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原重選上更二字第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金建
選任辯護人 張 靜律師
薛智友律師
黃國益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泰運
選任辯護人 張 靜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臺
東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4年8月19日第一審判決（104年度原選訴
字第3號；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03年度選偵字第6號
、103年度選偵字第15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
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張金建、邱泰運均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金建係高美珠（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 處分）之配偶，高美珠則為第00屆○○縣第00選區平地原住 民縣議員候選人，被告邱泰運為高美珠之競選總部顧問。被 告張金建、邱泰運為求高美珠得以於順利當選，竟共同基於 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投票予高美珠之犯意聯絡 ，約由被告張金建指示不知前情之高美珠，向址設○○縣○ ○鎮○○路00○0號之○○○○○○○飯店（下稱本案飯店 ），以每桌新臺幣（下同）3,000元（果汁、酒類另計）之 代價，預訂民國103年10月23日中午之宴席（下稱系爭餐宴 ），被告邱泰運則負責支付該餐會費用。被告二人謀議既定 ，被告張金建即於系爭餐宴前不詳之時間，假舉辦座談會之 名，邀約第00選區有投票權之陳彩生、高成財、高忠財、高 文俊、林金安、陳麗年、黃仁義、林素容、蘇秀鳳；其等復 邀請第00選區內具有投票權之莊顯福、高智略、莊新路、陳 明美、林俊宏、田秀英、莊新春、吳玉好、李嘉宗及其他應 邀到場之人（無證據證明其他到場之人為上開選區內有投票 權之人，或知悉本案餐宴係為約使投票支持高美珠而舉辦） ，高美珠另邀請第00選區內具有投票權之吳成男參加座談會
等共約60人，於103年10月23日中午免費出席系爭餐宴（陳 彩生、高成財、高忠財、高文俊、林金安、陳麗年（起訴書 誤載「陳歷年」）、黃仁義、林素容、蘇秀鳳、莊顯福、高 智略、莊新路、陳明美、林俊宏、田秀英、莊新春、吳玉好 、李嘉宗、吳成男【以下合稱陳彩生等19人】涉嫌投票受賄 罪部分，均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於同日中午12時30分 許，由被告張金建及其他多名助選員向大家致詞拜票後，再 於同日中午12時30分許起至同日下午2時許止，即由被告邱 泰運提供在場之第00選區有投票權之選民免費用餐及水酒（ 共計7桌，加計酒類等飲料價格，合計34,000元免費餐飲之 不正利益），被告張金建、高美珠2人則於系爭餐宴中逐桌 敬酒拜票，過程中由助選員高喊「當選」，請大家支持高美 珠，藉此要求參與系爭餐宴且具有投票權之選民支持高美珠 。而有投票權之陳彩生等19人等人，均已認系爭餐宴是為約 使其等投票支持高美珠之不正利益，仍在場繼續享用不正利 益至系爭餐宴結束，而收受免費餐飲（含酒水，以每桌8至 10人計算，約485元至607元）；嗣於系爭餐宴結束，由被告 張金建指示被告邱泰運支付餐費，再由被告邱泰運囑付其不 知情之女友李梅蘭至本案飯店1樓櫃檯以現金結清支付系爭 餐宴之費用34,000元後，並開立餐飲13,333元加計住房費 19,048元之不實發票（李梅蘭涉犯商業會計法部分，另經檢 察官為緩起訴處分），以此方法對於上開有投票權之人交付 不正利益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等語。
貳、證據裁判原則、無罪推定原則及罪疑唯輕原則：一、證據裁判原則（主義）：
按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 ，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係採證據裁判主義（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927號判決意旨參照）。進一步言之， 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 證據裁判原則，以嚴格證明法則為核心，亦即無證據能力、 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610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204號判決 意旨參照）。亦即構成犯罪要件之事實，應依嚴謹之證據法 則，並以證據嚴格證明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01號 、104年度台上字第3190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刑事 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 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 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124號、107 年度台上字第1754號、106年度台上字第3622號、105年度台
上字第1423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170號判決意旨參照）。二、嚴格證明法則：
刑事訴訟所謂之嚴格證明法則，指須依法律所規定之嚴格方 式提出證據之訴訟證明方式與過程，其內涵包括法定證據形 式（證據方法與證據能力），以及法定證據調查程序此兩項 雙重限制條件。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始得供嚴格證明犯罪 事實之用，並據以認定犯罪事實。反之，無證據能力之證據 ，無從作為嚴格證明之素材，自不得資以認定犯罪事實，此 觀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 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之規定甚明。是知嚴格證明乃 支配法院於審判程序調查證據以認定犯罪事實之限制性概念 ，倘無犯罪事實之認定，即無須經嚴格證明可言，所採用之 證據自不以具有證據能力為必要（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 第524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無罪推定原則：
