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再字第3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炳坤
選任辯護人 尤伯祥律師
任君逸律師
劉佩瑋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懲治盜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
院於中華民國75年9 月11日所為75年度重訴字第381 號第一審判
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75年度偵字第2707號），提
起上訴，本院於75年12月19日以75年度上重一訴字第355 號判決
，並經最高法院於76年3 月26日以76年度台上字第1660號判決確
定後，被告聲請再審，經本院以106 年度聲再字第225 號裁定開
始再審，回復第二審程序，本院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蘇炳坤無罪（被訴強劫而故意殺人）部分，檢察官之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檢察官起訴意旨：
被告蘇炳坤、郭中雄共同基於強劫殺人的犯意，於民國75年 3 月23日凌晨3 時20分左右，以鐵剪破壞鐵窗而侵入金瑞珍 銀樓（地址設在：新竹市○○街00號），由郭中雄自廚房取 出菜刀1 把，以備主人發現時使用。不久遭主人陳榮輝、陳 許美龍夫婦發覺，蘇炳坤恐嚇稱：「不許動，出聲的話，就 給你們死」等語。陳榮輝驚懼，喊叫：「我家沒有什麼東西 」，郭中雄即持菜刀往陳榮輝後腦部砍殺1 刀，致流血不止 ，並用尼龍繩將陳許美龍綑綁，以強暴方法致使不能抗拒， 旋即打破櫃檯玻璃，劫取手鐲、項鍊等金飾（共約32.79 兩 ），得手後逃逸。陳榮輝經送醫急救，得免於難。其後，郭 中雄於75年4 月26日，持贓物中的金手鐲1 個、金項鍊1 條 ，前往新竹市東門街的寶興銀樓，出售予不知情的彭明基， 得款新台幣（關於貨幣的記載，以下均同）2 萬2,000 元。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處（法院組織法先於78年12月22日修 正公布，將各「檢察處」之名統一更名為「檢察署」；另於 107 年5 月23日修正公布，將檢察署原先所冠上的「法院」 之名刪除，以貫徹審檢分隸原則。以下簡稱新竹地檢署）檢 察官因而指訴蘇炳坤與郭中雄，共同犯廢止前懲治盜匪條例 第2 條第2 項、第1 項第6 款的強劫而故意殺人未遂罪嫌（ 註：懲治盜匪條例已經立法院通過，由總統於91年1 月30日 明令廢止，該罪相當於現行刑法第332 條的強盜罪，以下本 判決尊重當事人的意旨或文件記載，可能出現「強劫」或「
強盜」的字眼）。
貳、法院對罪刑宣告無效的特赦案件開啟再審後可能的處理結果 、檢察官的無罪論告，以及92年9 月1 日刑事訴訟新制施行 前已繫屬法院的案件所應採行證據法則的說明：一、本件蘇炳坤曾經總統對他為「罪刑宣告無效」的特赦，本院 准許開啟再審後，如果法院仍認為蘇炳坤罪證明確，應作成 免訴判決；如果因為他罪證不足，應諭知無罪判決： ㈠「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及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 文。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是指足 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的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必須適 合於被告犯罪事實的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 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的方法 ，以為裁判基礎。又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 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的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 的實質舉證責任。