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原上訴字第19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逸仙
選任辯護人 阮慶文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107年1月24日第一審判決（106年度原訴字第90號；起訴案號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3465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2項法律見解分析：（一）按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 之高等法院為之。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第二審法院 認為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361條第1項、第2項、第367條前段定有明文。亦即不服 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須提出上訴書狀，並敘 述具體理由，為上訴必備之程式。倘其上訴書狀已敘述理 由，但所敘述者非屬具體理由，仍屬不符上訴之法定程式 ，由第二審法院以其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判決駁回，不 生定期命補正之問題。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50條第1項、第 361條、第362條前段及第367條前段之規定自明。（二）次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須提出上訴書狀， 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就修法過程以觀，原草案為：『依前 項規定提起上訴者，其上訴書狀應敘述理由，並引用卷內 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或違法之事實。其以新 事實或新證據為上訴理由者，應具體記載足以影響判決結 果之理由。』嗣經修正通過僅保留『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 理由』之文字，其餘則刪除，稽其立法目的僅在避免「空 白上訴」，故所稱『具體理由』，並不以其書狀應引用卷 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或違法之事實，亦不 以於以新事實或新證據為上訴理由時，應具體記載足以影 響判決結果之情形為必要。但上訴之目的，既在請求第二 審法院撤銷或變更第一審之判決，所稱『具體』，當係抽 象、空泛之反面，若僅泛言原判決認事用法不當、採證違 法或判決不公、量刑過重等空詞，而無實際論述內容，即 無具體可言。從而，上開法條規定上訴應敘述具體理由， 係指須就不服判決之理由為具體之敘述而非空泛之指摘而 言。倘上訴理由就其所主張第一審判決有違法或不當之情
形，已舉出該案相關之具體事由足為其理由之所憑，即不 能認係徒托空言或漫事指摘；縱其所舉理由經調查結果並 非可採，要屬上訴有無理由之範疇，究不能遽謂未敘述具 體理由。」（最高法院106年7月4日106年度第8次刑事庭 會議決議、107年度臺上字第339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 所謂不服第一審判決之具體理由，雖不以依據卷內既有訴 訟資料或提出新事證，指摘或表明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 認事、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而 構成應予撤銷之具體事由為必要，但如僅泛言原判決認事 錯誤、用法不當、量刑失衡，卻無實際的論述內容，仍難 謂適合，不能准許（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582號判決 意旨參照）。倘僅泛言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違背法令、 量刑失之過重或輕縱，而未指出具體事由及其所憑，皆難 謂係具體理由，據此所提起上訴，顯與第二審上訴制度旨 在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變更第一審不當或違法之判決， 以實現個案救濟之立法目的不相契合，自難准許（最高法 院107年度臺上字第379號、 106年度臺上字第3502號判決 意旨參照）。
（三）最高法院106年度臺上字第162號、第1764號判決復進一步 認「憲法第16條所定人民訴訟權之保障，就規範目的而言 ，應合乎有效的權利保障及有效的權利救濟之要求，在權 利救濟的司法制度設計上，其應循之審級制度及相關程序 ，立法機關雖得衡量訴訟性質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惟參 之已具內國法性質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 公約）第14條第5項揭櫫：『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 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及公政公約第 32號一般性意見第48段之論述，公約所指由上級審法院覆 判有罪判決的權利，係指締約國有義務根據充分證據和法 律進行實質性覆判，倘僅限於覆判為有罪判決的形式，而 不考量事實情況，並不符合本項義務之要求。可見，有罪 判決之刑事被告除非係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喪失上訴權 （例如遲誤上訴期間），或如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2 項、第455條之10第1項前段，有關簡易程序或協商程序所 設不得上訴之規定，係以非重罪且被告無爭執之案件為適 用對象，並以被告自由意願及協商合意為其基礎，事先已 使被告充分了解，即使第一審法院判決即是終審，仍無損 其正當權益，與公政公約第14條第5項規定無違外，否則 原則上應受一次實質有效上訴救濟機會之訴訟權保障，乃 國際公約所認定之最低人權標準，同時係刑事審判中對刑 事被告最低限度之保障，具有普世價值，亦屬我國國際法
