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上易字第4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棋鋒
選任辯護人 余道明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107年11月1日第一審判決（107年度原易字第174號；起訴案號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191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就被告王棋鋒諭知無罪 ，核無不當，應予維持，除補充以下之理由外，並引用如附 件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原審諭知被告王棋鋒無罪，無非以證人王棋鋒於警詢及審 理中所述前後不一為主要論據，經查：
1、本件起因為陳彥學於另案中主動向檢察官表示伊與胞兄陳 彥甫於民國105年11月30日庭訊結束後遭綽號「王奇峰」 之人毆打、恐嚇，檢察官遂函請警方調查。
2、證人王棋鋒於106年1月7日警詢中證稱「（問：你是否有 在花蓮地檢署檢察官偵訊時提及毒品案開庭後遭年籍不詳 之王奇峰毆打恐嚇等情？）有這件事情。我後來有查詢臉 書王奇峰之臉書名稱為王棋鋒」；又證人王棋鋒於法院審 理時到庭證稱「當天他自己就說他叫『棋鋒大』」，法院 因而認為證人所述明顯矛盾。
3、惟證人王棋鋒之真意為：案發時證人聽到恐嚇者自稱「奇 峰」、旁邊的人也叫他「奇峰」，所以證人才知悉此人綽 號為「奇峰」，數日後在臉書上才找到「奇峰」的真實姓 名應為「王棋鋒」，因證人原不認識被告，故偵查之初僅 能以音譯方式（「奇峰」）向胞弟、員警表達，此即檢察 官辦案進行單、警詢筆錄一開始均以「年籍不詳之王奇峰 」代稱，而非直接引用被告姓名「王棋鋒」之原因，因此 證人於警詢、審理中所述情節實屬相同，法院認定證人所 述前後不一，顯有誤會。況證人除聽聞被告自稱「奇峰」 以外，亦近距離親眼看見被告之相貌，並進而於警詢、審 理中指認被告，證人並非僅憑綽號或聲音進行指認，並無 誤認之情形。
（二）按英美法上承認所謂當場印象（present sense impressi on）之傳聞例外，當場印象係指陳述人目睹事件之同時或
隨後立即向他人描述或解釋該事件之陳述，此時關於記憶 錯誤的問題很小，故認許有證據能力（美國聯邦證據規則 第803條第1項、Arthur Best著，蔡秋明等譯，證據法入 門，元照，頁141至143參照），由於我國法對傳聞例外規 定較為簡略，我國實務亦認為基於公平正義得援引上開法 理，例如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重更（二）字第10號判 決即表示：英美法「傳聞法則」之例外，亦即可信性情況 保證，其意義乃指某供述倘在特別可置信之狀況下所為時 ，縱不在審判官面前為其供述，或縱不給對方當事人有行 反對詰問之機會，因其供述有虛偽之危險性本為不高，故 可作為證據之謂，而一般均認當場印象之陳述、在極大之 驚駭下所為之陳述（excited utterance），諸如在事情 發生後所作之陳述於時間上緊接，亦即，必須是陳述人在 認識事件或情況當時，或其後立即對該事件或情況所為之 描述或解釋之陳述，或指陳述人在事件或情況所引起的刺 激壓力下，在驚駭情形之下所為陳述，均具有陳述時之外 部客觀的情況值得信用之情況保證（最高法院101年度台 上字第5727號、臺灣高等法院90年度交上訴字第175號判 決亦同此意旨）。經查，證人王棋鋒於案發後第一時間隨 即向胞弟陳彥學表示：剛才被打、被恐嚇，恐嚇伊的人叫 「奇峰」，此業據陳彥學歷次證述綦詳，而王棋鋒、陳彥 學為親兄弟，二人均不認識被告、亦無仇隙，證人王棋鋒 於案發之際實無對陳彥學說謊或誣指他人之必要，故陳彥 學之證述雖係聽聞轉述，但屬高度可信性之傳聞例外，自 得作為補強證據。至於證人王子翊身為同案被告，本有虛 偽陳述之高度可能，自不能以王子翊證稱：王棋鋒在場， 但恐嚇僅伊一人所為等語，逕認證人王子翊證詞之證明力 較高，而摒棄證人王棋鋒、陳彥學之證述。
（三）綜上所述，原判決就被告部分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 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三、證據裁判原則、無罪推定原則及罪疑唯輕原則：（一）證據裁判原則（主義）：
按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對於犯罪構成要 件事實之認定，採證據裁判主義及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 有證據能力之積極證據，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 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信心證，始能判決被告有罪（最 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3號判決意旨參照）。刑事訴訟 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 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係採證據裁判主義（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1927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刑事訴訟採證
