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6年度訴字第591號
106年度訴字第731號
106年度訴字第758號
107年度訴字第 44號
107年度訴字第125號
107年度訴字第337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孟賢
選任辯護人 黃子素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年度偵字第3004
號、第4613號、第4623號、第4745號、第4748號、第4749號、第
4870號、第4871號、第4995號、第4996號）及追加起訴（106年
度偵字第4541號、第5114號、第5210號、第5211號、第5340號、
第5555號、第5556號、第5650號、第5652號、第5779號、第5780
號、第5906號、第5907號、第5909號、第6026號、第6029號、第
6030號、第6031號、第6160號、第6162號、第6163號、107年度
偵字第50號、第2689號），經本院評議後，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
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孟賢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IPHONE手機壹支（門號：○○○○○○○○○○號；序號：○○○○○○○○○○○○○○○）、車牌號碼○○○-000之普通重型機車變得之價金新臺幣貳仟元、車牌號碼○○○○-00之自小客車變得之價金新臺幣貳拾捌萬伍仟元、白色信封玖個，均沒收之。
事 實
一、犯罪事實
陳孟賢自民國106年（起訴書誤載為105年）4月間某日，加 入身分不詳而自稱「劉國武」、「阿志」、「阿忠」之成年 男子等人所組成之詐騙集團，擔任提領被害人被詐騙款項之 人（即俗稱之「車手」），並約定以所提領之金額2.5%作為 報酬，進而與「劉國武」、「阿志」、「阿忠」等人共同意 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並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 絡，由「阿志」、「阿忠」將附表匯入帳戶欄所示之金融機 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放置於新北市三重區三和國中門口附 近之信箱內，再聯絡陳孟賢前去拿取。另由該詐欺集團成員
於附表詐騙時間、方式欄所示之時間、方式，向附表被害人 欄所示之被害人施以詐術，使其等陷於錯誤，而以存、匯款 方式，將附表詐騙時間、方式欄所示之金額轉入附表匯入帳 戶欄所示之金融機構帳戶，再由陳孟賢於附表提款地點、時 間欄所示之時間、地點，持用上開提款卡及密碼提領詐騙款 項，於扣除提領金額之2.5%作為報酬後，再依「劉國武」、 「阿志」、「阿忠」等人指示，以將現金放置於前開信箱內 之方式，轉交詐得款項給予其他詐騙集團成員。二、起訴經過
案經被害人李嘉琪、郭子建、曾文毅、陳美琪、林佩君、莊 文漢、鍾怡茹、蕭雅丹、黃偉彤、郭嘉偉、陳盈築、蔡郁敏 、許仁豪分別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請臺灣基隆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而後提起公訴。
理 由
壹、簡式審判
一、法律修正
按除簡式審判及簡易程序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民 國92年2 月6 日公布並於92年9 月1 日全面施行之刑事訴訟 法第284 條之1 定有明文。其次，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 徒刑、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 第一審案件者外，於前條第一項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 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 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 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 1 項亦規定甚詳。再者，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已於96年 3 月26日修正公布，規定為：「除簡式審判、簡易程序案件 及第376 條第1款、第2款所列之罪之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 議審判。」所謂第376 條第1款，係指最重本刑為3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所謂第376條第2款，係指刑 法第320條及第321條之竊盜罪。
二、程序差異
依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2 之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 證據調查，不受第159 條第1 項（傳聞法則）、第161 條之 2 （當事人陳述意見）、第161 條之3 （自白最後調查）、 第163 條之1 （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及第164 條至第170 條（物證、書證調查、交互詰問規則）規定之限制。申言之 ，自92年9 月1 日起，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為三分法：其一 ，輕罪案件，檢察官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聲請法院以 簡易判決處刑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為有罪之簡易判 決。其二，檢察官起訴非強制辯護案件而被告認罪者，法院
得裁定以受命法官一人進行簡式審判，其程序略如刑事訴訟 法修正前獨任法官所進行之通常審判程序。其三，檢察官起 訴之強制辯護案件或非強制辯護案件而被告否認全部或一部 之犯罪，法院應進行合議審判，適用修正後刑事訴訟法，進 行交互詰問之通常審判程序。惟自96年3 月29日起，刑事訴 訟法第376 條第1 款及第2 款之案件，被告否認犯罪者，得 由獨任法官一人，適用修正後刑事訴訟法，進行交互詰問之 通常審判程序。
三、本案情形
