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60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唐正
黃兪樺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
年度審金訴字第69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少連偵字第242號、111年
度偵字第1967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陳唐正、黃兪樺部分均撤銷。
陳唐正犯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黃兪樺犯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扣案之行動電話1具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未扣案之「請求暫緩執行凍結令申請書」上偽造之「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印」印文壹枚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地檢署刑事傳票」上偽造之「台灣省台中地檢署印」、「檢察官施教文傳票專用」、「書記官楊英杰傳票專用」印文各壹枚均沒收。 犯罪事實
一、陳唐正於民國110年3月前某時，加入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 ，綽號「許傳明」之成年人（下稱「許傳明」）所屬詐欺集 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並於同年3月間，招募黃兪樺加 入本案詐欺集團，黃兪樺則另招募王韋智（業經原審論處罪 刑確定）加入本案詐欺集團，由王韋智負責向詐欺被害人收 取款項，擔任俗稱車手之工作，王韋智再將款項交付予黃兪 樺，由黃兪樺擔任第一層收水，黃兪樺再將款項交付予陳唐 正，由陳唐正擔任第二層收水。嗣陳唐正、黃兪樺、王韋智 、「許傳明」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無證據證明有 未滿18歲之少年）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
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及掩飾與 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本案詐欺集 團某成年成員於111年3月31日8時30分許，在不詳地點，接 續撥打電話予盧文龍，分別向盧文龍佯稱其等為中華電信催 繳帳單人員及165專線之黃警官，盧文龍因被盜辦行動電話 門號，導致積欠電話費新臺幣（下同）1萬多元，個資恐遭 利用，且盧文龍所申請開立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在臺中的帳戶涉及毒品交易，因盧文龍經通知未到案，將 於同日凍結其名下所有財產，盧文龍必須提領22萬元至臺灣 臺中地方檢察署報到，若無法按時前來，其可派公證人前往 取款云云，致盧文龍陷於錯誤，遂依該等詐欺集團成年成員 之指示，先於同日11時42分許，前往址設新北市○○區○○路0 段00○0號（起訴書及原審判決書均誤載為同路段71號，應予 更正）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二重埔分行，臨櫃 提領現金22萬元，復於同日12時35分許，依指示至址設新北 市○○區○○○○街00巷00號停車場外等候。而陳唐正接獲「許傳 明」之指示後，即通知黃兪樺，黃兪樺再轉通知王韋智，由 王韋智委請不知情之少年曹○禕（涉案部分另經警方移送本 院少年法庭處理）騎乘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搭載王 韋智，前往上開停車場，將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年成員所交付 蓋有「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印」公印文之「請求暫緩執行凍結 令申請書」公文書及蓋有「台灣省台中地檢署印」公印文、 「檢察官施教文傳票傳用」印文、「書記官楊英杰傳票專用 」印文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地檢署刑事傳票」公文書各1 紙交付予盧文龍，以表示是由該政府機關據以監管財物之內 容以取信於盧文龍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盧文龍及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核發司法文書之公信力，而 詐得該筆22萬元款項後，王韋智再轉交款項予黃兪樺，再由 黃兪樺轉交予陳唐正後，陳唐正即依「許傳明」之指示，將 上開款項轉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年成員，陳唐正因而取 得報酬8,000元，黃兪樺則取得報酬4,000元。嗣盧文龍察覺 有異並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盧文龍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下稱三重分局 ）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現行刑事訴訟制度有關傳聞法則之立法，旨在確保訴訟當 事人之反對詰問權，而被告反對詰問權之行使，乃為落實 其 訴訟上之防禦，則被告於審判中就待證之犯罪事實本於 自由 意志而為不利於己之自白，且該自白經調查復與事實
相符者，因被告對犯罪事實既不再爭執，顯無為訴訟上防禦 之意，則反對詰問權之行使已失其意義，要無以傳聞法則規 範之必要。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行簡式審判程序案件 ，因被告對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無傳聞法則與交互詰問規 定之適用，即本於同一旨趣（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775 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 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 1條定有明文，此係因被告已於第一審程序到庭陳述，並針 對事實及法律為辯論，應認已相當程度保障被告到庭行使訴 訟權，如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為 避免訴訟程序延宕，期能符合訴訟經濟之要求，並兼顧被告 訴訟權之保障，除被告於上訴書狀內已為與第一審不同之陳 述外，應解為被告係放棄在第二審程序中為與第一審相異之 主張，而默示同意於第二審程序中，逕引用其在第一審所為 相同之事實及法律主張。從而，針對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之陳述，倘被告於第一審程序中已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規定，為同意或經認定為默示同意作為證據，嗣被告於第二 審經合法傳喚不到庭，並經法院依法逕行判決，揆諸前揭說 明，自應認被告於第二審程序中，就前開審判外之陳述，仍 採取與第一審相同之同意或默示同意。