如果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不足為被告有 罪的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的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 被告有罪的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的諭知，方符憲法保障人權及審判獨立的意旨。 ㈡本件蘇炳坤雖然曾經總統考量他可能受有冤抑，依赦免法第 3 條：「受罪刑宣告之人經特赦者，免除其刑之執行；其情 節特殊者，得以其罪刑之宣告為無效」的規定，對他為「罪 刑宣告無效」的特赦，而使原確定判決的罪刑宣告發生無效 的作用；但因為原確定判決未被撤銷，犯罪事實依然存在， 仍然記載於判決書之中，此時仍有救濟的標的，本院乃裁定 准許蘇炳坤的再審聲請。類似本件這種總統為「罪刑宣告無 效」的特赦，再經法院准許開啟再審，而回復通常訴訟程序 的案件，其可能的審理結果有二種：其一，如果法院仍認為 蘇炳坤罪證明確，因為依赦免法第3 條後段所為「罪刑宣告 無效」的特赦，其效力等同於大赦，即應類推適用其法律結 果，依刑事訴訟法第302 條：「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 諭知免訴之判決：……三、曾經大赦者」的規定，作成免訴 判決；其二，如果因為罪證不足，對於蘇炳坤是否涉有檢察 官起訴意旨所指罪嫌，無法使法院達到毋庸置疑的確信程度 ，即應諭知無罪。
二、本件作為公益代表人的檢察官考量蘇炳坤罪證不足，原擬撤 回對蘇炳坤獲判無罪（被訴強劫而故意殺人未遂）部分的上 訴；但因為蘇炳坤主張這會影響他回復名譽、請求國家補償
的權利及探究自身遭受刑求的真相，檢察官乃改作無罪論告 ，本院依法自應回復通常訴訟程序審理：
㈠依刑事訴訟法第2 條規定，檢察官「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 情形，一律注意」；而依檢察官倫理規範第8 條、第9 條規 定，檢察官辦理刑事案件時，「應致力於真實發現」、「應 嚴守罪刑法定及無罪推定原則，非以使被告定罪為唯一目的 。對被告有利及不利之事證，均應詳加蒐集、調查及斟酌」 。據此可知，縱使是在目前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已改採改良式 當事人進行原則的情況下，檢察官並非僅是扮演著追求勝訴 的一造當事人角色，而仍負有客觀性義務，應為被告的利益 執行職務，不但應一律注意於被告有利及不利的情形，亦得 為被告的利益提起上訴、再審與非常上訴。是以，檢察官於 提起公訴（上訴）後，在審判過程中發現起訴（上訴）錯誤 、犯罪構成要件不成立時，本應依其情形撤回起訴（上訴） 或作無罪的論告；甚至於有罪判決確定後，得為被告利益提 起再審或非常上訴。只是，在一個一審獲判無罪、二審改判 有罪並因而判決確定，其後因符合法定要件而開啟再審的刑 事案件，受判決人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40 條規定，將該無罪 判決書刊登公報或其他報紙，以回復受判決人的名譽；如果 先前有曾受羈押、刑罰執行的情形，甚至享有依刑事補償法 第1 條規定請求國家補償的權利。在此情況下，為確保受判 決人的權益，檢察官縱使發現起訴（上訴）錯誤、犯罪構成 要件不成立時，仍應斟酌個案具體情形，例外不撤回起訴（ 上訴）而作無罪的論告。
㈡本件蘇炳坤被訴強劫而故意殺人未遂部分獲判有罪確定後， 他是否如原確定判決所認定與郭中雄共同犯強劫而故意殺人 未遂罪？不僅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曾4 度提起非常上訴，臺 灣高等檢察署（以下簡稱高檢署）也4 度為蘇炳坤的利益聲 請再審，也就是認為他可能受有冤抑。而本院106 年度聲再 字第225 號裁定本件准予再審後，最高檢察署公訴檢察官林 永義於107 年1 月18日在最高法院行調查程序時，也表明： 「我曾經多次閱讀本件盜匪案之卷宗，也參與本件再審與非 常上訴，我相信蘇炳坤是被冤枉的」等語（最高法院106 年 台抗字第842 號案件107 年1 月18日調查筆錄第29頁）。據 此可知，本件原判決確定後，作為公益代表人的最高檢察署 、高檢署檢察官都認為蘇炳坤受有冤抑。本件准予再審確定 後，將循第二審審級的通常程序進行訴訟，也就是將回復： 新竹地院就蘇炳坤被訴強劫而故意殺人部分判決無罪，而檢 察官就此部分無罪判決提起上訴的狀態。本件公訴檢察官於 107 年4 月2 日在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原擬撤回本件就蘇炳
