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造文書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上訴字,110年度,2277號
TPHM,110,上訴,2277,20220331,1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2277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美智

選任辯護人 詹宗諺律師
洪瑄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
度訴字第179號，中華民國110年5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684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丙○○為無罪之諭知， 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 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依據告訴人乙○○之聲請，提起本件上訴，上訴意旨略 以：
　㈠被告前以李○○（已歿）有心神喪失、精神耗弱為由，於民國9 3年12月1日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遞狀聲請 宣告禁治產，桃園地院於94年2月25日以桃院興家君93年度 禁字第194號宣告李○○為禁治產人一節，有上開禁治產宣告 卷宗在卷可稽。再者，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 署）檢察官曾以被告趁李○○心神喪失、精神耗弱，不能處理 自己事務之程度，李○○並於94年2月間桃園地院為禁治產宣 告裁定而無法管理繼豐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繼豐公司），竟 冒用繼豐公司名義負責人薛家卉（原名薛佳惠）名義，於95 年2月7日，在繼豐公司股東同意書（下稱本案股東同意書） 、印鑑遺失切結書等文件上，偽造「薛佳惠」署名及印文後 ，持之向主管機關臺北市商業管理處辦理印鑑變更、股份轉 讓、章程變更、公司遷址及董事（即負責人）變更為其名下 等變更登記事項，涉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以103年度 偵續字第128號提起公訴，原審法院以104年度訴字第207號 案件（下稱前案）審理時，亦以被告於93年底，已報警將案 外人李○○強制送就醫安置，並聲請宣告其禁治產等節，其目 的就是在禁止李○○自己管理自己財產，堪信被告自斯時起不 會再讓李○○得以保管、管理或取得包含繼豐公司印鑑章在內 之重要財務文件等情，認定95年2月間繼豐公司變更登記之 申請係被告委託代辦業製作申請文件提出，非李○○所為一節



，有上開判決書可稽。
　㈡本案股東同意書文義係將繼豐公司股東甲○○、薛佳惠、李泰 興、李○○之股份，全數由被告1人承受，被告係受有利益之 人，被告確有偽造文書之動機。參以被告於偵查供稱：「（ 問：李○○當時找哪家會計師事務所辦理95年2月7日股份轉讓 ？）我不清楚，好像是1家信義區永吉路的會計師事務所辦 的，會計師叫甚麼明珠」等語，本案於95年2月7日辦理繼豐 公司變更登記之記帳業者所留之00000000電話，查址為臺北 市○○區○○路000號之0，0樓之陳德正，其妻陳明珠（陳德正 與陳明珠均已歿），且辦理變更登記時所留之被告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上記載「TO：明珠」（即後述95年2月6日傳真資料 ）等節，再衡諸原審法院審理前案時，既認定被告於93年起 即有積極透過法律程序剝奪李○○有效處分管理自己財產之法 律上能力之行為，亦認定被告在95年間係保管繼豐公司大小 印鑑章、本人戶口名簿及身分證之人，及95年2月間，繼豐 公司變更登記之申請係被告委託代辦業者製作申請文件提出 ，非李○○所為，參以原判決亦肯認95年2月7日繼豐公司股東 同意書上之股東「李興泰」、「甲○○」之簽名係遭他人偽造 等情，由此可知，本案縱非由被告自行簽署「甲○○」簽名， 亦係被告指示他人所為甚明。
　㈢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有未洽，爰提起上訴，請撤銷 原判決，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本院查：
　㈠原判決已就公訴人所提出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甲○○、 乙○○於偵查時及前案審理中之證述、證人即繼豐公司股東薛 家卉、李泰興於前案審理中之證述、繼豐公司於95年2月7日 變更登記申請書、本案股東同意書、被告於95年2月6日傳真 身分證予會計師「明珠」之書面文件（下稱95年2月6日傳真 資料）、95年2月16日變更登記表、繼豐公司交易明細、提 款單、存戶更換戶名暨取款印鑑申請書、傳票影本、李○○之 病歷資料、精神鑑定報告書、桃園地院93年度禁字第194號 宣告禁治產事件之案卷及本院105年度上訴字第2184號刑事 判決（即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前案，經檢察官上訴後，由本 院駁回其上訴之二審判決）等證據，詳予調查後，說明：　⒈繼豐公司於95年2月10日，以原股東甲○○、李泰興、薛家卉及 李○○之全部出資額轉予被告承受為由，檢附其上有前開股東 簽名之本案股東同意書，向臺北市商業管理處聲請辦理公司 變更登記，並於同年月16日變更登記完畢等情，有臺北市政 府95年2月16日府建商字第09573021210號函、繼豐公司變更 登記申請書、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印鑑遺失切結書、本



