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9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高大永
選任辯護人 王銘裕律師
黃科榕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
易字第522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1722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高大永（下稱被 告）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累犯，判處有期徒 刑1年10月，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事實欄中就陳綺襄 簽發之支票〈號碼MM0000000號〉發票日誤為到期日，應予更 正，前開支票下稱本案支票），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 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就沒收部分之補充說明：
㈠按2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應 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 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其各成員有無犯罪 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 圍之認定，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不適用「嚴格證明法 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惟事實審法院 仍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於各共同正犯有無犯罪所得， 或犯罪所得多寡，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 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 ，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 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與其他成員 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然若共同 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仍應負共 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同此 。
㈡查本案支票及其兌現之款項，固為本件之犯罪所得，然本案 支票業經被告交付共犯陳俊瑋，再轉交高全祿提示兌現，以 為陳俊瑋與高全祿間契約之對待給付乙節，業經陳俊瑋、高
全祿證述明確（見易字卷一第396頁、偵字卷一第14頁）， 是被告僅於犯罪所得移轉過程中，表面上短暫占有本案支票 ，然實際上本案支票隨即轉交付共犯持有處分、本案支票兌 現後之款項則用以消滅陳俊瑋個人債務，而由共犯即陳俊瑋 取得消滅債務之利得、高全祿現實上保有兌現之款項，被告 並未最終取得本案支票或其兌現之款項等犯罪所得，且對之 並無任何處分權、更未實際分配獲取任何利益，揆之前揭說 明，自不得於被告犯行項下為沒收或追徵之諭知。 ㈢至此部分之利得究否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規定 ，由陳俊瑋犯行項下、或由高全祿項下為沒收追徵之諭知， 自應由檢察官另行依法處理，附此敘明。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確有請葉慶隆轉述向陳振池借款之 調度資金行為、陳振池亦同意幫忙調度，此經葉慶隆、陳振 池證述明確，並有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易字卷一第24 5頁、易字卷二第29頁），陳振池基於被告間情誼而未要求 簽署契約、提供擔保品，然被告為擔保二人間之債權，向陳 綺襄要求提供本案支票用以擔保，核與被告與陳振池間借調 資金之過程、方式無涉，是被告確有為陳綺襄調度資金，並 未施用詐術。又陳綺襄於民國110年4月29日取得新臺幣（下 同）15萬元、110年6月10日由陳振池開立250萬元支票、110 年5月14、27日再取得150萬元，被告因本案業已償還陳綺襄 712萬元，遠遠超過本案支票面額500萬元，故而陳綺襄並無 財產損害。原審以被告並未與陳振池間簽署借貸契約、並未 約定擔保品為由，即認定被告施用詐術使陳綺襄開立本案支 票，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陳俊瑋私自將本案支票交付 他人，被告知悉後，亦曾要求陳俊瑋返還支票、款項，此有 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易字卷一第245、249頁），是可 認被告與陳俊瑋間並無犯意聯絡，原審並未見論述，顯有調 查未盡。被告並無因本件而獲有利益，主觀上並無詐欺故意 、不法所有意圖，原審未慮及此，認被告具有累犯情形，處 以有期徒刑1年10月，量刑過重云云。
