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上訴字第3621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雪璋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誣告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 年訴字
第338號，中華民國107年10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106 年度偵字第65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朱雪璋明知其確曾於民國105年1月24日 下午9時28分使用臉書之Messenger功能傳送內容為「哇塞， 你怎麼這麼肥啊，肥得跟豬一樣，要減肥啊」錄音檔（下稱 錄音檔）至案外人邱郁芳臉書，經邱郁芳於網路公布並傳送 予告訴人張書瑋，由告訴人於渠臉書上公開並設置該錄音檔 連結；被告曾於同年10月14日至28日期間某不詳時間，於其 臉書上由案外人賀文彬張貼之留言（下稱該賀文彬留言）下 ，以「光信里朱雪璋」之帳號留言謂「賀先生請你注意一下 自己的腳筋吧！有傷就請去看醫生！」（下稱回覆留言）， 並經告訴人於其臉書上轉載，詎被告竟於同年10月28日22時 28分前後，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安和派出所，虛構 該錄音檔「內容的聲音不是我」、該回覆留言「不是我所發 布的而應該是以剪貼簿所修改看起來像是我所發布的」云云 之不實情節，並向上開派出所警員指訴告訴人涉有刑法加重 誹謗犯行（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6 年偵字第3717號，下稱 張書瑋妨害名譽案件）。因認被告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 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為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 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 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 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 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 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 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 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 、76年台上字第4986號、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刑事訴 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 任，並指出證明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
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 為被告有罪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 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 無罪判決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三、刑事訴訟法第三０八條規定：「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 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並應記載犯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 併記載」，同法第310條第1款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 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左列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及同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 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揆諸上開 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與理由，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 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 認定之理由。