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交易字第191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家雯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7年度偵字第
600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家雯因過失傷害人，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之緩刑期間內，按時履行附件所示一０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本院一０八年交附民移調字第十八號之調解筆錄內容。
事 實
一、犯罪經過
王家雯於民國107年4月30日下午5時許，騎乘386-DGA號機車 ，沿基隆市西定路往復興路方向行駛，行經西定路與新西街 口，欲左轉往新西街方向行駛時，其對向車道適有林正吉騎 乘LOR-672號機車駛近。詎其應注意雙黃實線禁止跨越、轉 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情形，又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竟疏未注意，猶貿然跨越雙黃實線而左轉，致與林正吉之 該機車發生碰撞，使林正吉人車倒地，並受有頸椎骨折併脊 髓損傷等傷害。王家雯於肇事停車後，在有偵查權之警察到 場並知悉上情前，即主動坦承犯行，自首犯罪，表明願受裁 判之意旨。
二、起訴經過
案經被害人林正吉訴由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 而後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簡式審判
㈠、法律修正
按除簡式審判及簡易程序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民 國92年2 月6 日公布並於92年9 月1 日全面施行之刑事訴訟 法第284 條之1 定有明文。其次，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 徒刑、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 第一審案件者外，於前條第一項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 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 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 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 1 項亦規定甚詳。再者，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已於96年
3 月26日修正公布，規定為：「除簡式審判、簡易程序案件 及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款、第二款所列之罪之案件外，第一 審應行合議審判。」所謂第376 條第1 款，係指最重本刑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所謂第376 條第 2 款，係指刑法第320 條及第321 條之竊盜罪。㈡、程序差異
依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2 之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 證據調查，不受第159 條第1 項（傳聞法則）、第161 條之 2 （當事人陳述意見）、第161 條之3 （自白最後調查）、 第163 條之1 （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及第164 條至第170 條（物證、書證調查、交互詰問規則）規定之限制。申言之 ，自92年9 月1 日起，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為三分法：其一 ，輕罪案件，檢察官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聲請法院以 簡易判決處刑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為有罪之簡易判 決。其二，檢察官起訴非強制辯護案件而被告認罪者，法院 得裁定以受命法官一人進行簡式審判，其程序略如刑事訴訟 法修正前獨任法官所進行之通常審判程序。其三，檢察官起 訴之強制辯護案件或非強制辯護案件而被告否認全部或一部 之犯罪，法院應進行合議審判，適用修正後刑事訴訟法，進 行交互詰問之通常審判程序。惟自96年3 月29日起，刑事訴 訟法第376 條第1 款及第2 款之案件，被告否認犯罪者，得 由獨任法官一人，適用修正後刑事訴訟法，進行交互詰問之 通常審判程序。
㈢、本案情形
經查：被告王家雯經起訴之罪名為刑法第284條第1項之過失 傷害罪。其最高法定刑為有期徒刑6月，並非前述強制合議 之案件，而被告於108年4月26日之審判程序進行中，就被訴 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 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為適合進行簡式審判，業經當 庭裁定在案。
二、證據能力
㈠、本院見解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固有明文 ；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縱令與同法第159 條之 1 至同法第159 條之4 「傳聞證據排除之例外」等規定不符 ，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 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 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上開刑事 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定。此因被告之反對詰問權，核屬憲法 第8條第1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 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第16條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 ，不容任意剝奪。