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06年度上更(一)字第8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蕭永鴻
選任辯護人 魏辰洲律師
邱一偉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行使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05年2月1日第一審判決（103年度訴字第251號；起訴
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2年度偵字第5746、5747號），提
起上訴，經本院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蕭永鴻諭知無罪 ，核無不當，應予維持，除補充以下之理由外，並引用如附 件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王政賢、廖堅翔、郭芝聰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部分： 原審認被告蕭永鴻以上開3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訂票 ，雖未取得上開3人之直接授權，惟確實均係透過證人柯 素詔及吳彥蓉取得，並無冒用上開3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之故意，故此部分犯嫌無罪，固非無見，惟查： 1、證人王政賢於警詢時證稱：伊不認識被告，沒有委託被告 訂票，也沒有委託任何人替伊訂票，伊要對涉嫌人提起告 訴等語；證人廖堅翔於警詢時證稱：伊不曾委託被告訂票 ，伊也沒有同意他人使用伊的證號去訂票等語；證人郭芝 聰於警詢時證稱：伊沒有委託被告訂票，伊要對涉嫌人提 起告訴等語，由上可知，上開證人於警詢時，皆堅詞證稱 並未授權被告使用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惟上開證人卻均 於審理時改證稱：證人柯素詔及吳彥蓉確實有向伊等借身 份證字號訂票云云，則證人陳述前後不符，應本於經驗或 論理法則比較取捨。證人吳彥蓉於審理時證稱：伊有在證 人郭芝聰及廖堅翔於警詢做完筆錄後與其等連絡，最近一 次連絡是104年9月份，是講收到法院傳票的事情等語，可 證案發後證人吳彥蓉積極與證人郭芝聰及廖堅翔連繫，然 證人廖堅翔卻於審理時證稱：伊與證人吳彥蓉最後一次連 絡約3、4年前，證人郭芝聰則證稱：伊與證人吳彥蓉最後 一次連絡很久了、不記得何時等語，與證人吳彥蓉證稱： 伊於104年9月份，與證人廖堅翔及郭芝聰連繫關於本案事 宜等語大相逕庭，綜合上開證述可知，證人王政賢、廖堅
翔及郭芝聰於審理時之證述明顯已遭汙染，故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2規定，上開證人於警詢時之證稱具特信性， 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應得作為證據，復亦可 證明被告使用上開身份證字號均未得證人之同意或授權。 2、次查，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臺鐵）網路訂票系統 操作說明中，「可訂票張數」規定為「預約訂票每人（身 分證字號）每乘車日最多可預訂6張乘車票」，此有臺鐵 網路訂票系統資料1紙可參，且證人廖堅翔於審理時亦證 稱：伊知道台鐵有1個人只能訂6張票的限制等語，非如原 審所認臺鐵訂票次數並無合法的授權範圍可循。本案以證 人王政賢、廖堅翔、郭芝聰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訂票之 記錄，均遠超過每乘車日所預訂之乘車票6張之限制，此 有原審刑事勘驗筆錄可佐，故縱使上開證人均證稱：伊並 未限制授權訂票之張數等語，然依臺鐵網路訂票系統之使 用限制，被授權人訂票張數本即不可能超過每乘車日6張 ，上開證人之授權自以符合臺鐵系統使用規範為授權範圍 ，原審無視上開每乘車日預訂張數遠逾6張之證據，率論 上開違反臺鐵訂票規則之情形亦屬上開證人之授權範圍， 亦有可議。
（二）虛擬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下稱虛擬字號） 部分：
原審以證人戴智裕之證詞憑信性極低，且不能排除上開虛 擬字號係其他友人提供，難認被告有此部分之犯嫌而諭知 無罪，固非無見，惟查：被告以虛擬字號訂票等情，為被 告所不爭執，該字號既為虛擬，則被告取得該虛擬字號之 情形唯二：被告明知該字號為虛擬而使用，或被告自他人 取得該字號而使用，故不知該字號為虛擬字號。被告辯稱 該虛擬字號為證人戴智裕所提供云云，然證人戴智裕於檢 察事務官訊問及審理時均證稱：該字號並非伊提供等語， 已可證該虛擬字號並非由證人戴智裕提供，被告堅稱該虛 擬字號亦為朋友提供，則被告應提出係由何人提供，以供 法院傳喚調查是否屬實，否則僅係任意捏造實際上不存在 之人，使法院無從檢驗真實性，且該名朋友係對被告有利 之證人，此係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 權調查之，惟原審非但未予調查係何人提供被告該虛擬字 號，竟逕採信被告所提之幽靈抗辯，遽認被告自始抗辯身 分證字號均是朋友提供，不能排除該虛擬字號亦來自被告 其他友人提供，而被告誤認為係證人戴智裕提供云云，認 事用法顯有違誤。
（三）綜上所述，原審認事用法似有未洽，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4
4條第1項，第361條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 當合法之判決。
三、證據裁判原則、無罪推定原則及罪疑唯輕原則：（一）證據裁判原則（主義）：
按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對於犯罪構成要 件事實之認定，採證據裁判主義及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 有證據能力之積極證據，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 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信心證，始能判決被告有罪（最 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3號判決意旨參照）。刑事訴訟 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 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係採證據裁判主義（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1927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刑事訴訟採證 據裁判主義，構成犯罪要件之事實，應依嚴謹之證據法則 ，並以證據嚴格證明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190 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 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 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 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 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54號、106年度台上字第 3622號、105年度台上字第1423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170 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無罪推定原則：