所謂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同法 第154條第2項規定之「應依證據認定之」之「證據」。職是 ，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即為經嚴格 證明之證據，另涉及僅須自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 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人信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 。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 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 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 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 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 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 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 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 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 上字第2980號判決）。是以本案被告既經法院認定不能證明 犯罪，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罪嫌，無非係以 被告於張書瑋妨害名譽等案件之警詢及本案偵查中所為不利 於己之陳述、證人即告訴人張書瑋、證人王毓臻、賀文彬、 邱郁芳、張貴宏於偵查中證述、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 安和派出所員警於張書瑋妨害名譽等案件中製作之陳報單、 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檢察事務 官於106年3月22日勘驗告訴人提出其瀏覽「光信里朱雪璋」 臉書帳號內文及留言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證人邱郁芳提出 臉書Messenger 訊息紀錄及該錄音檔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本院訊據被告朱雪璋，堅決否認有前揭誣告犯行，原審時先 辯稱：該回覆留言及該錄音檔之內容均非伊所寫、所傳送， 當時伊臉書帳號是交給里長辦公室裡的志工同仁代為管理、
發文，伊對告訴人提告偽造文書、妨害名譽前，有先查看過 伊臉書帳號並無上開留言及訊息紀錄，也先向里長辦公室裡 的同仁求證上開訊息不是他們所發才去提告，沒有誣告故意 等語。本院審理再辯稱：伊從頭到尾都不認識張書瑋，沒有 去招惹他們，實際上伊才是被害人，並沒有誣告犯行云云。五、經查：
㈠被告於一０五年間擔任臺北市大安區光信里里長，「朱雪璋 」、「光信里朱雪璋」均為被告臉書帳號，告訴人於105年2 月23日在其臉書設置連結臉書帳號「柚子」（即案外人邱郁 芳）所刊登、內容為「哇塞，你怎麼這麼肥啊，肥得跟豬一 樣，要減肥啊」之錄音檔，並貼文稱係被告辱罵女生錄音檔 ，於同年10月28日在其臉書上轉錄一則內容為「光信里朱雪 璋」之臉書帳號在案外人賀文彬留言「請里民們注意好自己 的腳筋」等語下方回應以：「賀先生請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腳 筋吧！有傷就請去看醫生！」