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 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 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 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 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 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等證 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而檢察 官對本院審理時提示之卷證，同意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 145至146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而 上訴人即被告陳唐正（下稱被告陳唐正）、上訴人即被告黃 兪樺（下稱被告黃兪樺）於原審準備程序期日，就被訴事實 均為有罪陳述，經受命法官告以案件行簡式審判程序後，不 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關於排除傳聞證據規定之限制 後，被告陳唐正、黃兪樺（以下合稱被告2人）仍同意於原 審行簡式審判程序，應認均已就檢察官起訴所引用被告以外 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供述證據不爭執證據能力，復於上訴理 由書內均僅爭執量刑之輕重，再於本院審判時均經合法傳喚 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而未對其餘證據能力聲明異議，經本院
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 ，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得作為證據。二、至於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其等證據 能力（見本院卷第145至146頁），被告2人於原審亦不爭執 其證據能力，復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 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檢察官而為合法調查 ，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2人經合法傳喚，均無正當理由未於本院審理時到庭陳述 ，惟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2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 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9至12、26至30、197至207頁；原 審卷第77、8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盧文龍於警詢時指訴 情節相符（見偵卷第61至62頁），復經證人即共同被告王韋 智於警詢、原審審理中證述屬實（見偵卷第34至37、40至41 、263至265頁；原審卷第77、86頁），並有三重分局搜索扣 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偽造之「請求暫緩執行凍結令申 請書」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地檢署刑事傳票」、告訴人之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戶存簿內頁、現場監視器 錄影檔案畫面擷取照片及現場照片等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 91至94-1、99至100、102至145頁），足認被告前開任意性 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㈡按105年12月28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將洗錢行為區分為將自 己犯罪所得加以漂白之「為自己洗錢」及明知是非法資金， 卻仍為犯罪行為人漂白黑錢之為他人洗錢」兩種犯罪態樣， 且依其不同之犯罪態樣，分別規定不同之法定刑度。惟洗錢 犯罪本質在於影響合法資本市場並阻撓偵查，不因為自己或 為他人洗錢而有差異，且洗錢之行為包含處置（即將犯罪所 得直接予以處理）、多層化（即為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流 狀況，以迂迴層轉、化整為零之多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 匿特定犯罪所得）及整合（即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犯罪所 得，使該犯罪所得披上合法之外衣，回歸正常金融體系）等 各階段行為，其模式不祇一端，上開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之 二分法，不僅無助於洗錢之追訴，且徒增實務事實認定及論 罪科刑之困擾。故而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105年12月28日 修正之洗錢防制法乃依照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下稱FATF）40項建議之第3 項建議，並參採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 約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之洗錢行為定義，將洗
錢行為之處置、多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全部納為洗錢行為 ，而於該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 、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 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 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 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以求 與國際規範接軌。又因105年12月28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 第3條所規範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門檻，除該條所列舉特定 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之犯罪暨部分犯罪如刑法業務 侵占等罪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外，限定於法定 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之「重大犯罪」，是洗 錢行為必須以犯上述之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犯罪客體 ，始成立洗錢罪，過度限縮洗錢犯罪成立之可能，亦模糊前 置犯罪僅在對於不法金流進行不法原因之聯結而已，造成洗 錢犯罪成立門檻過高，洗錢犯罪難以追訴。故105年12月28 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參考FATF建議，就其中採取門檻式規範 者，明定為最輕本刑為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將「重 大犯罪」之用語，修正為「特定犯罪」；另增列未為最輕本 刑為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所涵括之違反商標法等罪，且 刪除有關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始得列入前置 犯罪之限制規定，以提高洗錢犯罪追訴之可能性。