次按被告在未經審判證明其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即所謂無罪推定原則（最高法院93年度台非字第122號判 決意旨參照）。亦即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依法公開審判 證實有罪前，應被推定為無罪，此為被告於刑事訴訟上應 有之基本權利，聯合國大會於西元1948年12月10日通過之 世界人權宣言，即於第11條第1項為明白宣示，其後於196 6年12月16日通過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2款 規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假 定其無罪。」再次揭櫫同旨。為彰顯此項人權保障之原則 ，我國刑事訴訟法於92年2月6日修正時，即於第154條第1 項明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並於98年4月22日制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將兩公約所揭示人權保 障之規定，明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更強化無罪推定在 我國刑事訴訟上之地位。又司法院大法官迭次於其解釋中 ，闡明無罪推定乃屬憲法原則，已超越法律之上，為辦理 刑事訴訟之公務員同該遵守之理念（最高法院107年度台 上字第1126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164號判決意旨參照）
。無罪推定原則主要內涵，無非要求負責國家刑罰權追訴 之檢察官，擔負證明被告犯罪之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 ，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 法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縱使被告之辯解疑點重 重，法院仍應予被告無罪之諭知（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 字第423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被告在法律上固有自證 無罪之權利，但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而法官或檢察官對於 移送或起訴之案件則須秉公處理，審慎斷獄，不可先入為 主，視被告如寇仇，刻意忽略對被告有利之證據（最高法 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12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基於 無罪推定原則，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有疑點 ，甚或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 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549號 判決意旨參照）。
（三）罪疑唯輕原則（或稱罪疑唯利被告原則；或稱罪證有疑， 利於被告原則）：
所謂罪疑唯輕原則（又稱有疑唯利被告原則），係指關於 罪責與刑罰之實體犯罪事實的認定，若法院已經窮盡證據 方法而仍存在無法形成確信之心證時，應為對被告有利之 認定。而此原則是在法院依法調查證據，並於證據評價結 束之後，方有適用，其存在之內涵，並非在如何評價證據 之證明力，而係在法官於未能形成心證之確信時，應如何 判決之裁判法則（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813號、第1 229號判決意旨參照）。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 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 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 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53 年台上字第656號判例、106年度台上字第2964號、101年 度台上字第450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詳言之，法官對 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唯有經過嚴格之證明並獲得無疑之 確信時，始得為有罪之判決。然人力有其極限，縱擁有現 代化之科技以為調查之工具，仍常發生重要事實存否不明 之情形。故於審判程序中，要求法官事後重建、確認已發 生之犯罪事實，自屬不易。倘法院依卷內調查所得之證據 ，仍存在無法排除之疑問，致犯罪事實猶不明確時，法院 應如何處理，始不至於停滯而影響當事人之權益，在各法 治國刑事訴訟程序中，有所謂「罪疑唯輕原則」（或稱罪 疑唯利被告原則），足為法官裁判之準則。我國刑事訴訟 法就該原則雖未予明文，但該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息息相 關，為支配刑事裁判過程之基礎原則，已為現代法治國家
所廣泛承認。亦即關於罪責與刑罰之實體犯罪事實之認定 ，法官在綜合所有之證據予以總體評價之後，倘仍無法形 成確信之心證，即應對被告為有利之實體事實認定；易言 之，當被告所涉及之犯罪事實，可能兼括重罪名與輕罪名 ，而輕罪名之事實已獲得證明，但重罪名之事實仍有疑問 時，此時應認定被告僅該當於輕罪罪名，而論以輕罪；若 連輕罪名之事實，亦無法證明時，即應作有利於被告之無 罪判決（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696號判決意旨參照 ）。
四、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一）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