之回覆留言，並貼文稱：「真 是太敢了，大安區光信里怎麼會選出這種里長」等語；被告 則於同日下午10時許，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安和 派出所，以該錄音檔之「聲音不是我」、該回覆留言「不是 我所發布的而應該是以剪貼簿所修改看起來像是我所發布的 」為由，對告訴人上開在臉書刊登貼文之行為提出偽造文書 及加重誹謗罪之告訴等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3717號偵卷 4至5頁），並有告訴人臉書貼文列印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大安分局安和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及 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等件存卷可憑（3717號偵卷第07至13頁 ），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
㈡案外人邱郁芳確有收到臉書帳號「朱雪璋」於105年1月24日 下午9時28分以Messenger功能所寄該錄音檔之事實，以及「 光信里朱雪璋」之帳號確有於105 年10月14日至28日期間某 不詳時間在該賀文彬留言下登載該回覆留言事實，業據證人 即告訴人張書瑋、證人王毓臻、賀文彬、邱郁芳、張貴宏於 偵查中證述明確（6521號偵卷17頁、3717號偵卷86頁背面、 98頁背面、101頁至102頁），並有證人邱郁芳提出之臉書Me ssenger訊息紀錄及該錄音檔、檢察事務官於106年03月22日 勘驗告訴人翻攝「光信里朱雪璋」臉書帳號內文及留言蒐證 錄影檔之勘驗筆錄及原審法院勘驗該錄音檔之勘驗筆錄在卷 可稽（3717號偵卷30頁、35頁、原審卷341至342頁），堪認 告訴人轉載該錄音檔及擷取該回覆留言照片之內容均屬真正 ，確非告訴人擅以被告名義所偽造。
六、次查：
公訴意旨雖認該錄音檔及該回覆留言均為被告所為，被告卻
蓄意誣陷告訴人涉偽造文書、誹謗而提出告訴云云，然查： ㈠告訴人係以擷取留言照片方式，而非以分享「光信里朱雪璋 」該帳號留言方式，且證人即被告里長辦公室志工陳冠霖於 原審時證稱：105 年間，被告將其臉書帳號及密碼交付證人 許原碩持有，也指示里辦公室的志工同仁幫忙回覆電腦上有 關里民的留言，回覆留言工作大部分由另名志工許原碩為之 等語（原審卷61頁、71頁）。證人陳希勤於原審時證稱：伊 為被告高中學長，偶而會去找被告，有親眼見聞被告交代里 辦公室內之工作人員葉達和、許原碩等人替被告回應網路上 的負面言論等語（原審卷325至327頁）。 ㈡又證人許原碩於原審證稱：該回覆留言係伊擔任光信里里長 志工時使用被告之「光信里朱雪璋」臉書帳號所發布，當時 被告將其臉書、電子郵件等帳號密碼交予伊作為公務使用， 伊衝動發布該回覆留言去酸賀文彬留言後，大約經過一天之 內就刪除，而該錄音檔是伊登入被告之「朱雪璋」臉書帳號 後，由案外人葉達和所留，但因不想留下紀錄，所以事後伊 將上開回覆留言及錄音檔均刪除等語（原審卷51至54、57至 59頁背面），足見被告辯稱：該錄音檔及該回覆留言皆不是 伊所發布，伊當時將臉書帳號交付其他志工同仁代為管理發 文、於提告前曾查看過其臉書帳號並無上開留言及訊息紀錄 等語，尚非無據。
㈢證人陳冠霖於原審時證稱：被告於105 年10月份開始有詢問 伊與證人許原碩關於該回覆留言是否為伊等所為，前前後後 至少04、5次，伊與證人許原碩都回答不是，直到106年4、5 月間某次聚餐，證人許原碩私下跟伊承認該回覆留言是其所 為，伊勸許原碩要告知被告，後來證人許原碩有將上情告訴 被告，當時伊也在場等語（原審卷61頁至63頁），參憑證人 許原碩於原審時另證稱：伊因為心虛，不敢將該錄音檔及該 回覆留言之事主動向被告報告，被告曾詢問該錄音檔及該回 覆留言是否為伊所留，伊也表示不是，不敢承認，怕會被被 告罵，伊並不知道被告對告訴人提起告訴，是事後看到關於 本案的新聞，覺得事情變大，才於106年5月間聚餐時跟證人 陳冠霖討論後，向被告說出該回覆留言為伊所留、該錄音檔 為葉達和所為情形等語（原審卷56至60頁），可徵被告辯稱 伊於提告前，有先向里長辦公室裡的同仁求證過告訴人於臉 書上轉載該錄音檔及該回覆留言是否存在，當時查證所得到 的結果是遭到告訴人誨謗、誣賴，才去提告等語（原審卷34 6至347頁），亦非無憑。
㈣綜上，依上開證人證述，至多僅能證明被告至少於106年5月 間已知悉該錄音檔及該回覆留言係被告之里長辦公室內同仁
所為，並非告訴人虛捏杜撰，尚無法證明被告於同年10月28 日前往警局對告訴人提告時明知告訴人轉載內容為真，卻仍 刻意誣陷其偽造文書誹謗，自難遽認被告有何故意虛捏事實 而誣指告訴人偽造文書、誹謗之主觀不法犯意。況前所述， 被告申請之「光信里朱雪璋」或「朱雪璋」帳號，均有交付 他人代為管理發文之情事，證人葉達和於原審時堅決否認該 錄音檔為伊錄製及傳送（原審卷263頁、283頁），然亦證稱 ：聽不出該聲音是否為被告之聲音等語。且檢察官並不爭執 該錄音檔內容乃為一男子以提高音調、帶點變音方式來陳述 （原審卷341至342頁），加上錄音檔內容因為不足40字音， 無法進行聲紋鑑定等情，有法務部調查局聲紋鑑定案件送鑑 說明資料附卷為憑（原審卷81頁），從而，依卷內證據，尚 無從證明被告所稱：該錄音檔的聲音不是伊等語，有何不實 可言。