㈡惟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 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 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 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茲原 判決已詳敘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 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且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 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 ，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原審判決已詳細敘明依據陳俊瑋、
高全祿、陳綺襄、蘇晉得之證述、本案支票暨手寫文字、佣 金給付暨合作協議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等，認定陳綺襄因有 調度資金需求，經由被告建議以購買不動產向銀行貸款融資 之方式後，仍有資金缺口，陳綺襄遂交付本案支票予被告， 以為被告調度資金之擔保，然被告明知本案支票僅供擔保、 不得兌現，仍將本案支票交付陳俊瑋、再轉交付高全祿，然 於高全祿兌現時，被告尚未交付調度資金，致陳綺襄另需籌 措資金以供兌現等事實，且依據被告所指金主即葉慶隆、陳 振池之證述，調度資金僅有在同意借款、簽立借貸契約時方 需支票擔保，然本件並無任何以本案支票為擔保之借貸契約 存在，又陳俊瑋業已陳稱未曾實際向侯聯松接洽資金借貸事 宜，是本案支票之簽發並未實際取得資金調度即經兌現，可 認被告向陳綺襄稱「已有金主願意借款然需要簽發擔保支票 」、向陳綺襄保證之「本案支票僅供擔保不得兌現」，均為 與事實不符之虛偽詐術，則原審認定被告基於不法所有意圖 ，以詐術使陳綺襄陷於錯誤而交付本案支票，並於本案支票 遭兌現時，致陳綺襄遭受兌現金額之損失等事實，與一般之 經驗論理法則無違。被告上訴理由以：被告並未施展詐術、 陳俊瑋自行挪用支票、不具不法所有意圖云云，業經原審指 駁明確（分見原判決理由欄貳一、㈢、㈣），實無被告所指理 由不備之違誤。本案支票之開立原因，並非用以擔保被告與 陳綺襄間之債務關係乙節，業經陳綺襄證述：之前400萬元 之借款，在借款時就有另以支票為擔保，且該時僅餘297萬 元尚未清償，及一張原本我在借款時交付被告的支票等情明 確，核與侯聯松證述相符（見易字卷二第38-39、51頁）， 陳綺襄斷無再簽發面額500萬元之支票以為擔保之理。則倘 被告並未實際向他人調得資金，何以需「事先開立支票為擔 保」？更事先將擔保支票交付他人？倘為調度資金取得本案 支票為擔保，於陳振池並未要求擔保支票之情形下，該擔保 支票自應留於自身或陳振池處，以待無法償還借款之取償， 則何以被告在取得本案支票後隨即交付陳俊瑋、高全祿？是 被告明知其與陳綺襄間之債務並無擔保，為使陳綺襄簽發票 據擔保、並清償自己與陳綺襄間之債務、既存債務金額未達 500萬元（被告亦陳稱：當時僅餘150萬元等情，見易字卷一 第312頁）之情形下，謊稱「另有葉董可供借貸資金，惟需 開立支票以供擔保」即屬詐術，取得票據後隨即持以兌現以 為部分清償，具有不法意圖甚明。被告此部分上訴情詞，並 無可採。
㈢再陳俊瑋業已證稱：本案支票之用途，係我跟被告討論出來 的等語（見易字卷一第397頁），且陳俊瑋將本案支票交付
高全祿後，由被告與陳俊瑋間於110年4月27日之LINE對話紀 錄觀之：「陳俊瑋：高全祿知道500票（指本案支票）是陳 綺襄了」，被告竟僅回以「所以？」（見易字卷一第249頁 ），被告對陳俊瑋告知本案支票在高全祿處並無任何驚訝、 亦未向陳俊瑋質疑本案支票為何在高全祿處，僅表示「所以 ？」、向陳俊瑋詢問「高全祿知道了又怎樣」之意思，可認 被告事先即知本案支票已由陳俊瑋交付高全祿等情，核與陳 俊瑋證述「與高全祿商量後方決定將本案支票交付他人」之 情節相符。故被告辯稱：陳俊瑋私自挪用本案票據，與被告 無涉，被告與陳俊瑋間並無犯意聯絡云云，顯為事後卸責之 詞。
㈣末按刑法上之詐欺罪，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時，即應構成犯罪，縱 事後將詐欺之物設法歸還，亦無解於罪名之成立。本件於陳 綺襄交付本案支票予被告時，詐欺犯罪即已成立，其後被告 縱有為陳綺襄調借款項，或以LINE要求陳俊瑋向高全祿取回 本案支票（見易字卷一第251頁），揆之前揭說明，亦無解 於詐欺罪名之成立，僅為詐欺罪成立後被告是否填補被害人 所受損失之犯罪後態度，原審未予論述，並無違誤。 ㈤另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 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 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 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 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於量刑輕 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 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 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103 年度台上字第36 號判決意旨參照）。