從而105 年12月28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所規範之一般洗 錢罪，必須有第3條規定之前置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始能成 立。然洗錢犯罪之偵辦在具體個案中經常祇見可疑金流，未 必瞭解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倘所有之洗錢犯罪皆須 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已經判決有罪確定，始得進一步 偵辦處罰，則對於欠缺積極事證足以認定確有前置犯罪，卻 已明顯違反洗錢防制規定之可疑金流，即無法處理。故而10 5年12月28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乃參考澳洲刑法立法例，增 訂特殊洗錢罪，於第15條第1項規定：「收受、持有或使用 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無合理來源且與 收入顯不相當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 開立帳戶。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 帳戶。三、規避第七條至第十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從而 特殊洗錢罪之成立，不以查有前置犯罪之情形為要件，但必 須其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無合理來源並 與收入顯不相當，且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取得必須符合上 開列舉之三種類型者為限。易言之，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 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第14條之
一般洗錢罪論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 係前置之特定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 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例如詐欺集團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後， 為隱匿其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其款項轉入該 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該集團所屬之車手前往 提領詐欺所得款項得逞，檢察官如能證明該帳戶內之資金係 本案詐欺之特定犯罪所得，即已該當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 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至若無法將人頭 帳戶內可疑資金與本案詐欺犯罪聯結，而不該當第2條洗錢 行為之要件，當無從依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論處，僅 能論以第1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另過去實務認為，行為 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 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 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10 5年12月28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 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 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而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 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 成該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本案被告2人參與之三人 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為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1款所稱之特 定犯罪，觀其等犯罪手法，係先由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 員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且指示告訴人將詐騙所得之款項交付 其所指定之共同被告王韋智，再由共同被告王韋智將該款項 交付予被告黃兪樺，再由被告黃兪樺轉交予被告陳唐正，之 後，被告陳唐正再將上開款項轉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年 成員，其等藉此迂迴層轉之方式取得犯罪所得，目的顯在製 造金流斷點，使偵查機關難以有效追查，以達隱匿犯罪所得 之去向。而被告2人均為具備通常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生活 通常經驗之成年人，對於上情應可預見，竟仍執意參與，分 擔實行上開行為，是被告2人與共同被告王韋智、「許傳明 」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就本案犯行，均有隱匿特 定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犯罪聯絡及行為分擔，亦屬明確。 ㈢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 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 共同正犯之成立；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 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 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 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 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 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
