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更一字第9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奕謙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
第400號，中華民國109年1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9824號、107年度少連偵字第339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撤銷。
其他上訴駁回。
如附表所示偽造印文欄之印文，均沒收。
犯罪事實
一、甲○○（行為時係19歲之未成年人）與少年羅○旻（民國00 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業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以 107年度少調字第14號裁定不付審理）先後加入某成年人組 成之詐欺集團。緣該詐欺集團假借「新竹分局某警員」、「 黃敏昌檢察官」、「吳文正檢察官」之名義，撥打電話予甲 ○○，佯稱其涉及刑事案件需配合監管帳戶、假扣押財產云云 ，進而查悉甲○○之各帳戶結餘，並於106年3月16日13時許（ 起訴書誤載為「18時」，應予更正）詐取新臺幣（下同）70 萬元得手（此部分與甲○○、羅○旻無涉）。該詐欺集團食髓 知味，竟與甲○○、羅○旻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 人以上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 書之犯意聯絡，接續於106年3月20日9時許、3月21日9時30 分許、3月22日9時許，假冒「資金比對中心何明煌主任」名 義，撥打電話予甲○○，以上述相同之不實話語施以詐術，致 甲○○陷於錯誤，應允交付款項，再由羅○旻分別於如附表編 號1至3所示之時、地，假冒臺北檢察署專員，向甲○○收取如 附表編號1至3所示款項，並交付甲○○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偽 造之公文書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甲○○及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對外行使公文書之正確性。嗣羅○旻先後將如附表編號1 、2所示款項，在桃園市新屋區中山東路1段附近交予甲○○， 並於同年3月22日13、14時許，在臺灣高鐵烏日站，將如附
表一編號3所示款項，給交依甲○○指示前來之不知情胡毓坤 （被訴共同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公文書部分，業經原審判決 無罪確定），再由胡毓坤在桃園市新屋區中山東路1段附近 交付甲○○。甲○○則交付羅○旻所收取款項之2.5%現金作為報 酬。迨甲○○發覺有異，於同年4月6日報警處理，方循線查悉 上情。
二、案經甲○○訴由南投市政府警察局仁愛分局報告及臺灣桃園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簽分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 被告）就本判決下列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 能力均不予爭執，迄至言詞辯論終結，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 據能力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70至77、118至126頁），本院 審酌該些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 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屬適當，自有證據能力（至於被告雖於 本院審理中主張：羅○旻、胡毓坤歷次陳述之可信度不高， 然此為「證明力」之爭執，與證據能力無涉）。其餘資以認 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 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於106年3月20日、3月22日分別撥打多 通電話給羅○旻、胡毓坤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行使偽造 公文書、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 罪之犯行，辯稱：我不是「車手頭」，也沒有向羅○旻收取 款項，亦未指示胡毓坤去烏日高鐵站向羅○旻收取包裹，本 案詐騙與我無關云云。經查：