坤被訴強劫而故意殺人未遂獲判無罪部分的上訴；但因為蘇 炳坤及他的辯護人表明：「受判決人循再審程序救濟，若可 改判無罪確定，應依同法第440 條規定，將該無罪判決書刊 登公報或其他報紙，以回復受判決人之名譽，且如有先前曾 受羈押、刑罰之執行情形，甚而可依刑事補償法第1 條規定 ，請求國家補償」、「本件如檢察官撤回上訴，一來有悖於 刑事再審制度保障人權的意旨，二來恐有害於蘇炳坤法律上 的重要權利，依法實不應為之」、「檢察官行使公權力應考 量公益原則，蘇炳坤曾遭員警刑求，原審判決未有絲毫論及 ，參以共同被告郭中雄同時受有刑求，自白任意性有疑，檢 察官基於公益原則、刑事訴訟發現真實的目的，應有踐行調 查釐清的必要，並藉此落實轉型正義」等情事為由，而主張 檢察官不應撤回上訴，且應為蘇炳坤的利益作無罪論告。在 本院受命法官諭知：「希望公訴檢察官與高檢署檢察長討論 之後，應該由檢察總長出面就本案統一一個追訴的立場，到 底是無罪論告，還是要撤回上訴，或者有其他主張」後，高 檢署檢察官斟酌以上情事，不僅例外不撤回本件上訴，甚至 為蘇炳坤作無罪的論告，則本院依法自應回復通常訴訟程序 審理。
三、蘇炳坤被訴強劫而故意殺人未遂部分，於92年9 月1 日刑事 訴訟新制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依司法院釋字第582 號、第 592 號解釋意旨，共同被告郭中雄、彭明基仍應經過對質詰 問，他們的證詞才具有證據能力：
㈠92年2 月6 日修正公布、同年9 月1 日施行的刑事訴訟法第 287 條之2 規定：「法院就被告本人之案件調查共同被告時 ，該共同被告準用有關人證之規定」；第159 條之5 第1 項 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四條之規 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 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 。而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 條之3 規定：「民國92年1 月14 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之案件 ，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終結之。但修正 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依法定程序進行之訴訟程序，其效力不 受影響」。該條但書所稱「已依法定程序進行之訴訟程序」 ，立法理由表示：「……但為避免程序之勞費，本諸舊程序 用舊法，新程序始用新法之一般法則，各級法院於修正之刑 事訴訟法施行前，已依法踐行之訴訟程序（包含相關證據法 則之適用），其效力不受影響。故而，對於提起上訴之案件 ，於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原審法院就可得為證據之證據 ，已依法定程序調查者，其效力亦不受影響……」，可見是
指各級法院審理已繫屬的案件適用修正前的訴訟程序而言， 自不包括警詢及偵查中的調查程序在內，則有關刑事訴訟法 第159 條至第159 條之5 所謂傳聞法則及其例外，當有其適 用。也就是說，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的言詞或書面陳述， 除法律有規定者外（如證人已經死亡；或經當事人於審判程 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 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仍不得作為證據。從而 ，警詢或偵查中的筆錄雖作成於修法前，仍屬傳聞證據，應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5 的規定，以判斷 其是否有證據能力，始為適法。
㈡關於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 條之3 規定適用的相關問題，司 法院釋字第582 號解釋表示：「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 ，證人（含共同被告及其他具證人適格之人）於審判中，應 依人證之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 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被告以外 之人（含證人、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依法律特別 規定得作為證據者（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參照），除 客觀上不能受詰問者外，於審判中，仍應依法踐行詰問程序 。」