然原審既於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說明其量 刑基礎，且敘明其審酌之各項情狀，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 款事由，被告迄今尚未與陳綺襄達成和解，取得陳綺襄之原 諒，是本件就量刑裁量之事由，並未生變動。原判決理由說 明：被告有如其理由欄所載之前案紀錄，為累犯，而本次所 犯與前科紀錄之罪質相同，顯見對此類犯罪之刑罰反應力薄 弱，主觀上具有特別之惡性，乃加重其刑，核無違反司法院 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可言。故原審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 、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 刑之量定，且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 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明顯失出失入之裁量 權濫用情形，核屬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認有何不當
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
四、被告提起上訴否認犯罪之故意、並非施展詐術、並無不法意 圖、並未取得不法利益、與陳俊瑋間並無犯意聯絡云云，置 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猶執業經原審指駁而不採之辯解，徒 為事實上之爭辯，並對原審採證認事暨量刑裁量之職權行使 ，任意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玟瑾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和村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書記官 湯郁琪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522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高大永
選任辯護人 邱敏婷律師
劉韋廷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3172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高大永共同犯詐欺取財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事 實
一、高大永於民國000年0月間，獲悉返古新思事業有限公司(址 設臺北市○○區○○○路0號1樓，下稱返古公司)實際負責人陳綺 襄需錢孔急，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與陳俊瑋共同基於 詐欺取財之犯意，於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許，由高大永在 臺北市○○區○○○路0號1樓陳綺襄經營之火鍋店內，向陳綺襄 佯稱有金主「葉董」可借款，僅需返古公司開立支票保證即 可云云，致陳綺襄陷於錯誤，而於上揭時地簽發支票1張（ 支票號碼MM0000000號，發票人為返古公司，到期日為110年 4月29日，面額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下稱本案支票）後 ，交付與高大永，高大永將本案支票交付予陳俊瑋，陳俊瑋 再將本案支票交付予高全祿，用以支付其個人與高全祿間之 金錢往來，後由高全祿於110年4月29日提示本案支票兌現。 嗣因陳綺襄發覺欲借之資金未到位，但本案支票卻遭提示，
為避免影響返古公司票信，僅能將票款存入，因而查悉上情 。
二、案經陳綺襄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報告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高大永及其辯護人主張證人陳俊瑋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 ，無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共同被告或共犯對被告之案件而言，仍為被告以外之人， 本質上屬於證人，證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不得 作為證據，固為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在案，及刑事訴訟 法第158條之3所明定。惟被告與證人在訴訟法上受保障之程 度迥異，被告受無罪推定、緘默權、不自證己罪等權利之保 障，在共犯案件，法官、檢察官或以被告身分傳喚調查，較 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而共犯案情，時相牽連，於訊問 共同被告時，多有觸及其他被告之情形，此時其他被告或未 正式起訴、分案，或案情尚待釐清，不能要求法官、檢察官 以證人身分，命具結而為訊問，只能踐行訊問（共同）被告 程序。