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之積極證明，或其 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不利於被告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判決（最高 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108年度台上字第119號、1 07年度台上字第1924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5號、104年度 台上字第3716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81號、102年度台上 字第2930號判決意旨參照）；或認依證據裁判主義及罪疑 唯輕之法則，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判決（最高法院107年 度台上字第6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 諭知（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83號、第436號判決意 旨參照）。茲因刑事訴訟法制之設計係根據無罪推定原則 ，以檢察官立於當事人之地位，對於被告進行追訴，則檢 察官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自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 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540號判決意旨參 照）。詳言之，現代刑事訴訟進步理念，認為唯有透過程 序的正義，始能實現實體的正義；缺乏程序正義，即無實 體正義可言。我國刑事訴訟法乃以法院、檢察官和被告形 成訴訟結構的三面關係，法院居於公平、客觀、中立、超 然立場審判，後二者為當事人（不含被害人及告訴人，但 此二類人員之權益保障），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第 161條），被告受無罪推定保障（第154條第1項），審判 以法庭活動為中心（第159條第1項、第164條至第170條） ，訴訟程序原則上由當事人主導（第161條之2第1項、第2 項、第163條第1項），法院僅補充性介入（第163條第2項 ），學理上稱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最高法院101年 度台上字第2966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於實質舉證責任，
檢察官之起訴，自不能草率，倘仍沿襲職權進行主義之舊 例，因「有合理之懷疑」，即行起訴，此後袖手旁觀，冀 賴法院補足、判罪，應認為不夠嚴謹、不合時宜；以量化 為喻，偵查檢察官之起訴門檻，不應祇有「多半是如此」 （百分之五、六十），而應為「八、九不離十」（百分之 八十，甚至更高）；至於公訴檢察官在公判庭上，則應接 棒，負責說服法院達致「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百分之 百），使形成被告確實有罪之心證（最高法院101年度台 上字第296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公平法院原則：
又證明被告有罪既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院原 則，法院自無接續檢察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 義務（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法官基於公平法院之原則，僅立於客觀、公正、超然之 地位而為審判，不負擔推翻被告無罪推定之責任，自無接 續檢察官依職權調查不利於被告證據之義務（最高法院10 5年度台上字第423號判決意旨參照）。則刑事訴訟新制採 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後，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 法院僅立於客觀、公正、超然之地位而為審判，雖有證據 調查之職責，但無蒐集被告犯罪證據之義務（最高法院10 4年度台上字第149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593號判決意旨 參照）。故檢察官如未盡舉證及說服責任，致法院無從依 據卷內資料獲得被告犯罪之確信者，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 決（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226號判決意旨參照）。 雖同法第163條第2項規定：「法院為發現真實，得依職權 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 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然所稱「法院得依職權 調查證據」，係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 認為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 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得斟酌具體個案之 情形，無待聲請，主動依職權調查之謂。至但書所指「公 平正義之維護」，則專指利益被告而攸關公平正義者而言 。又同法第2條第1項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 注意，僅屬訓示規定，就證據層面而言，乃提示法院於證 據取捨判斷時應注意之作用，於舉證責任之歸屬不生影響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24號判決意旨參照）。詳言 之，無罪推定係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宣示具有普世價值，並經司法院解釋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 人權。91年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法 院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規定，當與