據裁判主義，構成犯罪要件之事實，應依嚴謹之證據法則 ，並以證據嚴格證明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190 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 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 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 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 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54號、106年度台上字第 3622號、105年度台上字第1423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170 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無罪推定原則：
次按被告在未經審判證明其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即所謂無罪推定原則（最高法院93年度台非字第122號判 決意旨參照）。亦即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依法公開審判 證實有罪前，應被推定為無罪，此為被告於刑事訴訟上應 有之基本權利，聯合國大會於西元1948年12月10日通過之 世界人權宣言，即於第11條第1項為明白宣示，其後於196 6年12月16日通過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2款 規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假 定其無罪。」再次揭櫫同旨。為彰顯此項人權保障之原則 ，我國刑事訴訟法於92年2月6日修正時，即於第154條第1 項明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並於98年4月22日制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將兩公約所揭示人權保 障之規定，明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更強化無罪推定在 我國刑事訴訟上之地位。又司法院大法官迭次於其解釋中 ，闡明無罪推定乃屬憲法原則，已超越法律之上，為辦理 刑事訴訟之公務員同該遵守之理念（最高法院107年度台 上字第1126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164號判決意旨參照） 。無罪推定原則主要內涵，無非要求負責國家刑罰權追訴 之檢察官，擔負證明被告犯罪之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 ，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 法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縱使被告之辯解疑點重 重，法院仍應予被告無罪之諭知（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 字第423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被告在法律上固有自證 無罪之權利，但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而法官或檢察官對於 移送或起訴之案件則須秉公處理，審慎斷獄，不可先入為 主，視被告如寇仇，刻意忽略對被告有利之證據（最高法 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12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基於 無罪推定原則，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有疑點 ，甚或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
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549號 判決意旨參照）。
（三）罪疑唯輕原則（或稱罪疑唯利被告原則；或稱罪證有疑， 利於被告原則）：
所謂罪疑唯輕原則（又稱有疑唯利被告原則），係指關於 罪責與刑罰之實體犯罪事實的認定，若法院已經窮盡證據 方法而仍存在無法形成確信之心證時，應為對被告有利之 認定。而此原則是在法院依法調查證據，並於證據評價結 束之後，方有適用，其存在之內涵，並非在如何評價證據 之證明力，而係在法官於未能形成心證之確信時，應如何 判決之裁判法則（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813號、第1 229號判決意旨參照）。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 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 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 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53 年台上字第656號判例、106年度台上字第2964號、101年 度台上字第450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詳言之，法官對 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唯有經過嚴格之證明並獲得無疑之 確信時，始得為有罪之判決。然人力有其極限，縱擁有現 代化之科技以為調查之工具，仍常發生重要事實存否不明 之情形。故於審判程序中，要求法官事後重建、確認已發 生之犯罪事實，自屬不易。倘法院依卷內調查所得之證據 ，仍存在無法排除之疑問，致犯罪事實猶不明確時，法院 應如何處理，始不至於停滯而影響當事人之權益，在各法 治國刑事訴訟程序中，有所謂「罪疑唯輕原則」（或稱罪 疑唯利被告原則），足為法官裁判之準則。我國刑事訴訟 法就該原則雖未予明文，但該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息息相 關，為支配刑事裁判過程之基礎原則，已為現代法治國家 所廣泛承認。亦即關於罪責與刑罰之實體犯罪事實之認定 ，法官在綜合所有之證據予以總體評價之後，倘仍無法形 成確信之心證，即應對被告為有利之實體事實認定；易言 之，當被告所涉及之犯罪事實，可能兼括重罪名與輕罪名 ，而輕罪名之事實已獲得證明，但重罪名之事實仍有疑問 時，此時應認定被告僅該當於輕罪罪名，而論以輕罪；若 連輕罪名之事實，亦無法證明時，即應作有利於被告之無 罪判決（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696號判決意旨參照 ）。
