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重上更(四)字第四六號
上訴人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右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八十二年度訴字第五四四號中
華民國八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
一年度偵字第二０一七六號），提起上訴，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第四次發回更審，本
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甲○○部分撤銷。
甲○○連續行使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他人，處有期徒刑貳月。天新冷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一年八月十二日申請書上偽造之「乙○○」署押壹枚、偽造之「胡哀元」印文壹個、天新冷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監察人名單上偽造之「胡哀元」印文壹個、啟事稿上偽造之「乙○○」署押壹枚、以及偽造之「胡哀元」印章壹顆，均沒收。
事 實
一、甲○○（另案偽造其父胡積岱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印鑑証明申請書虛偽設定抵 押權登記偽造文書部分及誣告部分，已經台灣高雄地方法院以八十四年度訴字第 二三○號判處有期徒刑七月，並經本院以八十六年度上訴字第六五五號案件及最 高法院以八十八年度台上字第六○三三號案件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未到案執行 現通緝中）與乙○○為兄妹關係，二人同為家族企業天新冷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天新公司）股東，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六日，天新公司原負責人即甲○○、 乙○○之父親胡積岱因病住院，甲○○、乙○○二人見其父即將不治，為遺產稅 問題，乃依照其父事先親筆書立之遺囑內所載分配方式，於其父臥病期間，事前 予以分別處理分配，並就天新公司原胡積岱之妻袁梅瑜（即甲○○、乙○○之母 ）所有股份，委託福德會計師事務所職員馮靜儀於八十一年六、七月間，分二次 辦理股權移轉登記手續，將胡積岱所有股份全部，分別移轉歸甲○○及甲○○妻 唐少蘭，甲○○之子女胡欣宜、胡傳俊、胡亨彥所有，袁梅瑜所有股份中之六百 二十股，移轉歸乙○○所有（袁梅瑜剩五十股），嗣胡積岱於八十一年七月二十 四日死亡。甲○○、乙○○兩人為遺產問題爭執甚烈，且袁梅瑜亦因其財產六百 二十股被登記為乙○○所有，而生不快。甲○○乃思圖將袁梅瑜所有移轉登記與 乙○○所有之股份六百二十股，再辦理移轉給其母袁梅瑜，因未經乙○○之同意 ，無法取得乙○○之印鑑章，又未能取得乙○○之私章，而基於概括犯意，於八 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守喪期間（胡積岱於八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出殯），在高雄區某 不詳姓名之刻印處，委託不知情之刻印者偽刻「乙○○」印章一顆，惟因該刻印 者之疏忽，誤刻為「胡哀元」印章一顆後，由甲○○於八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在 高雄市○鎮區○○路五十七號天新公司內，偽造天新公司因股份轉讓、補選董事 、印鑑變更之申請書一份，並偽造乙○○之署押一枚，以及用上開偽造之印章蓋 於乙○○之署押下，而偽造「胡哀元」印文一枚，表示乙○○同意股權轉讓，並 以甲○○、唐少蘭、袁梅瑜為共同申請人，同時，復於天新公司董事監察人名單 上偽造「胡哀元」之印文一枚，表示乙○○剩下之股份為二十股，再於當日，至