㈠該詐欺集團先假借「新竹分局某警員」、「黃敏昌檢察官」 、「吳文正檢察官」之名義，撥打電話予告訴人甲○○，佯稱 其涉及刑事案件需配合監管帳戶、假扣押財產云云，進而查 悉告訴人之各帳戶結餘，並於106年3月16日13時許詐取70萬 元得手後，另接續於106年3月20日9時許、3月21日9時30分 許、3月22日9時許，假冒「資金比對中心何明煌主任」名義
，撥打電話予告訴人，以上述相同之不實話語施以詐術，致 告訴人陷於錯誤，應允交付款項，再由羅○旻分別於如附表 所示之時、地，假冒臺北檢察署專員，向告訴人收取如附表 所示款項，並交付告訴人如附表所示偽造之「臺北地檢署監 管科收據」公文書而行使之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甲○○ 、證人即搭載羅○旻之計程車司機盧百通於警詢中證述明確 （見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仁愛分局投仁警偵字第1070002709號 卷，下稱警一卷，第33至37頁）；核與證人羅○旻於警詢、 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人胡毓坤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述情 節相符（見警一卷第8至17頁；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07年度 偵字第1244號卷，下稱投檢偵一卷，第17至19、26至27、43 至44頁；原審108年度訴字第400號卷，下稱原審卷，第250 至269、271至304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案件紀錄 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仁愛分局○○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 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合作金庫銀行東埔 里分行、埔里鎮農會帳戶存摺封面、交易明細表影本、匯款 紀錄、○○國小前監視器翻拍畫面、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仁愛分 局偵辦民眾甲○○遭冒名詐騙案偵查報告書（內含：相關調查 筆錄、手機門號申登人資料及通聯紀錄等資料）及扣案如附 表所示偽造公文書、該詐欺集團於同年3月16日交予告訴人 之「台北地檢署檢關科收據」1紙（除日期外，內容、格式 皆與附表所示偽造公文書完全相同）在卷可稽（見警一卷第 23至25、39至52頁；同署106年度他字第434號影卷，下稱他 卷，第23至205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羅○旻確係依被告之指示，於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時、地， 向告訴人收取如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款項，並將所收取如附 表一編號1、2所示款項，直接交付被告，且胡毓坤確有依被 告之請託，前往烏日高鐵站，由羅○旻將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 款項交付胡毓坤，由胡毓坤轉交款項予被告，被告再交付羅 ○旻詐騙所得2.5%之報酬等情，業據證人羅○旻於警詢及偵查 中證稱：我原本與「戴柏誠」一起做詐騙，「戴柏誠」被抓 以後，就與被告一起做，本件係被告指使我，並推薦我做取 款車手，我所使用之工作機係被告所提供，被告會在行動前 2、3個小時，打電話叫我準備裝錢的包包、工作機、車錢及 依照其指示行動，被告所使用門號0000000000號與我所使用 之門號0000000000號於106年3月20日之通話，均係被告與我 聯繫整個取款過程，我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款項，回 到新屋後，交付被告，被告再給我詐騙所得2.5%之傭金，而 如附表編號3所示款項，被告派胡毓坤前來烏日高鐵站向我 領取，之後被告再當面給我2.5%之傭金等語（見警一卷第11
至14頁；投檢偵一卷第26至27、43頁反面）；及證人胡毓坤 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稱：我在108年3月22日11時許 接到被告電話，拜託我去烏日高鐵站跟羅○旻領取包裹，我 一開始以要上課為由拒絕，但被告不斷拜託我，我只好答應 他，我就自桃園高鐵站搭乘高鐵南下到烏日高鐵站，到達後 我打電話給被告，並到其指示之出口等待，嗣羅○旻就出現 將用牛皮紙袋裝的包裹交給我，並交代我交給被告，我立即 與被告聯絡，被告要求我回到桃園再聯繫，我於當日16時許 ，在桃園新屋住處附近籃球場，將該包裹交付被告，此事之 後，我與被告聊天時，才得知被告與羅○旻從事詐騙取款車 手之工作稱等語（見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仁愛分局投仁警偵字 第1070003100號卷，下稱警二卷，第3至5頁；投檢偵一卷第 17至19頁）明確。