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刑事),上訴字,110年度,566號
TCHM,110,上訴,566,20210505,1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566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榮欽



選任辯護人 張欽昌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
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832號，中華民國110年1月5日第一審判
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3264號、109
年度偵字第2111號、109年度偵字第5213號、109年度偵字第9309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與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後，認一審判決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 應予維持，並引用一審判決記載之事實及理由（如附件，惟 偽造特種文書部分未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二、上訴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一、原審 就被告林榮欽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說明不另為無罪 諭知，固非無見，惟查：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原於民國8 5年11月22日制定，並於同年12月11日公布，條文內容為：「 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係指三人以上，有內部管理結構，以 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有集團性、常習性 及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組織。」。前開條文復於106年4月19日 修正公布為:「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 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 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 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 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 為必要。」，其立法理由並明確記載：「一、依照聯合國打擊 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二條，所稱『有組 織犯罪集團』（Organized criminal group），係由三人或 多人所組成、於一定期間內存續、為實施一項或多項嚴重犯 罪或依本公約所定之犯罪，以直接或間接獲得金錢或其他物 質利益而一致行動之有組織結構之集團；所稱『嚴重犯罪』， 指構成最重本刑四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犯罪行為；至



於『有組織結構之集團』，指並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 之集團，但不必要求確定成員職責，也不必要求成員之連續 性或完善之組織結構。另公約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要求締約 國應將公約第五條所定之犯罪，予以罪刑化，爰配合該公約 國內法化，檢討犯罪組織之定義。二、修正第一項犯罪組織 之定義如下：（一）原『內部管理結構』，其意義與範圍未臻 明確，致實務認定及適用迭生爭議，亦與公約第二條有關『 有組織結構之集團』規定不符。就犯罪組織之性質，原規定 以具常習性為要件，易使人誤解犯罪組織須有犯罪之習慣始 能成立。再者，目前犯罪組織所從事犯罪活動，已不限於脅 迫性或暴力性之犯罪活動，犯罪手法趨於多元，並與上開公 約以實施嚴重犯罪之規定及犯罪組織而直接或間接獲得金錢 或其他物質利益而犯罪之牟利性要求不符，爰參酌公約之規 定，修正犯罪組織之定義。（二）犯罪組織具有眾暴寡、強 凌弱之特性，常對民眾施以暴力脅迫等犯罪行為，危害社會 甚大，故仍有維持原脅迫性、暴力性之必要，而酌作文字修 正。