第161條關於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嗣後修正 之第154條第1項，暨新制定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 、8、9條所揭示無罪推定之整體法律秩序理念相配合。盱 衡實務運作及上開公約施行法第8條明示各級政府機關應 於2年內依公約內容檢討、改進相關法令，再參酌刑事訴 訟法第163條之立法理由已載明：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 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和判例累積形成，暨 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證明被告有罪既 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院原則，法院自無接續 檢察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則刑事訴訟 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指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公平正義 之維護」事項，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應以利益被告之事 項為限，否則即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無罪 推定原則相牴觸，無異回復糾問制度，而悖離整體法律秩 序理念。又該項前段所稱「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係 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臻明 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 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無待聲請 ，主動依職權調查之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576 號、102年度台上字第4633號判決意旨參照）。五、偽造文書罪法律見解分析：
（一）偽造文書罪保護之法益：
按刑法上偽造文書罪章為侵害社會法益之罪，旨在保護文 書之公共信用（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6230號判決意旨 參照）。然刑法上偽造文書罪，雖旨在保護文書之公共信 用，但被害人之個人法益，亦在保護之列（最高法院72年 度台上字第671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有形偽造（形式偽造）與無形偽造（實質偽造）： 按刑法規定之偽造文書，分為「有形的偽造」與「無形的 偽造」兩種。「有形的偽造」指自己無製作權而以他人名 義製作虛偽文書，刑法第210條、第211條所定者皆屬之。 「無形的偽造」則指有製作權之公務員或從事業務之人就 所製作之文書為不實之記載，刑法第213條、第215條所定 之登載不實文書罪屬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98號 、102年度台上字第1174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799號判決 意旨參照）。亦即「刑法之偽造文書，學理上大致分為二 種，即有形之偽造與無形之偽造。前者乃指無製作權人冒 用他人名義，而作成他人名義之文書，屬無權製作而製作 ，要與其內容是否真實，無何影響，例如刑法第二百十條
、第二百十一條及第二百十二條之規定者是；後者則指有 權製作，但其內容卻非真實，例如同法第二百十三條、第 二百十五條者是，二者應有區別，不應混淆。」（最高法 院100年度台抗字第47號裁定意旨參照）。詳言之，「有 形之偽造」係指無製作權之人，假冒他人之名義而製作文 書。「無形之偽造」則係指有製作權之人，以自己名義， 製作內容不實之文書；或行為人向有製作權之人為虛偽之 報告或陳述，使之據以製作內容不實之文書。刑法第210 條之偽造私文書罪，祗須無製作權人捏造他人名義製作文 書，而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克成立，為「有形偽造」 ，重在文書製作權；至刑法第213條之公文書不實登載罪 及同法第215之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乃有製作權人， 故意自為記載內容虛偽不實之文書，則為「直接無形偽造 」，而同法第214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係向有製作權 人，為虛偽不實之報告或陳述，使該有製作權人據以製作 內容不實之文書，學理上指為「間接無形偽造」，重在文 書製作或陳報內容之真實，各該犯罪構成要件亦屬有別； 又刑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係以無製作權人，假冒 他人之名義而製作文書為構成要件，倘以自己名義製作之 私文書，縱屬內容不實，除合於同法第215條規定成立業 務登載不實罪外，不發生偽造私文書問題。亦即在偽造私 文書之場合，僅處罰有形之偽造，不處罰無形之偽造（最 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7號、92年度台上字第921號判決 意旨參照）。
（三）偽造私文書罪法律見解分析：
1、法律依據：
按「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10條定有明文。 2、規範意旨：
按偽造文書罪，係著重於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最高法院 21年上字第2668號判例意旨參照）。亦即刑法上處罰行使 偽造私文書之主旨，重在保護文書之公共信用（最高法院 40年台上字第33號判例、107年度台上字第2604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所保護的法益，除 文書之公共信用外，亦含製作名義人之個人利益（最高法 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10號判決意旨參照）。詳言之，文 書在法律交往與經濟過程中，因對特定事項具有表彰一定 之擔保與證明作用，而使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大眾產生相 當程度之信賴。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即係為保護社會大 眾對於文書之信賴，不致因不實文書危害其公共信用性以
影響現代法律交往之安全性與可靠性（最高法院105年度 台非字第66號判決意旨參照）。
3、偽造私文書罪之構成要件：
(1)以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
刑法第210條之偽造文書，以無制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 而制作該文書為要件（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226號判例 、107年度台上字第1622號判決意旨參照）。倘以自己名 義製作之私文書，縱屬內容不實，除合於同法第215條規 定成立業務登載不實罪外，不發生偽造私文書問題（最高 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921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刑法第 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必須無製作權人捏造他人名義製 作文書，而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始克成立，若本身即為 有製作權人，縱使所製作文書內容有不實，亦不構成本罪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902號判決意旨參照）。