㈤至被告於106年7月11日及08月27日原審準備程序，整理本案 爭點時，雖隻字未提伊業於106年5月間透過證人許原碩告知 而獲悉該錄音檔及該回覆留言分別係案外人葉達和、許原碩 擅自以被告之臉書帳號所發送等情事，甚還辯稱：伊不確定 是否有人使用伊臉書帳號，或遭不明人士入侵伊帳號來留言 云云（原審卷32頁）；然被告上開所為，雖有可疑之處，仍 乏其他積極證據足證公訴意旨所稱該錄音檔及該回覆留言均 為被告所為，卻刻意誣陷告訴人偽造文書、誹謗之事實，自 亦無從憑此即認被告確有誣告故意。此外，無其他證據可證 被告提告時有何故意捏造不實來誣陷告訴人於罪，自與誣告 罪構成要件不該當。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證據，尚未足使法 院確信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原審乃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核無不合。
七、檢察官上訴意旨指稱：
㈠按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一切證據，除認為不必要者外， 均應詳為調查，然後基於調查所得之憑證以為判斷之基礎， 故證據雖已調查，而尚有其他必要部分並未調查，仍難遽為 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873 號判例 參照）。證據證明力，雖得由法院以自由判斷，然此項自由 判斷職權之行使，須不違背一般經驗之法則。證據之本身存 有瑕疵或對於待證事實不足以供證明之資料，而事實審仍採 為判決基礎，則其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即不得謂非逾越範 圍（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2067號、30年上字第1152號判例 參照）。又證人或當事人於案發之初之供述，較少權衡利害 得失或受他人之干預，較之事後翻異之詞為可信，即所謂案 重初供，故除非可證明其更異之詞與事實相符或其初供係虛
偽者外，自不得任意捨棄初供於不採（80年度台上字第5109 號、82年度台上字第5311號、83年度台上字第3243號、87年 度台上字第1585判決）。間接事實之本身，雖非證據，然因 其具有判斷直接事實存在之作用，故亦有證據之機能，但其 如何由間接事實推論直接事實之存在，則仍應為必要之說明 ，始足以斷定其所為推論是否合理，而可認為適法（最高法 院75年度台上字第1822號判例），復按法院為發現真實，得 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 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 項定有明文。
㈡查被告與告訴人張書瑋間先前即有相關負面訊息糾紛的恩怨 、仇恨，已經有足夠的動機，嗣其見綽號「柚子」的邱郁芳 及賀文彬02人持續關注「光信里朱雪瑋」的臉書網頁，且在 確實知悉在其自己實力所能支配掌控之相關「光信里朱雪瑋 」臉書帳號之留言及Messenger 語音訊息，仍向警局為部分 虛構的事實之指訴，稱其帳號遭盜用，而對告訴人提出妨害 名譽之告訴，且在本案偵查中仍然還是維持一貫的帳號遭冒 用之虛偽陳述，迄審判中另提出許原碩、陳冠霖等證人，辯 稱係許原碩、葉達和等所為云云。就偵查、審判實務而言， 一個經過串證模式的證詞會具備下列的條件：第一，待證事 實的核心問題，因為可以事先套好，會出現高度相符的狀況 ，甚至出現像證人許原碩如此超過人類記憶的證詞；第二， 證人會刻意隱瞞雙方之間的親密關係，也會隱瞞雙方之間的 接觸狀況、頻繁度，希望透過如此的刻意隱瞞讓雙方變成一 般關係，最好是陌生關係，來增加證詞可信度。證人許原碩 為被告配偶之子，其於審判長訊問時即刻意隱瞞其與被告間 之一親等姻親關係。第三，對於核心以外的問題，愈邊緣的 問題會愈無法事先套招，證人會出現不敢具體回答，容易出 現矛盾的現象，尤其是時間先後的矛盾，因為「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這是經驗法則，從法令、知識、情理的不合理 性，仍然很頑固按照事先套好的證詞來回答，只會增加更多 不符合心理、情理的理由，更彰顯疑點重重，證人許原碩詰 問時就出現上述狀況，其證詞與相關事證及經驗法則明顯不 合。
㈢再者被告身兼道館館長，平日言行強勢，依據其供述，還會 有打人的情形，如此一個單純的志願工作之人、晚輩絕對不 可能在如此強勢的管理人下擅自作主。況證人許原碩、陳冠 霖所證稱於渠等106年04、5月間即將相關臉書貼文係證人許 原碩所為之情告知被告，被告當時自應確知留言係證人許原 碩所為乙情，然被告在本案檢察官於同年04月25日傳喚訊問