（三）參照公約有組織犯罪集團之定義，以構成最重本 刑四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犯罪行為為要件，並不以脅 迫性、暴力性之犯罪為限，且參酌我國現行法制並無最重本 刑為四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規定，故為配合我國法制 及公約，並避免本條例之適用範圍過廣，爰定明限於最重本 刑逾五年有期徒刑（即不包括最重本刑為五年有期徒刑）之 刑之罪，始為犯罪組織之犯罪類型。三、依照公約實施立法 指南說明，有組織結構之集團，包括有層級（hierarchical ）組織、組織結構完善（elaborate） 或成員職責並未正式 確定之無層級結構情形，亦即不以有結構（structure） 、 持續（continuous）成員資格（membership）及成員有明確 角色或分工等正式（formal）組織類型為限，且並非為立即 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故為避免對於有結構性組織見解不一 ，爰增訂第二項之規定。」。前開條文嗣於107年1月3日再修 正公布為：「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 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 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 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 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 必要。」，立法理由為：「一、原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犯罪組織 之定義，係參酌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公約第 2條所稱『有 組織犯罪集團（Organized criminal group）』定義而修正 ，並規範組織需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等要件。二、參 諸現行立法說明，因考量目前新興組織犯罪崛起，犯罪組織



所從事犯罪活動，已不限於脅迫性或暴利性之犯罪活動，犯 罪手法趨於多元，而將牟利性要件修正為犯罪組織之構成要 件之一。惟新興犯罪組織雖有可能因企業、公司化之經營而 以營利為目的，然將犯罪組織定義限於均需有牟利性，恐過 於狹隘，且使執法蒐證及舉證困難，導致具有眾暴寡、強凌 弱，常對民眾施以暴利、脅迫等危害社會甚鉅之持續性組織 犯罪行為，僅因難以舉證該組織具有牟利性質，而無法有效 訴追及嚴懲不法，顯已背離人民之法感情及對法的期待，而 有修正必要。三、又參照其他國家立法例，對於組織犯罪之 定義本不一致，例如：1994年11月21日聯合國會員國發表『 那不勒斯政治宣言和打擊有組織跨國犯罪的全球行動計畫』 後，於 1996年7月24日第47次全體會議中，對組織犯罪給予 定義：『所謂組織犯罪係為從事犯罪活動而組成之集團；其 首領得以對本集團進行一套控制關係；使用暴力、恐嚇或行 賄、收買等手段，以牟利或控制地盤或市場；為發展犯罪活 動或向合法企業滲透而利用非法收益進行洗錢；具有擴大新 活動領欲至本國邊界外之潛在可能性，且能與其他組織有組 織跨國犯罪集團合作』，可知追求利潤之牟利性可為組織犯 罪之特徵之一，但非必要之特性，是以，具有持續性或牟利 性之有結構性的組織活動，均應納入組織犯罪之定義歸範以 為妥適，爰將原第一項規定『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 有結構性組織』，修正為『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 構性組織』，以符合防制組織犯罪之現況及需求。」，先與 敘明。㈡經查，被告林榮欽與楊○○、林○○、林○○在詐欺集團 內各有分工（由被告林榮欽覓得邱○○擔任○○○企業有限公司 、○○實業有限公司人頭負責人，出面承租位於彰化縣○○鄉○○ 路00號之辦公室及倉庫，作為遂行詐騙之據點；被告林榮欽 及楊○○再對外分別化名為「許○○」及「楊○○」、持用簡○○（ 另經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名義申辦之0000000000、000000 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對外聯絡；林○○將需訂購之貨品清單提 供予被告林榮欽及楊○○後，被告林榮欽及楊○○即以○○公司之 名義，向被害廠商訂購貨物；林○○則以○○公司在鹿港鎮農會 申設之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立支票，交由被告林榮 欽及楊○○向廠商支付貨款，並由林○○於前期該帳戶之資金不 足時，指示不知情之周○○持現金存入該帳戶），而其等向被 害廠商詐騙之模式，係先由被告林榮欽、楊○○向廠商小額訂 購貨物，並以上開帳戶兌現支票或以林○○提供之現金支付貨 款，俟取得廠商之信任後，即開始大量訂購，並以○○公司名 義開立遠期支票支付貨款，致被害廠商陷於錯誤而交付貨物 。而其等向廠商騙得之貨物，均由林○○負責處理，部分由其