經查：被告陳孟賢經起訴之罪名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其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 下有期徒刑，並非前述強制合議之案件；而被告於107年3月 2 日之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 長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 為適合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業經裁定在案。貳、事實認定
附表所示之犯罪事實，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審判中坦承 不諱；並經證人即告訴人李嘉琪、郭子建、曾文毅、陳美琪 、林佩君、莊文漢、鍾怡茹、蕭雅丹、黃偉彤、郭嘉偉、陳 盈築、蔡郁敏、許仁豪、柯明輝、張淑貞、張瓊勻、高韻軒 、姜利燕、邱國瑋、黃蓮珠、謝麗莉、李鎮平、林俊宏、蔣 富享、蔡育宗、吳宜玲、詹秀玲、謝岱諭、王昶盛、陳樂菲 、凃羽昕、尹致力、洪振豪、蘇建菖、林彥輝、韓光啟、廖 心翎、林建瑋、張雅智、馮愛玲、簡君達、謝明勳、童韻如 、黃邱鴻、譚嘉玲、林亭均、陳氏映娥、鄧兆貽、李柏勳、 范姜冠閎、彭瑋偲、蔡椀宇、馬郁凌、吳青東、郭佩嘉、林 泯佑、林兒萱、陳俊宏、陳柏源、李宗翰、許至豪、李雅婷 、李霈涵、李孟翰、鄭卉憶、郁嘉傑、林宜萱、李杰倫、張 峻瑉、李敬怡、吳緯詳、楊麗姬、蔡育玲、林君儒，以及證 人即被害人王靖媛、何曉郁、曾琪惠、傑比、辛易倫、洪淑 玲、郭恩宇、徐汝君、吳虹君、黃琬甯、潘建助、周雅芃、 楊雅惠、鄭麗萍於警詢之指訴歷歷；復有共犯林子鈞、杜傑 、崔璿體、李玫儒、林靖雯、官怡妏、蔡本興、陸經依、陳 銹紋、黃正浩、蔡木標、王翊帆、李凱文、朱吳彬、王健安 、黃淨普、鄭麗萍、黃瑞豐、林韋穎、杜惠如、林嘉祥、黃 鼎翔、嚴惪、蘇柏丞、林光榮、吳依紋、蘇聖富於警詢之供 述綦詳；又有附表編號1至編號88本案證據欄所示之郵政及 相關銀行帳戶申請人資料及交易明細清單、ATM自動櫃員機 提款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銀行ATM匯款單據及LINE對話記 錄等在卷可稽；亦有扣案之IPHONE手機1支（門號：
0000000000號；序號：000000000000000）、白色信封9個可 資佐證。準此以觀，可見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其犯行洵堪認定。
參、法律適用
一、所犯罪名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罪，共69罪（88人）。
二、接續犯
㈠、法律見解
所謂接續犯之包括一罪，係指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 之時地而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 ，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 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 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最 高法院86年度臺上字第3295號判例參照）。㈡、本案情形
經查：前揭詐欺集團成員多次對如附表編號1、2、8、11、3 4、38、43、47、48、49、60、69、70、73、75、85、87 所 示之被害人施用詐術，致如上開附表各編號之被害人陷於錯 誤而接續匯款，此部分詐欺集團成員係基於單一之詐欺取財 犯意，對如上開附表各編號之被害人於密接之時間、地點， 以相同手法而施以詐術，進而侵害如上開附表各編號被害人 之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微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在 法律上應評價為接續犯，應僅論以一罪。至被告就如附表編 號1、2、6、8、11、23、24至25、34、38、42至43、47、48 、49、52至57、62、70至71、73、74、75、77至78、82、85 、86、87、88所示各次犯行，各被害人雖均遭被告所屬詐欺 集團成年成員詐騙，而以1次或數次匯款至詐欺集團成年成 員指定之帳戶內，旋由被告分次逐筆提領；然被告係基於一 提領之犯意，持上開如附表各編號匯入帳戶欄所示之提款卡 ，接續於如上開附表各編號提款地點、時間欄所示之時間、 地點，以自動櫃員機提款之方式，提領如上開附表各編號所 示款項，均係於密接之時間、地點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 微薄弱，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意，以單一行為之數個舉動， 接續進行同一犯行，在法律上應評價為接續犯，亦應僅論以 一罪。
三、共同正犯
㈠、法律見解
按刑法之共同正犯，包括共謀共同正犯及實行共同正犯二者 在內；祇須行為人有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共同犯罪計畫
之擬定，互為利用他人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完成其等 犯罪計畫，即克當之，不以每一行為人均實際參與部分構成 要件行為或分取犯罪利得為必要（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 1882號判決要旨參照）。其次，共同正犯之間，非僅就其自 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 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且其犯意聯絡之表示 ，無論為明示之通謀或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均不在此限（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655號判決要旨參照）。復按刑法 之「相續共同正犯」，對於共同正犯在共同犯意範圍內之行 為均應負責，而共同犯意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前所成立者為 限；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 共同犯意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 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 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 ，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972號判決要旨參 照）。茲以本院職務上所已者，目前遭破獲之以電話詐欺集 團之運作模式，係先以電話詐欺被害人，待被害人受騙匯款 後，再由擔任所謂車手之人而出面提款及保管詐欺所得款項 ，並由擔任收水之人向該車手而收取詐欺所得，再交予上游 收受。因此，無論所參與者係何部分之行為，均係該詐欺集 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申言之，共同正犯在合同 之意思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 ，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 責。