及原審於同年7月11日、8月17日準備程序審理時，就此足以 證明其清白之事關重大事項，不僅未有任何具體之答辯說明 ，僅於準備程序期日稱：「我沒有留過這樣的留言，我不清 楚是不是這二位志工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去留了並非我允許 或是授意的言」、「我自己是沒有留過這樣的留言，但我不 確定是否有人用我的臉書帳號或是帳號有被不法的侵入去留 這樣的留言，這是我目前無法確定的」、「…待證事實為證 明現在我被檢方起訴的兩則留言不是我留的，有可能是他們 二位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去留的」等語。是被告在偵查後經 提起公訴，並在原審初步審理期間，就證人所證稱其當時已 確知之重要事項，竟未提出主張，僅稱「有可能」是他們去 留等語，嗣後再改稱就其認知，證人許原碩的行為也是一種 盜用云云，要屬與基礎事實不合之不實答辯，不僅違反常識 、常情、常理、常規及常人思維的經驗法則及有邏輯上矛盾 ，且顯然有預先安排勾串證人之情（先辯稱可能是他們，而 事後證人之作證結果，果然如事先之推測確實是他們）。 ㈣再如前所述證人許原碩就其與被告間一親等之姻親關係有所 隱瞞，其證述已有不實。又其所證稱臉書Message 語音訊息 為證人葉達和所留云云，與證人葉達和之證述亦明顯不符； 另依告訴人所提出之臉書列印資料，被告在104 年間即有頻 繁使用臉書帳號「朱雀雲」貼文、打卡之情形（詳附件網頁 列印資料及原審卷第140頁至155頁），與證人許原碩、陳冠 霖所證稱被告不諳電腦、臉書之操作云云，更顯有齟齬。綜 此，證人許原碩、陳冠霖與葉達和等之證述情節既互不相符 ，且與被告於偵查及準備程序中之供述容有重大出入，原審 竟予逕予採信而為有利於被告認定，明確違反經驗法則之案 重初供原則。衡之案重初供原則有其犯罪心理學上之依據， 被告剛開始面臨案件時的利害衡量、衝突想法、心眼是最少 的，在事證逐漸出現後，被告出現理虧、心虛、詞窮的情境 時，則會從先前所稱不知道、遭盜用，而開始努力說明他是 知道的及知道的原因，開始改變先前的辯解，因為會開始說 小謊話的人其後是因為有個大謊話要隱瞞，所以不能一開始 就誠實陳述，故此不能作為有合理懷疑的辯解。況於蔡墩銘 授教授所著刑事證據法論第四０一頁（86年12月初版一刷） 更提及：「大體上言，態度為人格之潛在反應，是以某種態 度之出現，實與其人過去之經驗有關，而此種經驗由於一般 化及差別化而逐漸獲得加強」，從而就本件被告之前後辯解 之態度及內容大體而言，其畏罪人虛之態度是其人格之潛在 反應，上揭翻異辯解之態度的出現會與其過去的經驗有關， 如此的經驗又會於外界顯示差別化、一般化或對比化，此時
因經不起合理之詢問，為加強其辯解而必須繼續說不同之小 謊話，足見被告在訊問時即知悉上述之言行乃足以成立犯罪 ，因畏罪心虛而否認，如此之態度關連性足認其有犯罪之故 意及違法性認識無疑，亦即屬態度關聯性之間接情況證據範 圍。按證人或當事人於案發之初之供述，較少權衡利害得失 或受他人之干預，較之事後翻異之詞為可信，即所謂案重初 供，故除非可證明其更異之詞與事實相符或其初供係虛偽者 外，自不得任意捨棄初供於不採，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 3243號判決、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5311號判決及最高法 院80年度台上字第5109號判決參照。這是在證據法則內的態 度關連性犯、情況證據的範疇，如此的間接證據也經最高法 院75台上1822號判例予以肯定，認為如此的推論作用，只要 具有判斷直接事實存在的功能，仍具有證採能力，應作為斷 罪的依據。且依最高法院84年台上726 號判決，告訴人的指 訴可以與上開間接證據互相補強，互相擔保真實性，來判斷 誰真誰假。究竟是被告所辯可信，亦或是告訴人之指訴可信 ，依前開原則判斷，被告及證人許原碩、陳冠霖等之供、證 述內容，顯然不如告訴人及其他證人在偵查中之證述可採， 灼然至明。
㈤按審判中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 法第379 條第10款定有明文。檢察官聲請之調查證據方法倘 具有與其他間接證據間之互補性質，而有關聯性者，法院將 檢察官所聲請之具有與其他間接證據間互補性質之調查證據 方法割裂審查，逐一剖析其能否單獨為犯罪事實之證明，而 未予調查，逕予遽為無罪之諭知，自與採證法則及真實發現 主義有背（參考西元2002年12月1日美國聯邦證據法第401條 之規定：「就足以影響訴訟決定之任何事實存在與否之認定 ，有此證據時，該事實存在之可能性，較無此證據時更高或 更低時，具有此種傾向之證據，即屬有關聯性之證據」）。 所謂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係指有合理可信之關聯性證據 只須達百分之46以上之加分或減分傾向的可信度即可，無須 達超越合理懷疑之可信程度始可調查，蓋若不調查怎知其是 否將超越合理懷疑之程度，此自判例搜索刑事訴訟法第 122 條明定達有相當理由可信應扣押之物或被告在內即得以強制 力即搜索扣押手段以調查，學者王兆鵬對此所謂「有相當理 由可信應扣押之物或被告在內」係認僅須達百分之46以上之 可信度即可，而非足以確信為有罪或動搖無罪心證為必要（ 王兆鵬著：刑事訴訟講義第一冊，第70及74頁，2003年03月 二版第一刷同此見解）。實則如此程度之可信度，已足以作 為判決心證之取捨基礎，亦即足以憾動當事人任一方之主張