四、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一）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
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之積極證明，或其 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不利於被告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判決（最高 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108年度台上字第119號、1 07年度台上字第1924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5號、104年度 台上字第3716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81號、102年度台上 字第2930號判決意旨參照）；或認依證據裁判主義及罪疑 唯輕之法則，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判決（最高法院107年 度台上字第6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 諭知（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83號、第436號判決意 旨參照）。茲因刑事訴訟法制之設計係根據無罪推定原則 ，以檢察官立於當事人之地位，對於被告進行追訴，則檢 察官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自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 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540號判決意旨參 照）。詳言之，現代刑事訴訟進步理念，認為唯有透過程 序的正義，始能實現實體的正義；缺乏程序正義，即無實 體正義可言。我國刑事訴訟法乃以法院、檢察官和被告形 成訴訟結構的三面關係，法院居於公平、客觀、中立、超 然立場審判，後二者為當事人（不含被害人及告訴人，但 此二類人員之權益保障），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第 161條），被告受無罪推定保障（第154條第1項），審判 以法庭活動為中心（第159條第1項、第164條至第170條） ，訴訟程序原則上由當事人主導（第161條之2第1項、第2 項、第163條第1項），法院僅補充性介入（第163條第2項 ），學理上稱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最高法院101年 度台上字第2966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於實質舉證責任， 檢察官之起訴，自不能草率，倘仍沿襲職權進行主義之舊 例，因「有合理之懷疑」，即行起訴，此後袖手旁觀，冀 賴法院補足、判罪，應認為不夠嚴謹、不合時宜；以量化 為喻，偵查檢察官之起訴門檻，不應祇有「多半是如此」 （百分之五、六十），而應為「八、九不離十」（百分之 八十，甚至更高）；至於公訴檢察官在公判庭上，則應接 棒，負責說服法院達致「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百分之 百），使形成被告確實有罪之心證（最高法院101年度台 上字第296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公平法院原則：
又證明被告有罪既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院原 則，法院自無接續檢察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
義務（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法官基於公平法院之原則，僅立於客觀、公正、超然之 地位而為審判，不負擔推翻被告無罪推定之責任，自無接 續檢察官依職權調查不利於被告證據之義務（最高法院10 5年度台上字第423號判決意旨參照）。則刑事訴訟新制採 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後，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 法院僅立於客觀、公正、超然之地位而為審判，雖有證據 調查之職責，但無蒐集被告犯罪證據之義務（最高法院10 4年度台上字第149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593號判決意旨 參照）。故檢察官如未盡舉證及說服責任，致法院無從依 據卷內資料獲得被告犯罪之確信者，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 決（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226號判決意旨參照）。 