觀諸證人羅○旻就被告介紹其擔任車手負 責取款、收取詐得款項交付被告，並由被告交付其報酬等情 節，陳述十分具體明確，事理貫連，並無齟齬之處，並與證 人胡毓坤所稱被告拜託其前往烏日高鐵站向羅○旻收取包裹 之情節相符，毫無矛盾。再衡酌證人羅○旻、胡毓坤與被告 並無仇恨怨隙，業經被告陳述在案（見警一卷第4、6頁）， 洵無憑空設詞誣陷被告之可能，亦無甘冒偽證罪責，無端設 詞構陷被告之理，故上開證人上開證述，自應採信。參以被 告所使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自106年3月20日6時57分許 至同日15時45分許，持續與羅○旻所使用之門號0000000000 號通話及簡訊聯絡，次數多達12次，另自106年3月22日10時 48分許至14時41分許，持續與胡毓坤所使用之門號00000000 00號通話聯絡，次數多達11次等情，亦有上開門號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申登人及雙向通聯紀錄含基地 台位置查詢資料光碟在卷可查（見他卷第131頁反面至第141 頁；原審卷第57至58頁），核與證人羅○旻、胡毓坤之前揭 證述內容吻合，可資為相互補強，堪認被告確有指示羅○旻 向告訴人收取款項，羅○旻並將所收取如附表編號1、2所示 之款項，直接交予被告，並指示不知情之胡毓坤前往向羅○ 旻收取附表編號3之詐騙所得，再轉交給被告，及事成後由 被告交付羅○旻詐騙所得2.5%報酬之事實，並非子虛。 ㈢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被告就其與證人羅○旻通聯紀錄之緣由，先於107年3月8日警 詢時稱：問他要不要打球（見警一卷第6頁）；再於原審108 年7月4日準備程序中供稱：上開通話均係我與羅○旻相約地 方見面等語（見原審卷第173、174頁），嗣於108年9月25日 原審審理中改稱：我係問羅○旻要不要出去、或打球或看夜 景，都是講出去吃喝玩樂等語（見原審卷第307頁），復於1
08年12月25日原審審理中又翻稱：當天泓佑公司老闆要我聯 絡羅○旻，我打電話叫羅○旻去上班等語（見原審卷第457頁 ），已見被告甲○○就其與羅○旻上開多次通話之原因，前後 供述不一，所稱情節迥異，已難遽採。又羅○旻並無在泓佑 公司之工作紀錄等情，有泓佑公司傳真資料及原審辦理刑事 案件電話查詢記錄表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85至387頁）， 則羅○旻既未曾於泓佑公司上班，被告甲○○所辯泓佑公司要 其叫羅○旻上班云云，核與事證不合，自無足採。再參以被 告上開門號於106年3月間之通聯記錄（見原審卷第49至61頁 ），其與羅○旻之通聯，除於3月20日多達11次外，其餘僅於 3月7日通話1次，顯見被告與羅○旻平時並無以此門號聯繫之 習慣，而細繹被告與羅○旻於106年3月20日通聯時間為自6時 57分至15時45分，相隔僅9小時間，通話多達11次，每次通 話均未超過1分鐘，而本件羅○旻於附表編號1向告訴人取款 之時間為12時許，於羅○旻取款前，被告即於6時57分、7時4 0分、9時5分、9時15分、10時17分、11時49分、11時59分多 次與羅○旻聯繫，於羅○旻取得被害人詐騙款項搭乘高鐵返回 桃園途中，被告於11時3分、14時8分、15時1分、15時48分 亦多次與羅○旻聯繫，此情與羅○旻證述每次取款前2、3小時 ，被告均會致電要求其準備包包及工作機之通話時間相符， 且於羅○旻取款中、後尚未交付款項予被告前，被告仍多次 聯繫羅○旻，然於羅○旻搭乘高鐵至桃園將款項交付予被告後 ，渠2人於當日即未再有任何聯繫，此情與詐騙集團車手頭 為確保車手順利取得款項並將該款項置於車手頭實力之配下 ，於取款當日均會於取款前密集聯繫車手，告知車手取款之 時間、地點及注意事項，並於取款過程中、甚至於取款後尚 未上繳前，會再密集聯繫車手，以便順利取得款項之情節相 符，益徵被告與羅○旻於106年3月20日之通聯應係在指示羅○ 旻於附表編號1取得詐騙款項事宜。
⒉另被告與被告胡毓坤於106年3月22日通話多達11次之原因， 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先稱：我記不清楚了等語（見原審卷 第174頁），然於原審審理程序中卻改稱：我都是要找胡毓 坤打籃球等語（見原審卷第306頁），亦見被告甲○○就其與 被告胡毓坤上開多次通話之原因，前後供述內容並不相符， 實難遽信。且觀之其與胡毓坤間通聯紀錄，除於3月22日多 達11次外，其餘於3月1日、4日、25日均僅通話1次、3 月24 日通話2次、3月27日通話3次，足認被告與胡毓坤平時通聯 狀況，並非甚為頻繁；卻於106年3月22日自10時48分許至14 時41分許止，被告與胡毓坤間之通話竟多達11次，且通話時 間自5秒至73秒不等，且集中於胡毓坤至烏日高鐵站取款前
