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訴字第17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宏源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7年度偵緝字第
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戴宏源犯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偽造之「台北地檢署監管科收據」公文書上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印文壹枚沒收。 事 實
一、戴宏源於民國105 年5 月17日前某時，與其胞姐戴名涓（業 經本院以106 年審訴字第126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 年2 月 確定）一同加入不詳之詐欺集團，戴宏源、戴名涓與該詐欺 集團所屬不詳成員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3 人以 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公文書之犯意聯 絡，由該詐欺集團所屬不詳成員先於105 年5 月17日上午8 時許，佯以「新北市警察局」、「檢察官」等公務員之身分 撥打電話予黃陳也，佯稱陳黃也之身分證件及帳戶遭人冒用 ，而涉嫌犯罪，帳戶資金有被凍結之虞，故需要將帳戶現金 提領出來交由檢察官保管云云，再由該詐欺集團指示戴宏源 於105 年5 月18日（起訴書誤為5 月17日，應予更正）下午 3 時20分許，前往嘉義縣○○市○○里00○0 號之統一便利 商店，接收由詐欺集團成員以傳真方式所傳送之偽造公文書 「台北地檢署監管科收據」1 紙（以下簡稱上開監管科收據 ），再由戴名涓於同日下午4 時許，前往黃陳也住處，將上 開監管科收據交付黃陳也以行使，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公文書管理之正確性，並致黃陳也因而陷於錯誤，而 將新臺幣（下同）32萬元當場交與戴名涓，戴名涓再將款項 全數交付予黃祥峯。
二、案經黃陳也訴由嘉義縣政府警察局水上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
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 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 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以 下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被告戴宏源於本院準備程序 中業已陳明：沒有意見等語明確（見本院108 年度訴字第17 號卷第15頁背面），此外，公訴人及被告於本院審判期日均 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 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及證明 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上開各該 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 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上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 力。
二、至於本判決其餘所依憑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 ，本院亦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 第158 條之4 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戴宏源僅坦承於案發時，其有去收傳真和搭計程車 離開等語，惟矢口否認有何上開加重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公 文書之犯行，辯稱：其只有幫姐姐去便利商店收傳真，不知 該傳真之內容云云。經查：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告訴人黃陳也於警詢指訴（見偵卷第15 頁至第18頁）及偵查中證述（見偵緝卷第72頁至第73頁反面 ）明確無訛，並有告訴人提出之上開監管科收據影本可佐（ 見偵卷第24頁）。而該詐欺集團成員用以詐騙告訴人所使用 之上開監管科收據上所採集之指紋，經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以指紋特徵點比對法、指紋電腦比對法鑑定，鑑定 結果認上開監管科收據上編號5 、8 、10、13號指紋，依序 與該局檔存被告指紋卡之左食指、右中指、左食指、右拇指 指紋相符，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 年6 月9 日刑 紋字第1060055197號鑑定書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0頁至第11 頁反面），並有被告於上揭時間至上開便利商店收取傳真之 監視器影像畫面2 張、上開便利商店IBON複合機使用紀錄1 紙存卷可佐（見偵緝卷第54頁、第55頁），再酌以同案共犯 戴名涓於偵查中供述：是戴宏源去收傳真，詐欺款項是渠去 收的等語（見偵緝卷第86頁正反面），足認確實係被告至上 開便利商店收取監管科收據後，再交由戴名涓用以行使詐騙 告訴人等情明確。
㈡、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辯稱：是其姐姐要其去收傳真，其對於