中華日報高雄市某辦事處，偽造乙○○遺失私章，聲明作廢之啟事稿一紙，並偽 簽乙○○署押一枚於啟事稿上，持交該報不知情之承辦人，經該報於八十一年八 月十三日刊登乙○○遺失私章作廢之啟事。甲○○乃於八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檢 具上開偽造之申請書、天新公司董事、監察人名單及遺失印章啟事新聞紙，持往 高雄市政府建設局辦理股份轉讓、補選董事、印鑑變更等登記手續，足以生損害 於乙○○本人。惟因乙○○警覺，於八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前往建設局查閱，得知 被偽造後，即於八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具狀聲明其印鑑並未遺失，登記作廢啟事無 效，不同意其股權變更，高雄市政府建設始於八十一年八月十九日函覆天新公司 應查明詳情，且天新公司之聲請內容與事實不符為由，予以退件，致甲○○無法 為上開申請事項之變更登記。
二、案經乙○○訴由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訊之被告甲○○否認偽造文書，辯稱：我並未盜刻乙○○印章，亦無在天新公司 董事監察人名單上偽造乙○○（即胡哀元）印文、董事監察人及申請書上之乙○ ○印文，係乙○○親自拿印章所蓋，乙○○表示其印鑑章遺失，託我辦理刊登私 章遺失作廢之啟事，我並無偽造私文書行使云云。惟查：（一）前開事實，迭據告訴人乙○○於檢察官偵查及歷次審理中指訴綦詳，並有上述 偽造署押、印文之八十一年八月十二日申請書、天新公司董事監察人名單及刊 登印章遺失啟事之中華日報等影本附卷可稽（上訴卷第一八二之二頁、原審卷 第一二七、一八五頁、偵查卷第五頁）。證人即乙○○之夫高江華亦於偵審中 證述明確。被告就其持上開申請書、名單及遺失私章啟事等文件，向高雄市政 府建設局申請變更登記，亦不諱言。而該遺失私章啟事，係八十一年八月十三 日刊登，有高雄市政府建設局八十一年八月十九日高市建設二字第０九九０八 三００號函影本在卷足憑（偵查卷第四頁），是被告係於八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持上開文件，向高雄市政府建設局申請變更登記無訛。（二）被告甲○○雖辯稱上開申請書及天新公司董事監察人名單上之「胡哀元」印文 ，係乙○○親自拿印章所蓋，且有同意將其股份六百二十股移轉登記與其母袁 梅瑜並表示印鑑章遺失，託伊辦理遺失啟事云云。惟為告訴人乙○○所否認， 且乙○○之印鑑章並未遺失，為乙○○所陳明，並提出其原有印鑑章，經原審 勘驗結果，與天新公司之原董事監察人名單上「乙○○」印文相同，有勘驗筆 錄可按（原審卷第一０一頁）。乙○○之印鑑章並未遺失，顯無表示遺失私章 、刊登遺失作廢啟事，再使用其他印章之理由。且告訴人名為「乙○○」，亦 無刻用「胡哀元」印章之可能。如為告訴人委託之刻印者所誤刻，告訴人要無 未發覺而留用之理。是告訴人指訴被告甲○○盜刻其私章蓋用，冒名刊登遺失 啟事，為真實可信。
（三）被告甲○○又辯稱：我如存心偽造、盜刻乙○○印章，要無刻成「胡哀元」， 讓建設局發現印章不對，不能過戶之可能，且我尚持有乙○○三個私章，亦無 再盜刻乙○○私章之必要云云。惟被告甲○○係委託不詳姓名者刻「乙○○」 私章，刻印者誤刻為「胡哀元」，而該「胡哀元」字體，非一般正楷字，被告 甲○○又自承此前長居美國，然則被告甲○○係未發覺誤刻甚明。至被告甲○
○於本院前審提出其公司尚保管乙○○之私章三顆（上訴卷第八六頁證物袋） ，然查，被告甲○○係長居美國，原未管理天新公司（天新公司業務，原為被 告之父胡積岱管理，胡積岱住院後為告訴人管理，已據天新公司總務金德龍於 偵查中證實、偵查卷第九六頁），而係自美返國奔喪，於其父出殯前（胡積岱 於八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死亡，同年八月十六日出殯，為被告甲○○所是認） ，辦理上開變更登記，顯見被告甲○○未及時發覺公司持有乙○○之私章，而 臨時刻用乙○○之私章無疑。果如被告甲○○在申請變更登記之初，即知公司 留有乙○○之私章，應無於八十一年九月十六日乙○○告訴後，經檢察官偵查 起訴，迄八十二年六月一日原審審理時，始提出該三顆私章為此抗辯之理。