雖同法第163條第2項規定：「法院為發現真實，得依職權 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 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然所稱「法院得依職權 調查證據」，係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 認為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 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得斟酌具體個案之 情形，無待聲請，主動依職權調查之謂。至但書所指「公 平正義之維護」，則專指利益被告而攸關公平正義者而言 。又同法第2條第1項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 注意，僅屬訓示規定，就證據層面而言，乃提示法院於證 據取捨判斷時應注意之作用，於舉證責任之歸屬不生影響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24號判決意旨參照）。詳言 之，無罪推定係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宣示具有普世價值，並經司法院解釋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 人權。91年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法 院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規定，當與 第161條關於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嗣後修正 之第154條第1項，暨新制定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 、8、9條所揭示無罪推定之整體法律秩序理念相配合。盱 衡實務運作及上開公約施行法第8條明示各級政府機關應 於2年內依公約內容檢討、改進相關法令，再參酌刑事訴 訟法第163條之立法理由已載明：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 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和判例累積形成，暨 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證明被告有罪既 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院原則，法院自無接續 檢察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則刑事訴訟 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指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公平正義
之維護」事項，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應以利益被告之事 項為限，否則即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無罪 推定原則相牴觸，無異回復糾問制度，而悖離整體法律秩 序理念。又該項前段所稱「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係 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臻明 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 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無待聲請 ，主動依職權調查之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576 號、102年度台上字第4633號判決意旨參照）。（三）本件檢察官起訴既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安罪嫌 ，自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五、告訴人指訴（或被害人指述）之證據法則：（一）告訴人指訴（或被害人指述）之特殊性： 證人係指在他人之訴訟案件中，陳述自己所見所聞具體事 實之人，為證據之一種。被害人乃被告以外之人，其陳述 被害經過，本質上屬於證人。然被害人之為證人，與通常 一般第三人之為證人不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 ，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相反之 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 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 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最高法院106年度 台上字第176號判決意旨參照）。為免過於偏重被害人之 指證，有害於真實發現及被告人權保障，基於刑事訴訟法 推定被告無罪及嚴格證明法則，被害人陳述與被告自白之 證明力類同，均應有所限制（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 475號、101年度台上字第6576號號判決意旨參照）。（二）指述需無瑕疵可指：
「被害人所述被害情形如無瑕疵可指，而就其他方面調查 又與事實相符，則其供述未始不足據為判決之基礎。」（ 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657號判例意旨參照）。因告訴人或 被害人之指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故必其指 訴「無瑕疵可指」且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607號、103年度台上字第4443 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告訴人指訴之補強證據法則：