、中、後，於被告胡毓坤取款後之同（22）日16時交付款項 與被告後，被告於當日即未再致電予胡毓坤，顯見該日多達 11次通聯之情況，已與被告、胡毓坤間平時通聯狀況有異， 衡情常人相約打球，亦不致於短時間內通話如此頻繁，是該 日通聯之原因，應與平時聯絡打球事宜之原因有別，反與一 般委請他人拿取重要物品，尤其為現金，擔憂他人無法順利 取款，而會於取款前、後密集聯繫，以確保款項取得，待取 得款項後即無聯絡必要之情形相符，是上開通聯，顯係聯絡 取款事宜甚明。況且，由上述㈢⒈可知，被告於「警詢時」即 稱106年3月20日電聯羅○旻之原因乃為約打球云云，除與相 約打球無須頻繁通聯之常情相悖外，尚就聯繫原因反覆不一 ，已徵其推諉之心，自無從僅以「因時間相隔2、3年之久， 無法清楚記得當時通聯情形」為辯，而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從而，綜合前揭㈢⒈、⒉所述，被告空言否認本件犯行，應屬 事後畏罪圖卸之詞，不足採信。
⒊至證人羅○旻雖於原審審理中改稱：我在警詢及偵查之筆錄不 實，我實際上係受胡毓坤指示向告訴人取款，我將詐得款項 交付胡毓坤，再由胡毓坤交付我傭金，因為之前胡毓坤威脅 要我咬被告云云（見原審卷第272頁）。然羅○旻係受被告指 示向告訴人取款，並將詐騙所得交付被告，由被告給付傭金 等情，業經證人羅○旻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如前所述 ；且證人羅○旻就關於將詐得款項交付何人，於原審審理中 先稱：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款項，我都是交給胡毓坤等語（ 見原審卷第272頁），嗣於同日原審審理中改稱：詐得款項 我有2次交給胡毓坤派來的人，最後1次係當面交給胡毓坤等 語（見原審卷第276 頁）；而關於交付傭金之地點，證人羅 ○旻於原審審理中先稱：胡毓坤給我的傭金，有1次是在我住 處後面土地公廟，有2次是在魚池旁交付等語（見原審卷第2 74頁），嗣於同日原審審理中改稱：胡毓坤給我傭金的地點 ，1次是在新屋魚池、1次是在我家後面土地公廟，1次在一 個舊公園等語（見原審卷第304頁）；又關於其與被告於106 年3月20日多次通聯之原因，證人羅○旻於原審審理中先稱： 我與被告上開通話，均係聯繫泓祐公司上班事宜，因為被告 是我當時的主管，我那時工作愛去不去，被告打電話問我是 否要去上班等語（見原審卷第275、283頁），嗣於同日審判 程序中竟改稱：我不太記得上開通聯內容等語（見原審卷第 289 頁），已見證人羅○旻就其將詐得款項交付何人、交付 傭金之地點及與被告多次通聯原因等各節，於同一日之原審 審理中，前後證述內容均不相符，相互矛盾，則其於原審審 理中改稱上情，顯難採信。另由證人羅○旻上開所證多次與
被告通聯係聯絡泓佑公司上班事宜之原因，亦與被告於同日 原審審理中供稱：上開通聯只是要約羅○旻打球或出去，且 我與羅○旻雖曾同在泓佑公司上班，但106年3月間，羅○旻已 經沒怎麼去上班了，老闆已經沒有叫我聯絡羅○旻，不用討 論上班事宜等情（見原審卷第309頁）等情，並不相符，且 羅○旻並無在泓佑公司之工作紀錄一節，有前述泓佑公司傳 真資料及原審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記錄表存卷可考，益徵 證人羅○旻於原審審理中上開證詞，顯非事實。 ⒋再者，羅○旻先於警詢中，除指稱其受被告指示取款外，尚稱 有將如附表編號3所示款項交付胡毓坤等語（見警一卷第14 頁）；另於107年9月21日偵查中，則改稱：向告訴人拿取的 3次款項，其中1次是交給胡毓坤，另外2次是交給被告、胡 毓坤以外之其他人（見投檢偵一卷第27頁）；復於同年10月 9日之偵查中另稱：我第1次領取的70萬元是交給被告，第3 次是依指示在高鐵站把錢交給胡毓坤，這次給胡毓坤錢的傭 金也是被告當面交給我的，我不確定另一次是不是我去拿的 等語（見投檢偵一卷第43頁反面）；並終在原審審理中全然 翻易前詞而證述本案與被告無關。經本院勾稽羅○旻前揭4次 陳述內容，以107年9月21日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對被 告最為有利，而此2次正皆是「被告、胡毓坤皆同時在場時 」所為之證語（107年9月21日偵訊雖採「視訊」方式，但羅 ○旻表示仍可查悉被告、胡毓坤在庭，見原審卷第284頁）； 而被告、胡毓坤未在場時之警詢、107年10月9日偵查中，羅 ○旻皆能直言前述不利被告之證語，且除原審審理之證述外 ，羅○旻對於胡毓坤之角色始終維持為第3次（或其中1次） 之收受者，顯見羅○旻針對胡毓坤涉案部分之說法始終一致 ，未受胡毓坤在場與否影響，則上開107年9月21日偵查中及 原審審理中變異前詞而有利被告之言論，是否乃因被告在場 ，以致羅○旻為此等陳述，即非無疑。此外，倘羅○旻於原審 審理中證稱：「確遭胡毓坤脅迫不得將其供出，並指示將罪 責推給被告」屬實，衡情羅○旻畏懼遭受胡毓坤報復，理應 於警詢及偵查中絕口不提胡毓坤之名，並刻意隱瞞曾將如附 表編號3所示詐得款項交付胡毓坤之事，豈有於警詢及偵查 中證稱被告為上手之外，另均證稱有將詐得款項交付胡毓坤 之理？更遑論，警詢時，經員警提示供其閱覽之相關資料中 （無論通聯紀錄或監視器畫面）均絲毫未見胡毓坤涉入其中 ，羅○旻豈需和盤托出胡毓坤。又豈有於106年9月21日與胡 毓坤同庭時，仍當面堅稱有將上開款項交付胡毓坤、且胡毓 坤知悉其所交付之物為現金等語（見投檢偵一第26頁反面） 之可能？則羅○旻於警詢及偵查中既均證稱曾交付胡毓坤詐