收這些傳真的目的為何並不清楚云云（見本院卷第30頁）。 惟被告先於偵查中辯稱：其係在家附近的7-11幫姐姐拿開庭 的單子，其在家裡交給姐姐的，其沒有看單子裡面的內容云 云（見偵緝卷第18頁反面）；嗣於偵查中又改稱：是姐姐的 朋友要其去蘆竹的7-11拿單子，其收到後就交給姐姐的朋友 云云（見偵緝卷第40頁反面）；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則供稱： 是戴名涓要其陪她去嘉義，由一位男性開車載其及戴名涓去 嘉義，到嘉義後那名男性要其去統一超商幫忙拿傳真，其再 把傳真交由那名男性，其當時是拿一疊，有十來張，其看到 第一張上面是寫什麼資料而已云云（見本院107 年度審訴字 第1522號卷第26頁正反面）；其後復於準備程序中改稱：當 時是一名男性載其和戴名涓從家中至桃園高鐵站，其和戴名 涓就坐高鐵去嘉義，其有去嘉義的7-11拿傳真，戴名涓拿十 幾塊給其叫其去領傳真，其將傳真交給戴名涓後，就搭計程 車到嘉義高鐵站回桃園，車錢都是戴名涓給的云云（見本院 卷第14頁反面至第15頁），是被告究係至何家便利商店領取 傳真、領取傳真之原因為何，以及領取傳真後究係要交給何 人等情節，前後供述顯不相符，要難採信。
㈢、被告雖又辯稱：其收受傳真時，只有算張數而已，並沒有看 內容云云，然被告收受傳真時，本應需對所欲收受傳真之內 容知之甚詳，如對於其所欲收受之傳真內容絲毫不知，如何 能確認所收受之傳真有無錯誤或誤領取他人傳真之情？被告 上開辯稱，顯與常情不符，顯屬卸責之詞，委無足採。是堪 認被告於收受傳真時，應已明確知悉上開傳真內容為偽造之 監管科收據，始為收受。又便利商店在臺灣開設之密度極高 ，如欲收取傳真，隨時可至鄰近備有傳真機之便利商店即可 完成，且此所耗費之時間極為短暫，所花費之價格亦極為低 廉，然被告卻為一名姓名年籍均不詳之男性友人，而與戴名 涓2 人購買單人單程票價已近千元之高鐵車票，由桃園先搭 乘高鐵至嘉義，再到上開便利商店收取傳真交與戴名涓後， 被告復搭乘計程車至嘉義高鐵站，再花費近千元之高鐵費用 返回桃園，此舉顯與常情相違。再酌以告訴人係在被告領取 上開監管科收據後，旋即在其位於嘉義縣○○鄉○○村○○ ○000 號之住處，交付32萬元之款項與戴名涓，而戴名涓亦 立即將上開監管科收據交付與告訴人收執等情觀之，堪認被 告應係為讓戴名涓將上開監管科收據立即交付予居住在嘉義 之告訴人，以便即時取得該詐騙款項，始願遠從桃園搭乘高 鐵至嘉義，並直接在嘉義之上開便利商店收取監管科收據後 ，立交由戴名涓遂行上開詐欺之犯行等情應堪認定。㈣、承上所述，被告既已明知戴名涓當日所欲詐騙之對象即告訴
人，係居住在嘉義，而搭乘高鐵至嘉義，並至上開便利商店 收取詐欺集團成員傳真之偽造之監管科收據後，再交付與戴 名涓，供戴名涓可立即行使該監管科收據以詐騙告訴人，足 認被告對於戴名涓持偽造之監管科收據詐騙告訴人之犯行， 與戴名涓及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間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 亦屬本案之共同正犯。
㈤、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所辯顯係委責飾卸之詞，自 無足採，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係著重於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即使 該偽造文書所載名義制作人實無其人，而社會上一般人仍有 誤信其為真正文書之危險，仍難阻卻犯罪之成立，況上訴人 所偽造之機關現仍存在，其足生損害於該機關及被害人，了 無疑義（最高法院54年臺上字第1404號判例意旨參照）。又 刑法上所稱之「公文書」，係指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 與其上有無使用「公印」無涉；若由形式上觀察，文書之製 作人為公務員，且文書之內容係就公務員職務上之事項所製 作，即令該偽造之公文書上所載製作名義機關不存在，或該 文書所載之內容並非該管公務員職務上所管轄，然社會上一 般人既無法辨識而仍有誤信為真正之危險，仍難謂非公文書 。查本案偽造之蓋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公印文 ，並記載檢察官「黃敏昌」、「台北地檢署監管科收據」之 文書（見偵卷第24頁），形式上已表明係由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所出具，其內容又係關於刑事案件之偵辦情形，自有表 彰該公署公務員本於職務而製作之意，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內部並無「監管科」之單位，該等文書所載製作名義人係 屬虛構，然依上揭說明，仍屬公文書。又行使影本，作用與 原本相同，偽造私文書後，持以行使其影本，偽造之低度行 為為高度之行使行為所吸收，應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最 高法院70年臺上字第1107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偽造之蓋 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公印文，並記載檢察官「 黃敏昌」、「台北地檢署監管科收據」之不實公文書，雖係 經詐欺集團成員傳真予被告，被告交付同案共犯戴名涓後， 再由同案共犯戴名涓出面行騙直接交付予告訴人以行使之， 依上開見解，被告此部分所為仍應論以行使偽造公文書罪。㈡、復按刑法上所稱之公印或公印文，係專指表示公署或公務員 資格而言，即俗稱大印與小官印及其印文（最高法院22年上 字第1904號、69年台上字第693 號判例意旨參照），而公印 文之形式凡符合印信條例規定之要件而製頒，無論為印、關 防、職章、圖記，如足以表示其為公務主體之同一性者，均