自行留用，部分交予不知情之施○○、郭○○、謝○○等人，抵償 其先前所欠之債務，其餘則賤價變賣予不詳之人，所得均與 林榮欽及楊○○朋分。嗣各廠商取得之遠期支票即將跳票，林 榮欽與楊○○、林○○、林○○等人即於107年11月24日，將彰化 縣○○鄉○○路00號之辦公室及倉庫搬遷一空。是以，被告林榮 欽與楊○○、林○○、林○○等人，自107年起即持續為謀取自身利 益而為最重本刑逾5年之加重詐欺取財之犯行，而本案被害人數 已達14人，其中更有被害人多次遭詐騙，更證明是被告林榮 欽與楊○○、林○○、林○○等人，並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 成之團體，而係一有計畫性、持續性之有結構性組織。㈢被 告林榮欽雖然就其到底是發起犯罪組織之人還是參與組織犯 罪有爭執，然自被告林榮欽前案紀錄可知，被告林榮欽在99 年間因為詐欺案件遭臺灣彰化地方地院以97年度訴字第3362 號判刑，在前案詐欺案中，被告林榮欽是與吳○○共同為詐欺 犯行，而前案詐欺案件，使用的詐欺手法與本案相似度極高 。在該案中，吳○○因為詐欺案件遭通緝，為了躲避查緝而偽 造證件，再找了人頭去設立公司、向銀行領得支票後，由被 告林榮欽使用假名和被害廠商訂貨後交付支票再跳票。簡言 之，兩案件共通點是主導詐欺案件之行為人都因為詐欺案件 遭到通緝，也都找了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去偽造證件，而 為了遂行後續的詐欺犯行，也都成立人頭公司取得銀行支票 ，再由出面訂購貨物之人使用假名向被害廠商訂購貨物後接 著跳票、拒不付款。兩案犯罪手法如出一轍，顯見本案詐騙 模式，是由被告林榮欽複製前案經驗來發起、指揮犯罪組織 。被告林榮欽雖以本案係由林○○提議、發起等語置辯，然林 ○○在109年6月18日偵查中證述：是由被告林榮欽提議要開公 司、○○○公司是由林榮欽找來的邱○○擔任人頭等語；而林○○ 於109年5月20日偵查中亦證稱：當初就是林榮欽跟林○○講這 個頭，他說可以開一家公司，他可以找人頭來當公司負責人 ，林榮欽說靠這個方法，我弟弟就有辦法還錢等語；再加上 本案之犯罪情節，也是由林榮欽負責拉入邱○○擔任○○○公司 、○○公司人頭、出面租用廠房，而被告林榮欽和楊○○持用之 行動電話門號也是由被告林榮欽提供等等，均證明是被告林 榮欽規劃這一連串犯罪細節，才能遂行本件的詐欺犯行。是 被告林榮欽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發起犯罪組 織罪，堪以認定。㈣原審判決雖認為，本案爭點在於如何區 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範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 罪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之「詐欺犯 罪組織」，然而，前開2者的規定本即有不同之構成要件， 應無設定標準區別之必要。縱使認為有區分之意義，原審判



決提出之「內部管理結構」標準，並論以：「並無證據顯示 被告等4人之間有上下指揮、從屬的關係，更無階級、領導 可言」，似採85年12月11日之組織犯罪防制條第2條之舊法標 準，此標準是否妥適，即非無疑。畢竟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業 經修正，於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時，立法理由已敘明法條 原規定之「內部管理結構」，其意義與範圍未臻明確，致實 務認定及適用迭生爭議，且有組織結構之集團，亦包括成員 職責並未正式確定之無層級結構情形（參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第2條106年4月19日之立法理由）。況且，自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第2條之修法沿革觀之，於107年1月3日修正公布之條文， 僅將原第1項規定「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 組織」，修正為「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 織」，可知立法者有意放寬犯罪組織之認定，以符合現今新 興犯罪組織之現況及需求。