（一）所謂無罪推定原則，係指「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 ，推定其為無罪。」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 2697號判決意旨參照）。無罪推定原則，時至今日，已係 具有普世價值之刑事訴訟基本理念，我國刑事訴訟法於92 年大幅度修正時，為配合時代潮流，於證據章通則之首條 （第154條），增定第1項：「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 前，推定其為無罪。」將原有之「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 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意旨（證據裁判主義）， 挪後為第2項，以刻意顯示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係奠基於無 罪推定，由此出發，並奉證據裁判主義為圭臬，再依嚴謹 證據法則，陸續展開各種相關程序之運作，以獲取心證、 取捨證據、認事用法（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226號 判決意旨參照）。詳言之，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依法公 開審判證實有罪前，應被推定為無罪，此為被告於刑事訴 訟上應有之基本權利，聯合國大會於西元1948年12月10日 通過之世界人權宣言，即於第11條第1項為明白宣示，其 後於1966年12月16日通過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 條第2款規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 前，應假定其無罪。」再次揭櫫同旨。為彰顯此項人權保 障之原則，我國刑事訴訟法於92年2月6日修正時，即於第 154條第1項明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 其為無罪。」並於98年4月22日制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將兩公約所揭 示人權保障之規定，明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更強化無 罪推定在我國刑事訴訟上之地位。又司法院大法官迭次於
其解釋中，闡明無罪推定乃屬憲法原則，已超越法律之上 ，為辦理刑事訴訟之公務員同該遵守之理念（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1126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164號判決意 旨參照）。
（二）無罪推定原則主要內涵，無非要求負責國家刑罰權追訴之 檢察官，擔負證明被告犯罪之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 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 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縱使被告之辯解疑點重重 ，法院仍應予被告無罪之諭知（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 第423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被告在法律上固有自證無 罪之權利，但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而法官或檢察官對於移 送或起訴之案件則須秉公處理，審慎斷獄，不可先入為主 ，視被告如寇仇，刻意忽略對被告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3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準此，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 ，縱有疑點，甚或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 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 字第1549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罪疑唯輕原則（或稱罪疑唯利被告原則；或稱罪證有疑，利 於被告原則）：
（一）所謂罪疑唯輕原則，係指法院依法調查證據並於證據評價 結束之後，對於被告所犯罪責有無、輕重或罪數多寡之間 ，仍然有疑，尚不足以形成心證之確信時，即應為被告有 利之認定，作較輕之判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 3375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所謂罪疑唯輕原則（又稱有 疑唯利被告原則），係指關於罪責與刑罰之實體犯罪事實 的認定，若法院已經窮盡證據方法而仍存在無法形成確信 之心證時，應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而此原則是在法院依 法調查證據，並於證據評價結束之後，方有適用，其存在 之內涵，並非在如何評價證據之證明力，而係在法官於未 能形成心證之確信時，應如何判決之裁判法則（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5569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035號、106 年度台上字第2813號、第1229號判決意旨參照）。（二）詳言之，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定有明文。是法官對被告犯罪事實之認 定，唯有經過嚴格之證明並獲得無疑之確信時，始得為有 罪之判決。然人力有其極限，縱擁有現代化之科技以為調 查之工具，仍常發生重要事實存否不明之情形。故於審判 程序中，要求法官事後重建、確認已發生之犯罪事實，自
屬不易。倘法院依卷內調查所得之證據，仍存在無法排除 之疑問，致犯罪事實猶不明確時，法院應如何處理，始不 至於停滯而影響當事人之權益，在各法治國刑事訴訟程序 中，有所謂「罪疑唯輕原則」（或稱罪疑唯利被告原則） ，足為裁判之準則。我國刑事訴訟法就該原則雖未明文， 但該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息息相關，為支配刑事裁判過程 之基礎原則，已為現代法治國家所廣泛承認。亦即關於罪 責與刑罰之實體犯罪事實之認定，法官在綜合所有之證據 予以總體評價之後，倘仍無法形成確信之心證，即應對被 告為有利之判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58號判決 意旨參照）。易言之，當被告所涉及之犯罪事實，可能兼 括重罪名與輕罪名，而輕罪名之事實已獲得證明，但重罪 名之事實仍有疑問時，此時應認定被告僅該當於輕罪罪名 ，而論以輕罪；若連輕罪名之事實，亦無法證明時，即應 作有利於被告之無罪判決（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69 6號判決意旨參照）。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 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 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 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5 3年台上字第656號判例、106年度台上字第2964號、101年 度台上字第450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五、無罪推定原則與罪疑惟輕原則之不同：