㈡、本案情形
經查：被告與所屬之詐騙集團，係以多人分工方式從事不法 詐騙情事，其等為圖事成後若干可預期得到之不法報酬，決 意參與該集團之犯行，以促使各所屬集團能夠順利完成詐欺 取財之行為，再從中獲取利潤、賺取報酬，足徵被告係基於 正犯之犯意，而參與該「劉國武」、「阿志」及「阿忠」之 成年人所屬詐騙集團之運作甚明。因此，被告與所屬詐欺集 團成員之間，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皆為共同正犯 。
四、數罪併罰
被告所犯上開88罪，係由被告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對於不 同對象施行詐術而騙得財物，所侵害之財產法益均具差異性 ，且犯罪行為各自獨立，並非密切接近而不可分，足認其犯 意有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其次，法官在個案量刑 時，其所宣告之刑係罪刑相當之量刑結果，惟刑法第51條數 罪併罰之制度，卻規定應定執行刑，此項立法使得法官原本
宣告其與責任相當之刑罰，遭到打折。因此，除有期徒刑之 併罰之外，此項規定自以刪除為妥，立法應注意及之。㈠、就死刑及無期徒刑而言
就死刑及無期徒刑而言，依刑法第51條第1 款至第4 款之規 定，宣告多數死刑者，執行其一；宣告之最重刑為死刑者， 不執行他刑；宣告多數無期徒刑者，執行其一；宣告之最重 刑為無期徒刑者，不執行他刑。此種情形，乃性質上無法併 為執行之故。然則，性質上無法併為執行部分，執行檢察官 事實上不予執行即可，原不必在立法上明文免其執行之義務 ；否則，將置法院之宣告刑於何地？亦即法院之宣告刑又有 何意義？申言之，法院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者，必因其罪責 深重，法院宣告多數死刑或無期徒刑者，必因其罪責更為深 重；若實際無法執行，也是無可奈何；惟在法律上規定只能 執行其一，等於免除其他部分之罪刑，對被害人而言，真是 情何以堪？如此，此項立法又有何意義？
㈡、就有期徒刑而言，
１、就報應之刑罰理論觀之
依刑法第51條第5 款之規定，「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 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期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 亦即在定其執行刑時，將減去若干徒刑。此項立法使得法官 原本宣告其與責任相當之刑罰，遭到打折，如何謂之符合正 義之制度？觀之同條第九款，從刑之沒收既得併執行之，何 以主刑之徒刑、拘役或罰金必須打折執行？何況，在重罪之 定執行刑，其所減去之刑將以年計，如何謂之符合公平正義 之原則？尤有進者，若二個以上之重罪，均宣告法定最低刑 ，則定執行結果，將低於法定刑，不合立法最低刑之要求， 根本不合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
２、就個別預防之刑罰理論觀之
依教育刑之「同時教化原則」觀之，有期徒刑之定執行即有 其必要性。所謂個別預防，即監獄之執行係報應理論之責任 抵償，被告在執行中，經由自己之悔罪與監獄之教化，得以 再社會化，而回歸社會。為此而有行刑累進處遇（例如善時 制）及假釋之規定。茲以被告犯殺人罪及強盜罪為例，若其 殺人罪經宣告有期徒刑十年，強盜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五年； 在理論上，十年使其殺人行為罪刑相當，五年使其強盜行為 罪相當。惟在實際上，既要同時執行，當被告在悔罪時，係 同時就殺人罪及強盜罪而為之，而監獄在教化時，亦同時就 殺人罪及強盜罪而為之，亦即被告之同時悛悔加之監獄之同 時教化，共同促成被告之再社會化。因此，就有期徒刑而言 ，定其執行刑即有刑罰理論之根據。以往，司法實務基於罪
刑相當之觀點，習慣上僅減少一點刑期，未曾減得太多。在 95年7 月1 日連續犯刪除後，因數罪宣告刑之總和往往數十 年乃至百餘年，法官不得不在定執行時，予以刪減調和，此 時會減少很多。其最終量刑結果，在連續犯刪除之前後，相 差不大。
㈢、就拘役而言
所謂拘役，顧名思義，是指抓來勞役，屬於強制工作，具有 保安處分之性質，是故監獄行刑法第2 條第2 項規定「處拘 役者應與處徒刑者分別監禁」。在刑罰種類中，拘役一項並 無教化功能，乃不具實益之刑罰種類，立法上以廢除為宜， 以資符合自由刑單一化之要求；6 月以下之短期自由刑，既 難有教化作用，又易使受刑人感染惡習，除非被告有受其執 行之特殊必要，否則尚無宣告之必要；如其宣告，應以緩刑 或易科罰金而調和之，何況是拘役！因此，若要留存拘役， 亦以改為保安處分為宜。然則，我國立法上不但保留拘役， 而且比照有期徒刑之規定，應定執行刑，實無必要。觀之94 年2 月2 日修正公布而於95年7 月1 日施行之刑法，其51條 第10款增但書「應執行者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與拘役者，不 執行拘役」，可見立法者業已明白有期徒刑與拘役之不同， 已經執行一定期間之有期徒刑者，即無執行拘役之必要。㈣、就罰金而言
罰金雖為列為主刑之一，惟其本質類似行政罰鍰，又不發生 監獄教化之問題，併為執行即可，原無定其執行刑之必要。 然則，我國立法卻比照有期徒刑之規定，應定其執行刑，實 無必要。
五、沒收修正
㈠、適用新法