從而，原審判決以舊法標準，認 為犯罪組織需有內部管理結構，並有上下指揮、從屬、階級 、領導關係作為判決依據，認為本件被告林榮欽所為並不該 當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發起犯罪組織罪嫌，難認 為適法。二、綜上所述，本件原審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 ，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361條提起上訴。請將 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三、被告上訴部分：被告除否認其參與犯罪組織外，其餘犯行均 坦承不諱，惟請求從輕，辯護人則以本案貨物實際上取得及 處分都是由林○○等人處理，被告實際上只分得新臺幣（下同 ）60、70萬元，被告在羈押期間仍請親屬籌措30萬元與被害 人達成和解，被告已盡其所能展現悔過及彌補之誠意，自偵 訊以來也如實坦承分工方式並協助檢警認定本案犯罪模式， 顯見被告確實有悔悟之決心及誠意。請審酌從輕量刑云云。四、經查：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 逾五年有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 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 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 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從修法軌跡看來，立法者放寬了犯罪 組織的定義，針對牟利性的詐欺犯罪類型，亦在犯罪組織的 定義之內，然而，立法者亦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 規範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如何區 別一般類型的「詐欺社團」（即數個詐欺行為人的結合）與 「詐欺犯罪組織」，則為本案重要的法律爭點。 ㈡立法者在上開犯罪組織的定義上，使用了「結構性組織」的



文字，即有意在此一定義上，有效與「詐欺社團」區別。而 立法者對於結構性組織之定義為：「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 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 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 參照）應注意，所謂「立即實施」，並非「立刻實施」，即 便行為人謀議後，相隔一段時間才進行犯罪行為，亦在立即 實施的概念內，判斷的重點，應該在於「結構」，若立即實 施犯罪，可以初步認定不具有結構性。
㈢另參考107年1月3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之修法理由：「 又參照其他國家立法例，對於組織犯罪之定義本不一致，例 如：1994年11月21日聯合國會員國發表『那不勒斯政治宣言 和打擊有組織跨國犯罪的全球行動計畫』後，於1996年7月24 日第47次全體會議中，對組織犯罪給予定義：『所謂組織犯 罪係為從事犯罪活動而組成之集團；其首領得以對本集團進 行一套控制關係；使用暴力、恐嚇或行賄、收買等手段，以 牟利或控制地盤或市場；為發展犯罪活動或向合法企業滲透 而利用非法收益進行洗錢；具有擴大新活動領域至本國邊界 外之潛在可能性，且能與其他組織有組織跨國犯罪集團合作 』，可知追求利潤之牟利性可為組織犯罪之特徵之一，但非 必要之特性，是以，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的組織 活動，均應納入組織犯罪之定義歸範以為妥適，爰將原第一 項規定『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修正 為『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以符合防 制組織犯罪之現況及需求。」可知「首領得以對本集團進行 一套控制關係」為組織犯罪的定義之一，此種「控制關係」 ，正彰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 、「操縱」、「指揮」、「參與」等不同行為態樣。因此， 內部管理結構，即為控制關係的重要基礎。