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92年2月6日修 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乃酌採英美法之傳聞法則，明定被告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依傳聞法 則，原無證據能力。然則，反對詰問權既屬被告訴訟防禦之 一種，倘法院於審理之時，業已賦與被告合理主張是項權利 之機會，乃被告於審慎評估其訴訟之優勝劣敗後，竟甘於放 棄關此權利之行使，已足見反對詰問之於被告之防禦乃了無 助益！此際，倘仍強令被告為此主張，則其結果恐亦將與被 告之不防禦無殊，而終將悖離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及修正刑 事訴訟法酌採英美傳聞法則之本旨。據此，被告本於自主意 志而放棄反對詰問權之主張或行使，參諸憲法保障人民訴訟 權之真意，自應賦與相對等之尊重。更何況，鑒於我刑事訴 訟法採用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重要理由之一，無非「傳聞證 據未經當事人以反對詰問予以覈實」，是以倘若當事人「不 願」對原供述人為反對詰問，自法理以言，法院自亦全無假 職權為名，任意介入以「否定」是項傳聞證據證據能力之空 間！尤以參諸我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立法理由，除係明 確揭示前開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基本法理，更係明確指出本 次修正併「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之立法意旨；而「有關檢察官及被告均同意作為證據之傳 聞書面材料或陳述，概可直接援引該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 十六條規定資為傳聞證據排除例外之法律依據，祇於檢察官 或被告不同意之例外情況，始須進而斟酌該等書面材料或陳 述究否符合該國其他傳聞證據排除之例外規定，俾憑另行認 定關此證據資料是否具備證據能力」，一向屬於日本刑事審 判實務之運作方式！本此同旨，我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當 更加不宜逕為反於上開解釋，申言之，應認為「在當事人間 無爭執之案件中，傳聞證據基本上均可依據前引規定提出於 法院使用」！準此，在證據能力俱無爭執之案件中，法院當 亦毋庸再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同法第159條之4等規定 ，而為個別性之斟酌，應逕自援引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資為傳聞證據排除例外之法律依據，方符憲法保障基本人權 及人民訴訟權之本旨！
㈡、本案情形
經查：被告王家雯未於本案辯論終結以前，就前揭審判外言 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提出爭執，且均表示無意見；本院
自形式察其作成及取得當時之外部情況，俱無「任意性」或 「信用性」違反而顯然不適當之情形，自與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之規定相符。按諸首開說明，本院自應援引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資為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例外之法律 依據。申言之，本院認為本案相關證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 面陳述，對於被告而言，均有證據能力，毋庸再依刑事訴訟 法第159之1至同法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為個別性之斟酌。貳、事實認定
一、基本事實
前揭犯罪事實，迭據被告王家雯於審判中坦白承認，核與告 訴人林正吉之指訴之情節相符，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 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記錄表一紙及現場照片共15張 。準此，足見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二、過失所在
㈠、法令規定
按刑法上之過失，係指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按其情節，應 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之意。次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7條 規定：「汽車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雙向二車道行駛時，應依下 列規定：二、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不得駛入來車之車 道內。」再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汽車行駛 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五、左轉彎時， 應距交岔路口三十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 或左轉車道，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 搶先左轉。七、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復按汽車行駛時 ，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 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 文。被告既為汽車駕駛人，自應注意上述規定；若其能注意 並能注意而未注意，即有過失。
㈡、本案情形