因對該號解釋的效力及適用範圍等問題產生疑義，最高 法院聲請補充解釋，司法院大法官經衡酌法安定性的維持與 被告基本權利的保障，作成釋字第592 解釋，解釋意旨為： 「本院釋字第582 號解釋公布（93年7 月23日）前，已繫屬 於各級法院之刑事案件，該號解釋之適用，應以個案事實認 定涉及以共同被告之陳述，作為其他共同被告論罪之證據者 為限」、「現行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 條之3 但書相關部分 ，非本院釋字第582 號解釋之對象」。據此可知，凡於93年 7 月23日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的刑事案件，而其審理跨越新 舊刑事訴訟法領域者，如其個案事實是以具證人適格的共同 被告的陳述，作為論罪的證據時，自仍應適用釋字第582 號 解釋；僅於共同被告以外的其他具證人適格之人所為陳述， 如事實審法院於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92年9 月1 日）前， 已依法定程序調查者，本諸舊程序用舊法，新程序始用新法 的一般法則，已依法踐行的訴訟程序（包含相關證據法則的 適用），始應適用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 條之3 但書規定， 以為判斷的準據。
㈢本件雖然是於93年7 月23日前已繫屬於新竹地院的案件，但 其個案事實的認定，既然以共同被告郭中雄的陳述，作為論 處蘇炳坤罪刑的主要證據，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自仍 有釋字第582 號解釋的適用。而因為檢察官、蘇炳坤及他的 辯護人除了對郭中雄、彭明基的證詞，爭執它們的證據能力
，並表示自己曾經遭承辦員警刑求之外，對於其餘證據資料 的證據能力都不加以爭執，而且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並沒 有任何違反法定程序而取得的情形，也沒有顯不可信與不得 作為證據的情況，因此認為適當，都認為有證據能力。是以 ，本院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被告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 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 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 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的規定，認為這些證 據資料都具有證據能力。
參、檢察官起訴時所憑的證據資料、被告的辯解：一、檢察官起訴所憑的證據資料：
㈠供述證據：
郭中雄（共犯）、彭素霞（郭中雄之妻）、陳榮輝（金瑞珍 銀樓老闆）、陳許美龍（陳榮輝之妻）、彭明基（寶興銀樓 老闆）等人的證述。
㈡非供述證據：
金瑞珍銀樓損失清單、金瑞珍銀樓與陳榮輝照片12幀、南門 綜合醫院所開立陳榮輝的診斷證明書、口卡片、新竹南門綜 合醫院函文檢附陳榮輝診斷證明書存根、寶興銀樓金飾買賣 登記簿、贓證物品認領保管收據、75年6 月19日與75年6 月 21日贓證物品清單。
二、蘇炳坤及他的辯護人所為的辯解：
㈠蘇炳坤辯稱：
我是清清白白的人，75年6 月19日被抓到青草湖派出所後， 員警叫我脫衣服剩下內褲，一直刑求我，也把我的眼鏡丟掉 。再者，郭中雄也有被刑求，筆錄一直修改，他的自白能信 嗎？而且我又不會開車，郭中雄供稱我駕駛藍色小貨車與他 去強劫金瑞珍銀樓之事，怎麼有可能？後來我們被載去刑事 組宣布破案時，我才知道自己涉犯搶劫案。我是善良的老百 姓，一夜之間，卻被侮辱、糟蹋、蒙冤，這樣有天理嗎？我 如果有罪，怎敢公開站在法庭上接受各界審判？這會令人羞 死。後來總統雖然特赦法院對我所宣告的罪刑，但司法並沒 有還我清白，犯罪紀錄依然存在，請法官為我主持公道。我 要面對子子孫孫，死也要清清白白，不要擔負這個罪名。 ㈡辯護人為蘇炳坤辯稱：
⒈共同被告郭中雄於先前的偵查、審判程序中已一再表示他是 遭承辦員警刑求，才自白本件犯行；而郭中雄之母郭陳完妹 於看到郭中雄後，立即具狀請法院幫忙郭中雄驗傷，加上蘇 炳坤也同樣遭到刑求，可見偵辦此案的員警確實有以刑求作 為辦案手段。郭中雄既然是遭刑求才自白，他的供詞即欠缺
「任意性」，而且前後矛盾扞格，又與客觀事實不合，難以 認為符合經驗法則，也不具「真實性」，即不得作為蘇炳坤 有罪的證據。