㈣此外，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罪的法定刑，遠高 於加重詐欺取財罪（詐欺社團），若兩者欠缺合理的區別， 將失去正當性的基礎，對此，本院認為罪刑相當原則亦拘束 立法者，立法者在立法時應根據法益侵害的嚴重程度，制訂 高、低不同的法定刑，畢竟國家對人民施加刑罰的基礎，在 於法益的破壞，法益侵害的危險（實害）程度越高，刑度則 隨之提升，而犯罪組織內的「控制關係」，正彰顯內部的管 理結構，透過組織的階層、紀律與管理，讓內部的成員分工 化、專業化，使犯罪更容易進行，犯罪規模、獲取之利益更 大，甚至可以形成「偵查斷點」，讓國家機關無法繼續追查 幕後主使者，進而達到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立法 目的（可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條）。




㈤甚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處罰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 第6條處罰資助犯罪組織，在程序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亦 有檢舉人之檢舉獎金、檢舉人保護、傳聞法則例外、對質詰 問限制等規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0條至第12條參照）， 可見立法者有意透過刑罰，防止犯罪組織擴大，且在有效破 獲犯罪組織、保護檢舉人之間，求取平衡，若欠缺「內部管 理結構」，無法彰顯組織存在，不會有組織隨時擴大的可能 ，或有保護檢舉人之必要。
㈥因此，「內部管理結構」為「詐欺社團」與「詐欺犯罪組織 」的區別標準，而內部管理結構指在一個組織之內，彼此之 間有分工合作之關係，互有參與組織之認識，而具有歸屬性 、指揮性或從屬性等關係者，並在於顯示犯罪組織之內部層 級管理之特性，以別於一般共犯或結夥犯之組成。 ㈦以本案而言，雖然參與本件加重詐欺犯行共有4人，已達3人 以上，且有14次犯行，但被告等4人，不過是依照彼此之間 協議的內容，負擔各自的詐欺犯行分工，並無證據顯示被告 等4人之間有上下指揮、從屬的關係，更無階級、領導可言 ，且在○○公司跳票之後，被告等4人隨即「解散」，並未繼 續利用此一模式，再利用人頭成立公司而為詐欺取財犯行， 應屬立即實施犯罪所組成，得否逕認被告認知所參與者，屬 於有持續性、結構性之犯罪組織，實有疑義，因此，被告僅 係相約為特定犯罪之實行之共犯而已，尚非結構性犯罪，被 告並不該當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發起或參與犯罪 組織罪。
㈧從而，此部分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人認此部分與原 起訴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原審說明不另 為無罪之諭知，自無違誤，是檢察官上訴並無理由，應駁回 。
五、原審審酌被告明知應以合法手段賺取所需，竟夥同同案被告 林○○等人以人頭冒充公司負責人，營造合法交易之假象，藉 此詐騙被害人財物，造成被害人財物上的損失，被告等人惡 意倒閉、跳票之行為，可能導致被害人因此週轉不靈，犯罪 動機實屬可議，且被害人損失非小，犯罪所生之損害甚為嚴 重，但考量被告於犯罪後坦承犯行，態度尚佳，被告已與部 分被害人達成和解，賠償部分損失（詳如原審判決附表一所 示），足見被告於犯罪後試圖彌補損害，應在量刑上充分考 量，另斟酌被告於原審供承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 切情狀，量處被告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陸月，量刑實屬妥適 ；辯護人稱被告犯後有盡力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是請求 再從輕云云，然被告與告訴人等達成和解屬已經原審法院審



酌之科刑事項，又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1、273、279條 規定傳喚告訴人到庭陳述意見，告訴人○○○企業有限公司、○ ○○企業有限公司、○○開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社代表 人均陳述被告僅支付第一期和解款項，其餘未再支付，有本 院準備程序筆錄可參，是原審判決後，被告並未再有進而填 補被害人損失之作為，當無再予減輕之必要。
六、綜上，本案檢察官及被告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七、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
本案經檢察官何蕙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昭蓉提起上訴，檢察官姚玎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紀 文 勝