經查：被告既曾領有機車駕駛執照，對上揭規定自應知之甚 稔，且應確實遵守。觀之上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 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及現場照片，可見當時並無不能注意 之情事，詎被告疏未注意，貿然向左行駛，致生本件事故， 自應負過失責任。其次，汽車駕駛人對於防止危險發生之相 關交通法令之規定，業已遵守，並盡相當之注意義務，以防 止危險發生，始可信賴他人亦能遵守交通規則並盡同等注意 義務。若因此而發生交通事故，方得以信賴原則為由免除過 失責任（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5360號判例意旨參照）。被 告自承其當時與告訴人僅相距15至20公尺，則其違規向左行
駛之行為，依當時客觀情形，告訴人顯然無法及時採取適當 之反應措施，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自無從主張告訴人亦未負 注意車前狀況之責，而據以免除其本身應負之過失責任。三、相當因果關係
㈠、理論基礎
按刑法上之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需有相當因果關係 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 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 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 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 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 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 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 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192 號判例參照 ）。
㈡、本案情形
經查：告訴人確因本件交通事故受有前開傷害之事實，亦有 前開診斷證明書1 紙附卷可佐，故被告之過失行為與告訴人 所受之前開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堪認定。綜上所 述，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四、結論
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足堪認定。參、法律適用
一、所犯罪名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第1項之過失傷害罪。二、罰金部分
㈠、法律規定
依刑法第1條之1之規定：「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 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台幣。94年1月7 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94 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十倍。但 72年6 月26日至94年1月7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 額提高為三倍。」相關分則法律之罰金刑，自應依上開規定 配合調整。
㈡、本案情形
經查：刑法第284條第1項之規定，因非屬72年6 月26日至94 年1月7日所新增或修正之條文，應就其所定罰金數額提高為 30倍，亦就即其得科處罰金額度之5百元提高為新台幣（下 同）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三、自首減輕
㈠、法律規定
按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 ，得減輕其刑」。
㈡、本案情形
經查：被告在警到場查詢時，於有偵查權之警察得悉其犯罪 前，即主動坦承肇事，表明願受裁判等情，有基隆市警察局 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記之甚明，屬於自首無 疑。本院自應裁量減輕其刑。
㈢、立法修正
自首為減刑之原因，乃我國法制之特色。唐、宋、明、清律 皆有規定，其為減刑之事由固無不妥；惟現行刑法第62條前 段規定自首為「必減」其刑，剝奪法官之個案裁量權，確有 商榷之餘地。蓋自首之動機不一，或真出於悔悟，或為情勢 所迫，甚或利用必減規定而犯罪再自首，以邀寬典。若自首 乃「得減」其刑，法官尚有裁量空間，僅須減其所應減；惟 法律規定必減，對不得已之自首及利用自首而犯罪者，則必 減其刑之規定，如同立法放棄國家刑罰權，反而有鼓勵犯罪 之譏。尤有進者，在司法實務上，常見被告為司機而駕車撞 傷人時，不先將傷者送醫，反而為享受自首之利益，趕往警 察機關自首，坐令傷者因延誤送醫甚或死亡，如此，又豈是 自首立法之本意。再如本案，被告發生車禍而致被害人當場 死亡，當時已無逃逸之可能，只因當場向警坦承肇事，在司 法實務之寬鬆標準下，即可享受自首減刑之寬典，其不合理 已無庸贅言。申言之，自首原因不一，並非單一原因，客觀 上未至非減不可，不足以成為立法剝奪法官裁量權之正當事 由；其立法剝奪法官之個案裁量權，即屬超過必要之程度， 而違背權力分立原則。何況，亞洲各國受我國法制影響，固 有自首規定，惟日本刑法第42條第1項、韓國刑法第52條第1 項之自首，均係得減其刑，並非必減其刑，亦可見我國立法 自首必減之規定，確實超過必要之程度。94年2月2日修正公 布而定於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62條，已將必減改為得減 ，其故在此。
肆、違憲審查
一、人性尊嚴原則
其次，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人性尊嚴不可侵犯 。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依 據國民主權原理，國民是國家主人，其人性尊嚴不可侵犯。 在法律限度內，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 排斥或輕視之。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 司法機關之義務，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就刑事立法而言