「無罪推定原則」適用於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前之所有程序（ 包括偵查、起訴及審判各階段），故即便是檢察官，其於辦 案時亦應嚴守無罪推定原則，對公平正義之維護或被告之利 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皆應詳加蒐證及調查，以避免侵害人 權。至「罪疑唯輕原則」則是在法院依法調查證據並於證據 評價結束之後，方有適用，其存在之內涵並非在指導法官如 何評價證據之證明力，而係在指導法官於未能形成心證之確 信時，應如何判決之裁判法則，二者仍有不同（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3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參、舉證責任：
一、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之積極證明，或其 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不利於被告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判決（最高 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本則判例，依據108年1月4
日修正，108年7月4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 ，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而依 110年度台非字第103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先前選編為判 例之裁判，係擇其判決理由確能闡明法律真義、補充法條 未備，將其法律見解編列為抽象之判例要旨，報經司法院 備查，使其具有通案之法規範效力。是依前揭法院組織法 第57條之1第2項規定，本院未經停止適用之判例，其效力 雖與本院一般個案裁判相同，惟其已往具有如同命令位階 之法規範效力，倘未經本院大法庭就個案事實相同之法律 見解作成裁定前，仍屬最高法院一致之見解〉；以下所引 用之判例效力，同此說明】、110年度台上字第3074號、 109年度台上字第5381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355號、107 年度台上字第1924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5號、104年度台 上字第3716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81號、102年度台上字 第293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茲因刑事訴訟法制之設計係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以檢察官 立於當事人之地位，對於被告進行追訴，則檢察官對於被 告之犯罪事實，自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540號判決意旨參照）。詳言 之，現代刑事訴訟進步理念，認為唯有透過程序的正義， 始能實現實體的正義；缺乏程序正義，即無實體正義可言 。我國刑事訴訟法乃以法院、檢察官和被告形成訴訟結構 的三面關係，法院居於公平、客觀、中立、超然立場審判 ，後二者為當事人（不含被害人及告訴人），檢察官負有 實質舉證責任（第161條），被告受無罪推定保障（第154 條第1項），審判以法庭活動為中心（第159條第1項、第 164 條至第170條），訴訟程序原則上由當事人主導（第 161條之2第1項、第2項、第163條第1項），法院僅補充性 介入（第163條第2項），學理上稱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 義（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966號判決意旨參照）。 惟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迄今已 達十餘年，雖然逐漸獲致成果，但猶有若干故步自封情形 存在，可待改進。理論上，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第1項規定，具有實質舉證責任，其若未盡，除有同法第 163條第2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情形外，被告依同法第 154條第1項規定，受無罪推定原則保障，法院當謹守嚴謹 證據法則，並受同法第154條第2項關於證據裁判主義之誡 命，於無從獲致被告有罪或重罪之確切心證，而有合理懷 疑時，當為無罪之諭知（或不另為無罪諭知），或依罪疑 唯輕原則論擬（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93號判決意
旨參照）。
（三）基於實質舉證責任，檢察官之起訴，自不能草率，倘仍沿 襲職權進行主義之舊例，因「有合理之懷疑」，即行起訴 ，此後袖手旁觀，冀賴法院補足、判罪，應認為不夠嚴謹 、不合時宜；以量化為喻，偵查檢察官之起訴門檻，不應 祇有「多半是如此」（百分之五、六十），而應為「八、 九不離十」（百分之八十，甚至更高）；至於公訴檢察官 在公判庭上，則應接棒，負責說服法院達致「毫無合理懷 疑」之程度（百分之百），使形成被告確實有罪之心證（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966號判決意旨參照）。二、公平法院原則：
（一）證明被告有罪既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院原 則」，法院自無接續檢察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 之義務（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亦即法官基於「公平法院之原則」，僅立於客觀、公 正、超然之地位而為審判，不負擔推翻被告無罪推定之責 任，自無接續檢察官依職權調查不利於被告證據之義務（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124號、105年度台上字第423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新制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 行主義後，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法院僅立於客觀、 公正、超然之地位而為審判，雖有證據調查之職責，但無 蒐集被告犯罪證據之義務（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9 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593號判決意旨參照）。（二）故檢察官如未盡舉證及說服責任，致法院無從依據卷內資 料獲得被告犯罪之確信者，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 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226號判決意旨參照）。檢察官如 未於起訴時或審判中提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以證明其起 訴之事實確實存在，或未指出調查之途徑，或與待證事實 具有關聯性之證據暨其證明力等事項，法院因而不能獲得 被告犯罪之確信（即心證），而諭知被告無罪者，自不得 遽謂法院違背同法第163條第2項之規定，而指摘法院有未 依職權調查證據，或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 之違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376號判決意旨參照 ）。