法　官　賴 妙 雲
法　官　姚　勳　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溫 尹 明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5 　　日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83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榮欽


選任辯護人　吳昀陞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第3264號、109年度偵字第2111號、第5213號、第930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榮欽犯附表二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所示之刑及沒收。附表二編號1至14主文欄所示之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陸月。
犯罪事實
一、林榮欽前於民國100年間，因詐欺等案件，經判處應執行有 期徒刑2年確定，惟未到案執行而遭通緝（該案因罹於行刑



權時效，於108年9月17日簽結），林榮欽為躲避追緝，竟以 新臺幣（下同）1萬元為代價，於100年或101年間之某日， 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之成年男子，共同基於 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林榮欽先提供其照片給「阿○○」 ，再由「阿○○」於不詳時間、地點，偽造貼有林榮欽之照片 、記載姓名：「許○○」、駕照號碼：「Z000000000號」、出 生日期：「00年0月00日」等不實事項之汽車駕駛執照1張後 （其上之印文，無積極證據證明為公印文，且以偽造印章方 式蓋用而成），交給林榮欽，藉此伺機規避查緝。嗣於109 年5月6日下午5時24分許，為警拘提，因而查獲。二、林榮欽及楊○○、林○○、林○○（另行審結），於107年間之某 日，在位於彰化縣○○鄉○○巷00號0樓、由林○○經營之○○實業 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內，謀議由人頭擔任公司負責人， 再向廠商詐騙貨物變賣之朋分不法利益後，即共同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推由林榮欽於同 年間，得到邱○○（另行審結）之同意，擔任○○實業有限公司 （下稱○○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實際負責人為洪○○，其無意 繼續經營該公司，林○○得知後，委請林榮欽與不知情之洪○○ 接洽，因而取得經營權），且於107年5月23日，由林榮欽偕 同邱○○辦理公司變更登記，邱○○因而登記為○○公司之名義負 責人。嗣林榮欽及楊○○即以彰化縣○○鄉○○路00號，作為○○公 司之辦公處所及倉庫，對外分別化名為「許○○」及「楊○○」 ，且分別持用林榮欽透過不詳管道取得之0000-000000 、00 00-000000 號行動電話門號對外聯絡，並由楊○○印製載有上 開化名、行動電話門號之2人名片，供對外行使。林○○並提 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給林榮欽及楊○○作為代 步工具（林榮欽於107年6月21日，將該自用小客車辦理過戶 至邱○○名下）。林榮欽另雇用不知情之林○○為會計，協助尋 找廠商資料及收貨。待林○○將需訂購之貨品清單提供予林榮 欽及楊○○後，林榮欽及楊○○即以○○公司之名義，向如附表一 所示之廠商訂購貨物，林○○則將○○公司在鹿港鎮農會申領之 支票（支票存款帳戶之帳號為00000000000000號），交由林 榮欽及楊○○向廠商支付貨款，若支票存款帳戶之資金不足時 ，林○○指示不知情之周○○持現金存入該帳戶內。林榮欽、林 ○○、楊○○、林○○等人向受害廠商詐騙之模式，係先由林榮欽 、楊○○向廠商小額訂購貨物，並以上開帳戶兌現支票或以林 ○○提供之現金支付貨款，俟取得廠商之信任後，即開始大量 訂購，並以○○公司名義開立遠期支票支付貨款，附表一所示 之廠商因而陷於錯誤，且交付所示之貨物。嗣於107年11月2 4日，林○○等人將位於彰化縣○○鄉○○路00號之辦公室及倉庫