且祇 要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文書，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之虞，即為成立，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 亦不問該名義人是否屬於架空虛造，均無礙於本罪之成立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3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 此所謂冒用他人名義製作者，並不專以於文書上，盜用他 人的印章或偽造、盜用他人的印文、署押等情形為限，舉 凡自文書之內容文義及附隨情況，例如：專用信箋、特殊 標誌、內文標題擡頭、附錄文件，為形式上整體、合一觀 察，可以認係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者，均足當之（最高法 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22號判決意旨參照）。 (2)若基於文書名義人之同意或授權，即非無製作權人，即不 成立該罪：
刑法第210條之偽造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 而製作該文書為要件之一，如果行為人基於文書名義人之 同意而製作者，自不成立該條之罪（最高法院102年度台 上字第477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如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 權委託而製作文書，即不能謂無製作權而成立犯罪（最高 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05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授權之方 式，無論出於明示或默示，均無不可（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上字第4685號判決意旨參照）。然是否有授權，則須依 證據認定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595號判決意旨 參照）。
(3)然非基於他人授權委託、授權關係消滅、逾越授權範圍， 私自以他人名義製作，仍屬無權製作而為偽造： ①如果行為人非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卻私自以他人之名義 製作文書，當屬無權製作而為偽造（最高法院107年度台
上字第2601號判決意旨參照）。或若無代理權，竟假冒本 人之代理人名義，而製作虛偽的私文書者，因其所製作者 為本人名義的私文書，使該被偽冒之本人，在形式上成為 虛偽私文書的製作人，既對於該被偽冒之本人權益，暨私 文書之公共信用，造成危害，即與直接冒用他人名義偽造 私文書無異，仍應構成偽造私文書罪（最高法院107年度 台上字第49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行為人在他人之生 前，獲得口頭或簽立文書以代為處理事務之授權，一旦該 他人死亡，因其權利主體已不存在，原授權關係即當然歸 於消滅，自不得再以該他人名義製作文書，縱然獲授權之 人為享有遺產繼承權之人，仍無不同；否則，足使社會一 般人，誤認死者猶然生存在世，而有損害於公共信用、遺 產繼承及稅捐課徵正確性等之虞，應屬無權製作之偽造行 為（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5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又授權關係消滅後，行為人仍擅以他人名義製作文書，即 難認未構成偽造私文書罪（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2 1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行為人雖經本人同意、授權製 作文書，如該同意、授權業經本人終止或撤回，其仍以本 人名義製作文書，即屬無權製作，自不得以曾經同意或授 權而免責（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419號判決意旨參 照）。
③再者，有形之偽造，除未經授權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外， 尚包括逾越授權範圍擅自製作。換言之，行為人雖經授權 ，但逾越授權範圍，違反本人之意思擅自以其名義製作者 ，仍屬無製作權之人偽造文書（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 3886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 ，在授權範圍內即有權代表本人製作本人名義文書，而不 成立該條之罪，惟若逾越授權範圍之行為，即不得以曾經 授權而免責（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941號、102年度 台上字第4059號判決意旨參照）。
(4)「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要件：
又刑法第210條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以有損害 之虞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要件（最高法院43年台 上字第387號判例、104年度台上字第46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亦即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係指他人有 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而言 。祇須所偽造之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已足， 至公眾或他人是否因該私文書之偽造而實受損害，則非所 問（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874號、25年上字第2123號、26 年上字第2731號、31年上字第1505號、33年上字第916號