案股東同意書、95年2月6日傳真資料、經濟部公司執照、變 更登記事項卡、董事、股東名單及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等件 可稽，固堪認定。
　⒉然查：
　⑴甲○○及李泰興均為繼豐公司名義上股東，甲○○未曾到過繼豐 公司或參與相關營運，亦未曾目睹本案股東同意書上之簽名 遭何人偽造及行使之過程，彼等所述至多僅可證明本案股東 同意書為他人偽造，尚難證明此舉為被告所為。　⑵乙○○雖證稱：被告為繼豐公司實際負責人等語。然其自78年 後鮮少進入繼豐公司，92年間起遷居國外，對於繼豐公司於 78年至95年間之實際經營情形，應無通盤瞭解之可能，則其 所證上情，是否出於其個人推測，實屬可疑。況被告並非唯 一可能執有繼豐公司大小章之人，尚不得由其所述上情必然 推認係被告為本案犯行。
　⑶薛家卉僅擔任繼豐公司名義負責人，並未參與實際營運，且8 6年後鮮少進入該公司，89年後更未與李○○聯繫，則其所證 ：繼豐公司大小事都是被告處理乙節，是否與86年以後繼豐 公司實際營運狀況相符，已非無疑。再者，更換戶名暨取款 印鑑申請書之日期為96年8月20日，與繼豐公司95年2月10日 申請辦理公司變更登記之時間相隔1年5月之久，尚無從由此 逕認被告於95年2月10日已自李○○取得繼豐公司印章。故薛 家卉之證述及更換戶名暨取款印鑑申請書均不足以證明被告 於案發時為繼豐公司大小章之保管人。
　⑷李○○受禁治產宣告後，其財產上行為於法律之評價固屬無效 ，但事實上有無將繼豐公司之財產事務及印章全數移交予他 人處理，仍須視實際情形而定。本案依卷內所存事證，已難 認定繼豐公司之大小章於94年2月25日李○○受禁治產宣告時 起確由被告全權控管，自不能排除有如被告所辯係李○○自行 委請他人辦理之可能。從而，李○○於93年11月28日確診罹患 精神疾病，復於94年2月25日經法院宣告為禁治產人等情， 不足以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且由95年2月6日傳真資料不 能確認製作及傳真予「明珠」之文件為何人所為，更不能證 明本案被訴犯行與被告有涉。
　⑸本件既無積極證據可資證明被告自行或委託他人偽造本案股 東同意書並持向臺北市商業管理處申請辦理繼豐公司變更登 記之情，仍不得依據前案之意見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積極證 據。從而，公訴人所提上開證據，均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形成被告有罪 之確信，乃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等語。準此，原判決已詳予 論述對被告為無罪諭知之理由，核無不當。




　㈡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對於其所訴之被告犯罪 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 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 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而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 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 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 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 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茲原判決已詳敘就卷內證據（包含 檢察官上訴理由所指之莊家卉之證述、前案判決、更換戶名 暨取款印鑑申請書及95年2月6日傳真資料等證據）調查之結 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認不足證明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 訴偽造文書之犯行，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且所為論 斷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 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檢察官仍執前 詞，指摘原判決不當，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 之事項，反覆爭執，復未提出其他積極事證證明被告確有本 案偽造文書之情形，供本院調查審酌，其上訴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四、退併辦部分：