（三）詳言之，無罪推定係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宣示具有普世價值，並經司法院解釋為憲法所保障之 基本人權。91年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 ，法院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規定， 當與第161條關於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嗣後 修正之第154條第1項，暨新制定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刑事妥速審判法 第6、8、9條所揭示無罪推定之整體法律秩序理念相配合 。盱衡實務運作及上開公約施行法第8條明示各級政府機 關應於2年內依公約內容檢討、改進相關法令，再參酌刑 事訴訟法第163條之立法理由已載明：如何衡量公平正義 之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和判例累積形成 ，暨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證明被告有 罪既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院原則，法院自無 接續檢察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最高法 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57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4633號判決 意旨參照）。
肆、爭執、不爭執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30頁、本院107年度原選上更一字 第1號【下稱本院前審】卷第66頁背面、第67頁）：（一）被告張金建係高美珠（另為不起訴處分）之配偶，高美珠 則為第00屆○○縣第00選區平地原住民縣議員候選人，被 告邱泰運為高美珠之競選總部顧問。
（二）103年10月23日中午，有在本案飯店用餐的人至少有：被 告張金建、邱泰運及高美珠、李梅蘭、陳彩生、高成財、 高忠財、高文俊、林金安、陳麗年、黃仁義、林素容、蘇 秀鳳、莊顯福、高智略、莊新路、陳明美、林俊宏、田秀 英、莊新春、吳玉好、李嘉宗。
（三）當天桌數7桌，每桌3,000元，含飲料、酒錢之用餐費用合 計34,000元，是由被告張金建委由邱泰運支付，嗣被告邱 泰運委由其女友李梅蘭以現金結清支付本案餐宴之費用 34,000元後，並開立餐飲13,333元加計住房費19,048元之 不實發票（李梅蘭另為緩起訴處分）。其餘參與之人均未 支付、分擔任何餐費。
（四）嗣員警搜索扣得金額34,000元之三聯式發票1式2聯。二、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30頁、本院107年度原選上更一字 第1號【下稱本院前審】卷第67頁）：
被告張金建、邱泰運之行為是否均該當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投票 權為一定之行使罪？
（一）餐宴之前，在同一地點有無座談會或說明會的舉辦？（二）如有座談會或說明會，其舉辦的時間、目的為何？參與人 員出席情形？
（三）餐宴費用34,000元，是否為不正利益？（四）本案「餐宴」是否為被告二人基於「不正利益」而期約或 交付於有投票權之人之犯意聯絡而為之？並約其投票權為
一定之行使？
伍、證據能力部分：
按所稱「犯罪事實」，係指決定刑罰權存否與範圍、須經嚴 格證明之事實，並不包括不存在之犯罪構成事實。刑事訴訟 法第155條第2項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 ，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按之「證據能力」係指可供「嚴 格證明」使用之資格，則此一「判斷對象」，自係指須經嚴 格證明之犯罪事實之判斷而言。亦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不僅須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否則不得作 為有罪認定之依據。惟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被告被訴之犯 罪事實並不存在，而應為無罪之諭知時，因所援為被告有利 之證據並非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而係作為彈劾檢察官 或自訴人所提證據之不具憑信性，其證據能力自無須加以嚴 格限制。易言之，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時，即使是不具 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以供法 院綜合研判形成心證之參考（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774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 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 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 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 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 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 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 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 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 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 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本案經審理結果，既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所使用之 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是以下所引用之各項證據， 不再逐一論述說明其是否具有證據能力。