搬遷一空，各廠商於支票跳票後追討無門，始知受騙。 理 由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經被告林榮欽於偵查、本院審理時自白在 案，且經證人即同案被告邱○○、林○○、林○○、楊○○、證人林 ○○、周○○、楊○○、劉○○、洪○○、劉○○、莊○○、謝○○、郭○○、 施○○、林○○、李○○、何○○、陳○○、孫○○、林○、林○、楊○○、 王○○、王○○、林○○、蘇○○、蔡○○、陳○○、黃○○、李○○、林○○ 、鄧○○、許○○、謝○○、謝○○、巫○○、許○○、黃○○、張○○、張 ○○○兼或於警詢、偵查中證述明確，復有如附表一所示被害 人之相關訂購單、訂貨單、出貨單、銷貨單、統一發票、支 票暨退票理由單、應收帳款明細表、交易明細等交易資料、 ○○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資料、行動電話0000-000000、0000- 000000之申登資料、法務部票據信用資訊連結作業資料、彰 化縣鹿港鎮農會108年2月14日鹿農信字第1082000101號函檢 送帳號00000-00-000000-0號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財政 部中區國稅局108年2月20日中區國稅四字第1081002870號函 檢送○○公司107年1月1日起申報之進銷項、營業稅申報書及 網路申報IP位址資料、巨光企業社之對帳單、公證書、廠房 租賃契約、許○○聯絡電話、000-0000號、000-0000號車籍資 料、車輛照片、一次存入現鈔新臺幣50萬以上客戶名單備查 簿、彰化縣鹿港鎮農會108年5月29日鹿農信字第1082000303 號函檢送支票11張影本、保證責任彰化縣鹿港信用合作社10 8年6月14日彰鹿信合社字第10800300號函檢送○○公司存款帳 戶交易往來明細資料、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6年度司票字第8 768號民事裁定、冰水機照片、彰化縣鹿港鎮農會108年6月2 7日鹿農信字第1082000347號函檢送○○公司交易明細資料告 訴代理人王○○提出之○○公司徵人廣告、彰化縣○○鄉○○街000 號照片、法務部調查局108年8月22日調錢參字第1083554461 0號函檢送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資料、公務電話紀錄單、 彰化縣○○鎮○○000○0○0○○○○○○0000000000號函檢送被告林○○ 之交易明細資料、彰化縣鹿港鎮農會109年4月14日鹿農信字 第1092000204號函檢送00000-00-000000-0及00000-00-0000 00-0帳號之傳票影本及大額通貨交易資料、法務部- 票據信 用資訊連結作業資料、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公司資 料、彰化縣鹿港鎮農會108年10月29日鹿農信字第108200059 6號函檢送○○公司開戶資料、房屋租賃契約書、照片、贓物 認領保管單、進口報單在卷可以證明，足見被告前揭任意性 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從而，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212條關於罰金刑之規定，雖於108 年12月25日修正



公布施行，但本次修法係將上開條文之罰金數額調整後予以 明定，與舊法並無不同，自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是核 被告如犯罪事實欄㈠所示所為，係犯刑法第212條之偽造特 種文書罪；如犯罪事實欄㈡所示之14次所為（即附表一所示 ），則均係犯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罪。 ㈡又被告就上開偽造特種文書，與「阿○○」有犯意聯絡、行為 分擔；就加重詐欺犯行，則與林○○、楊○○、林○○，有犯意聯 絡與行為分擔，均應為共同正犯。
㈢另刑法上所謂公印或公印文，係專指表示公署或公務員資格 之印信而言，即俗稱大印與小官章及其印文，如不足以表示 公署或公務員之資格者，不得謂之公印，即為普通印章。如 於機關全銜之下綴有他等文字，即非依印信條例規定所製發 ，以表示該機關資格之印信，自非公印。卷內偽造之汽車駕 駛執照上之雖有印文1枚，並無證據證明此印文係依據印信 條例規定所製發，以表示特定公署或機關資格之印信，根據 上開說明，此之印文，自非屬公印文，僅為普通印文，此偽 造印文之行為，係偽造特種文書之階段行為，不另論罪（此 部分雖未據檢察官提起公訴，惟此與已起訴部分，為實質上 一罪關係，而為起訴效力所及，且對於被告防禦權不生影響 ，在此指明）。
㈣再對於單一被害人而言，雖然有多次訂購、付款之行為，但 被告等4人是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單一犯意聯絡，於緊密之 時間，以相同手法詐騙，侵害同一財產法益，應屬接續犯之 一罪。