上之義務。」前開最高法院一致之見解，係俾落實公政公 約實質有效保障刑事被告上訴權之意旨。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茲據告訴人鄭立泰具狀聲請檢察官求上訴，略以︰「原審 自始至終均未傳喚被害人到庭陳述意見，被告亦未與被害 人達成和解，被害人所受各項損害均未獲得任何填補，難 認被告犯後態度有何改善可言，原審並未審酌及此，遽予 被告輕判及緩刑之機會，難認允當。遑論，原判決命被告 向公庫支付新臺幣4萬元之條件，何不如將該筆款項支付 與被害人作為賠償？」等語。
（二）爰檢附告訴人聲請本檢察官上訴之書狀，依刑事訴訟法第 344條第3項、第361條第1項提起上訴。三、
（一）惟按刑事訴訟法無上訴理由得引用或檢附其他文件代替之 規定（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2836號判例意旨參照）。「 所謂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係指上訴書狀本身應敘 述上訴理由而言，非可引用或檢附其他文書代替，以為上 訴之理由。蓋刑事訴訟法規定各種文書之制作，應具備一 定之程式，其得引用其他文書者，必有特別之規定始可， (例如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第三百七十三條)。否則， 即難認其上訴已合法律上之程式。」 (最高法院69年台上 字第2724號判例意旨參照）。「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此項規定係 關於上訴書狀應記載事項之特別規定，為提起第二審上訴 所應具備之法定程式。是提起第二審上訴，必須於上訴書 狀內記載具體上訴之理由。此項『具體理由』既為上訴書 狀所應記載之必要內容，自須在上訴書狀之本身內予以敘 述，同法既無上訴理由得引用或檢附其他文件代替之規定 ，自不得逕行引用或檢附其他文書（例如告訴人或告發人 聲請檢察官上訴狀等）代替，以作為上訴之理由（本院六 十五年台上字第二八三六號、六十九年台上字第二七二四 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判決以第一審檢察官不 服第一審論被告甲○○、乙○○、丙○○以共同犯剝奪他 人行動自由罪（均累犯），依序分別量處有期徒刑十月、 有期徒刑一年及有期徒刑十月，及依序分別減為有期徒刑 五月、有期徒刑六月及有期徒刑五月，並諭知甲○○、丙 ○○所處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均以新台幣一千元折算一 日，及相關從刑之判決，而於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向原審提起上訴，但其上訴書僅記載『一、茲據告訴人劉 ○○具狀聲請檢察官上訴意旨如附件所載。二、爰附送原
聲請狀，並引用上述理由，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四條 第三項、第三百六十一條提起上訴。』，有該上訴書在卷 可稽（見原審卷第四頁），足見其上訴理由要旨僅為『告 訴人具狀請求檢察官上訴，並引用告訴人聲請上訴狀所載 理由』而已。其雖表明引用告訴人聲請上訴狀所載理由， 但其上訴書本身並未敘述或記載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認事 、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而構成 應撤銷之具體事由。依上說明，自難認其上訴符合前揭法 定程式要件。原判決因認其雖已敘述理由，卻不符合具體 之法定程式要件，乃不經言詞辯論，逕依刑事訴訟法第三 百六十七條前段及第三百七十二條規定，判決駁回檢察官 之上訴；經核於法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謂：第一審 檢察官上訴書已載明『一、茲據告訴人劉○○具狀聲請檢 察官上訴意旨如附件所載。二、爰附送原聲請狀，並引用 上述理由提起上訴』等旨，應認已記載具體上訴理由，其 上訴應屬合法。又縱認其上訴未敘述理由或有其他不合法 律上程式之情形，亦應定期命其補正，原審未定期先命補 正，逕行判決駁回檢察官上訴，顯有不當云云，依上說明 ，容有誤會。其此部分上訴尚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最高法院98年度臺上字第5044號判決意旨參照）。（二）則本件檢察官上訴書上訴理由要旨僅為「鄭立泰具狀聲請 檢察官求上訴，並引用鄭立泰聲請檢察官上訴狀所載理由 ，復檢附鄭立泰聲請檢察官上訴狀」而已。其雖引用告訴 人聲請上訴狀所載理由，但其上訴書本身既未敘述或記載 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認事、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響判決本 旨之不當或違法，而構成應撤銷之具體事由，甚至未泛言 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違背法令、量刑失之過重或輕縱， 已顯難謂係具體理由。