⒉本件被害人陳榮輝指述、指認部分，警詢時是「單獨一人供 指認」，而非以「真人列隊指認」方式為之，顯然是帶有強 烈暗示、誘導的不正方法，被害人陳榮輝疑似受此影響，竟 僅以「體型」作為指證的唯一判準而當場指證。再者，陳榮 輝於75年7 月5 日、7 月8 日兩次偵訊時，證稱：「我沒有 看清楚，因歹徒蒙面」、「當時因歹徒蒙面，是否他們2 人 ，我不敢確認」等語，於新竹地院審理時證稱：「我無法確 定」等語；陳許美龍於75年7 月5 日偵訊時證稱：「看不清 楚，因歹徒蒙面」，於一審審理時證稱：「蒙面我看不出面 貌來，有無戴眼鏡也看不出來」，於鈞院前審審理時證稱： 「身材差不多像他們這樣，但是不是他們我就不知道」等語 。據此可知，陳榮輝、陳許美龍顯然都無法辨識兇嫌身分， 尤其2 人指述兇嫌的身高，也不合蘇炳坤的體型，則2 人不 利蘇炳坤的指述部分，其真實性難以採信。
⒊扣案贓物金手鐲、金手鍊，被害人陳榮輝、陳許美龍一再否 認是他們被強劫的財物，2 人嗣後也將上述財物交回。而本 件判決確定後，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勘驗扣案金飾的重量與 樣式的結果，也與陳榮輝報案時所寫損失清單內容不符。更 何況陳榮輝當初認領並不屬於金瑞珍銀樓的扣案金飾，已遭 鈞院判處詐欺罪確定，也足以認定扣案金飾並不是金瑞珍銀 樓被強劫的贓物。
⒋綜上所述，可知本件共同被告郭中雄於警詢、偵訊時不利於 蘇炳坤的指控，欠缺「任意性」、「真實性」，而且沒有補 強證據可以佐證。是以，依據「無罪推定」及「證據裁判」 原則，應為蘇炳坤無罪的諭知。
肆、本院認定蘇炳坤在警察局遭受刑求、就被訴強劫而故意殺人 部分罪證不足的證據及理由：
一、陳榮輝、陳許美龍夫妻所經營的金瑞珍銀樓，於75年3 月23 日凌晨3 時20分左右，遭頭戴蒙面罩的歹徒2 人侵入，搶走 金飾一批。而郭中雄於75年6 月19日，因另涉竊盜犯行為警 查獲後，在警詢時自白與蘇炳坤共同涉犯金瑞珍銀樓強劫案 ，並帶同員警前往寶興銀樓取出金手鐲1 個及金項鍊1 條， 陳榮輝立具贓證物品認領保管收據1 紙並領回： ㈠75年3 月23日凌晨3 時20分左右，頭戴蒙面罩的歹徒2 人， 以鐵剪破壞鐵窗，侵入陳榮輝、陳許美龍夫妻所經營的金瑞 珍銀樓。經陳榮輝、陳許美龍發覺，歹徒持刀砍傷陳榮輝腦 部，並用尼龍繩將陳榮輝、陳許美龍綑綁，以強暴方法，致
使不能抗拒，而打破櫃檯，並搶取手鐲、項鍊等金飾，共約 32.79 兩，得手後逃逸。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獲報，偵查 數月後，始終未能查得作案兇手。
㈡郭中雄於75年6 月18日晚上8 時30分左右，以大型鐵剪破壞 李文宗父親所經營的金珍源銀樓（地址設在：新竹市○○街 00號）鐵窗而侵入，因屋內有人而躲藏於2 、3 樓房間內。 李文宗於晚上10時40分左右打烊後，發現屋內有腳印，遂報 警處理。員警經圍捕後，於翌（19）日凌晨3 時30分當場捕 獲郭中雄。
㈢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承辦員警於75年6 月19日在詢問過程 中，對郭中雄製作3 次筆錄，郭中雄「坦承」與蘇炳坤共同 涉犯75年3 月23日發生的金瑞珍銀樓搶案。承辦刑警於當日 帶郭中雄前往彭明基所經營的寶興銀樓，以贓物名義扣押金 手鐲1 個及金項鍊1 條，經陳榮輝到場立具贓證物品認領保 管收據1 紙並領回。
㈣因郭中雄供稱蘇炳坤共同涉犯金瑞珍銀樓強劫案，75年6 月 19日凌晨5 時左右，蘇炳坤在他的住家遭員警逕行拘提並搜 索，當日員警對蘇炳坤製作2 次筆錄。
㈤陳榮輝於75年3 月23日被劫當日前往警局報案時，用手寫成 的損失清單1 份中，所記載被劫的財物共10幾項，其中關於 被劫的金手鐲部分，損失清單僅記載一項：「手鐲（機刻花 環）8 只（每只約莫5 錢重）」。而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82 年度他字第368 號誣告案件中，在調取陳榮輝當年所認領的 扣案金飾並勘驗後，秤得扣案金項鍊約9 錢8 分、金手鐲約 4 錢5 分3 釐（無花環空洞）。
㈥新竹地院函請臺灣新竹看守所（以下簡稱新竹看守所）查明 在押郭中雄、蘇炳坤2 人的身高及蘇炳坤的眼鏡度數等事宜 ，新竹看守所函覆表示：據本所醫師查得郭中雄身高157 公 分、蘇炳坤身高174 公分，並測定蘇炳坤眼鏡度數右鏡400 度、左鏡300 度。而依照本院前審於75年11月11日當庭勘驗 結果，蘇炳坤身高較陳榮輝為高。
㈦本件檢察官起訴郭中雄夥同蘇炳坤基於共同強劫殺人的犯意 ，於75年3 月23日凌晨3 時20日左右強劫金瑞珍銀樓的過程 中，本事件發生的大事紀，詳如附表所示。