㈤被告所犯上開各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之。 ㈥爰審酌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已經53歲，具有豐富社會經驗，當 知應以合法手段賺取所需，竟夥同同案被告林○○、楊○○、林 ○○等人以人頭冒充公司負責人，營造合法交易之假象，藉機 詐騙被害人財物，造成被害人財物上的損失，被告等人惡意 倒閉、跳票之行為，可能導致被害人因此週轉不靈，犯罪動 機實屬可議，且被害人損失非小，犯罪所生之損害甚為嚴重 ，但本院考量被告於犯罪後坦承犯行，態度尚佳，被告已與 部分被害人達成和解，賠償部分損失（詳如附表一所示，可 見辯護人提出之匯款明細），足見被告於犯罪後試圖彌補損 害，自應在量刑上充分考量，另斟酌被告為高職畢業之教育 程度，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我之前不會想，現在年紀比較 大了，有誠意與被害人協調賠償事宜，而我的母親已經80幾 歲，又租房子生活，之前也開很多次刀，急需用錢，請求讓 我交保，我從頭到尾都承認，如果可以讓我交保，我就可以 賺錢照顧媽媽；我沒有結婚，沒有小孩，比較親近的家人只



剩媽媽等語之家庭生活狀況、犯罪動機，辯護人表示：被告 所涉及之本案犯行均為認罪的表示，且已經與部分被害人達 成和解，目前已依調解方案給付第一期款項，可見被告並不 是冥頑惡性重大之人，犯後態度良好，請准予從輕量刑等語 之量刑意見，公訴人對量刑並無意見，本案各次詐欺犯行手 段雷同，被害人遭詐騙受損之程度差異、到庭之被害人均表 示希望被告能夠賠償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二 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就偽造特種文書罪部分，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㈦又刑法第50條、第51條並未明文規定在個案中應該如何量定 應執行之刑，對此，本院認為數罪併罰案件定應執行刑之目 的在於「罪責原則」及「特別預防」之考量，刑罰之一般預 防功能，將使行為人淪為「警惕世人」的工具（手段），侵 害人性尊嚴（刑罰的一般預防功能在於立法者所設定的法定 刑的本身），不應該在量刑或定應執行刑予以考慮，而經過 此一特別之量刑程序，方能充分反應各行為整體之不法內涵 ，進而進行充分且不過度的罪責評價，尤其是各宣告刑對於 行為人的刑罰意義，也應該充分考量行為人本身的人格特性 及刑罰經濟原則，過重的刑罰反而無法達到教化之目的，更 有可能違反比例原則。此外，本院亦認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 各款量刑事由，就同一事由在定應執行之刑時予以再次評價 ，並不違反「雙重評價禁止」，主要的理由在於兩者的制度 目的不同，在決定宣告刑時，法院應該考量宣告刑之處遇是 否合乎罪責原則與特別預防功能，在罪責框架基礎內決定具 體刑度，但在決定應執行刑時，則是出於整體刑罰執行的考 量，行為人的人格罪責，已經在各罪宣告刑累加的上限下， 作為得減輕應執行之刑之事由，尤其是行為人所犯數罪的犯 罪特質，總和的累加觀察，更可以充分反應行為人的主觀法 敵對意思，以及法益侵害的總體威脅程度。因而斟酌本案被 告所犯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罪，均為詐欺犯行，罪質同一 ，且犯罪時間相近、手段近似、詐得之貨物價值甚鉅，整體 財產犯罪程度嚴重，但被告犯罪後坦承全部犯行，且與部分 被害人達成和解等一切情狀，就犯罪事實欄所示之加重詐 欺取財罪所處之刑（即附表二編號1至14），定應執行之刑 如主文所示。
三、關於沒收
㈠犯罪所得：
⒈被告於審理時表示，本案詐得如附表一所示之貨物，經變賣 後，共分得6、70萬元，但根據被告及同案被告林○○、楊○○ 、林○○於偵查中所述，本案詐得之貨物，經變賣後，由4人



均分，而附表一所示之廠商遭詐騙的財物價值甚多，若依詐 欺既遂當時的價格計算（尚未經同案被告林○○賤價變賣、抵 債），被告等4人平均分得之不法利得，遠高於被告方才所 述之金額，因此，此部分之爭點在於：經行為人因變價而獲 得之不法利益，低於原本犯罪所得的市價時，法院是否應該 宣告沒收其差額。舉例而言，行為人騙得價值100元的財物 ，經變賣的價格為10元，我們應該沒收100元（市價），還 是10元（變價後的金額）。
⒉對此，本院認為，沒收的數額，應該是原始的犯罪所得。理 由在於：
⑴行為人客觀整體財產的增加數額，應當是以犯罪既遂當時計 算，不會因為行為人事後將財物低價變賣，而變動客觀整體 財產，否則，不法利得數額的計算基礎，將取決於行為人變 賣的價格，一旦行為人將財物消費完畢（例如：騙得麵包， 將麵包吃完），則將無犯罪所得，此一適用結論，並不合理 。
⑵我國沒收新制，大量繼受德國法（可見刑法第38條之1之立法 理由），彼邦之法律規定，應有相當之參考價值。德國刑法 第73C條第2句規定：「除犯罪物之沒收外，如其價值低於原 始犯罪所得時，法院亦應為追徵之宣告。」從比較法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