，若無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之行為而予以犯罪化，或較輕責 任之行為而賦予重刑罰之處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而 為違憲之立法。申言之，不應犯罪化而予以犯罪化，不應重 刑化而賦予重刑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一言以蔽之， 前者乃不應罰而罰之，後者乃不應重而重之，使得國民受到 不應處罰之處罰，或是受到過重之處罰，皆是不合人性尊嚴 原則。
二、比例原則
按一般認為比例原則之內涵，係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及 比例性原則三項。事實上，比例原則可分為二層次，其一須 「適當」，其次須「相當」。就刑法而言，所謂適當，是指 其犯罪化而處以刑罰為適當。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 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 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若要簡而言之，比例原則之 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可以合而為一，姑且名之曰相當 性原則。若其犯罪化而犯以刑罰之立法並不適當，即是不合 適當性原則，進而違背比例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 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 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申言之， 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始得謂之符合比例原則。三、法益原則
據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之要求，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 限於必要之干預；能以其他手段而達成目的時，則應放棄刑 罰。此謂之刑罰之「最後手段性」，亦即刑罰謙抑原則之表 現。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 諸於法益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 導出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申言之，刑事立法上之「 法益原則」要求任何行為要加以犯罪化，必因其法益受到侵 害或危險。蓋刑事立法之核心，在於其所保護之法益。刑法 之任務，在於法益之保護。無法益保護，無刑法可言；亦即 無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則無施以刑罰之必要。行為如未造 成「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則無將之犯罪化之必要。 在法益侵害，為「實害犯」；在法益危險，為「危險犯」。 再者，法益本身依其價值評價之強度，而呈現法益位階。生 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五者，按其順序，而高低位階 化。生命法益最高，其次身體法益，其次自由法益，其次名 譽法益，而財產法益最低。此五種傳統法益，稱之為「個人 法益」。在個人法益以外之法益，即「超個人法益」或「一 般法益」、「團體法益」、「整體法益」，亦必須其與個人 法益具有關連性者，始得為刑法所保護之一般法益。所謂危
險犯，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造成法益危險，尚未至法益侵害， 亦立法予以犯罪化。以最高位階之生命法益言之，刑法之有 預備殺人罪、預備放火罪、預備強盜罪、預備擄人勒贖罪， 均因其行為已造成生命法益之危險；否則，各該罪即無設預 備犯之必要。如係單純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法益危險 行為，則未曾設預備犯而加以犯罪化。
四、罪刑相當原則
在犯罪化之立法之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是否合乎行為之罪 責，亦即是否罪刑相當，乃刑罰相當性之問題。申言之，欲 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於罪刑 相當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 刑事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如前所述，就刑法而言， 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 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 ，法定刑之刑罰種類及自由刑之刑度輕重，必須與其行為責 任之輕重相當，亦即在具有相當性時，始得為該種刑罰之賦 予或該級刑度之訂定。如此，其刑罰之賦予始為合乎「罪責 原則」，使其罪責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亦即立 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 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違背「罪刑相當原則」，自然 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 原則之立法。
五、過失傷害
㈠、罪之審查
過失傷害行為所侵害者為身體法益，乃身體法益之實害犯， 且為過失犯，並非故意犯；身體法益既為高位階之法益，侵 害身體法益之過失實害犯，加以犯罪化，自有必要。其立法 符合法益原則及比例原則，亦不違背人性尊嚴原則，應屬合 憲之立法。次按行為之處罰，以故意為原則，以過失為例外 ；過失行為之處罰，必須法律特別規定，此觀之刑法第12條 之規定自明。依上述法益位階之觀點，在侵害個人法益各罪 中，僅有生命法益之過失犯及身體法益之過失犯，而無自由 法益、名譽、財產法益之過失犯。申言之，過失犯僅有刑法 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及刑法第284條之過失傷害罪。㈡、刑之審查