　　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10年度偵續二字第7號移送併辦意旨略以 ：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明知未經告訴人甲○○或乙○○ 之同意或授權，於95年2月7日，在不詳處所，於繼豐公司股 東同意書上偽簽「甲○○」之簽名，以彰將乙○○所有借名登記 於甲○○名下之股權轉讓由被告承受，並持向臺北市商業管理 處辦理登記而行使，致使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因而將上開事 項載明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上，而將原登記於甲○○名下之 股權轉讓由被告承受，以此方式將乙○○所投入之新臺幣135 萬元股款侵吞入己，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 占罪嫌，與上開起訴部分為事實上一罪案件，爰移送併辦等 語。惟前開起訴部分既經本院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自與移 送併辦部分不生事實上或裁判上一罪關係，是前開移送併辦 部分即非本院所得審酌，宜退回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宗元提起公訴，檢察官蔡期民提起上訴，檢察官楊四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怡秀
法　官 劉元斐




法　官 蔡羽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林虹雯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6年度訴字第17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丙○○　

選任辯護人　詹宗諺律師
　　　　　　李嘉典律師
　　　　　　洪瑄憶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年度偵字第6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無罪。
理 由
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與案外人李○○（已歿）係夫妻，原係 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0樓繼豐企業有限公司（業於民 國98年3月24日辦理解散登記，下稱繼豐公司）之股東及實際 負責人；告訴人乙○○為繼豐公司之股東，並將其股份借名登記 於告訴人甲○○名下。詎被告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之犯意，明知未經同意或授權，於95年2月7日，在不 詳地點，於繼豐公司股東同意書（下稱本案股東同意書）上偽 造「甲○○」之簽名，將告訴人乙○○所有登記於告訴人甲○○名下 之股權轉讓由被告承受，並持向臺北市商業處辦理登記而行使



之，而以此不實事項，使臺北市商業處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登 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上，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乙○○、甲○○及 臺北市商業處對於商業登記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 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及同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 實罪嫌等語。
本案之起訴未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㈠按同一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法 第302條第1款固有明文。此乃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係指同一案 件曾經有實體上之確定判決，其犯罪之起訴權業已消滅，不得 再為訴訟之客體者。又所謂同一案件，係指前後兩案被告同一 ，且前後案件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所謂判決確定，乃指犯罪 事實之全部或一部確定；又「單一性不可分」，必須全部事實 之各部分俱成立犯罪，始足當之，如其中部分有應為無罪、免 訴或不受理判決，即與有罪部分無不可分關係可言(最高法院9 9年台上字第264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前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 公訴（103年度偵續字第128號），經本院以104年度訴字第207 號偽造文書案件（下稱前案）受理在案，惟前案之犯罪事實， 乃是針對被告未經繼豐公司名義負責人「薛家卉」（原名：薛 佳惠，於102年間更名）之同意或授權，於95年2月7日在不詳 地點，於本案股東同意書、印鑑遺失切結書等文件上，偽造「 薛佳惠」署名及印文後，持向臺北市商業處辦理印鑑變更、股 份轉讓、章程變更、公司遷址及董事（即負責人）變更等登記 事項，並使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於同年2月16日，將上開不實 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因而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 