被告行為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業於104 年12月30日修 正公布，並自105 年7月1日起施。其中之第2條第2項修正為 ：「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考其立法理由略謂：「本次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 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 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為明確 規範修法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爰明定適用裁判時法。」 因此，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 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
㈡、後法優於前法
因本次刑法修正將沒收列為專章，具有獨立之法律效果，為 使其他法律有關沒收原則上仍適用刑法沒收規定，故刑法第 11條修正為「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
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亦即有關本次刑法修正後與其他法律間之適用關係，依 此次增訂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施行日前之 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之規定，就沒收適用之法律競合，明白揭示「後法優於前法 」之原則，優先適用刑法。至於沒收施行後，其他法律另有 特別規定者，仍維持「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本條之 修正立法理由參照）。
㈢、擴大沒收範圍
再參酌本次刑法修正，關於「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 犯罪所生之物」之沒收，增訂第38條第4 項規定，「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關於「 犯罪所得」之沒收，則新增第38條之1：「犯罪所得，屬於 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第1 項）。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 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 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 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 第2 項）。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3 項）。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犯罪 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 息（第4 項）。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 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 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 徵（第5 項）。」除擴大沒收之主體範圍（除沒收犯罪行為 人取得之犯罪所得外，第三人若非出於善意之情形取得犯罪 所得者，亦均得沒收之）外，亦明定犯罪所得之範圍（不限 於司法院院字第2140號解釋，犯罪所得之物，係指因犯罪「 直接」取得者，而擴及於「其變得之物、財產上利益及其孳 息」；另參酌本條立法理由略謂：「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 徹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 潤，均應沒收」等旨，故犯罪所得亦包括成本在內），並於 犯罪所得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以「追徵 價額」替代之。
㈣、沒收比例原則
另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並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 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之影響，增訂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 調節條款，於宣告第38條、第38條之1 之沒收或追徵在個案 運用「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 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
減之。刑法第38條之2 乃規定為：「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 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第38條之 追徵，亦同（第1 項）。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 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 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第2 項） 。」
㈤、併合執行
本次刑法修正將沒收列為專章，具獨立之法律效果，已如前 述，故宣告多數沒收情形，並非數罪併罰，乃配合刪除第51 條第9 款，而增訂第40條之2第1項「宣告多數沒收者，併執 行之」規定。
肆、違憲審查
一、憲法原則
㈠、人性尊嚴原則
其次，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人性尊嚴不可侵犯 。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依 據國民主權原理，國民是國家主人，其人性尊嚴不可侵犯。 在法律限度內，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 排斥或輕視之。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 司法機關之義務，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就刑事立法而言 ，若無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之行為而予以犯罪化，或較輕責 任之行為而賦予重刑罰之處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而 為違憲之立法。申言之，不應犯罪化而予以犯罪化，不應重 刑化而賦予重刑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一言以蔽之， 前者乃不應罰而罰之，後者乃不應重而重之，使得國民受到 不應處罰之處罰，或是受到過重之處罰，皆是不合人性尊嚴 原則。