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 ，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 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 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 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 （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判例、92年度台上字第2824 號判決意旨、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參照）。復參以目前 遭破獲之電話詐騙集團之運作模式，係先以詐騙集團收集人 頭通訊門號或預付卡之門號及金融機構帳戶，以供該集團彼 此通聯、對被害人施以詐術、接受被害人匯入受騙款項及將 贓款為多層次轉帳之使用，並避免遭檢警調機關追蹤查緝， 再由該集團成員以虛偽之情節詐騙被害人，於被害人因誤信 受騙而將款項匯入指定帳戶或交付後，除承襲先前詐騙情節 繼續以延伸之虛偽事實詐騙該被害人使該被害人能再匯入、 交付更多款項外，並為避免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多於確認 被害人已依指示匯款或提領現金後，即迅速指派集團成員以 臨櫃提款或自動櫃員機領款或親往收取詐得贓款等方式將詐 得贓款即刻提領殆盡；此外，為避免因於收集人頭帳戶或於 臨櫃提領詐得贓款，或親往收取款項時，遭檢警調查獲該集 團，多係由集團底層成員出面從事該等高風險之臨櫃提款、 收取款項（即「車手」）、收水、把風之工作，其餘成員則 負責管理帳務或擔任居間聯絡之後勤人員，然不論擔任車手 工作而負責提領款項、取走贓款再交與詐欺集團上游之行為 ，均為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查本案被告 2人參與詐騙集團所屬成年成員詐欺告訴人之犯行，而該詐 騙集團分工細緻，被告2人雖未自始至終參與各階段之犯行 ，且與撥打電話詐騙告訴人、偽造公文書之成員間有互不相 識之情形，然依現今詐騙集團詐騙之犯罪型態及模式，其等 就所屬詐騙集團成員以本件手法行騙，當為被告2人主觀上 所明知之範圍；又被告2人明知本案尚有共同被告王韋智、 「許傳明」、其他負責以電話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之機房話務 人員及收受被告陳唐正所交付本案詐騙所得款項之本案詐欺 集團某成年成員，足見其等明知所屬詐欺集團之成員已達3 人以上，仍在本件犯行之合同犯意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 一部，而相互利用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之部分行為以遂行犯罪 之目的，亦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即應就其等所參與並有 犯意聯絡之犯罪事實同負全責。
㈣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2人犯行均洵堪認定，應均予 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2人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業於112年5月31日經總 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6月2日生效，此次修正乃新增該條第 1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 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就該條第1項第2款 規定並未修正，是前揭修正對被告2人所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之犯行並無影響，即對被告2人並無有利不利之情， 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現行法規定。 ㈡按刑法第218條第1項所謂公印或公印文，係指由政府依印信 條例第6條相關規定製發之印信，即專指公署或公務員職務 上所使用，用以表示公署或公務員資格之印信而言，即俗稱 大印與小官章及其印文（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693號判例 參照）。又公印之形式凡符合印信條例規定之要件而製頒， 無論為印、關防、職章、圖記，如足以表示其為公務主體之 同一性，均屬之（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155號判決意旨 參照），該條規範目的亦在保護公務機關之信用性，凡客觀 上足以使社會上一般人誤信為公務機關之印信者，不論是否 確有該等公務機關存在，抑公務機關之全銜是否正確而無缺 漏，揆諸前揭說明，應認仍構成刑法第218條第1項之罪，始 符立法目的。而不符印信條例規定或不足以表示公署或公務 員之資格之印文，即非公印文，僅屬普通私印、私印文。經 查，本件「請求暫緩執行凍結令申請書」上偽造之「台灣台 中地方法院印」印文，其全銜內容與我國公務機關名銜相符 ，乃用以表明公署主體之印文，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地檢 署刑事傳票」上偽造之「台灣省台中地檢署印」印文，亦係 表彰公務機關之印信，應認均屬刑法第218條所規定之公印 文；而偽造之「檢察官施教文傳票專用」印文及「書記官楊 英杰傳票專用」印文各1枚，皆非印信條例所謂之印、關防 、職章、圖記，俱難認係公印文，均僅為一般偽造之印文。 又本案既未扣得與上揭偽造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 ，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亦得以電腦製圖 軟體模仿印文格式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印文圖樣，是依卷內 現存事證，無法證明上揭公文書內偽造之印文確係透過偽刻 印章之方式蓋印偽造，則尚難認另有偽造印章犯行或偽造印 章之存在，併此敘明。
㈢次按刑法上所稱之「公文書」，係指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 書，與其上有無使用「公印」無涉；若由形式上觀察，文書 之製作人為公務員，且文書之內容係就公務員職務上之事項 所製作，即令該偽造之公文書上所載製作名義機關不存在， 或該文書所載之內容並非該管公務員職務上所管轄，然社會 上一般人既無法辨識而仍有誤信為真正之危險，仍難謂非公
文書。又行使影本，作用與原本相同，偽造公文書後，持以 行使其影本，偽造之低度行為為高度之行使行為所吸收，應 論以行使偽造公文書罪（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1107號判例 參照）。查本件偽造之「請求暫緩執行凍結令申請書」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地檢署刑事傳票」各1紙，其上各蓋用偽 造之「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印」印文、「台灣省台中地檢署印 」印文、「檢察官施教文傳票專用」印文、「書記官楊英杰 傳票專用」印文，並分別載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法 院公證官：張文凱」、「收款執行官：陳永興」、「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地檢署」等字樣，形式上已分別表明係由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臺中地檢署所出具，其等內容又與刑事案件相 關，自有表彰該機關公務員本於職務而製作之意，縱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內部並無「法院公證官」、「收款執行官」之職 稱，仍足使社會上一般人誤信其為真正機關所製作文書。是 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 公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 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之一般洗錢罪。