迨他被告之案件偵審中，共同被告可能為不同陳述， 為求發現真實，及本於訴訟資料越豐富越有利事實之認定， 此先前之共同被告在法官前，或偵查中向檢察官未經具結之 陳述，如與渠等與審判中所述不符，又攸關證明犯罪存否之 關鍵，而具特別可信之情形，自有採為認定依據之必要；且 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 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檢察事務 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 ，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2、第159條之3規定即得為證據，若謂該偵、審中未經 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 ，顯然失衡。因此，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於 偵查、法院另案審理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檢察事務 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陳述同具有「特信性」、 「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 以彌補法律規定之不足，俾應實務需要，方符立法本旨，此 有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 ㈡查證人陳俊瑋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所為之陳述，雖未具結， 然其既係以被告身分接受訊問，縱未命其具結，純屬檢察官 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再參酌證人陳俊
瑋於檢察官偵查中，以被告身分就攸關本案犯罪成立與否之 重要事項均詳予說明，無從以其他證據取代，實為證明被告 高大永上開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於本院審理中以證人身分 具結後而為交互詰問，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詰問之機會（見 本院112年度易字第522號卷（一），下稱易字卷（一），第 386至400頁），復經本院審理時提示證人陳俊瑋於偵查中以 被告身分所為陳述（筆錄）並告以要旨，供檢察官、被告及 其辯護人表示意見、辯論，對被告於刑事程序上防禦之訴訟 基本權，已獲充分保障；佐以被告及其辯護人就證人陳俊瑋 為上開供述時之外在環境有何顯不可信或有何違法取證之情 狀，並未提出相當程度之釋明，僅空泛指摘證人陳俊瑋未經 對質詰問云云，參以被告以外之人在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 官、司法警察調查中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 ，尚能取得證據能力，舉輕以明重，證人陳俊瑋另案偵查中 向檢察官以被告身分所為之陳述，均應賦與證據能力，而得 作為本案判斷之依據。
二、被告高大永及其辯護人主張證人陳綺襄、侯聯松於偵查中所 為之陳述，無證據能力部分：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 所謂法律有規定者，即包括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5所規定傳 聞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之例外情形。證人陳綺襄、侯聯松於警 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所為之陳述既經被告主張無證據能力， 又無符合傳聞例外之情形，依法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 實之依據。
㈡按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規定：「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 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所謂「 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係指檢察官或法官依刑事訴訟法 第175條之規定，以證人身分傳喚被告以外之人（證人、告 發人、告訴人、被害人、共犯或共同被告）到庭作證，或雖 非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而於訊問調查過程中，轉換為證人 身分為調查時，此時其等供述之身分為證人，則檢察官、法 官自應依本法第186條有關具結之規定，命證人供前或供後 具結，其陳述始符合第158條之3之規定，而有證據能力。若 檢察官或法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而以告發人、告訴人、被 害人或共犯、共同被告身分傳喚到庭為訊問時，其身分既非 證人，即與「依法應具結」之要件不合，縱未命其具結，純 屬檢察官或法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 而前揭不論係本案或他案在檢察官面前作成未經具結之陳述 筆錄，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本