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以及同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 罪嫌，嗣經本院判決無罪，案經上訴，復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0 5年度上訴字第2184號判決、最高法院以106年度台上字第2846 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各情，此有前開案件判決書及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件在卷可參（見本院106年度訴字第179 號卷《下稱本院卷》卷一第62頁至第85頁，本院卷四第527頁至 第529頁）。
㈢本案公訴意旨認為被告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 實之犯意，於案發時、地，於本案股東同意書上偽造「甲○○」 之簽名，將告訴人乙○○所有登記於告訴人甲○○名下之股權轉讓 由被告承受，並持向臺北市商業處辦理登記而行使之，以此不 實事項使臺北市商業處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 之公文書上，因而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 及同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已如前述。對照前案 判決確定之事實，雖與本案公訴事實間之被告同一，且被訴行



為均係行使偽造本案股東同意書及使臺北市商業處之承辦公務 員就有關繼豐公司登記事項之公文書為不實登載，但被害對象 則有不同，顯非同一案件。又被告於前案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 ，前案與本案公訴事實二者間，並不生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關 係，自無犯罪事實一部與全部關係可言，而非前案確定判決效 力所及，本院仍應為實體上之裁判。故被告及其辯護人主張： 前案與本案為同一事件，既經前案判決確定，本案應為免訴判 決云云，尚非可採。
本案之追訴權時效尚未完成：
㈠按於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前段定有明文。又刑法第80條關於追訴權消滅時效之規定，於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原規定：「追訴權，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二、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者，10年。」而修正後規定為：「追訴權，因下列期間內未起訴而消滅：二、犯最重本刑為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20年。」，該次修正後之追訴時效期間，自「10年」，提高為「20年」。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以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規定，為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是依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之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又關於追訴權時效之停止進行、其期間及計算，則應一體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3條規定。㈡按刑法第80條第1項規定，追訴權因一定期間不行使而消滅，係指追訴機關於法定期間內，怠於行使追訴權，即生時效完成，而消滅追訴權之效果。故追訴權消滅時效之發生，應以不行使追訴權為其前提要件。又所謂追訴權，係對行刑權而言，應指形式的刑罰權，包括偵查、起訴及審判權在內，該案件經提起公訴或自訴，若於實施偵查、審判進行中，此時追訴權既無不行使之情形，自不發生時效進行之問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138號解釋意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非字第21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實施偵查起算之日，應自檢察機關自動檢舉或簽分案件偵辦時之簽分日，或自當事人告訴、告發、自首、收受司法警察機關移送（報告）書之日起算，非以檢察官收受該案件之日（即卷面分案日期）起算。另為避免檢察官製作起訴書後，遲未將案卷移送而繫屬於法院，應認自檢察官起訴後，至案件送達而繫屬於法院之期間，追訴權實質上並未行使而予以扣除，以保障被告之利益。又經起訴之案件與繫屬於法院之前案若具實質或裁判上一罪關係時，因為前案起訴效力所及，故由檢察官簽結後，將相關卷證移送法院併案審理，惟此因非屬法律所明定之偵查或起訴障礙事由，其時效之進行非當然停止，然究與追訴權「怠於行使」或「不為行使」情形有別，如檢察官為避免案件罹於時效而逕行起訴，可能影響法院知悉就同一案件併為一次審判。