㈧以上事情，業經郭中雄、陳榮輝、陳許美龍、彭明基分別證 述屬實，並有金瑞珍銀樓損失清單（警卷第23頁）、贓證物 品認領保管收據（警卷第22頁）、金瑞珍銀樓與陳榮輝照片 12幀（警卷第26-29 頁）、南門綜合醫院所開立陳榮輝的診 斷證明書（75年度偵字第2707卷第93頁）、新竹南門綜合醫 院函文檢附陳榮輝的診斷證明書存根與新竹看守所75年8 月
28日函文（新竹地院75年度重訴字第381 號卷第21、22、 132 頁）、本院前審75年11月11日訊問筆錄（本院75年度上 重一訴字第355 號卷第45頁）、本院84年度上易字第881 號 刑事判決書（77年度執減更字第165 號卷第30-32 頁），而 且檢察官、蘇炳坤及他的辯護人對這些事情也都不爭執，這 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二、本件承辦員警因另案於75年6 月19日逮捕郭中雄時，因為「 作案手法似曾相識」，基於「靈感」而「大膽假設」，在已 有郭中雄涉犯金瑞珍銀樓搶案的偏見，為求破案的情況下， 先對郭中雄施以灌水、用電話簿墊著並拿鐵鎚敲打身體等刑 求逼供行為，待郭中雄受迫供出蘇炳坤時，承辦員警再逮捕 並對蘇炳坤施以鐵棍夾雙腿、灌水、腳踢腰部等刑求逼供的 行為：
㈠「刑求」（傳統中國法稱為「刑訊」），是指司法人員為了 逼取口供，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使用身體（肉）刑或變相身 體刑的行為而言。人類的刑罰史，始終就是一部與刑求相伴 相隨的歷史，因此而生的屈打成招、冤抑甚至不人道，不勝 枚舉；被認為是現代刑法學的奠基之作、義大利法學家貝卡 利亞於西元1764年所出版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即反 對刑求，並公開倡議：「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 稱為罪犯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他公共保護 的契約，社會就不能取消對他的公共保護」。有鑑於此，聯 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 條明定：「任何人不 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 同公約第14條第3 項第7 款也規定：「審判被控刑事罪時， 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七）不 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罪。」另外，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 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以下簡 稱《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第1 條也明定：「酷刑」是指 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資或供詞（confession），為了 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為對他加以懲罰，或為了恐嚇或 威脅他或第三者，或為了基於任何一種歧視的任何理由，蓄 意使某人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為。 而這種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職權的其 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許下造成的」。為了徹 底杜絕刑求這類國家暴力的發生，《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 第12條、第15條分別規定：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有合理理由 確信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內已發生酷刑行為時，其主管機關