質上屬於傳聞證據，基於保障被告在憲法上之基本訴訟權， 除該被告以外之人死亡、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 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或到庭後拒絕 陳述等情形外，如已經傳喚到庭具結而為陳述，並經被告之 反對詰問，或被告已放棄其反對詰問權，前揭非以證人身分 而在檢察官面前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 者外，得為證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96號判決意旨 可資參照）。告訴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係檢察官以 告訴人身分訊問（見臺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31722號卷（ 一），下稱第31722號偵查卷（一），第389至390頁；第317 22號偵查卷（二）第59至62頁、第129至133頁），固屬被告 以外之人審判外陳述，然其身分既非證人，即與「依法應具 結」之要件不合，縱未命其具結，純屬檢察官調查證據職權 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況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業經 本院依證人身分傳喚到庭具結陳述，並予被告及辯護人詰問 機會（見本院易字卷（二）第13至32頁），則本院即非不得 就其於偵查中所為陳述，及於審判中以證人身分所為陳述， 與其他案內證據資料合併斟酌而為取捨判斷是告訴人於偵查 中之陳述仍有證據能力。
㈢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 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 明文。又傳聞證據有無證據能力，乃證據適格之問題，此與 被告於審理中之對質詰問權，屬於人證之調查證據程序，要 屬二事。是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官偵訊時所為之陳述，倘業 經依法具結，被告及其辯護人即應釋明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 ，否則即有證據能力。查侯聯松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 官所為之陳述，固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傳聞證據 ，惟其於偵查中業經檢察官依法於供前告以偽證責任，並命 具結（見第31722號偵查卷（二）第135頁），依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作為 證據。被告主張侯聯松於案件偵訊時以證人身分所為之陳述 無證據能力，然並未釋明該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前 揭規定，自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又證人侯聯松 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作證，並經檢察官及被告及其辯護人 行交互詰問，復經本院審理時，提示上開筆錄並告以要旨供 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表示意見，進而辯論，調查證據程 序應屬完備，足資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其於偵查中之證 言自有證據能力。
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 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 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 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 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 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 明文。查本件當事人就本判決所引用除前開傳聞證據以外之 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於本院審判期日中均 未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 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 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 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 為證據。