陸、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法律見解分析：一、法律規定：
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罰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定有明文。二、立法理由：
參照96年11月7日修正理由，該條之立法理由為：民主政治 之基石建立在公平、公正之選舉制度，使選民得以在候選人
公平競選之程序中，挑選適當優秀之人才擔任國家之重要公 職。以賄選方式當選者，為回收其付出之賄賂，勢必利用職 務之機會，圖謀不法之利益，導致賄選與貪瀆形成惡性循環 ，同時腐蝕民主政治之根基。又因國內部分民眾之錯誤認知 ，行賄者及受賄者對投票行、受賄之犯行，往往均無罪責感 ，為昭顯賄選行為之惡性，並有效嚇阻賄選犯行，因而以刑 罰處罰。
三、為刑法投票行賄罪之特別法：
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乃刑法投票行賄罪之特 別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135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4104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乃是侵害國家法益犯罪：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最 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124號、105年度台上字第889號、 97年台上字第923號判決意旨參照）。
五、與投票收賄罪係屬「對向犯」：
我國法就公職人員之選舉，於投票行賄及投票收賄犯行設有 對向犯之規定，不惟論罪科刑分設處罰（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5412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選罷法第99條第1項 之交付賄賂罪，相對應於刑法第143條第1項之收受賄賂罪， 立法目的在於維護人民參政權中之投票權得以純正行使，就 其犯罪結構之屬性，屬於必要共犯之對向犯類型（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3194號判決意旨參照）。六、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對於有投票權人行賄罪要 件分析：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對於有投票權人行 賄之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而 約其為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此項構成犯罪要件 之事實，不但於判決書事實欄應詳加記載，理由欄亦應將其 認定此項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詳為敘述， 始足為適用法律及判斷其適用法律是否適當之根據。」（最 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95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條之一第一項（按與現行法構成要件相 同，僅刑度不同）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 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 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 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 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 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 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上開對
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 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 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 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 使。且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 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 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893 號判例、102年度台上字第2526號判決意旨參照）。茲將構 成要件析述如下：
（一）對象係以「有投票權人」為前提要件：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係以對 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為構成要件要 件。惟不論何階段之行為態樣，行為人均須對於有投票權 人為之，始該當於上開條項之罪（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 字第442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此所謂「有投票權之人」 ，係指依據各該法律相關規定而享有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 票權之資格者而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87號、 109年度台上字第2080號判決意旨參照）。（二）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 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要件：