㈣被告2人、共同被告王韋智、「許傳明」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 成年成員間就本案上開犯行，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應皆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2人、共同被告王韋智、「許傳明」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 成年成員共同偽造公印文、印文之行為，均為偽造公文書之 階段行為，而偽造公文書後復持以行使，該偽造之低度行為 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㈥被告2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 使偽造公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 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 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均屬想像競合犯，應均依刑法第55條 前段之規定，各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 取財罪處斷。
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被告2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修正第16條條文，經總統於112 年6月14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50491號令公布施行，於同 年月16日生效，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 正後之條文則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 自白者，減輕其刑。」，核其立法理由，係考量原立法之目 的，係在使洗錢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當以被告於 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者，始足當之，而所謂歷次審判中均
自白，係指歷次事實審審級（包括更審、再審或非常上訴後 之更為審判程序），且於各該審級中，於法官宣示最後言詞 辯論終結時，被告為自白之陳述而言。乃參考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修正第2項，將修正條文第15條之１ 、第15條之2納入規範，並定明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 者，始減輕其刑，以杜爭議。故修正後新法規定犯洗錢防制 法第14條至第15條之罪之被告，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 均自白，方得依該條規定減輕其刑，相較於修正前舊法僅須 於偵查或審判中曾經自白即可減刑之規定而言，自以修正前 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對被告2人較為有利。 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 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 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 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 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 ，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 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 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 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 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 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3563號判 決意旨參照）。次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犯（洗錢防制法）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 減輕其刑」。本案被告2人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就其等所 犯本案洗錢罪均自白犯罪，原應就其等所犯一般洗錢罪，依 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惟原審認定被告2人所犯刑法第216條、 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及洗錢 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 上開3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應各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 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斷，則被告2人所犯洗錢罪屬 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依上開說明，僅由本院於後述依刑 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說明。 ㈢次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 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刑事審判旨在實現 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 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 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 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 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