事實基礎，此等百分之46以上之加分或減分傾向的可信度之 證據方法，自有調查之必要性，蓋未經調查該應調查之有關 聯性證據前，如何能判斷是否足以作為補強證據或確切證據 ，以檢視被害人指述之真實性，或被告答辯之不可信。判斷 有無關聯性及調查必要性，係基於人證、被告自白或答辯、 物證、書證、本於社會常情經驗、邏輯推理所生之矛盾及所 有情況細節，綜合研判可信有利於調查被告所可能涉及之犯 罪嫌疑或有被告利之證據，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甚者，又 於訴訟中發現真實係能否獲得救濟及行使國家刑罰權維持社 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之最重要環節，發現真實須賴證據以 判斷，證據之種類雖眾，然得以直接作為有利或不利被告之 證明者，除被告自白外，惟有被害人以證人身分親身據以連 續陳述之證詞，是人證具有發現真實之重大價值，此即刑事 訴訟法第一編第十二章第二節本於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明 定人民負有作證義務之原因。前開所述由公訴檢察官當庭由 聲請之證據，得以作為認定本案被告犯罪事實之關聯性證據 （前揭蔡墩銘教授著：刑事證據法論，第400頁至403頁）。 亦即關聯性定義建立傾向認許標準，一項證據資料只要對於 任何爭執事實真實與否認定具有影響力，即有關聯性，綜合 前揭間接證據、事實等具有關聯性之積極證據，依經驗法則 及論理法則綜合判斷，始足以認定是否動搖原先之心證。 ㈥尤有進者，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6點前 段及中段規範調查證據聲請權與法院調查義務：「當事人、 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有聲請調查證據之權利；並得於調 查證據時，詢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審判長除認為該詢問 係不當者外，不得禁止之。故凡當事人等所聲請調查之證據 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有調查之必要與可能，客觀上確 為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基礎者，法院均有調查之職責 ，不得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反面解 釋參照）。關於公平正義之維護及被告利益保障之重大事項 ，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無裁量選擇之餘地。所稱「公平正 義之維護」之重大事項，例如案件攸關國家、社會或個人重 大法益之保護，或牽涉整體法律目的之實現及國民法律感情 之維繫者均屬之。而法院就「公平正義」之規範性概念予以 價值補充時，必須參酌法律精神、立法目的、依據社會之情 形及實際需要，予以具體化，以求實質之妥當，是以法院於 訴訟程序之進行，除須遵循正當程序原則外，於作成判決時 ，亦須將相關理由記載明確，不宜過於簡略含糊。」與第97 點後段：「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 但因待證事實不同，而有取得不同證據資料之必要時，則不
在此限。」均載有明文。
㈦本案原審就公訴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害人張書瑋，就其 所提供之書面資料及針對被告當庭翻異辯解而就其當初被誣 陷虛構部分事實直接感受係被告所為及最初之環境、情境及 處境等具有關聯性之事實，更為調查而詰問，蓋被害人之敏 銳覺察被告每一紅節舉動及言論與一切畫面、文書資料，依 美國聯邦證據法第八０三條之定規關於當時驚駭事件或情況 及生理上狀況之陳述為傳聞證據之例外，得作為證據，加之 ，被害人自報告學校人員、警員、社工人員、心理醫依全世 界最嚴格之證據法則即美國聯邦證據法第八０三條之規範關 於陳述人當時之心理、情緒、生理上狀況為傳聞證之例外， 得作為證據），依前開美國聯邦證據法第八０三條之規範關 於陳述人於事件所引起之剌激與壓力下所為該驚駭事件之陳 述，為傳聞證據之例外。