1、行求、期約、交付具有階段性：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包含行求賄賂、期約賄 賂及交付賄賂等3種獨立之犯罪型態，雖有高低階段性， 具有吸收關係，但仍可各自獨立成罪（最高法院107年度 台上字第3165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行求、期約、交付 行為，係屬階段行為（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002號 判決意旨參照）。詳言之，自行為之過程觀之，具有進階 性，依行賄之一方言，即先為行求，而後期約，終於交付 ，但非必然階段分明，亦非必定循序漸進，且不以明示為 必要，默示仍受禁止，其間一經對向之有投票權人一方未 予允諾，即不能進階，祇能就其低階段行為予以評價。申 言之，祇要該行賄者就客觀上足使有投票權人不行使投票 權或為一定行使之對價賄賂，單方將其行賄之意思向有投 票權人有所表示，無論係以言語明說，或以動作暗示，或 言語、動作兼具而明、暗示，一經到達相對之有投票權人 ，行求行為即告完成，尚不因有投票權人對於其被行賄一 情知悉或意會與否，而有影響。至於其後若有投票權人與 行賄者進而期約，甚或完成交付，因屬高階行為之實行， 則應依各該具體作為評價之，自不待言（最高法院106年
度台上字第45號判決意旨參照）。
2、何謂「行求」、「期約」、「交付」：
行求賄選階段，屬行賄者單方意思表示行為，不以相對人 允諾為必要；而交付賄賂階段，因行賄者與受賄者乃必要 之共犯，以二人間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合致而成立犯罪， 雖不以收賄者確已承諾，或進而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為必 要，但仍須於行賄者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時，受賄者 對其交付之目的已然認識而予收受，行賄者始成立交付賄 賂罪，否則尚屬期約或行求之階段。而同條第2項則就預 備犯第1項所列各階段行為予以處罰（最高法院101年度台 上字第90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5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從而所謂「行求」，指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不正 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方之意思為已足，不以受 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受賄者就期望之投票行為 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乃雙方意思表示 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交付」，指 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得賄賂加以 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絕收受，並無收 受之意思者，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又 行賄者若未能會晤其他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相對人或第 三人等代為轉達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 人等傳達予有投票權之人時，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 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相對人或第三人交付賄賂或不正 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時， 行賄者對其他有投票權之人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 益罪；如該人等並未轉達行賄者行求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 益之意思，行賄者之意思表示既尚未到達其他有投票權之 人，於此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另若 該受賄者或第三人於取得賄賂或受委託後，復受行賄者委 請而與其有行賄投票之犯意聯絡，受託輾轉欲行對於其他 有投票權人轉告、轉交之遞予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不 正利益者，即應與該委託之行賄者，視其賄選之進行階段 、型態，分別成立預備犯或與之成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4104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客體要件：
按投票行賄罪用以行賄之客體有二種，一為賄賂，一為不 正利益。所謂「賄賂」係指金錢或得以金錢計算之財物； 「不正利益」則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人之慾 望，一切有形無形之利益而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 2203號判決意旨參照）。賄賂，例如黃金、支票（最高法
院98年度台上字第151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開不正利 益不以經濟上之利益為限，諸如設定債權、免除債務、款 待盛筵、介紹職位等亦均屬之，但如行為人所交付者，係 得以金錢計價之有體財物，即屬賄賂，而非不正利益（最 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793號判決意旨參照）。至於賄賂 之標的物如屬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 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 觀情事而為判斷（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787號判決 意旨參照）。
（四）對價關係要件：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投票行賄罪，以行為人 主觀上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 行使或不行使為構成要件。即行為人客觀上所行求、期約 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 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始能成罪（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字第105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該罪在客觀上，須以行 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可認係約使 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為必要；而 是否屬於對價關係，應審酌行為人之主觀意思，並衡量其 給付之對象、時間、方法、價額與其他客觀情狀，依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