刑法就此雖未明文規範，衡以行為人時效利益及犯罪追訴之規範目的，依目的性擴張解釋，應認與修正前第83條所定「依法律規定，偵查程序不能繼續」之意義相當，該「併案審理」期間，併案部分之時效應停止進行，於計算時效進行期間，自應予以扣除，並有同條第2項、第3項規定之適用，自不待言。惟於已起訴案件之犯罪事實與併辦案件之犯罪事實非實質同一，且其應適用之法律可確定不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者，倘檢察官仍為併案，即可認係怠於行使其偵查權，且以此種方法不為行使，其追訴權時效自仍應繼續進行，無上揭扣除期間之問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706號判決意旨參照）。㈢本案被告被訴於本案股東同意書上偽造「甲○○」之簽名，並持 向臺北市商業處辦理登記而行使之，使承辦公務員登載於職務 上所掌之公文書之情。經參以繼豐公司登記案卷，該次公司變 更登記係於95年2月16日經臺北市商業處核准登記，故本案犯 罪成立日為「95年2月16日」，案經告訴人甲○○及乙○○於「104 年11月11日」提出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於「105年5月18日」 製作移送併辦意旨書，並於「同年6月5日」函送本院於前案併 辦，經本院審理因認前案犯罪不能成立，併辦部分不能與之發 生一罪關係，由本院以104年度訴字第207號判決退併辦，案經 上訴，臺灣高等法院以105年度上訴字第2184號判決駁回上訴 ，嗣該院於「105年12月20日」將案卷函送臺北地檢署檢察官 繼續偵辦，再由本案檢察官於「106年3月13日」製作起訴書， 並於「同年月23日」繫屬本院等情，有臺北地檢署收文章、檢 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臺北地檢署105年6月2日北檢玉閏105偵 10440字第39925號函、前案判決書、起訴書及本院收文戳等件 在卷可稽（見臺北地檢署104年度他字第11040號卷第1頁，105 年度偵字第10440號卷二第11頁至第13頁，106年度偵字第684 號卷第1頁，本院卷一第1頁、第62頁至第85頁）。又依修正前 刑法第83條規定：追訴權之時效，如依法律之規定，偵查、起 訴或審判之程序，不能開始或繼續時，停止其進行；前項時效 停止，自停止原因消滅之日起，與停止前已經經過之期間一併 計算；停止原因繼續存在之期間，如達於第80條第1項各款所 定期間4分之1者，其停止原因視為消滅。基此，本案追訴權時 效應於106年6月30日屆滿【計算式：犯罪成立日（即95年2月1 6日）＋追訴權時效（10年）＋開始實施偵查日（即104年11月11 日）起至製作移送併辦意旨書日（即105年5月18日）之期間（ 6月7日）＋併辦意旨書送達本院日（即105年6月5日）起至退併 辦案卷送還檢察官日（即105年12月20日）之因併辦時效停止 進行期間（6月15日）＋重新開始偵查日（即105年12月20日）



起至檢察官製作起訴書日（即106年3月13日）止（2月22日） 】，而本案於106年3月23日既已起訴，並為本院審理中，是本 案追訴權時效尚未完成，檢察官仍得依法訴追。㈣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本案併辦之期間，追訴權時效仍繼續進 行，至起訴時業已屆滿云云，然被告於前案係被訴偽造「薛佳 惠」之署押及印文，持之行使而使公務員不實登載在職務上所 掌之公文書之事實，與本案被訴偽造「甲○○」之署押，持之行 使而使公務員不實登載在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之事實，如兩者 均成立犯罪，則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惟因前案經審理而認無 罪確定，自不生一罪關係，故難認檢察官怠於行使其偵查權。 是被告及其辯護人此部分所辯，乃屬無據，本院自應為實體審 理。
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 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 方法，為裁判基礎。次按被害人或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 與被告常處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 追處罰，證明力自較一般無利害關係之證人陳述薄弱。故被害 人或告訴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 無瑕疵，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 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 陳述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 罪科刑之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27號判決意旨參 照）。