屬之（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15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按刑法第218 條第1 項所謂偽造公印，係屬偽造表示公署或 公務員資格之印信而言，其形式如何，則非所問（最高法院 84年度台上字第550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該條規範目 的既在保護公務機關之信用性，凡客觀上足以使社會上一般 人誤信為公務機關之印信者，不論公務機關之全銜是否正確 而無缺漏，應認仍屬刑法第218 條第1 項所規範之偽造公印 文，始符立法目的。查被告所屬詐騙集團成員所偽造之「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印文1 枚，外觀上已足以表示係 公署機關之印信，應屬偽造之公印文無訛。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1 條之行使偽造公文 書罪，及同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1 款、第2 款之三人以 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又偽造「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公印文，為偽造該公文書之部分 行為，另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 均不另論罪。被告與戴名涓及上開詐騙集團成員間，就上開 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所犯 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及3 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 罪2 罪間，係出於同一犯罪決意所實行之一犯罪行為，並同 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 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斷。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之年，竟不循正 途賺取所需，利用一般民眾欠缺法律專業知識、對於司法及 檢察機關案件進行流程未必瞭解，暨民眾對於公務人員執行 職務公信力之信賴等心理，而共同以偽造公文書之方式遂行 其詐騙行為，並影響一般民眾對司法人員辦案之信賴，嚴重 破壞國家公權力機關之威信，且所詐騙對象為高齡辨識能力 薄弱老婦人，致告訴人受有32萬元之財產上損害，所為應予 嚴加非難，復酌以被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並飾詞狡辯，且 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兼衡被告自承高中畢業，業工，家庭 經濟狀況為勉持（見偵緝卷第3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沒收部分：
㈠、按被告行為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業於104 年12月30日 、105 年6 月22日修正公佈，並自105 年7 月1 日起施行， 其中刑法第2 條第2 項修正為：「『沒收』、非拘束人身自 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考其立法理由略謂：「 本次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 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 立性，而非刑罰（從刑），為明確規範修法後有關沒收之法
律適用，爰明定適用裁判時法」等旨，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 用，尚無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一律適用裁判時之相關規定， 合先敘明。
㈡、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刑法第219 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 偽造之公文書上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公印 文1 枚，為詐欺集團成員所偽造，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應依 刑法第219 條之規定宣告沒收。至偽造之公文書，雖係因犯 罪所生及供犯罪所用之物，然因已交付被害人收執，已非屬 被告或共犯所有之物，本院自無庸宣告沒收。
㈢、至被告雖為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收受上開監管科收據，然遍查 全卷亦未見被告有取得犯罪所得之事證，自難認定其已獲取 屬其所有之犯罪所得，是本案既無現實存在且屬於被告之犯 罪所得，即不得對其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216 條、第211 條、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1 款、第2 款、第55條、第219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林鋐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08 年 6 月 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淑玲
法 官 傅思綺
法 官 游璧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詠昕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6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1條
（偽造變造公文書罪）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