㈡、比例原則
按一般認為比例原則之內涵，係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及 比例性原則三項。事實上，比例原則可分為二層次，其一須 「適當」，其次須「相當」。就刑法而言，所謂適當，是指 其犯罪化而處以刑罰為適當。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 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 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若要簡而言之，比例原則之 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可以合而為一，姑且名之曰相當 性原則。若其犯罪化而犯以刑罰之立法並不適當，即是不合 適當性原則，進而違背比例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 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 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申言之， 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始得謂之符合比例原則。
㈢、法益原則
據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之要求，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 限於必要之干預；能以其他手段而達成目的時，則應放棄刑 罰。此謂之刑罰之「最後手段性」，亦即刑罰謙抑原則之表 現。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 諸於法益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 導出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申言之，刑事立法上之「 法益原則」要求任何行為要加以犯罪化，必因其法益受到侵 害或危險。蓋刑事立法之核心，在於其所保護之法益。刑法 之任務，在於法益之保護。無法益保護，無刑法可言；亦即 無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則無施以刑罰之必要。行為如未造 成「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則無將之犯罪化之必要。 在法益侵害，為「實害犯」；在法益危險，為「危險犯」。 再者，法益本身依其價值評價之強度，而呈現法益位階。生 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五者，按其順序，而高低位階 化。生命法益最高，其次身體法益，其次自由法益，其次名 譽法益，而財產法益最低。此五種傳統法益，稱之為「個人 法益」。在個人法益以外之法益，即「超個人法益」或「一 般法益」、「團體法益」、「整體法益」，亦必須其與個人 法益具有關連性者，始得為刑法所保護之一般法益。所謂危 險犯，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造成法益危險，尚未至法益侵害， 亦立法予以犯罪化。以最高位階之生命法益言之，刑法之有 預備殺人罪、預備放火罪、預備強盜罪、預備擄人勒贖罪， 均因其行為已造成生命法益之危險；否則，各該罪即無設預 備犯之必要。如係單純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法益危險 行為，則未曾設預備犯而加以犯罪化。
㈣、罪刑相當原則
在犯罪化之立法之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是否合乎行為之罪 責，亦即是否罪刑相當，乃刑罰相當性之問題。申言之，欲 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於罪刑 相當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 刑事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如前所述，就刑法而言， 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 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 ，法定刑之刑罰種類及自由刑之刑度輕重，必須與其行為責 任之輕重相當，亦即在具有相當性時，始得為該種刑罰之賦 予或該級刑度之訂定。如此，其刑罰之賦予始為合乎「罪責 原則」，使其罪責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亦即立 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 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違背「罪刑相當原則」，自然
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 原則之立法。
二、詐欺取財之罪
㈠、罪之審查
詐欺取財行為，係侵害他人之財產法益，屬於財產法益之實 害犯。其立法加以犯罪化，自有其必要，符合比例原則、法 益原則，並不違背人性尊嚴原則，應為合憲之立法。然則， 財產犯罪而無暴力行為時，是否必須列為公訴罪（非告訴乃 論之罪固包括自訴罪，惟自訴者少之又少），非無商榷之餘 地。其次，增訂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 項之加重詐欺取財罪 ，係規定：「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 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 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乃因詐騙集團橫行台灣十年所為 增訂之立法，自有其必要，符合比例原則、法益原則，並不 違背人性尊嚴原則，應為合憲之立法。