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及 同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 述、證人即告訴人甲○○、乙○○於偵查時及前案審理中之證述、 證人即繼豐公司股東薛家卉、李泰興於前案審理中之證述、繼 豐公司於95年2月7日變更登記申請書、本案股東同意書、被告 於95年2月6日傳真身分證予會計師「明珠」之書面文件（下稱 95年2月6日傳真資料）、95年2月16日變更登記表、繼豐公司 交易明細、提款單、存戶更換戶名暨取款印鑑申請書、傳票影 本、李○○之病歷資料、精神鑑定報告書、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下稱桃園地院）93年度禁字第194號宣告禁治產事件之案卷及 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訴字第2184號刑事判決等件為其主要 論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等犯行，並辯稱：伊不清楚本案股東同意書上「甲○○」之簽名 為何人製作，也不曾持至臺北市商業處辦理變更登記，這些文 件都是李○○擅自決定並委託他人辦理等語。
經查：




㈠繼豐公司於95年2月10日，以原股東甲○○、李泰興、薛家卉及李 ○○之全部出資額轉予被告承受為由，檢附其上有前開股東簽名 之本案股東同意書，向臺北市商業處聲請辦理公司變更登記， 並於同年月16日變更登記完畢等情，有臺北市政府95年2月16 日府建商字第09573021210號函、繼豐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 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印鑑遺失切結書、本案股東同意書、 95年2月6日傳真資料、經濟部公司執照、變更登記事項卡、董 事、股東名單及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 二第15頁至第16頁反面，繼豐公司登記案卷），是此部分事實 ，固堪認定。
㈡證人甲○○及李泰興之證述，僅可證明本案股東同意書為他人偽 造，惟非可確認是被告所為：
⒈證人甲○○之歷次證述如下：
⑴伊於前案偵查時及審理中證稱：告訴人乙○○以伊名義入股繼豐 公司，相關入股事宜都是告訴人乙○○辦理，伊沒有跟李○○接觸 過，亦未到過繼豐公司；本案股東同意書上「甲○○」的簽名非 伊所簽，也不知悉95年2月7日轉讓出資額予被告等語（見臺北 地檢署102年度偵字第15084號卷第271頁反面，106年度偵字第 684號卷第103頁至第104頁反面）。
⑵伊於本案審理中證稱：告訴人乙○○以伊的名義投資繼豐公司， 伊沒有實際管理公司，不知道繼豐公司的營運狀況，對於出資 額轉讓一事完全不知悉，也無人事先知會伊等語（見本院卷三 第49頁至第50頁）。
⒉證人李泰興於本案偵查時及前案審理中證稱：繼豐公司為李○○ 設立，伊為繼豐公司的股東，但沒有實際出資，是李○○徵得伊 之同意這樣處理；本案股東同意書上的簽名不是伊所簽，也沒 有經過伊同意；伊於91年間中風，於93年至94年間很少與李○○ 聯絡，雙方最後一次見面時，有跟李○○聊天，當時李○○還認得 親友等語（見臺北地檢署102年度偵字第15084號卷第48頁反面 ，104年度偵續一字第40號卷第58頁反面，106年度偵字第684 號卷第101頁至第103頁）。
⒊承上，證人甲○○及李泰興均為繼豐公司之名義上股東，又證人 甲○○未曾到過繼豐公司或參與相關營運，彼等均於事後始發現 遭人偽造簽名及辦理出資額轉讓，且未曾目睹本案股東同意書 上之簽名遭何人偽造及行使之過程，是伊等所述至多僅可證明 本案股東同意書係遭人偽造而行使，尚難證明此舉係被告所為 。
㈢證人乙○○證稱被告為繼豐公司實際負責人乙節，亦不能證明被 告確有本案犯行：
⒈伊於前案審理中證稱：李○○是繼豐公司的合夥人，該公司股份



由伊實際出資30%，並以告訴人甲○○之名義擔任股東；伊起初 在繼豐公司負責進口、外銷及接待代理商等工作，直到74年至 75年間較少去繼豐公司，於80年間以後則更少去該公司，剛加 入繼豐公司時，名義上的經營者是李○○，但真正運作人應該是 被告，於80年間以後，聽同學說該公司名義上是李○○及被告的 ，但不瞭解實際上的經營者為何人；本案股東同意書上「甲○○ 」的簽名非伊所簽，也未授權他人簽名，伊並無意願將股權轉 讓給被告等語（見臺北地檢署106年度偵字第684號卷第105頁 反面至第109頁反面）。
⒉伊於本案偵查時及審理中證稱：伊於59年間加入繼豐公司，為 該公司的實際股東，自71年間起，因法律規定限制國營企業員 工及其配偶不能登記為股東，故以告訴人甲○○之名義擔任股東 ；該公司實際負責人於59年至71年間是李○○，伊則在繼豐公司 負責寫信、向國外訂貨及交貨；伊自77年至78年間起，就少去 該公司，當時是李○○的女兒當總經理，但沒有實權，有實權的 應該是被告，因為公司的帳都是被告管理，雖然繼豐公司有請 會計，但帳都要經過被告；伊於92年間到美國住了5至6年，至 98、99年間才回國，之後一直往返國內外，李○○或被告不曾與 伊對帳或切過帳，直到104年間才發現伊之股權被轉讓；李○○ 被宣告禁治產的事情，伊是擔任證人後才知道，該公司後期應 該是被告實際經營；該公司除了被告及其兒子外，只有聘僱的 工人等語（見臺北地檢104年度他字第11040號卷第14頁反面至 第15頁反面，本院卷三第35頁至第48頁）。⒊承上，證人乙○○雖為繼豐公司30%股份之實際出資人，且曾在該 公司負責處理訂、交貨等業務，然自78年後即鮮少進入該公司 ，且自92年間起則遷居國外，故對於繼豐公司於78年至95年間 之實際經營情形，應無通盤瞭解之可能，則伊所證稱「該公司 後期應該是被告實際經營」，是否出於個人推測，實屬可疑。 又依證人乙○○之證述，被告及李○○育有一子李偉齡，尚可能與 繼豐公司有所接觸，被告並非唯一可能執有繼豐公司大小章之 人，被告縱為李○○之配偶，又為本案股東同意書上所載之出資 額受讓人，並非必然可推認是被告為本案犯行。㈣證人薛家卉之證述、更換戶名暨取款印鑑申請書，不足證明被 告於案發時為繼豐公司大小章之保管人：　
⒈證人薛家卉於前案之證述如下：