為均得補強證據，實因遭虛構事實 而誣告犯罪之被害案件係屬加害人與被害人二人之非公開事 件，僅能自事後之一切客觀情況及過程與照片畫面、文書資 料之內容之記載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係屬間 接證據）。況如本案被告一再翻異辯稱，並非清白，僅擬僥 倖運用話術以證據不足作為脫罪之方法，亦可證明本案被告 所辯係謊言。然而竟經原審以無傳喚必要為由，未敘明理由 即當庭裁定駁回，違反前開各項規定，復有刑事訴訟法第37 9 條第10款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當然違背 法令事由，容有不當。本件原審判決於訴訟程序及事實認定 上既有上述之違法，難認妥適，認事用法均嫌未洽。八、本院經查：
㈠按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罪，係以行為人意圖他人受刑事或 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始克當之。所稱「誣告」 即虛構事實，進而申告而言，又所謂虛構事實，係指明知無 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者而言，是如若出於誤信、誤解、誤認 或懷疑有此事實，或對其事實誇大其詞，或資為其訟爭上之 攻擊或防禦方法，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固均不得 謂屬誣告；即其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 尚非全然無因，而只以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因證據不充 分，致受誣告人不受追訴處罰者，亦不成立誣告罪（最高法 院20年上字第307號、43年台上字第251號、44年台上字第89 2號判例）。
㈡又刑法誣告罪，除必須申告人所訴的事實，具有不真的客觀 情形外，還須有明知非真而故意虛構，誣陷被訴人的主觀犯 意，才能成立。若純因不懂法律，出於誤解，或懷疑事實， 為求釐清而申告，縱然事後查明無何不法，尚無因此反坐誣
告的餘地。至於申告人主觀上是否存有虛捏事實的故意，除 考量申告者個人的法律素養和對於事理的認知能力外，並應 依申告時一般社會通識、理解，作為判斷標準（最高法院10 4年度台上字第3882號判決）。刑法第169條第01項誣告罪之 成立，須其申告內容完全出於憑空捏造，若所告尚非全然無 因，衹因缺乏積極證明，致被誣告人不受訴追處罰者；或其 所訴之事實，雖不能證明係屬實在，惟在積極方面尚無證據 證明其確係故意虛構者，均不能構成誣告罪（最高法院43年 台上字第251號判例、46年台上字第927號判例）。是以告訴 人所訴事實，不能證明其係實在，對於被訴人為不起訴處分 確定者，是否構成誣告罪，尚應就其有無虛構誣告之故意以 為斷，並非當然可以誣告罪相繩(最高法院59年台上字第581 號判例)。
㈢茲查：
1.告訴人張書瑋於警詢供稱：伊不確定是從朱雪璋的帳號中 截圖下來，還是從友人處看見截圖而轉貼到自己臉書，伊 從他跟王毓霖的案子一開始，約一０五年初就開始關注朱 雪璋的臉書云云；而證人賀文彬於偵查中證稱：其不認識 他們二人，伊在朱雪璋的臉書留言，是因他之前砍人腳筋 被起訴，伊也在學武術，他的事算是武術界的事情等語， 證人王毓臻於偵查中證稱：渠兄就是被朱雪璋砍的王毓霖 ，會去他的臉書看，有將他的臉書頁面留下來等語，證人 邱郁芳於偵查中證稱：其只透過網路知道他們二人，當時 是朱雪璋用message 給其，因是從朱的帳號傳過來，所以 認是朱傳的，有傳給張書瑋等語，證人張貴宏於偵查證稱 ：伊只認識張書瑋，伊用手機到朱的光信里里長臉書去看 的，後來在武術版有留言等語（均參見偵3717號卷）。 2.被告於偵審中均否認有與該等五人在臉書互動情事，前後 一致，依本院調取被告另案案卷所載，被告與王先生比武 日期為105年02月，而依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供稱：104年 11月起即有傳遞比武敲定日期之溝通（本院卷391至392頁 ），是以邱郁芳該訊息是如何取得，即非無疑，且依起訴 書所載第一次係105年1月錄音傳遞，顯在比武日期前，該 訊息內容與被告人格、舉止有何任何關聯，亦未據公訴人 主張證據證明，即被告所傳動機、目的等等，難謂有關聯 。是原審依告訴人及證人上開所證，原審因認「告訴人係 以擷取留言照片方式，而非以分享【光信里朱雪璋】該帳 號留言方式」，即無不合。原審再依序傳喚證人陳冠霖、 許原碩、葉達和、陳希勤所證情節，綜合判斷後，認定被 告所辯「該錄音檔及該回覆留言皆不是伊所發布，伊當時