得款項，而使胡毓坤遭檢警追查並列為本件同案被告，益徵 羅○旻於警詢及偵查中，並無刻意隱蔽胡毓坤所涉事實之情 ，顯與其前述遭胡毓坤脅迫要求指證被告一節相互矛盾。參 以被告自陳其與羅○旻乃長達8年之好友，且有介紹羅○旻給 「戴柏誠」剪頭髮（見警一卷第4頁；投檢偵一卷第27頁） ，羅○旻亦不否認的確是因「戴柏誠」從事剪髮工作而結識 （見原審卷第293頁），可見羅○旻連同剪髮這般生活瑣事亦 與被告相關，羅○旻尚且知悉被告曾於泓佑公司任職而於原 審審理為前開「其亦於泓佑公司上班」之不實陳述，足徵其 2人間交情匪淺、連結甚深，甚且經原審提示被告自承有介 紹羅○旻與戴柏誠認識之陳述時，羅○旻仍推說「不記得」（ 見原審卷第294頁），顯然刻意幫被告切割與詐欺集團上手 「戴柏誠」之關係；反觀羅○旻於警詢中尚無法將胡毓坤之 姓名正確指訴（見警一卷第14頁），亦證其與胡毓坤並無過 深情誼、雙方無過多交集。準此，經本院綜合上開㈢⒊、⒋各 節，羅○旻於107年9月21日偵查中及原審審理中改稱：被告 於本案無關、前遭胡毓坤威脅要其推給被告云云，均係事後 迴護被告之詞，顯屬不實，自非可採；且審酌羅○旻警詢之 製作時間與本件案發時間相距較近，記憶較為清晰，且與其 嗣後於偵訊、胡毓坤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 符，復無證據顯示製作筆錄之員警有以強暴、脅迫、利誘、 詐欺、疲勞訊問等其他不正方法取供之情事，應認羅○旻出 於自由意識而為之警詢陳述，最為真實。
⒌至於羅○旻雖於警詢、偵查中皆稱被告有交付工作機（見警一 卷第13頁；投檢偵一卷第27頁），而與前揭與被告間乃是直 接以個人手機聯繫之通聯紀錄之情狀不合。然查詐欺集團提 供工作機之目的，無非在避免遭警方監聽查獲，自會在使用 一小段期間即行丟棄另行申辦，聯絡時亦不顯示號碼，惟此 究非必然之模式，此參被告於本院108年度上訴字第1749號 詐欺案件中（下稱另案，被告業經此另案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1年8月，未經上訴而確定），與負責提領款項之少年共犯陳 ○瑋間，亦是直接以其個人手機與陳○瑋持用之個人手機（申 登人乃其母親）進行聯繫（有該另案判決影本存卷足憑，見 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204號卷第109至110頁），可資佐證 ，益徵被告確有以其個人手機聯繫提款車手之情狀。更遑論 本案既有前揭積極事證足稽，縱使警方因詐欺集團刻意隱避 而無從查得有關工作機之通聯紀錄（即羅○旻與詐欺集團機 房間之聯繫），亦不足遽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㈣刑法之共同正犯，包括共謀共同正犯及實行共同正犯二者在 內；祇須行為人有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共同犯罪計畫之
擬定，互為利用他人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完成其等犯 罪計畫，即克當之，不以每一行為人均實際參與部分構成要 件行為或分取犯罪利得為必要（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8 82號判決要旨參照）。又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行之 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 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且其犯意聯絡之表示，無論為 明示之通謀或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均不在此限（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2655號判決要參照）。又刑法之「相續共同 正犯」，就基於凡屬共同正犯對於共同犯意範圍內之行為均 應負責，而共同犯意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前成立者為限，若 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共同犯 意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他 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 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應共 同負責（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230號判決要旨參照）。 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 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 雖乙、丙彼此間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 成立（最高法院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意旨參照）。