⑴伊於前案偵查時證稱：伊於77年間經生父李○○之同意擔任繼豐公司之負責人，且於83年至84年間在繼豐公司上班，86年後就很少進公司，直到95年間才發現被更換負責人；繼豐公司擅自變更負責人及讓與出資額均未經伊同意，本案股東同意書及印鑑遺失切結書上之簽名，亦非伊所簽，但印鑑遺失切結書上所蓋伊的印章是真正，伊之印章都放在李○○那邊，因繼豐公司的大小事情都是被告處理，包括接洽、訂貨及送貨，所以伊認為本案股東同意書是被告所偽造等語（見臺北地檢署102年度他字第2496號卷第32頁正反面，103年度偵續字第128號卷第110頁至第111頁）。⑵伊於前案審理中證稱：繼豐公司的實際負責人是李○○，李○○於7 0幾年間找伊擔任繼豐公司的負責人，伊曾在繼豐公司任職1年 ，但沒有正式工作，只有去公司陪伴李○○吃飯和聊天，最後1 次見到李○○是88年至89年間，於89年間就聯絡不上；公司的大



章、刻有伊姓名之小章均不在伊這裡，應該是被告保管，伊有 1個印章一直留在繼豐公司，也不知道繼豐公司是用何印章； 本案股東同意書上的簽名，不是伊簽寫，伊不知悉出資額轉讓 的事情等語（見臺北地檢署102年度他字第2496號卷第32頁，1 06年度偵字第684號卷第110頁反面至第112頁反面）。⒉承上，證人薛家卉僅擔任繼豐公司之名義上負責人，不曾參與 該公司之實際營運，亦不知悉該公司使用何種印章，自86年後 更少進入該公司，然衡以本案被訴犯罪之發生時點為95年間， 證人薛家卉已將近9年少進入繼豐公司，自89年後更未與李○○ 聯繫，則伊所證「繼豐公司的大小事情都是被告處理」乙節， 是否僅為曾去繼豐公司時所得知之情事，又與86年後之實際營 運狀況是否相符，已非無疑。又依證人薛家卉所述，該刻有「 薛佳惠」（按：該證人於102年間更名為薛家卉）字樣之印章 係交予李○○，被告所負責處理之事務，包括接洽、訂貨及送貨 ，此均為業務營運事項，能否謂被告有全面管控繼豐公司之權 ，則有疑竇。
⒊又被告曾攜同證人薛家卉於96年8月20日至華南商業銀行辦理繼 豐公司更換戶名暨取款印鑑乙節，雖經證人薛家卉及被告於前 案偵查時陳述在卷（見臺北地檢署102年度他字第2496號卷第3 5頁、第61頁，102年度發查字第726號卷一第36頁反面至第37 頁），並有前開申請書1紙附卷可考（見臺北地檢署106年度偵 字第684號卷第25頁），然被告及證人薛家卉於96年8月20日辦 理公司更換戶名暨取款印鑑之日期，與繼豐公司於95年2月10 日申請辦理公司變更登記間，已間隔逾1年5月之久，上揭資料 至多僅可認定被告於96年8月20日執有繼豐公司之印章，但不 能逕認被告於95年2月10日已自李○○取得繼豐公司之印章。⒋至證人薛家卉固證稱繼豐公司的大章及刻有伊姓名之小章均為 被告保管，然伊對於被告於何時、何地及如何取得並保管上揭 大小章之日期及過程，均未能具體說明，證人薛家卉非無可能 係因96年8月20日見被告持繼豐公司之印章偕同伊一同辦理更 換印鑑，而為上揭證述。是依證人薛家卉之證述，亦無從認定 被告自何日起持有繼豐公司之印章，更難憑此推斷本案股東同 意書及公司變更登記申請等文件確為被告自行或指示他人所用 印。
㈤李○○於93年11月28日確診罹患精神疾病，復於94年2月25日經法 院宣告為禁治產人等情、繼豐公司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及存款取 款憑條等資料，不足以認定本案犯行為被告指示他人所為：⒈李○○於93年11月28日遭被告報警送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 區（前身為臺北市立療養院，下稱松德院區）急診，翌（29） 日醫師評估其病情需住院治療，因李○○無病識感又情緒激動不



配合，需強制住院至加護病房，自該日起至同年12月22日均被 強制在松德醫院住院治療；李○○於93年12月22日被轉至新光醫 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下稱新光醫院）全日住院治 療，迄至94年1月21日出院等情，有松德院區之李○○病歷資料 、出院病歷摘要及新光醫院病歷摘要紀錄紙等件在卷可稽（見 臺北地檢署106年度偵字第684號卷第42頁至第50頁反面、第82 頁反面）。
⒉又因被告向桃園地院聲請對李○○為禁治產宣告，該院法官囑託松德院區醫師於94年1月12日為精神鑑定，覆以鑑定結果如下：「①身體檢查：李員身高160公分，體重59公斤，肢體外觀無異常，腦波檢查顯示瀰漫、間歇性慢波，於本院住院期間曾接受腦部核磁共振檢查，顯示腦部萎縮，額葉部分更明顯；李員簡單動作則無大礙。②精神狀態：李員由妻子丙○○陪同接受鑑定，鑑定當時意識清醒，可認出妻子，但注意力無法集中，鑑定時較躁動，數度欲由座位上起身離開，並以腳踢桌椅，需要加以制止；李員情易怒多變，會說話挑釁鑑定者，面部時有不適切笑容，常提到與性相關的言語，可簡短切題回答鑑定者之詢問，有時會故意答非所問，亦有無故自笑情形。③心理評估：因李員於本院住院期間（93年11月29日日至12月22日）已實施心理衡鑑，且與本次鑑定時間上相隔不遠，故此次未安排心理評估。李員於住院期間曾實施簡短式智能評估，李員得分為20分（低於臨界值），李員於魏氏成人智力測驗（WAIS-III），語文智商94，操作智商69，總智商82，整體智能表現介於邊緣到中下程度之間，測驗表現相較學經歷背景有顯著的下降傾向，特別在操作和執行能力的表現上，新事物的學習能力亦極為不佳。結論：綜合以上所述李員之過去生活史、疾病史、身體檢查、精神狀態檢查、腦波檢查結果，本院認為其乃一『器質性精神疾患』（包括失智症）患者，其目前之精神狀態至少已達精神耗弱而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之程度」等語，而經桃園地院於94年2月25日裁定宣告李○○為禁治產人之情，有桃園地院訊問筆錄、臺北市立聯合醫院94年1月26日精神鑑定報告書、桃園地院93年度禁字第194號裁定及函文等件存卷可考（見桃園地院93年度禁字第194號案卷）。