１、立法背景
由於時空背景不同，民國24年施行之現行刑法，其33條將有 期徒刑之上限定為15年，係以當時「人生平均年齡不過四十 一、二齡」為其立法理由；刑法各罪名之有期徒刑上下限， 例如91年1 月30日修正公布前之刑法第328 條之強盜罪，其
法定刑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刑法第211 條之偽造公文書罪 ，其法定刑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亦均以此為其立法理由。 至於過失致死及過失傷害罪亦同，普通過失致死罪之最高法 定刑為有期徒刑二年；業務過失致死罪之最高法定刑為有期 徒刑五年；過失傷害罪之最高法定刑為有期徒刑六月；業務 過失傷害罪之最高法定刑為有期徒刑一年。然則，80餘年後 之今日已然不同，平均人壽將近80歲，已近立法當時一倍； 特別是交通過失致死罪，當時較少；如今交通事故頻繁，已 非當時立法者所能預期。惟刑法並未配合修正刑度，造成司 法實務普遍性重罪輕判之必然結果，在過失犯，有時連處以 法定最高刑度，猶嫌過輕（本院92年度交易字第24號）。對 照普通竊盜罪之最高刑度為五年，過失致死罪之最高刑度止 於二年，業務過失傷害罪之最高刑度止於一年，其不合理明 顯可見。蓋在民國24年，屬於農業社會，甚少交通事故。當 年刑法第276條第1項過失致死罪之刑度，為「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已經不合理，生命法益之 侵害，竟然罰金就可解決，輕忽人命，莫此為甚。刑法第 276條第2項業務過失致死罪之刑度，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亦不合理。刑法第284條第1項過失傷害罪之刑度，為「六月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業務過失傷害罪 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時至80 餘年後之今日，交通事故頻傳，重大過失時有所聞，上開各 該刑度，顯然刑度過低而不合理，不足以處罰車禍之重大過 失犯。
２、司法困境
刑法上之故意，依刑法第13條所規定，只有直接故意（確定 故意、真正故意）和間接故意（未必故意、不確定故意、不 真正故意、擬制故意、以故意論），並無輕故意。申言之， 刑法第13條第1 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 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同條第2 項規定：「行為 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 意者，以故意論。」第1 項認識後之「使其發生」者，為直 接故意；第2 項預見後之「任其發生」即「不違背其本意」 者，為間接故意。刑法第14條第2 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 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以過失 論。」在預見後之「信其不發生」者，立法上以過失論，為 有認識之過失。既係以過失論，表示其本質上並非過失。申 言之，在預見之前提下，應屬故意之範圍，不過其非難性不 同而已。準此以觀，在預見其發生之前提下，若其未至「不 違背其本意」之放任程度，亦未至「確信不發生」之堅定程
度，不過是「疑其發生」，亦即「疑其能發生」又「疑其不 發生」，「猜其能發生」又「盼其不發生」。此時，應屬於 故意之範圍，惟法律漏未規定，姑且名之曰「輕故意」。由 於立法並無輕故意之規定，在遇有行為人以輕故意而開車肇 事致人死傷時，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只得作有利於 被告之認定，認定其為預見後之「確信不發生」，而以過失 論，甚至認定為普通過失，而處以過失致死或過失傷害之罪 責，無法以故意犯論處。此為司法實務之困境。３、立法建議
Ａ、故意問題
既然有預見，即屬有認識，本質上即屬故意之範疇。若被告 有「不違背其本意」之確信，其可非難性已接近直接故意之 程度，立法將之「以故意論」而擬制為故意，自有其道理； 若被告有「確信其不發生」之強烈認識，立法將之「以過失 論」，而擬制為過失，亦有其道理；惟大多數「預見其能發 生，而疑其能發生，卻賭其不發生，或盼其不發生，仍遂行 其行為」之輕故意，本質上仍是故意，只不過其可非難性相 對較低而已，立法卻漏未規定，顯然是立法之漏洞，應予立 法加以補足。其次，上述輕故意之範圍甚廣，越上層之輕故 意，其可非難性越高；越下層之輕故意，其可非難性越低。 上下相差甚大。非難程度較低之輕故意，堪稱之為「微故意 」。如此一來，故意之領域，直接故意可以改稱重故意，間 接故意可以改稱中故意，輕故意之重者稱為輕故意，輕故意 之輕者稱為微故意。在立法上，輕故意及微故意可以考慮減 輕其刑。
Ｂ、刑度問題
因此，本院認為廢除有期徒刑15年之上限，並考慮制訂「有 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加倍提高刑法分則各罪有期徒刑之 上下限，法官才有妥適之量刑空間。在過失致死罪，不分業 務過失或非業務過失，先修正提高為業務過失死罪之基本刑 度即有期徒刑五年，再和其他罪名同樣提高一倍，而修正為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以業務過失、無照駕駛、酒醉駕駛、 斑馬線肇事等，作為加重事由；如此，始足以涵蓋重大過失 致死罪之罪責，尤其在前述欠缺輕故意而無法以故意犯論處 之際，法官才能為罪刑相當之量刑。其次，交通過失案件之 單獨立法，亦不失為可行之方式。申言之，在制訂「有期徒 刑提高標準條例」之前，亦可仿照刑法第185之3規定之立法 方式，增訂第276條之1交通過失致死罪，提高刑度至十年以 下；業務交通過失致死罪，提高刑度至15年以下；也增訂第 284條之1交通過失傷害罪，亦提高其刑度至五年以下；業務
交通過失傷害罪，提高刑度至七年半以下（亦即業務作為加 重二分之一之事由）。申言之，就刑事政策而言，若業務過 失致死罪，最高可處有期徒刑15年，在過失致死事故最多之 交通案件，必然大量減少，人民之生命法益才能得到有效之 保障，併此說明之，並期立法院注意及之。
伍、刑罰裁量
一、罪刑相當原則
㈠、自刑罰理論觀之