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且考刑法第 59條立法理由：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 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 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 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 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 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 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 及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參照）。是法院審酌刑法第5 9條酌減事由時，仍應依刑法第57條科刑事由通盤考量，若 認犯罪情狀確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即得酌 量減輕其刑，二者並非截然可分，不得合併審究。又刑法第 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 義詐欺取財罪，其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100萬元以下罰金，然同為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 詐欺取財之人，其行為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涉案程度未必 盡同，所造成之社會危害自屬有異，其法定最低本刑1年以 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查被告2人雖均不思以正途賺取 錢財，明知現今社會詐欺集團橫行，其等恣意詐欺行為往往 對於被害人之財產及社會秩序產生重大侵害，竟貪圖不法利 益，與詐騙集團合流，詐騙告訴人，造成本案告訴人財產損 失，對於社會正常交易秩序及良善風俗之危害非輕，惟被告 2人擔任本案詐欺集團之收水工作，僅係聽「許傳明」指示 而為，與上層策畫者及實際實行詐術者相比，惡性較輕；又 其等犯後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並各與告訴人以 7萬3,000元達成調解，此有原審法院111年度司附民移調字 第1133號調解筆錄1份附卷可參（見審附民982卷第23至24頁 ），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倘就被告2人所犯三人以上共同 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刑仍嫌過 重，衡以一般社會觀念，顯然失衡，有情輕法重之嫌，是其 等犯罪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情節尚堪憫恕 ，爰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各予以酌量減輕其刑度。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2人上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犯 行，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⒈按有罪 判決書之事實一欄，為適用法令之依據，凡於適用法令有關 之事項，必須明確認定，詳為記載，始足為適用法令之基礎 。刑法上之行使偽造文書罪，必須提出偽造之文書，本於該 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方得成立，如非主張其內容，僅為交 付行為，自與行使有別。就本件被告2人共犯行使偽造公文
書罪，原審判決事實欄雖記載共同被告王韋智將偽造之「請 求暫緩執行凍結令申請書」公文書及偽造之「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地檢署刑事傳票」公文書各1紙交予告訴人並收受22萬 元等語，然對於該等偽造之公文書內容究竟有何主張而足認 已達行使之程度，以及此舉生何種損害等構成要件事實，均 未於事實欄內明確認定，按上說明，自有可議。⒉被告2人於 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就其等所犯本案洗錢罪自白犯罪，依上 開說明，應於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 事由，已如前述，然原判決於量刑時漏未審酌該部分減輕其 刑事由，容有未洽。⒊未扣案偽造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地 檢署刑事傳票」公文書1紙上偽造之「檢察官施教文傳票傳 用」印文、「書記官楊英杰傳票專用」印文，依刑法第218 條規定應均予宣告沒收，原審未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亦有 違誤。被告2人提起上訴，指謫原審判決於量刑時未審酌其 等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之減輕事由不當， 非無理由，且原判決另有如前述不當之處，自無可維持，應 就原判決關於被告2人部分均予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均年輕力壯，不思以正 途賺取錢財，明知現今社會詐欺集團橫行，其等恣意詐欺行 為往往對於被害人之財產及社會秩序產生重大侵害，竟貪圖 不法利益，與詐騙集團合流，造成本案告訴人財產損失，對 於社會秩序危害重大，所為應予非難；又被告本案係依其他 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收受共同被告王韋智所交付詐欺告訴 人所得款項後，再交付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雖均非 犯罪主導者，但其等配合詐騙集團之指示，共同遂行詐騙他 人財物之犯行，所為均應予非難，犯後均坦承本案行使偽造 公文書、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 錢犯行，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之減輕事由 ，並於原審審理中各與告訴人以7萬3,000元達成調解，已如 前述，惟被告2人迄今並未依前開調解條件賠償予告訴人乙 節，業據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47頁 ），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兼衡其等智識程度均為高職肄業（ 見原審卷第35、43頁被告2人之戶役政資訊網站-個人戶籍資 料查詢結果）、被告陳唐正於警詢時自承家庭經濟狀況為小 康（見偵卷第19頁）、被告黃兪樺於警詢時自承家庭經濟狀 況為勉持（見偵卷第21頁），暨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 段、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再參酌告訴人及檢察官對於科刑 所表示之意見，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 ㈢沒收：
⒈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
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 查扣案之被告黃兪樺所有行動電話各1具，為被告黃兪樺 所有，且供本案犯罪聯繫所用之物乙節，業據被告黃兪樺 於偵查中陳明在卷（見偵卷第201頁），爰依前開規定宣 告沒收。
⒉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基於「 任何人不得保有不法行為之獲利」原則，對於因犯罪造成 之財產利益不法流動，應藉由「沒收犯罪利得」法制，透 過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使之回歸犯罪發生前的合法 財產秩序狀態。從而若被害人因犯罪受害所形成之民事請 求權實際上已獲全額滿足，行為人亦不再享有因犯罪取得 之財產利益，則犯罪利得沒收之規範目的已經實現，自無 庸宣告犯罪利得沒收、追徵。惟若被害人就全部受害數額 與行為人成立調（和）解，然實際上僅部分受償者，其能 否確實履行償付完畢既未確定，縱被害人日後可循民事強 制執行程序保障權益，因刑事訴訟事實審判決前，尚未實 際全數受償，該犯罪前之合法財產秩序狀態顯未因調（和 ）解完全回復，行為人犯罪利得復未全數澈底剝奪，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