四、本案其餘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 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高大永固承認有自告訴人陳綺襄處收受本案支票之 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票是我請陳俊 瑋交給高全祿的，我是請陳俊瑋調度資金，我有說不能兌現 這張票等語；被告之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本案純粹是民 事糾紛，被告客觀上沒有對告訴人施以任何詐術，因為被告 確實有向葉慶隆、陳振池詢問能否調度資金，被告主觀上也 沒有詐欺故意及不法所有意圖，因為被告並未因本案而有任 何獲利或取得佣金，被告將本案支票交付予陳俊瑋，是為了 請陳俊瑋調度資金，並有要求陳俊瑋不得將支票挪作他用， 然而陳俊瑋卻為了推動宜蘭的開發案，而將本案支票交付予 高全祿，這是陳俊瑋背著被告濫用本案支票，被告也是受害 者，再者，告訴人也有欠被告款項，再加上陳俊瑋陸續的還 款，告訴人已無任何損失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係返古公司實際負責人，經被告建議以向萬科公司買 購不動產之方式，向銀行貸款以取得週轉資金，被告與告訴 人及黃聰明於110年3月11日簽立佣金給付暨合作協議書，被 告依該協議書第6條約定，應借款400萬予返古公司，被告於 同日將400萬現金交予告訴人，告訴人於110年3月27日以其 個人及返古公司名義，與萬科公司高全祿簽署買賣契約，購 買位於宜蘭市縣○○街000巷00○00○00○00號4棟透天厝，然並 未支付任何款項，告訴人於110年4月10日償還250萬元予被 告；被告於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
號1樓告訴人經營之火鍋店內，告訴人則於上揭時地簽發本 案支票後交付予被告，被告則簽署保證本案支票僅供調度資 金所用之文字，嗣被告將本案支票交付予陳俊瑋，陳俊瑋再 交付予高全祿，高全祿於110年4月29日提示本案支票，告訴 人發覺本案支票遭提示，為避免影響返古公司票信，僅能將 票款存入，陳俊瑋與告訴人協商賠償事宜，111年4月29日被 告交付現金15萬元、陳俊瑋則於110年5月14日匯款100萬元 、110 年5月27日匯款50萬元、110年6月10日交付250萬元支 票等情，為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見本院易字卷（ 一）第308至310頁），核與證人陳俊瑋、高全祿、陳綺襄、 代書蘇晉得之證述相符（見第31722號偵查卷（一）第11至1 6頁、第389至390頁、第509至510頁、第541至542頁；第317 22號偵查卷（二）第59至62頁、第129至133頁、第189至191 頁、第193至195頁、第203至206頁、第215至216頁、第291 至295頁；本院易字卷（一）第356至409頁；本院易字卷（ 二）第13至44頁），並有本案支票及支票簽發原因之手寫文 字影本、本案支票正反面影本、佣金給付暨合作協議書影本 1份、110年3月27日不動產買賣契約書（C000698）、110年3 月27日不動產買賣契約書（C000699）、110年3月27日不動 產買賣契約書（C000712）、板信商業銀行作業服務部111年 11月21日板信作服字第1117423090號函暨檢附返古公司及陳 綺襄自110年3月10日至5月31日之交易明細、告訴人之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合作金庫商業銀行110年5 月14日匯款申請書影本、中國信託銀行110年5月27日存款交 易憑證影本2張、陳振池110年6月10日簽發之250萬元支票影 本等件在卷可參（見臺北地檢署110年度他字第7140號卷， 下稱第7140號偵查卷，第7、9頁；第31722號偵查卷（一） 第77頁、第409至4447頁；第31722號偵查卷（二）第37至41 頁、第93、95、97頁、第163至175頁、第239至242頁），前 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告訴人因返古公司周轉需求而請被告協助調度資金，並簽發 本案支票供擔保使用，告訴人調度之資金與返古公司與萬科 公司間之不動產買賣無關：
⒈證人即告訴人陳綺襄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一致證稱：我是 在做餐飲業，因為疫情的關係周轉不過來，所以一直需要 資金，在本案之前，我向被告借款過2、3次，金額大約是 30萬元至50萬元之間，我本來想聽從被告的建議，以向萬 科公司買宜蘭不動產，再去貸款的方式取得資金，但因為 這個房子有產權的問題，所以這個方法不可行，我就直接 找金主借現金，被告說有一個「葉董」可以馬上提供現金