將臉書帳號交付其他志工同仁代為管理發文、於提告前曾 查看過其臉書帳號並無上開留言及訊息紀錄等語，尚非無 據」，核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尚無不合，自屬有據。 3.況原審時蒞庭檢察官並不爭執該錄音檔內容乃為一男子以 提高音調、帶點變音方式來陳述（原審卷341至342頁）， 而錄音檔內容因不足40字音，無法進行聲紋鑑定等情，有 法務部調查局聲紋鑑定案件送鑑說明資料附卷為憑（原審 卷81頁），原審本欲再另行鑑驗，依筆錄所載，被告並未 逃避並答應，嗣原審就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工商法學 鑑識研究院區之再鑑識錄音檔，研究並徵詢檢察官、被告 意見後，認尚無再鑑驗必要（原審卷182、380頁），亦無 不當，則本件前提事實即錄音檔是否為被告聲音，即屬於 難以確認，原審遂認「從而依卷內證據，尚無從證明被告 所稱：該錄音檔的聲音不是伊等語，有何不實」，則依九 十二年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一五四條無罪推定原則之精神 ，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㈣按「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 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 ，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 ，具有關聯性，並有調查之可能性，始足以當之。若在客觀 上不能調查，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即欠缺調查之必要 性，原審未依聲請贅為無益之調查，並無違法之可言。或其 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 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 瞭，自均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為無益之調查，無違法 之可言」（最高法院一０八年台上字第1497號、1452號判決 ）。本件依上所述，告訴人張書瑋係以擷取留言照片方式， 而非以分享【光信里朱雪璋】該帳號留言方式，取得該資訊 ，偵查卷內亦無告訴人與被告其他往來互動之資料可憑，此 與一般互毆或性侵案件之告訴人明顯有別，亦即互毆或性侵 之被害人與被告具有對立性，亦有不可取代性，然本件告訴 人不具有此等特性，即本件告訴人並非親聞本件錄音檔之人 ，對該對話內容並未見聞，則其未經原審列為有傳喚必要， 自無不合，本件亦無因發現真實情況而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 必要，是上訴意旨（五）（六）（七）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 ，難認有據。
㈤「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 證認事並不違背證據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證據之證 明力如何，由事實審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之，此項自由判 斷之職權行使，苟係基於吾人日常生活之經驗，而未違背客
觀上應認為確實之定則，又已敘述其何以為此判斷之理由者 ，亦不容漫指為違法」。本件原判決已依兩造雙方主張而傳 喚多位證人作證，其等證人證述之證明力，當由原審依證據 法則充分評價而認定之，此與被告於偵審中是否供稱一致， 尚無直接關聯。況依九十二年修正後刑事訴訟法採交互詰問 制度，公訴人自可在公判庭充分展現詰問能耐，以使證人之 憑信性，產生質疑，然依審判筆錄所載，並無此項情形，而 被告於偵查中、審判中採取不同策略，毋寧係訴訟法上固有 權限，取決於承辦檢察官或法官之調查方向而調整，並無不 合法之依據。且實務上是否具有「案重初供」之準則，未據 檢察官上訴書闡明，如偵查後不能為補充或更正，審判中之 調查證據傳喚證人，又有何意義？審判中之作證，是否徒具 形式！
㈥上訴書並未提出詳細論述，具體指摘原判決之採證有違證據 法則，徒以個案見解，否定原審之充分說明論述，置「證據 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於不顧，上訴 書（二）（三）所述云云，即嫌無憑。況起訴書第一次犯行 係105年01月24日，第二次即係105年10月14日起之某日，兩 者已相隔甚久，第二次之賀文彬王毓臻與被告另案之案件被 害人王毓霖又於105年2月比武產生重大事件，則此二次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