又以 目前遭破獲之電話詐騙案件之運作模式，係先以電話詐騙被 害人，待被害人受騙匯（交）款後，再由擔任「車手」之人 出面負責提款（取款）及保管詐騙所得款項之行為，則無論 係何部分，均係該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 被告縱未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接觸，然渠等經中間共犯之聯 繫，實係參與相同之詐欺犯行，且該等詐欺之犯行，亦未超 出被告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犯意聯絡範圍內，是被告與 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而共同正犯，在合同之意思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 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 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本件被告雖未實際偽造公文書或撥 打電話詐騙告訴人，然被告負責指揮少年羅○旻佯裝為檢察 官指派之人員向告訴人收取遭詐騙之款項再轉交被告，以促 使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順利完成詐欺取財之行為，足徵被 告係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該詐欺集團之分工，分擔犯罪 行為之一部，並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詐欺犯罪之目的，是 被告自應就其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㈤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論罪：
㈠刑法上所稱之公文書，係指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而刑
法上偽造文書罪，係著重於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即使該偽 造文書所載名義製作人實無其人，而社會上一般人仍有誤信 其為真正文書之危險，仍難阻卻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54年 台上字第1404號判例意旨參照）。是以，若由形式上觀察文 書之製作人為公務員且文書之內容係就公務員職務上之事項 所製作，即使該偽造之公文書上所載製作名義機關不存在或 該文書所載之內容並非該管公務員職務上所管轄，惟社會上 一般人無法辨識，而仍有誤信其為真正之危險時，仍難謂其 非公文書。又將偽造之文書複印、影印或傳真，與抄寫或繕 打不同，其於吾人實際生活上可替代原本之使用，被認為具 有與原本相同之信用性，故在一般情況下可予以通用，應認 其為與原本作成名義人直接所表示意思之文書無異，自得為 犯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之客體（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5498號 判例意旨參照）。經查，本案證人羅○旻持以詐騙告訴人之 偽造「臺北地檢署監管科收據」等字樣，並蓋有「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檢察署印」之印文，形式上已表明係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檢察署所出具，且內容係關於刑事案件偵辦之相關說明 ，有表彰該公署公務員本於職務而製作之意思。縱前揭文書 實際上並無該等單位處理相關事宜，並被認為具有與原本相 同之信用性，故在一般情況下可予以通用，已足使人誤信為 真，應屬偽造之公文書。
㈡次按刑法第218條所稱之公印，係指由政府依印信條例相關規 定製發之印信，用以表示公署或公務員之資格，即俗稱之大 印及小官章而言（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693號判例意旨參 照），又與我國公務機關全銜不符之印文，難認為公印文（ 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676號判例意旨、84年度台上字第61 18號判決、97年度台非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前揭「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之印文，非依印信條例規定所 製發用之印信蓋印以表示該機關資格，僅屬於偽造之普通印 文，故起訴意旨認該等印文，屬公印文，尚有誤會。另附表 編號1至3偽造之公文書上所蓋「檢察官吳文正」長條戳印文 ，亦不符合上述公印文之要件，僅屬普通印文，併予說明。 此外，上述印文雖係偽造而成，惟本案並未扣得與印文內容 、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 ，亦得以電腦至圖列印或以其他方式偽造圖樣，是依卷證資 料，尚無法證明上揭印文確係透過偽刻印章方式蓋印，故無 從逕認此部分有何偽造印章之行為。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 罪、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 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本案詐騙集團於如附表編