四、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兼有保護個人法益之作用： 刑法第213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既以公文書登載 不實事項之結果，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為其成立之 要件；則該罪所保獲之法益，自不限於公眾之利益，若個人 有直接受害之情形，仍非不得提起自訴（最高法院90年度臺 上字第3446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本罪所保護的法益，雖 然包含公文書的正確性及公信力，亦兼有保護個人合法、正 當法益的作用（最高法院106年度臺上字第2549號判決意旨 參照）。換言之，刑法第211條之偽造公文書罪，及同法第 213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並非單純保護國家法益 之罪。其所保護者，不僅為公文書之正確性及公信力，亦兼 有保護個人法益之作用。是以偽造公文書罪或公務員登載不
實公文書罪，若個人之權益因而直接受侵害者，該被侵害之 個人仍非不得提起自訴（最高法院93年度臺上字第2156號判 決意旨參照）。從而因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 罪而直接受損害之人，自屬該罪之被害人，且得提起告訴或 自訴，然倘非因該罪而直接受損害之人，則非屬該罪之被害 人，不得提起告訴或自訴。
五、鄭立泰及其子張○○均非因本件犯罪而直接受損害之人，鄭 立泰亦僅為告發人而非告訴人：
（一）告訴與告發：
按「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不問何人知有犯罪 嫌疑者，得為告發。」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240條分別 定有明文。
（二）告訴人與告發人之區別：
1、告訴，係指犯罪之被害人或其他告訴權人向偵查機關申告 犯罪事實並表明希望訴追之意思之訴訟行為，若非告訴權 人，僅能告發犯罪，而不能提出告訴。其中犯罪之被害人 ，指因犯罪行為而直接受害之人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臺 非字第27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直接被害之人，係 指其法益因犯罪行為而直接受到損害而言，亦即其法益被 侵害必須與行為人之犯罪行為具有直接因果關係，始足當 之（最高法院106年度臺上字第3028號判決意旨參照）。 至其他因犯罪間接或附帶受害之人，在民事上雖不失有請 求賠償損害之權，但既非因犯罪直接受其侵害，即不得認 為該條之被害人，因而陳告他人之犯罪事實，請求究辦， 亦祇可謂為告發，不得以告訴論（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55 號判例意旨參照）。
2、刑事訴訟之告發人，則係訴訟主體、告訴人、被害人以外 之第三人（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5754號判決意旨參照 ）。
（三）告發與告訴在刑事訴訟法上地位及權能不同： 告訴與告發雖均同屬偵查權之發動，但兩者在刑事訴訟法 上之地位及法律所賦與之權能，各有不同（最高法院89年 度臺上字第807號判決意旨參照）。茲將與本件相關部分 析述如下：
1、告訴人或被害人有請求檢察官上訴之權利，告發人則否： (1)「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亦得具 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3項定 有明文。
(2)「檢察官不服第一審判決，係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四 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百六十一條規定提起上訴，雖於檢
察官上訴書記載引據告發人侯○○為告訴人及其請求檢察 官上訴所述理由，其上訴仍為法之所許，不得認其上訴有 同法第三百六十七條前段情形以判決駁回之。」（最高法 院90年度臺上第1469號判決意旨參照）。則告發人非告訴 人，無請求檢察官上訴之權利。
2、告訴人或被害人有陳述意見權，告發人則否： (1)「審判期日，應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但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或 法院認為不必要或不適宜者，不在此限。」、「告訴人得 於審判中委任代理人到場陳述意見。但法院認為必要時， 得命本人到場。」、「前項判決正本，並應送達於告訴人 及告發人，告訴人於上訴期間內，得向檢察官陳述意見。 」刑事訴訟法第271條第2項、第271條之1第1項、第314條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2)次按審判中訴訟的三面關係，為法院、檢察官（含自訴人 ；控方）及被告（含其辯護人、輔佐人、代理人；辯方） ，雖不包括告訴人、告發人及被害人（或其家屬），而檢 察官為公益代表人，主要任務在維持公訴，說服法院，俾 使被告受罪刑宣告，從而維護被害人的權益並安定社會秩 序，此為其法定任務與追求的目標，但衡諸實際，除被告 等辯方人員之外，對於訴訟進行的程度及結果最為關心者 ，厥為被害人或其家屬，尤其關於辯方所為辯解是否符合 實情，被害人等常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或不同觀點，甚至可 能優於公訴檢察官，是為保障被害人權益，並補強檢察官 的控訴能力，刑事訴訟法第271條第2項前段規定：「審判 期日，應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及 同法第271條之1關於告訴人得委任代理人到場陳述意見、 所委任之律師得為閱卷等事的規範，學理上統稱為「被害 人陳述制度」（最高法院106年度臺上字第2093號判決意 旨參照）。告發人既非被害人，即無被害人陳述制度之適 用。
3、因犯罪而直接受損害之被害人得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告發 人則否：