立即進行公正的調查」、「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 序中，不得援引任何業經確定係以酷刑取得的供詞為證據， 但這類供詞可用作指控施用酷刑者刑求逼供的證據」；而聯 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所發表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二十號一 般性意見第十二點、第三十二號一般性意見第六點，也分別 表明：「為防止出現第7 條所禁止的違法行為，必須依法禁 止在法律訴訟中使用透過酷刑或其他違禁處遇獲取的聲明和 供詞」、「……不得援引違反這項規定取得的證詞、口供或 原則上其他證據作為第14條範圍內的訴訟的證據，在緊急狀 態下亦同，但透過違反第7 條取得的證詞或口供可用作證明 發生本條所禁止的酷刑或其他處遇的證據……在任何時候， 均應禁止偏離包括無罪推定的公正審判原則」。據此可知， 依照聯合國相關公約的規定，不僅法院在訴訟程序中不得援 引任何業經確定乃是透過刑求而取得的供詞作為證據，其主 管機關（檢察機關、法務部調查局、刑事警察局等等犯罪偵 查機關）也應立即進行公正的調查。
㈡「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 、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本條項規定的內 容，在17年7 月28日制定公布的刑事訴訟法第280 條即已存 在，可見我國在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聯 合國禁止酷刑公約》頒布前，早已參照其他國家的立法例， 制定禁止刑求等不正訊問方法的相關規定，只是司法實踐上 未能落實、時常發生刑求事例而已。有鑑於此，立法院乃於 92年2 月6 日增訂刑事訴訟第156 條第3 項規定：「被告陳 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 該自白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法院應命檢察官就自白之出於 自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方法」，要求檢察官應就自白任意性 的爭執負舉證責任，希冀因而杜絕過去犯罪偵查實務上常施 以刑求的違法犯紀現象。至於本條文所要規範者，乃國家以 侵害被告意思決定及意思活動自由的方式取得被告的自白， 因為刑事訴訟的目的，雖然在於發現實體的真實，使國家得 以正確的適用刑罰權，並藉以維護社會秩序及安全，但其手 段仍應合法、潔淨、公正，以保障人權；尤其犯罪偵查機關 採取刑求等不正訊問方法時，其供述內容的虛偽或然性往往 甚高，不僅有礙於真實的發現，更往往對受訊問人的基本權 利造成莫大的傷害。在此意義下，只要國家機關施用不正的 方法，致被告的身體、精神產生壓迫、恐懼狀態延伸至訊問 當時，如被告因此不能為自由陳述時，因為已侵害被告意思 決定及意思活動的自由，其自白不是出於任意性，即不得採
為證據。是以，為確保真實發現、保護個人權利，維護公平 審判並導正犯罪偵查機關的執法紀律，前述不正訊問所生證 據禁止使用的效果規定，不僅適用在訊問被告方面，也應類 推適用於對證人的訊問上。
㈢偵查中案件由偵查輔助機關移送偵查機關而產生前後兩階段 的自白（或證人的證述內容，以下本段論述都包括證人的證 述）時，其偵查中前階段（如警察機關或調查局詢問時）的 自白因違反任意性要件而被排除時，後階段（如檢察官偵訊 ）的自白是否也受到污染而在排除之列（即學說上所稱「非 任意性自白之繼續效力問題」），應取決於後階段的自白是 否出於被告的自由意思而定。如果被告在後階段的自白是基 於其自由意思而為，而非出於不正方法所取得時，原則上自 不在排除之列；如前階段使用不正方法而取得被告自白，其 影響被告意思自由的心理強制狀態延續至後階段偵查中，而 與後階段偵查的自白具有因果關係時，則其非任意性自白的 排除效力，自應繼續延長至後階段的偵查中。判斷關鍵在於 先前的不正方法，對於被告後來自白的任意性有沒有影響。 也就是說，不論是事前或訊問當時所為，只要其施用的不正 方法，致被告的身體、精神產生壓迫、恐懼狀態延伸至訊問 當時，如被告因此不能為自由陳述者，其自白仍非出於任意 性，不得採為證據。例如，被告於第一次詢問時因受刑求而 自白，員警第二次詢問時雖未再施加刑求，但在偵訊主體及 情勢並沒有明顯變化的情況下，基於「一朝被蛇咬，十年怕 草蛇」的心理，不可能期待被告不受先前不正訊問的影響， 因此，縱使被告再度自白，也無任意性可言；又如被告於警 詢時因為被刑求而自白，員警並威脅被告如敢在檢察官偵訊 時翻供，將會把他從看守所借提出來「修理」時，雖然檢察 官訊問時並未使用不正方法，但因先前的不正方法繼續影響 被告意思決定及意思活動的任意性，則縱使被告再度自白， 同樣在禁止使用之列。