㈡、刑之審查
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乃詐欺取財各罪之基本罪 ，其法定刑為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00元以 下罰金，符合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自不違背比例原則， 而且其最高刑度止於一定期間之自由刑，亦不違背人性尊嚴 原則，應為合憲之立法。其次，增訂之刑法第339 條之4第1 項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其法定刑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然則，由於時空背景不同， 民國24年施行之現行刑法，其33條將有期徒刑之上限定為15 年，係以當時「人生平均年齡不過四十一、二齡」為其立法 理由；刑法各罪名之有期徒刑上下限，刑法各該侵害生命、 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罪之刑度安排，亦均以此為其立法 理由。然則，80餘年後之今日已然不同，平均人壽將近80歲 ，已近立法當時1 倍；而目前更由當時之農業社會進展至電 腦網路之科技時代，惟刑法並未配合修正刑度，歷年來只知 制訂並修正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不知制訂「有期徒刑提 高標準條例」，造成司法實務普遍性重罪輕判之必然結果。 例如在竊盜及詐欺取財罪，無論被告觸犯幾件，在有連續犯 規定之年代，以一罪論而加重其刑至2分之1結果，刑度止於 7 年半，豈是合理？如此，造成法官無從為罪刑相當之量刑 。在95年7月1日廢除連續犯之後，在單一犯罪，其量刑至最 高度之情況，根本不可能；而在數罪併罰之情形，法官可以 選擇最後執行刑之刑度，總算可以調和前此之不合理。然則
，本院仍認為可以考慮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加 倍提高刑法分則各罪有期徒刑之上下限，使每罪都能罪刑相 當，才是根本之計；例如若財產犯罪得提高刑度一倍，與日 本刑法之竊盜罪相同，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官才有妥適 之量刑空間。何況，詐騙集團橫行臺灣已逾十年，立法所加 重其刑只有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猶有不足，立法者實應注意 及之。
伍、刑罰裁量
一、罪刑相當原則
㈠、自刑罰理論觀之
就刑罰之報應理論言之，刑罰係以其具有痛苦性之本質，來 均衡具有不法本質之犯罪，藉以衡平行為人之罪責，使行為 人得因責任抵償而贖罪，而社會正義得以實現義，是故強調 「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是為司法上之罪刑 相當原則。其報應之內容即為自由之剝奪，亦即有期徒刑之 相加，而監獄即為執行報應之場所。再就特別預防理論言之 ，受刑人之犯罪係社會化過程之障礙，應使其在監執行，以 接受再教育而求其再社會化。復就一般預防理論觀之，以對 受刑人之施以刑罰，作為威嚇他人之手段，不過刑罰之附帶 作用，並非其主要目的。關於刑罰之目的，通常採取綜合理 論，各國皆然；既有報應罪責，又有預防再犯，並有嚇阻他 人犯罪之功能；惟報應理論所強調之「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 之輕重成比例」，仍為刑罰裁量之基本原則；在死刑及真正 無期徒刑，惟有在侵害生命法益之犯罪，單純依報應理論， 其罪責已夠深重，不期待其再社會化時，始得於審判上宣告 之；在死刑，更必須於「求其生而不得」時，始得為之；被 告縱然侵害他人之生命法益，如求其生而可得時，亦不得宣 告死刑，蓋死刑既稱之為極刑，如非極度之罪責，自不必處 以極度之死刑。目前，我國係採取無期徒刑得適用假釋之制 度，執行十五年後，即有假釋之機會，本質上類似長期徒刑 ，並非真正無期徒刑。若被告接受自由刑之執行，以進行責 任抵償，而在執行時能因己身之悛悔加之監獄之教化，仍有 再社會化之可能，並無永久隔離於社會之必要，即不適合量 處無期徒刑。
㈡、自憲法原則觀之
依據前述人性尊嚴原則，「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 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在法律限度內， 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排斥或輕視之。 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義務 ，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已如前述。在被告之行為責任確
定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或自由刑之量定，均應相當而不可 過量，否則即是違背比例原則中之相當性原則，自然不合司 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因此，刑事司法上之「罪刑相當 原則」要求法官在量刑時，應依法益之位階，重所當重，輕 所當輕，必使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不得重罪而輕判，或輕 罪而重判；期使責任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申 言之，重犯罪賦予重刑罰，輕犯罪賦予輕刑罰，當重則重， 當輕則輕，不應重其輕，亦不應輕其重，始得謂之符合罪刑 相當原則。地藏十輪經（第三卷）云：「若犯重罪，應重治 罰；若犯中罪，應中治罰；若犯輕罪，應輕治罰；令其慚愧 ，懺悔所犯。」其此之謂也！
二、刑罰裁量
㈠、主刑裁量
按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 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 、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 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 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 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為此，本院基於被告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