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者，以被告犯罪行為 之被害人，且其所受損害，係因被告犯罪而直接發生者為 限（最高法院71年度臺抗字第482號裁定意旨參照）。是 非因刑事犯罪而直接受損害之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依刑 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其訴為不合法，刑事法院原 應依同法第502條第1項規定，以判決駁回之（最高法院96 年度臺抗字第46號裁定意旨參照）。告發人既係被害人以
外之第三人，自無從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四）鄭立泰及其子張○○均非因被告所犯本件行使公務員登載 不實文書罪之直接被害人，縱使鄭立泰申告犯罪事實，亦 僅為告發人，而非告訴人：
鄭立泰因認第三人劉双喜於民國104年3月14日13時45分許 ，駕駛自用小客車，撞及其子張○○，致張○○手臂擦傷 ，對第三人劉双喜提出告訴，並於106年3月21日至臺灣花 蓮地方法院檢察署一併對被告涉犯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嫌申告，經該署檢察官偵查結果，認被告雖於104年3月14 日處理前開道路交通事故，然並未填具道路交通事故現場 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花蓮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 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等公文書，嗣經鄭立泰於105年2月25日 申訴，被告竟基於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於 105年3月17日在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仁里派出所，在其 職務上所掌管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 報告表一、花蓮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等 文書上之「發生時間」欄位上，登載「105年3月17日17時 50分」之不實事項，並於105年3月30日前某日，將上開文 書交付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偵查隊人員以行使，花蓮縣 警察局吉安分局再於同年月30日將上開過失傷害案件移由 該署檢察官偵辦，足生損害於警察機關對於交通事故案件 管理、檢察機關對於案件偵查之正確性，而以106年度偵 字第3465號提起公訴。惟鄭立泰及其子張○○係因遲於 105年2月24日及同年3月2日始對第三人劉双喜提出過失傷 害告訴，已逾法定6個月之告訴期間，而經檢察官於105年 4月29日以105年度偵字第1216號為不起訴處分。從而無論 被告是否於105年3月17日為本件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並於同年月30日前某日持以行使，鄭立泰及其子張○○對 第三人劉双喜所提之過失傷害告訴，均已逾告訴期間，況 依105年3月30日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報告書上所載第三 人劉双喜犯罪時間為104年3月14日，亦無錯誤。又因第三 人劉双喜業於106年3月6日死亡，其所犯過失傷害部分， 亦經檢察官於106年11月16日予以簽結。從而縱使鄭立泰 及其子張○○認為其等受有損害，亦非因被告所為本件行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所致，鄭立泰及其子張○○即均 非因被告所犯本件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之直接被害 人，則縱使鄭立泰申告犯罪事實，亦僅為告發人，而非告 訴人。就此檢察官於偵查中經提示該署105年度偵字第121 6號不起訴處分詢問鄭立泰：「此處分書所記載的車禍發 生時間，並沒有因為員警記載錯誤，而做出錯誤的認定？
」鄭立泰答稱：「地檢署檢察官的認定並沒有錯誤。」檢 察官再問以：「本案你發生損害的原因，就算有，也是因 為受理時間的問題，而非記載時間的問題？」亦答稱：「 是」。檢察官問：「本案將你認為是告發人，有無意見？ 」復答稱：「沒有意見。」（見106年度偵字第3465號卷 第36頁）。本件起訴書亦明確記載本案係經鄭立泰告發偵 辦。
六、鄭立泰既僅為告發人而非告訴人、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屬，揆 諸前開說明，即無從請求檢察官上訴，亦無被害人陳述制度 之適用，且難認因被告所犯本件犯罪而直接受損害，無從提 起附帶民事訴訟或損害賠償之訴。檢察官未予詳查，遽認鄭 立泰為告訴人，依其聲請檢察官上訴書狀，且認原審未傳喚 被害人到庭陳述意見，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填補被害人所 受損害，而提起本件上訴，即顯有誤會。又退步言之，縱使 檢察官上訴書所引用鄭立泰請求檢察官上訴書之理由，仍屬 檢察官之上訴理由，扣除前開明顯與法未合部分外，亦僅空 泛指稱原判決輕判及給予被告緩刑機會，或指摘緩刑所附條 件不當，仍顯非具體理由。
七、綜上所述，本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命補正，爰 不經言詞辯論，逕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前段、第37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4 月 17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劉雪惠
法 官 廖曉萍
法 官 張宏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07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蔣若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