就刑罰之報應理論言之，刑罰係以其具有痛苦性之本質，來 均衡具有不法本質之犯罪，藉以衡平行為人之罪責，使行為 人得因責任抵償而贖罪，而社會正義得以實現義，是故強調 「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是為司法上之罪刑 相當原則。其報應之內容即為自由之剝奪，亦即有期徒刑之 相加，而監獄即為執行報應之場所。再就特別預防理論言之 ，受刑人之犯罪係社會化過程之障礙，應使其在監執行，以 接受再教育而求其再社會化。復就一般預防理論觀之，以對 受刑人之施以刑罰，作為威嚇他人之手段，不過刑罰之附帶 作用，並非其主要目的。關於刑罰之目的，通常採取綜合理 論，各國皆然；既有報應罪責，又有預防再犯，並有嚇阻他 人犯罪之功能；惟報應理論所強調之「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 之輕重成比例」，仍為刑罰裁量之基本原則；在死刑及真正 無期徒刑，惟有在侵害生命法益之犯罪，單純依報應理論， 其罪責已夠深重，不期待其再社會化時，始得於審判上宣告 之；在死刑，更必須於「求其生而不得」時，始得為之；被 告縱然侵害他人之生命法益，如求其生而可得時，亦不得宣 告死刑，蓋死刑既稱之為極刑，如非極度之罪責，自不必處 以極度之死刑。目前，我國係採取無期徒刑得適用假釋之制 度，執行十五年後，即有假釋之機會，本質上類似長期徒刑 ，並非真正無期徒刑。若被告接受自由刑之執行，以進行責 任抵償，而在執行時能因己身之悛悔加之監獄之教化，仍有 再社會化之可能，並無永久隔離於社會之必要，即不適合量 處無期徒刑。
㈡、自憲法原則觀之
依據前述人性尊嚴原則，「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 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在法律限度內， 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排斥或輕視之。 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義務 ，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已如前述。在被告之行為責任確 定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或自由刑之量定，均應相當而不可 過量，否則即是違背比例原則中之相當性原則，自然不合司
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因此，刑事司法上之「罪刑相當 原則」要求法官在量刑時，應依法益之位階，重所當重，輕 所當輕，必使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不得重罪而輕判，或輕 罪而重判；期使責任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申 言之，重犯罪賦予重刑罰，輕犯罪賦予輕刑罰，當重則重， 當輕則輕，不應重其輕，亦不應輕其重，始得謂之符合罪刑 相當原則。地藏十輪經（第三卷）云：「若犯重罪，應重治 罰；若犯中罪，應中治罰；若犯輕罪，應輕治罰；令其慚愧 ，懺悔所犯。」其此之謂也！
二、刑罰裁量
㈠、主刑裁量
按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 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 、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 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 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 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為此，本院基於被告之責 任：１、審酌被告之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之動 機、目的、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之後， ２、再斟酌拘役並無教化功能，乃不具實益之刑罰種類，立 法上以廢除為宜，以資符合自由刑單一化之要求；六月以下 之短期自由刑，既難有教化作用，又易使受刑人感染惡習， 除非被告有受其執行之特殊必要，否則尚無宣告之必要；如 其宣告，應以緩刑或易科罰金而調和之；例如搶奪罪之法定 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惟有量處6 月有期徒刑，被 告才有易科罰金之機會等情；３、復考慮被告是否應施予刑 罰並使之入監獄執行，應依刑罰理論及刑事政策而加以考量 ，斟酌重點在於被告有無執行剝奪其自由，並施以監獄之教 化，以使其再社會化之必要性，並非以其是否已經和解而為 主要之判斷標準等情；例如施用毒品之行為乃自我傷害，並 未侵害他人法益，並無被害人，既不生和解問題，亦無犯罪 化而施以刑罰之必要，更無再社會化困難之問題。被告對於 車禍之發生具有過失者，自應負過失責任，雖已達成和解， 然尚未履行和解條件等情；４、復特別考量被告未曾受有期 徒刑之宣告，其素行尚佳，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考；何況，無論如何，被告究竟是過失犯，並非故意 犯；除非屬於嚴重之過失，而有入監矯正之必要，否則，過 失犯以不入監為原則，亦即以入監為例外；依本案情形情節 觀之，被告貿然向左違規行駛，並非輕微之過失，惟尚未至
非常嚴重之過失等情；５、最後衡量刑罰之裁量，應考慮立 法之精神。一般而言，立法所賦予之最重刑罰種類，例如殺 人罪之死刑或竊盜罪之有期徒刑5年，乃準備給予未來此類 型犯罪人之中之責任最高者使用；惟此種責任最高之情況， 百不及一，並非常見；一般此類之犯罪，依統計學之數字， 其分布類似金字塔型，責任輕者多，而責任重者少，是以在 量刑統計上，低度量刑之情形甚為普遍。因此，就自由刑而 言，除非是重大案件，否則，在一般案件，中度量刑已屬重 判。就竊盜而言，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中度量刑為2年6月。 就竊盜之加重其刑而言，在加重之後，處斷刑擴大為7年半 以下之有期徒刑，中度量刑變為3年9月。然則，若在非真正 之犯罪，或並非重大案件，本院認為在量刑時，即便在加重 其刑之情形，仍應以原來5年以下有期徒刑作為基準，加重 部分僅在量定其刑時選擇適當之加重刑度即可，並不必以其 7年6月之處斷刑作為量刑之基準。申言之，就5年以下有期 徒刑而言，5至4年為「高高度」刑，4至3年為「高度刑」， 3年至2年為「中度刑」，2年至1年為「中低度刑」，1年以 下為「低度刑」。就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言，3至2年半為「 高高度刑」，2年半至2年為「高中度刑」，2年至1年半為「 中高度刑」，1年半至1年為「中低度刑」，1年至6月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