1、證人之陳述與補強證據：
人證為證據方法之一種，係以人之陳述為證據，人證包括 證人及鑑定人等，而實務上證人大致有被害人、告訴人、 共犯及其他實際體驗一定事實之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 上字第885號、101年度台上字第6199號判決意旨參照）。
證人之陳述，不免因人之觀察、知覺、記憶、敘述、表達 等能力及誠實信用，而有偏差。是證人之陳述，其證明力 是否充足，是否仍須補強證據輔助，應視證言本質上是否 存在較大之虛偽危險性，不得一概而論（最高法院108年 度台上字第82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297號、106年度台 上字第260號、104年度台上字第3181號、103年度台上字 第4438號判決意旨參照）。
2、超法規補強法則：
按對向犯（對向性正犯）、被害人、告訴人等與被告立場 （利害）相反者，在本質上存有較大的虛偽危險性，基於 實務經驗累積，唯恐此等人員的陳述可能失真，乃發展出 認為仍應有補強證據，以佐證其供述憑信性之必要性，學 理上稱為超法規補強法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38 3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407號、第1889號判決意旨參照） 。詳言之，「刑事訴訟法除於第156第2項規定：『被告或 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 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明文要求補強 證據之必要性外，對於其他供述證據，是否亦有補強性及 補強規則之適用，並未規定。判例上承認被害人之陳述（ 32年上字第657號）、告訴人之告訴（52年台上字第1300 號）及幼童之證言（63年台上字第3501號）應有適用補強 法則之必要性，係鑑於被害人、告訴人與被告立於相反之 立場，其陳述被害情形，難免不盡、不實，或因幼童多具 有很高之可暗示性，其陳述可能失真，此等虛偽危險性較 大之供述證據，即使施以預防規則之具結、交互詰問與對 質，其真實性之擔保仍有未足，因而創設類型上之超法規 補強法則，以濟成文法之不足。」（最高法院106年度台 上字第3943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417號、101年度台上字 第1175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雖然多年來，各司 法警察機關長官無不要求所屬人員，應利用科學方式，提 升辦案能力，也致力培養科技專業人才，並引進諸多鑑識 設備，且可依法聲請通訊監察蒐證，俾憑為供述證據憑信 性的佐證，但基層警員卻猶因襲往昔一味重視供述證據的 辦案態度，致其中偶見利用不正方法進行蒐證，針對此情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修正規定：『被告之自白，非 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 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第2項： 『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 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第3 項規定：『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
其他事證而為調查。該自白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法院應 命檢察官就自白之出於自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方法。』刻 意貶抑被告自白的證據地位，學理上稱第1項為任意性法 則，屬信用性作用，第2項為補強法則，係憑信性問題，2 者不同；至於其他人員，例如對向犯（對向性正犯）、被 害人、告訴人、與被告立場（利害）相反者，在本質上存 有較大的虛偽危險性，或因幼童多具有很高的可暗示性， 秘密證人性質特殊，基於實務經驗累積，唯恐此等人員的 陳述可能失真，乃發展出認為仍應有補強證據，以佐證其 供述憑信性之必要性，學理上稱為超法規補強法則。但其 實所有的供述證據，必須具備任意性，乃基本要求，倘有 違反，絕不能賦予證據能力，嚴重者，應更追究相關人員 的各種責任。」（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594號判決 意旨參照）。
3、被害人（告訴人）指述之補強證據要求：
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 無瑕疵可指，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 採為論罪之依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904號判決 意旨參照）。