號1至3所載偽造公文書上偽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吳文正」之印文（應均屬於偽造之普通印文）， 分別係偽造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公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偽造 附表編號1至3所示各公文書後交予少年羅○旻持向告訴人詐 騙而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各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 均不另論罪。
㈣被告與少年羅○旻及不詳姓名年籍之其他詐欺集團成年成員間 ，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㈤又如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各行為之獨 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 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 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而為包 括之一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679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少年羅○旻先後3次依被告之指示前往南投縣仁愛鄉○○ 國小前，與告訴人見面並收取告訴人所交付之70萬元、40萬 元、30萬元等款項，係出於同一緣由、目的，並於密接之時 間、地點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微薄弱，主觀上係基於單 一犯意，以單一行為之數個舉動，接續進行同一犯行，在法 律上應評價為接續犯，應僅論以一罪。至於起訴書中雖記載 詐欺集團成員「於106年3月16日」撥打電話予告訴人之事實 ，但就被告所涉犯罪時間業已敘明乃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間 ，及提領款項亦以附表編號1至3為限，並未敘及告訴人「於 106年3月16日遭詐取70萬元」之時間、地點、金額，應認起 訴書就此「106年3月16日」犯行並未起訴，僅是作為犯罪事 實論述之起始緣由，且查無證據有被告相關，故本院就此無 庸審酌且無須不另為無罪諭知，附此說明。
㈥被告所犯上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及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 名義詐欺取財罪，係為取信告訴人以詐騙金錢而為之，均係 在其同一犯罪決意及預定計畫下所為，因果歷程並未中斷， 且上開犯罪行為間亦有局部重疊合致之情形，應僅認係一犯 罪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 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 斷。
㈦至被告雖與少年羅○旻共犯本案犯行，惟被告於行為時僅19歲 ，尚未成年，自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之加重規定適用。 ㈧又按被告行為時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 稱犯罪組織，係指三人以上，有內部管理結構，以犯罪為宗 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 或暴力性之組織。」準此，上開規定所稱之「犯罪組織」應