且經本院函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李○○之病情，經該院函覆略以：「『器質性精神疾患』（包括失智症）造成病患智能、操作、執行等能力下降之『幾無法逆轉』，且具有退化之病程表現，......處理財務等事務屬高階皮質功能，推測應無恢復之可能」等語，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04年9月10日北市醫松字第10433036600號函暨所附住院病歷、出院病歷摘要、心理衡鑑照會及報告單㈠、心理衡鑑與心理治療記錄、腦波檢查報告、核子醫學科造影檢查報告等件附卷可按（見臺北地檢署106年度偵字第684號卷第90頁反面至第98頁反面）。⒊嗣被告於94年2月間將李○○改安置在健順養護中心；於95年5月9 日，李○○由健順養護中心的工作人員陪同至松德醫院就診，由 工作人員向醫護人員描述李○○病況變化如下：李○○於94年2月 間入住養護中心後，前期情緒激躁，出現攻擊病友、破壞物品 之行為，經醫師調藥後，於94年5月間伊心情漸獲改善，但漸 出現肢體僵硬、不語之情形，於94年9月開始出現緘默症狀（m utism），於95年1月間姿態不穩（postualinstability）情形 更加明顯，無法自行站立，身體向前傾，日常生活需他人予完 全之協助，逐漸只能躺床無法自理生活，夜間難靜臥床上，需 予腹部磁扣約束來協助臥床才可靜躺入睡，雖經醫師調藥，但 上述問題仍未獲改善，故至松德醫院求治收住院等語；伊於95 年5月9日至同年6月16日松德醫院住院治療期間，確實均少語 ，對於問話已經無法以完整語句應答，多以點頭、搖頭回應， 極偶爾才以單字回答，大小便亦不會以言語表達，需使用尿布 ，若有解便另行清洗，其肢體僵硬，雙手常呈屈曲緊握狀，若 予扳開，伊會因感到疼痛不適而抗拒，日常生活均需他人給予 完全之協助等情，有松德院區之李○○出院病歷摘要及相關病歷 資料等件在卷可稽（見臺北地檢署106年度偵字第684號卷第50 頁反面、第53頁反面至第61頁反面）。
⒋由前揭⒉、⒊資料，雖可徵李○○於93年11月28日經送醫強制住院治療，並確診「器質性精神疾患」，然伊於94年1月12日為精神鑑定之時，意識清楚，可表達自我意思，並能辨識被告為何人，惟因處理其財產上事務之能力退化，已達精神耗弱之程度，經法院審認有設置監護人之必要，故為禁治產宣告。而李○○自94年2月間起被安置在健順養護中心，經醫師調藥後，於同年5月間心情已有改善，雖於同年9月間開始出現緘默症狀（mutism），但遲至95年5月9日至同年6月16日，始惡化至無法以完整語句應答之狀態。綜上可知，李○○於94年2月25日受禁治產宣告時起至95年2月間，應屬意識清楚，仍具備以完整語句與他人應答之能力。徵之本案股東同意書上所載日期雖為95年2月7日，並係同年月10日由某人持向臺北市商業處遞交公司變更登記之申請，然李○○於上開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日之數日或數月前，尚非絕無可能事先囑託他人辦理該等事項。⒌至李○○於93年11月28日送醫治療後，繼豐公司申設之華南商業 銀行之帳戶，自93年11月間至95年6月間止，均有收支往來之 交易紀錄，而相關存款取款憑條上均蓋有繼豐公司之印章及「 薛佳惠」之印章等情，有華南商業銀行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暨 對帳單、存摺類存款取款憑條等件可按（見臺北地檢署106年 度偵字第684號卷第29頁至第36頁）。惟繼豐公司上述收支往 來之交易紀錄，是否確為該公司業務營運所生？為何人處理及 用印？實際用印日期為何等節，不因前揭資料即可釐清，實不 能以此推斷被告於本案發生時確已實質控管繼豐公司之大小章 進而為本案犯行。
⒍況李○○受禁治產宣告後，其財產上行為於法律之評價固屬無效 ，但事實上有無將繼豐公司之財產事務及印章全數移交予他人



處理，則須視實際情形而定。本案依卷內所存事證，已難認定 繼豐公司之大小章於94年2月25日李○○受禁治產宣告時起確由 被告全權控管，則本案自不能排除有如被告辯稱係李○○自行委 請他人辦理之可能，從而，李○○於93年11月28日確診罹患精神 疾病，復於94年2月25日經法院宣告為禁治產人等情，不足以 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㈥由95年2月6日傳真資料所示，不能證明本案被訴犯行與被告有涉：　觀諸95年2月6日傳真資料所示，其內容為被告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並有手寫註記之「To：明珠」字跡，且蓋用繼豐公司及「 丙○○」之印文各情（見繼豐公司登記案卷），然尚乏積極證據 足認被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確為其本人所提供，亦無證據可 證其上之文字及印文為被告自行或委託他人所為，衡以被告擔 任繼豐公司之股東，並曾經手相關業務往來，又與李○○互為配 偶關係，從而，李○○或與李○○配合之會計師、曾接觸繼豐公司 相關事務之人，均可能留存被告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是僅憑 前開傳真資料不能確認製作及傳真予「明珠」之文件為何人所 為，更不能證明本案被訴犯行與被告有涉。
㈦本院以本案股東同意書、被告109年4月20日當庭親自書寫之「 甲○○」、「丙○○」簽名、被告申設之郵政存簿儲金立帳申請書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存款業務往來申請書、桃園市龍潭區農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