則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指述，不得作為 認定犯罪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 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 第450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 ，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 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 者，始得據以論罪科刑（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87號 、106年度台上字第12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害人因其立 場與被告相反，故其陳述之證明力顯較一般證人之陳述為 薄弱，縱其陳述並無瑕疵，且前後一致，亦不得作為被告 犯罪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 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 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245號判決意 旨參照）。從而被害人就其被害之經過，雖依人證之調查 程序具結陳述，究仍與一般證言之證據價值並不相同，且 為防止虛偽，以確保其供述之真實性，因此判例上乃認有 補強證據要求之必要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203 號判決意旨參照）。
4、被害人（告訴人）陳述之補強證據：
(1)何謂補強證據：
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被害人陳述本身外，其他足以佐證
其陳述之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最高法 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69號、105年度台上字第2885號、10 4年度台上字第3807號、103年度台上字第4206號、101年 度台上字第5855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 ，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證據，非僅增強告訴人 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525號判 決意旨參照）。詳言之，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之陳 述本身以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 證據，固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但以 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為前提，並與被害人之陳 述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 上字第887號判決意旨參照）。
(2)與被害人指訴綜合判斷，足以認定犯罪事實，即可為補強 證據：
又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實行犯罪， 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害人之指述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 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6年度 台上字第129號判決意旨參照）。
(3)告訴人之供述，非所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 告訴人前後供述是否相符、指述是否堅決、有無攀誣他人 之可能，其與被告間之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 ，僅足作為判斷告訴人供述是否有瑕疵之參考，因仍屬告 訴人陳述之範疇，尚不足資為其所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017號、100年度台上字第67 63號判決意旨參照）。
(4)與被害人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不具補強證據適格： 證人陳述之證言中，關於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經 過部分，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 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作為情況證據（間接證據）以之推論 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 所產生之影響者，其待證事實與證人之知覺間有關連性， 則為適格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60號 、107年度台上字第887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84號判決意 旨參照）。然證人陳述之證言組合，其中屬於轉述其聽聞 自被害人陳述被害經過者，固屬於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 性之累積證據，而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依其陳述內容 ，如係以之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被害 人之認知，或以之證明聽聞對被害人所造成之影響者，由 於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並非用來證明其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