以具有「脅迫性」或「暴力性」為其要件。查，被告固有加 入該詐欺集團，惟所為詐欺取財犯行非屬「脅迫性」或「暴 力性」之犯罪活動，是尚難認該詐騙集團該當於前揭規定所 稱之「犯罪組織」，從而被告加入該詐騙集團之行為自不得 論以組織犯罪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至於 前揭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關於「犯罪組織」之規定，嗣 於被告行為後之106年4月19日雖修正為「本條例所稱犯罪組 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 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 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 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 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復於107年1月3日將上 開規定關於「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部分修正為「具有持 續性『或』牟利性」，而放寬「犯罪組織」之構成要件；然被 告所參與該集團之行為，依其行為時之法律既不構成犯罪， 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主義」之規定，自不得再以被告行 為後之法律予以相繩，是上開修正後之規定於本案中洵無適 用之餘地，併此敘明。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即沒收部分）：
㈠原審就被告上揭犯行，認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 見。惟：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偽造公文書中均尚有「檢察官 吳文正」之印文於上（見警一卷第23至25頁），原審就此漏 未諭知沒收，稍有未當。被告雖未執此上訴，然原判決有上 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就此沒收部分撤銷改判。 ㈡沒收：
⒈羅○旻所取得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款項，乃直接或間接交付被 告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然一般詐欺集團內部運作均會 層層將詐騙所得交付所屬詐騙集團上游以分配報酬，本件無 積極證據證明上開詐得款項扣除羅○旻所分得報酬後，其餘 款項未再交付詐騙集團上游而全數均歸被告所有，亦無證據 證明被告分得多少之報酬，故無從就前揭詐得款項部分對被 告宣告沒收。
⒉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偽造印文欄之偽造印文，均應依刑法第2 19條之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沒收之。而如附表一 編號1至3所示偽造之公文書欄之偽造公文書，既均已交付予 告訴人持有，則非屬被告及其共犯所有之物，爰不予宣告沒 收。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即被告判處罪刑部分）： 原審審理結果，認被告所犯行使偽造公文書罪、三人以上共 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證明確，而適用刑
法第28條、第216條、第211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 2款、第55條、第219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等規定 ，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年值青年，不思以正 當途徑獲取財物，僅為一己私利，參與詐騙集團行騙，利用 一般民眾欠缺法律專業知識，對於檢警機關組織分工與案件 進行流程未盡熟稔，及信賴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公權力，而以 行使偽造公文書及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 之方式，欲遂行其等詐欺取財犯行，影響民眾對司法人員職 務執行之信賴，嚴重破壞國家機關公權力行使之威信，加深 告訴人及民眾對社會之不信任感，所為非是，復未與告訴人 達成和解並賠償損失，再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之動機、目 的、手段、犯罪所生損害、在本案詐騙案中擔任角色、分工 、自承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外包商工作、月收3萬元 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2年。經核原判決認 事用法，洵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被告雖上訴主張無罪； 然本件業依卷內各項證據資料，就被告所辯之詞，詳為論述 、一一指駁，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開陳詞否認犯罪，而指摘 原判決不當，難認可採。從而，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