，但我要開立500萬的支票，所以我才會簽發本案支票交 付予被告，當時我們並沒有談到利息，也沒有討論何時還 款，因為我怕票被拿去亂軋，所以我還請被告簽切結書， 但後來我沒有拿到錢，本案支票就被人拿去兌現，因為怕 影響公司債信，我只好趕快拿錢去補上，陳俊瑋後來在5 月間有拿1張250萬元的支票給我，說要補償本案支票被兌 現的錢等語（見第31722號偵查卷（一）第389至390頁； 第31722號偵查卷（二）第60、131頁；本院易字卷（二） 第13至42頁）；證人侯聯松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000 年0月間與告訴人一起經營返古新思公司，被告是朋友介 紹我們認識的，一開始是要用宜蘭的房子貸款，被告說要 辦理銀行貸款要先有契約，但因為我們沒有意願購買房地 ，所以我們只是形式上簽署一個契約，如果銀行審核沒有 過，就不會再有進一步的動作，我們並沒有支付任何價金 ，新光銀行的經理到現場評估後，表示這個案子貸款辦不 下來，我們3月底的時後就放棄了，我也有和被告說不買 房子了，4月中旬的時候，被告和我說葉董那邊有資金會 進來，要開1張500萬支票給他，我請陳綺襄開交給被告， 被告並沒有和我們講到借款期間、利息、清償期的事情， 被告曾經借過我們400萬元，我們有陸續在還款，這次要 和被告借500萬元，純粹是資金調度，和先前的借款以及 買房子都沒有關係，借錢的過程我們都是和被告洽談，並 沒有接觸到陳俊瑋等語（見本院易字卷（二）第44至57頁 ）；證人即代書蘇晉得於偵訊時證稱：告訴人於110年3月 27日簽立的3份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其中之一就是買方並沒有支付頭期款，而且後來我有請告 訴人要簽本票，告訴人也沒簽，所以大約在2個星期後， 我就確定這個案子沒有要執行，再者，這3份不動產買賣 契約的第一期頭期款合計為581萬元，不可能用一張500萬 元的支票來支付，而且110年3月27日簽約，也不可能等到 110年4月29日才付頭期款等語（見第31722號偵查卷（二 ）第193至195頁）。
⒉互核上揭證人之證詞可知，告訴人經營之返古公司因疫情 期間營運不善，經常需要資金周轉，曾陸續向被告調度資 金，000年0月間告訴人聽從被告建議，以向萬科公司買購 不動產之方式，向銀行貸款以取得週轉資金，然因該不動 產有產權問題，銀行不願意核貸，因此告訴人決定不購買 宜蘭不動產，斯時，被告又向告訴人表示有金主願意提供 500萬元予告訴人周轉，但是需要告訴人開立500萬元之支 票供擔保，因此告訴人於110年4月23日簽發本案支票交付
予被告，被告並簽立載明「返古新思公司支票用於調度周 轉之用，若調度資金未成，則需於到期前將支票返還返古 新思公司」等文字之字據（見第7140號偵查卷第7頁）， 足認告訴人係因被告稱有金主願意借款，始簽發本案支票 ，而被告亦清楚知悉本案支票僅供擔保借款周轉使用，與 宜蘭不動產抑或被告與告訴人先前之金錢往來皆無任何關 係，此先敘明。
㈢被告施用詐術使告訴人交付本案支票，其明知告訴人簽發本 案支票係為調度資金供擔保使用，仍將本案支票交付予陳俊 瑋使用，任由陳俊瑋將本案支票轉交予高全祿兌現： ⒈被告於111年4月20日偵訊時陳稱：陳綺襄請我幫她周轉資 金，我叫她先開1張500萬元支票，她跟萬科地產買房子， 我拿到票之後，就交給陳俊瑋，請他交給高全祿，這是陳 綺襄要買房子的保證票等語（見第31722號偵查卷（二） 第27至28頁）；於111年5月6日偵訊時陳稱：這個票是陳 綺襄要買第一期的錢，票我也是請陳俊瑋交給高全祿等語 （見第31722號偵查卷（二）第61頁）；於111年12月14日 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本案支票是我要幫陳綺襄調度50 0萬元資金所收取的，我把票交給陳俊瑋，是因為陳俊瑋 可以幫忙調度，這筆錢是調度之用，所以我就寫了字據， 我是在110年4月29日才知道陳俊瑋把這張票交給高全祿， 我有清楚的告訴陳俊瑋這張票是用來調度資金的等語（見 第31722號偵查卷（二）第206至207頁）。由上揭被告歷 次陳述可知，被告就其向告訴人拿取本案支票之目的究竟 係為告訴人支付購買宜蘭房地之價金，抑或替告訴人調度 資金；被告將本案支票交付予陳俊瑋時有無請其將本案支 票轉交予高全祿等節，陳述前後不一，彼此相互矛盾，被 告之說詞顯然係隨著案件偵查進度而隨之變異，是其於本 院審理時一再陳稱，其將本案支票交付予陳俊瑋係為幫告 訴人調度資金，其並不知道陳俊瑋會再將本案支票交付予 高全祿提示兌現等語，要難採信。
⒉再查，證人葉慶隆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不認識陳綺襄， 但我認識侯聯松，我有去過他們店裡吃飯，我知道高大永 有在幫侯聯松調度資金，侯聯松也有請我幫忙，我自己沒 有錢，是我後面有金主，飯局結束後，高大永有跟我聯繫 ，問我能不能幫侯聯松調度資金，我就將案子報給金主陳 振池，我和高大永的合作模式就是，被告和我說有人缺資 金要調度，我就去和陳振池說說看，再從中抽取佣金，案 子如果有接洽成功，會和缺資金的那個人簽借貸契約，就 我所知，陳綺襄的案子最後陳振池沒有借，後來被告有拜
託我去請陳振池開一張250萬元的支票，說是要處理侯聯 松的事情，但這是後來的事情，和飯局沒有關係等語（見 本院易字卷（一）第358至372頁）；證人陳振池於本院審 理時證稱：我和高大永認識10年左右，他會報一些好的營 業項目給我，高大永沒有和我說陳綺襄要調度資金的事情 ，但是葉慶隆有和我說高大永要調度資金，最初我是拒絕 的，到後來葉慶隆一直打電話拜託我，說高大永需要這個 錢，有些困難才能擺脫，我才會開250萬元的支票（見第3 1722號偵查卷（二）第97頁），這張票後來我給了陳俊瑋 ，我和葉慶隆、高大永合作過很多案子，通常他們報案子 過來，我會簡單的評估，叫會計去問問借款人的債信，如 果同意借款，葉慶隆和高大永會拿一些本票，我再請會計 跟他們辦，借給陳俊瑋的250萬元，我沒有收任何擔保品 等語（見本院易字卷（一）第372至386頁），互核上揭證 人葉慶隆、陳振池之證述可知，被告雖有向葉慶隆提及侯 聯松需要調度資金一事，然葉慶隆僅是將此案報告給陳振 池知悉，且陳振池並未同意放款，是以，根本無所謂「葉 董」或金主願意借款，而需要告訴人立即簽發500萬支票 供作擔保之情事存在；再觀諸被告、葉慶隆、陳振池間之 合作模式，如果確定要借貸金錢，就會與借錢之人簽立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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