、43年台上字第387號、47年台上字第358號、50年台上字 第1268號、51年台上字第1111號判例、108年度台上字第 131號、104年度台上字第324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 第210條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並不以文書內容 所載之經濟價值為準，亦不以確有損害事實之發生為構成 要件，故如於物之所有人之使用收益處分權有所侵害或有 損害之虞者，仍不能不認為已成立本罪，縱或事後已填補 損害，亦無解於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 3530號、第336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偽造文書罪既 在保護文書之公共信用，則作成名義雖出於虛偽，如內容 為真實，無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尚不成立偽造文書 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84號判決意旨參照）。 「上訴人將上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地政事務所承辦 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即足以生損害於地政 機關管理發給第一類謄本之正確性及告訴人等登記資料之 虞，是上訴人爭辯已與告訴人等達成和解，未侵害告訴人 等之權益，主觀上並無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他 人利益的不法意圖云云，即有未合。」（最高法院108年 度台上字第131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刑法第220條第2項偽造準私文書罪： 1、法律規定：
按「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 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刑法第220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稱電磁紀錄者，謂 以電子、磁性、光學或其他相類之方式所製成，而供電腦 處理之紀錄，刑法第10條第6項亦定有明文。 2、立法理由：
86年10月08日增訂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為「近代 社會對於錄音、錄影、電腦之使用，日趨普遍，並漸用以 取代文書之製作，如有偽造、變造行為，有加以處罰之必 要，特增列第二項，將『錄音』、『錄影』、『電磁紀錄 』亦視為文書之規定，已應實際需要。」
3、又文書之行使，每每因文書之性質、內容不同而異，而近 代社會對於錄音、錄影、電腦之使用，日趨普遍，並有漸 以取代一般文書之趨勢，故現行刑法將錄音、錄影、電磁 紀錄視為準文書，以應因實際需要，並使法律規定能與科 技發展之狀況與時俱進。是就偽造之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 準文書而言，其內容因須藉由機器設備或電腦處理，始能 顯示於外，而表示該文書內容及一定用意，故於行為人將 偽造之準私文書藉由機器或電腦處理，對相對人顯示時，
因其已有使用該偽造準文書之行為，該行為即達於行使偽 造準私文書之程度，固不待言（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 6456號、91年度台上字第4075號判決意旨參照）。六、本件檢察官起訴既認被告前開公訴意旨部分涉犯刑法第220 條第2項、第216條、第210條行使準偽造私文書罪嫌，自應 就被告係無製作權人冒用告訴人名義，未得告訴人之同意或 授權，及明知為虛擬身分證字號而使用等，負提出證據及說 服之實質舉證責任。亦不可悖離客觀事證，徒以主觀之認定 及空泛之說理，或自行擬制推論，即認已盡實質舉證責任。七、告訴人指訴（或被害人指述）之證據法則：（一）告訴人指訴（或被害人指述）之特殊性： 證人係指在他人之訴訟案件中，陳述自己所見所聞具體事 實之人，為證據之一種。被害人乃被告以外之人，其陳述 被害經過，本質上屬於證人。然被害人之為證人，與通常 一般第三人之為證人不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 ，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相反之 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 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 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最高法院106年度 台上字第176號判決意旨參照）。為免過於偏重被害人之 指證，有害於真實發現及被告人權保障，基於刑事訴訟法 推定被告無罪及嚴格證明法則，被害人陳述與被告自白之 證明力類同，均應有所限制（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 475號、101年度台上字第6576號號判決意旨參照）。（二）指述需無瑕疵可指：
「被害人所述被害情形如無瑕疵可指，而就其他方面調查 又與事實相符，則其供述未始不足據為判決之基礎。」（ 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657號判例意旨參照）。因告訴人或 被害人之指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故必其指 訴「無瑕疵可指」且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607號、103年度台上字第4443 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告訴人指訴之補強證據法則：
1、證人之陳述與補強證據：
人證為證據方法之一種，係以人之陳述為證據，人證包括 證人及鑑定人等，而實務上證人大致有被害人、告訴人、 共犯及其他實際體驗一定事實之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 上字第885號、101年度台上字第6199號判決意旨參照）。 證人之陳述，不免因人之觀察、知覺、記憶、敘述、表達 等能力及誠實信用，而有偏差。是證人之陳述，其證明力
是否充足，是否仍須補強證據輔助，應視證言本質上是否 存在較大之虛偽危險性，不得一概而論（最高法院108年 度台上字第82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297號、106年度台 上字第260號、104年度台上字第3181號、103年度台上字 第4438號判決意旨參照）。
2、超法規補強法則：
按對向犯（對向性正犯）、被害人、告訴人等與被告立場 （利害）相反者，在本質上存有較大的虛偽危險性，基於 實務經驗累積，唯恐此等人員的陳述可能失真，乃發展出 認為仍應有補強證據，以佐證其供述憑信性之必要性，學 理上稱為超法規補強法則（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40 7號、第1889號判決意旨參照）。詳言之，「刑事訴訟法 除於第156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 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 否與事實相符』，明文要求補強證據之必要性外，對於其 他供述證據，是否亦有補強性及補強規則之適用，並未規 定。判例上承認被害人之陳述（32年上字第657號）、告 訴人之告訴（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及幼童之證言（63年 台上字第3501號）應有適用補強法則之必要性，係鑑於被 害人、告訴人與被告立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被害情形，
, 台灣公司情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