㈣依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3 項規定，被告供稱他的自白是出 於刑求等不正方法時，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如果該自 白是經檢察官提出時，法院應命檢察官就自白是出於自由意 志之事，指出證明的方法，已如前所述。只是，被告供認犯 罪的自白，如果是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 方法，取得該項自白的偵訊人員，往往應擔負行政甚至刑事 責任，如被告已提出證據主張其自白不是出於任意性，法院 自應深入調查，不可僅憑負責偵訊被告的犯罪偵查機關或所 屬人員函覆、證述並未以不正方法取供，即駁回此項調查證 據的聲請，或逕自認定該函覆、證述內容為可採信。又自白
任意性的爭執，不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立法意旨更 明示應由檢察官負所謂的「舉證責任」。而因為刑求有無屬 於程序上爭點，僅須適用自由的證明程序即可，並不受嚴格 證明法則（法定證據方法及法定調查程序）的拘束；而且， 自由證明所要求的心證程度，無須達到毋庸置疑的確信程度 ，只要法院在心證上認為「很有可能」或「大致相信」即可 。也就是說，被告提出刑求的抗辯時，無論檢察官指出的證 明方法為何，法院還是可以使用法定以外的證據方法來探知 ，並且只需要達到大致相信的心證程度，即可判定刑求抗辯 成立。
㈤由郭中雄歷次在警詢、偵訊、法院審理時的供述及相關書證 ，可見承辦員警因另案於75年6 月19日逮捕郭中雄時，因為 「作案手法似曾相識」，基於「靈感」而「大膽假設」，在 已有郭中雄涉犯金瑞珍銀樓搶案的偏見，為求破案的情況下 ，確實有在青草湖派出所對郭中雄施以從口鼻灌水、用電話 簿墊著並拿鐵鎚敲打身體等刑求逼供手法。其後，在檢察官 偵訊郭中雄時，因為員警也在偵查庭內，郭中雄擔心被借提 出來繼續刑求，才未翻供；直至75年7 月5 日偵查庭時，因 為員警已不在場，郭中雄才坦承有遭刑求，之後歷次法院審 理時，郭中雄始終供述有遭刑求逼供的情事：
⒈郭中雄於75年6 月19日上午6 時30分（筆錄人：何明萬）、 下午2 時（筆錄人：張瑞雄）、下午9 時50分（筆錄人：何 明萬）在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刑事組接受共計3 次的警詢 筆錄。郭中雄在3 次筆錄中，對於作案人數（有無綽號「阿 水」之人）、主謀與駕駛為何人（由何人起犯意為現場勘察 、駕駛藍色小貨車）、爬入金瑞珍銀樓的對象（蘇炳坤有沒 有同時攀爬翻越5 樓）等犯罪情節，前後供述不一（詳如下 面肆、三所述）。而在第三次警詢之後，員警另行對郭中雄 「補訊」時，內容如下：「（問：你是否要聘請辯護人？） 不要。（問：你以上所說是否實在？）實在。（問：有何意 見及補充說明？）我坦白承認所作所為，且係在刑事組辦公 室內所作之口供，出於自由意識下之供述，絕無半句虛言， 且有中國時報記者在場可資作證」等語（警卷第7 頁）。承 辦員警並取出蘇炳坤的口卡片（警卷第20頁），供作郭中雄 指認之用。據此，郭中雄在3 次警詢過程中，既然對於作案 人數、主謀與駕駛為何人、爬入金瑞珍銀樓的對象等等犯罪 情節，前後供述不一，而且承辦員警於第三次警詢後，特別 補訊並載明「有中國時報記者在場可資作證」等內容，則郭 中雄的供述是否出於自由意志、承辦員警是否有刻意找記者 背書等等情事，即值得探究。
⒉75年6 月20日新生報標題為：「作案手法似曾相識」、「大 膽假設果獲滿分」、「金瑞珍銀樓強盜案破得不偶然」的新 聞報導中，內容提及：「新竹市警方，昨日凌晨查獲一起竊 盜未遂案時，從歹徒犯案模式中，尋獲靈感而『槓上開花』 的偵破幾成懸案的金瑞珍銀樓強盜案」、「但最重要的關鍵 ，仍在於幹員從積案犯罪手法中，察覺郭嫌所用技巧、工具 ，都與三月間發生的金瑞珍銀樓強盜案近似。有此假設後， 整個偵查作業，得以順底於成。在講究科學辦案精神的今日 ，這絲『靈感』的獲得，絕非偶然，更不是俯拾可得。而還 要歸功於承辦員警，在平日清查積案中能有深入了解才可。 因此，才能靈機一現之餘，立即掌握辦案鍥機」等內容（新 竹地院75年度重訴字第381 號卷第57頁）。又郭中雄是因行 竊金珍源銀樓未遂，於75年6 月19日凌晨3 時30分為警當場 逮捕後，他在承辦員警詢問過程中，才「坦承」與蘇炳坤共 同涉犯75年3 月23日發生的金瑞珍銀樓搶案等情，也已如前 所述，可見該新生報的報導內容完全與金瑞珍銀樓強劫案的 「破案」情節相符。據此可知，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刑事 組在訊問郭中雄、蘇炳坤或其他證人的過程中，不僅曾有記 者在場，而且當日隨即召開破案記者會，則上述新聞媒體得 以對於理應偵查不公開的「破案」內情鉅細靡遺的報導，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