，而是作為情況證據（間接證據）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 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 ，實已等同證人陳述其當時所目睹被害人之情況，其待證 事實與證人之知覺間有關聯性，自屬適格之補強證據（最 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931號判決意旨參照）。六、經查：
（一）無論證人陳彥學或王棋鋒之證述均充滿瑕疵： 1、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本件起因為證人陳彥學於另案中主動 向檢察官表示伊與胞兄王棋鋒於民國105年11月30日庭訊 結束後遭綽號「王奇峰」之人毆打、恐嚇，檢察官遂函請 警方調查云云。惟細究證人陳彥學該次即105年12月12日 偵訊中之供述，係先稱當天我們在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下稱花蓮地檢署）開完庭後，我與王棋鋒走出花蓮地檢署 後，就遭十幾個人圍住，並且恐嚇我們，要我們承擔所有 責任。這十幾個人有陳○洧的爸爸、叔叔、伯伯云云，並 未提及係遭被告或「王奇峰」恐嚇，嗣偵訊將結束時，檢 察官問證人陳彥學有何補充，證人陳彥學先稱：「王奇峰 」恐嚇王棋鋒跟我，說15號王棋鋒開庭當天，他們會來地 檢署門口等，如果我們不照他們意思說，他們要當場帶幾 個人讓我們死。」檢察官問以：「王奇峰」何時、何地以 何方式恐嚇你、王棋鋒上述事情？則答稱：12月1日開庭 在地檢署門外的涼亭，以要我們全部扛毒品案的責任，恐 嚇我們，並打我哥王棋鋒，且說明地檢署跟花蓮市的人都 認識他，且他們可以跟警察豐川派出所員警看筆錄，豐川 派出所員警擅自修改筆錄云云（見上字卷第20、22頁）。 2、而證人陳彥學於106年1月7日警詢中則稱：時間是105年12 月30日（應係105年11月30日之誤）22至23時，我跟我哥 哥開完庭後，走出檢察大樓往法院方向等我哥王棋鋒的女 友余○禧開庭結束，結果沒有等到，期間陳○洧家人3、4 人到法院正前方涼亭處談事情，我就在法院等余○禧。這 期間我聽到涼亭處有爭吵，等約1小時左右，就有一名小 弟叫我去涼亭，等我到該處時我發現現場有數名不知名人 士，其中一名綽號「王奇峰」的男子就大聲罵我和王棋鋒 ，恐嚇說：「叫我跟我哥二人要把所有的罪扛下，讓同案 少年陳○洧脫罪，不然要讓我們下次開庭讓我們出不了地 檢署的門口，如果逃出花蓮以外，我們也有人會追到你們 ，且說花蓮他們吃得開，所有警察局他們都認識」云云。 並稱：我哥王棋鋒有被打，我哥等到他們離開涼亭後，就 跟我說他被好幾個人毆打，何人傷害他不清楚，我沒有目 擊王棋鋒被何人傷害云云（見偵卷第43、44頁）。則證人
陳彥學於前開警詢中之證述與其於105年12月12日所述發 生經過及恐嚇之內容，即有相當之差距。
3、參以證人王棋鋒於106年1月7日警詢中則稱：時間是105年 12月30日（應係105年11月30日之誤）22至23時，我跟我 弟弟陳彥學開完庭後，走出檢察大樓往法院方向等我女友 余○禧開庭結束，結果沒有等到，期間陳○洧家人就跟我 說要談事情，我就和陳○洧家人走到法院正前方涼亭處談 事情，陳彥學在法院等余○禧。我到涼亭處之後，就被被 告的小弟以拳頭傷害我頭、臉部後，就被被告恐嚇說：「 叫我跟我弟二人要把所有的罪扛下，讓同案少年陳○洧脫 罪，不然要讓我們下次開庭讓我們出不了地檢署的門口， 如果逃出花蓮以外，我們也有人會追到你們，且說花蓮他 們吃得開，所有警察局他們都認識，又說就算我逃回桃園 他們也會追到桃園來，又說他可以在開庭時旁聽，不要亂 講話，不然就走不出去當場給你們死」云云。並稱：另外 被告小弟王子翊當天在我旁邊叫我不要亂講話，陳○洧如 果有事不會放過我，會找人咬我販賣毒品，他們花蓮人很 多，只要有吃毒的都會咬我販毒云云。再稱：我被被告小 弟傷害時，陳彥學沒有在旁邊，我被被告恐嚇時，我和丙 ○○一起被他恐嚇。陳○洧和其家人沒有傷害恐嚇我云云 （見偵卷第32、33頁）。則依王棋鋒前開警詢中所述，與 陳彥學105年12月12日偵查中所述，亦有差異。且王棋鋒 係稱「到涼亭處」，即被毆打及遭被告恐嚇，王子翊另有 恐嚇情事，而陳彥學106年1月7日警詢中則是稱王棋鋒到 涼亭後約1小時，伊才被帶到涼亭，到涼亭時，被告恐嚇 其及王棋鋒，亦未陳述王子翊恐嚇情事，足徵陳彥學及乙 ○○雖於同日製作警詢筆錄，內容亦有差距。
4、而證人陳彥學於原審107年10月11日審理中係證稱：有十 多個不明人士請王棋鋒去涼亭那邊，跟我講不准去，之後 他們請小弟過來找我，過去之後要我改口供說是我們強迫 陳○洧販賣毒品的，是我們餵食陳○洧甲基安非他命，強 迫他賣毒品，當時已經先打王棋鋒了，我也只能說好，當 時有十幾個人在，為了保命沒辦法。恐嚇我之人是陳○洧 的爸爸，我忘記名字，綽號叫老二。檢察官問以：恐嚇你 之人是否在庭被告？答稱：當時天色昏暗，我不知是否是 在庭被告，當時被告對我哥講，但恐嚇我的是旁邊的小弟 ，被告對王棋鋒表示時，我沒有在旁邊，我在地檢署門口 ，我是後來才到，我到的時候是旁邊的小弟恐嚇我。我親 自在場時是小弟跟我講話。王棋鋒當天在地檢署，後來有 跟我講他在涼亭時，有被一個人恐嚇，有被打一拳，陳彥
甫當時只跟我說對方叫「棋鋒大」（台語音譯），對方對 著王棋鋒這麼講等語（見原審卷第92頁背面至94頁）。則 證人陳彥學證述案發經過、對其恐嚇之人及恐嚇之內容， 與其105年12月12日偵訊中顯有不同，亦與其106年1月7日 警詢中證述內容有相當之差距，尤其恐嚇之內容明顯不同 ，足徵證人陳彥學之供述有嚴重之瑕疵。
5、證人王棋鋒於於原審107年10月11日審理中則證稱：當晚 我在地檢署開毒品的庭，出來後就遇到陳○洧的爸爸帶著 一群人，把我叫去涼亭後毆打我，恐嚇我的是一個叫「棋 鋒」的人，還有陳○洧的爸爸及十幾個人。他們一群人圍 住我，然後說他的兒子販賣的事情，逼我認下，我就說我 沒有賣，他們叫我認，然後就打我。就檢察官問以：「棋 鋒」當時如何恐嚇你？係答稱：他用台語威脅我說花蓮他 很熟，如果我不認罪就要我死，恐嚇我的就是當庭的被告 云云（見原審卷第95頁背面、第96頁）。則證人王棋鋒於 原審檢察官主詰問尚未提示其警詢筆錄內容前，證述內容 與證人陳彥學同日證述內容顯然不同，亦與其警詢中所述 不符。經檢察官提示證人王棋鋒警詢筆錄內容，問以：恐 嚇內容是否如此，證人王棋鋒隨即稱：對。然檢察官或原 審並未再釐清何以證人陳彥學之證述前後有嚴重瑕疵。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