生畏懼而有不安全感，即該當於本罪，不以
客觀上發生實際的危害為必要；又惡害之通知方式並無限
制，凡一切之言語、舉動，不論直接或間接，足以使他人
生畏懼心者，均包含在內；至是否有使被害人心生畏懼，
應以各被害人主觀上之感受，綜合社會通念判斷之（最高
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6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細譯被告向告訴人表示之文句內容，其中附表編號1提及「
凌虐致死」，而「凌虐」是指對他人施加身體或精神上的
虐待行為，這種行為通常具有持續性或重複性，造成被害
人身心痛苦；附表編號2則是提及「毀掉你們三個」、「
幹掉你，幹掉你媽媽」，此顯為欲致人於死之言詞；復綜
合觀察本院當庭勘驗之被告與告訴人間通話之結果（見本
院易字卷第45至46頁），被告與告訴人通話之前後文屢提
及「一槍斃命並不可怕」以及「我已經不惜暴力跟那個誰
」等語，依一般社會常情經驗，即可知該言詞係指將循暴
力方式凌虐告訴人，甚至不惜使其遭受不測之意，實屬加
害告訴人生命、身體、財產之惡害通知無訛。
㈢告訴人確因上開文句內容而心生畏懼：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案發時我已與被告離婚
，被告對我說勘驗筆錄所示的那些話讓我感到非常害怕，
我感覺被威脅了，他說無期徒刑比死刑還可怕，就是暗示
我這輩子都過得不好，他會用貶抑的文句來辱罵我跟我的
家人，他說要毀掉我們三個，指的是我和我爸媽，我非常
害怕，因為他不只針對我，也針對我的家人，在我們婚姻
關係存續期間，被告對我的家人就有很多情緒和不喜歡，
所以當他說要傷害我的家人時，我也覺得非常害怕，這兩
通電話就算客觀上沒有對我造成實質的影響，也讓我感受
到不耐煩也有情緒壓力；我提出這件恐嚇告訴，並不是因
為和被告有訴訟糾紛才提起，先前我和被告還有婚姻關係
時，我就曾經因為受到被告言語的威脅而聲請暫時保護令
；至於我和被告和解，是因為我們還要共同扶養兩名未成
年子女，我不希望影響共同扶養小孩的善意，所以才同意
不再追究等語（見第9612號偵查卷第162頁；第1621號偵
查卷第34頁；本院易字卷第71至78頁）。由上揭告訴人之
證述可知，其在接到被告電話向其表示如附表「訊息」欄
所示之文句時，不僅感受到害怕，擔心自己或家人遭受不
測，甚且有莫大的情緒壓力，此亦與告訴人於111年6月30
日至永康身心診所就診，主訴壓力源為「去年離婚，財產
有爭議，接到對方電話時會很害怕」等情相符（見臺北地
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0082號偵查卷第65頁），堪認被告所
為之上開惡害通知，確已令告訴人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
安全。
⒉被告及辯護人雖稱，告訴人聽聞如附表「訊息」欄所示之
文句後，並未立即報警，反係於111年10月3日始向臺北地
檢署提出告訴，此係為制衡與被告間之其餘訴訟，足認告
訴人並未心生畏懼。惟被害人受害後是否報警、何時報警
，其考量因素不一，本無必然，一般人於接收他人加害生
命、身體、自由、財產之惡害通知後，縱然心生畏懼，未
必均會有激烈之情緒反應或即刻報警求助之舉動，或因與
他人商量，或因擔憂報警會激怒對方而未立即報案之情形
，亦所在多有，且告訴人並非因與被告有其他訴訟糾紛，
方提出本案告訴，業據告訴人證述如前，是尚難以告訴人
並未立即報警，即執為告訴人並未因而心生畏懼之依據。
至於辯護人以告訴人之薪資收入未有減少，而認被告所為
惡害通知之言語並未使告訴人心生恐懼云云，衡諸常情，
告訴人身為兩名未成年子女之母親，縱算其受有龐大之心
理壓力，仍需盡力工作扶養家人，實無從單以告訴人之收
入，逕推論告訴人並無心生恐懼之情，辯護人前開所辯，
顯無根據，難以憑採。
㈣被告向告訴人表示如附表「訊息」欄所示之文句內容，主觀
上確有恐嚇之犯意：
告訴人因被告所為如附表「訊息」欄所示之文句內容心生畏
懼，恐生命、身體等事遭被告加害，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
觀之被告係因與告訴人離婚後仍有不甘始有該等言語，可知
被告當時確係心生不滿而欲藉此表達加害告訴人之意願，而
被告既係智識正常之成年人，應已知悉通知告訴人如附表「
訊息」欄所示之文句內容，依一般經驗法則足使被害人心生
前揭畏懼，猶仍為之，主觀上即具有恐嚇危害安全故意，自
構成恐嚇危害安全行為。被告辯稱其僅為情緒用語云云，此
全未顧及他人感受，而為卸責之詞，洵不足採。
㈤末以，告訴人雖已與被告於113年3月間達成和解，然告訴人
或有其為共同扶養子女而釋出善意之考量，要不能因告訴人
事後與被告達成和解，即反推告訴人於本案發生時並無心生
畏懼之情，附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
法予以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被告與告
訴人前為夫妻關係等情，業據被告所不爭（見本院易字卷第
40頁），其等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稱之家庭成
員關係，是被告本案行為，自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
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
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應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㈡被告於前揭時地，向告訴人表示如附表「訊息」欄所示之文
句，係於密接時、地，本於單一決意為之，依一般社會健全
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
續施行，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與告訴人離婚後仍
有所不甘，即以如附表「訊息」欄所示之文句恐嚇告訴人，
令告訴人心生畏懼，所為應予非難，又被告雖否認犯罪，然
為顧及兩人間仍有未成年子女，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兼衡
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自陳之大學畢業智識
程度、職業為醫生、家庭經濟狀況小康，需扶養兩名未成年
子女及父母，暨檢察官及告訴人對於科刑範圍之意見等一切
情狀（見本院易字卷第83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 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文琦提起公訴，檢察官盧祐涵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趙書郁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珈妤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附表：
編號 時間 訊息 1 111年6月17日 「如果是用凌虐致死的那才可怕」 2 111年7月7日 我已經不惜暴力跟那個誰啊...林耿立毀掉自己也要毀掉你們三個(指告訴人及告訴人之雙親)；..我就是要幹掉妳，幹掉妳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