（四）被告甲○○於其父住院期間，與告訴人就天新公司原胡積岱及袁梅瑜股份，委 託福德會計師事務所職員馮靜儀，於八十一年六、七月間，分二次辦理股權移 轉登記手續，將胡積岱所有股份全部及袁梅瑜所有股份中之六百二十股，分別 移轉歸甲○○、唐少蘭、胡欣宜、胡傳俊、胡亨彥及乙○○（乙○○取得袁梅 瑜之六百二十股）所有，經本院前審調閱天新公司登記卷查明無訛（公司統一 編號00000000號），並據證人馮靜儀於偵審中證實（偵查卷第八九、 九０頁、更一卷第一四八頁），復有天新公司前後之董事監察人名單影本附卷 可稽（原審卷第八０－八二頁）。被告與告訴人係依其等之父胡積岱之遺囑， 而取得上開股份，為被告及告訴人所供明，是告訴人為保有其既得利益，在無 任何條件之下，應無輕易同意將該六百二十股讓出之理，告訴人指稱未曾同意 移轉，自堪採信。
（五）證人即告訴人乙○○及被告甲○○之母親袁梅瑜於檢察官偵查中雖證稱：「天 新公司甲○○持股二十股之董事監察人名單上乙○○之印文是乙○○持印章自 己蓋的，我有看到，地點是天新公司會客室內」，於原審審理中證稱：「天新 公司董事與監察人名單上，甲○○、唐少蘭、乙○○之印文，是他們自己蓋的 。」「乙○○蓋印時，我有看到，是她自己蓋的。」等語，於本院前審調查中 亦陳稱：「是乙○○將茶几移到我面前，親自在股東變更名冊上蓋章。」（上 訴卷第一六０頁）。惟按證人雖為告訴人母親，惟其已另案對告訴人乙○○提 起請求塗銷股權分配事件之民事訴訟（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八十三年度重訴字第 一五七號，本院八十三年度重上字第九八號、八十五年度上更（一）字四四號 ），已經本院前審調閱該案卷宗查明，並有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八十三年度重訴 字第一五七號及本院八十三年度重上字第九八號民事判決附卷可稽，是袁梅瑜 與告訴人間，有相當對立關係。且證人袁梅瑜於原審又證稱未曾看過上開董事 監察人名單（原審卷第一六一頁反面、第一六三頁），證人既未曾看過該名單 ，又如何能目睹乙○○在該名單上蓋章。已見證人袁梅瑜之證言，偏頗不實， 尚難採信。另證人即被告之妻唐少蘭（已判決無罪確定）雖亦證稱：是乙○○ 親自在名單上蓋章，並同意甲○○辦理印章遺失事宜云云（原審卷第三十六、 三十七頁），惟其證言與前開事證不符，且唐少蘭涉嫌與甲○○共同偽造文書 ，是其上述證言，顯係為己避嫌及迴護甲○○之詞，亦非真實可採。（六）被告甲○○於八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填具股份轉讓、補選董事、印鑑變更之申請 書，為被告甲○○所是認，並有該申請書影本附卷可憑（上訴卷第一八二之二
頁）。該申請書上有乙○○之署押及「胡哀元」之印文，依上開事證觀之，「 胡哀元」之印文，係被告甲○○持委託不知情之不詳姓名者盜刻之印章所蓋無 疑。而「乙○○」之署押其字體構造，與該申請書上之筆跡相同，以肉眼觀察 可辨，是「乙○○」署押，亦係被告甲○○所偽造甚明。被告甲○○係檢附八 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中華日報遺失印章之啟事，連同上開申請書、天新公司董事 、監察人名單、變更登記事項卡，持向高雄市政府建設局申請變更登記，有高 雄市政府建設局八十一年八月十九日高市建設二字第０九九０八三００號函在 卷可按（偵查卷第四頁），足證被告甲○○申請變更登記日期為八十一年八月 十三日。該建設局函所載八十一年八月十二日，應屬申請書上之日期。又被告 甲○○自美返國設址於高雄市○鎮區○○路五七號，是其偽造申請書上「乙○ ○」之署押，蓋用「胡哀元」印章，亦係在天新公司設址之高雄市○鎮區○○ 路五七號，另被告甲○○委託不知情之不詳姓名者偽刻「胡哀元」印章，就該 申請書上日期觀之係於八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在高雄市之某刻印店，均可認定。（七）被告甲○○自承在中華日報高雄市某辦事處，委託刊登乙○○私章遺失作廢之 啟事，於該啟事稿上簽署「乙○○」姓名，持交承辦人委託刊登，該報乃於八 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刊出，就其前開變更登記申請書上日期為八十一年八月十二 日觀之，即其偽簽「乙○○」啟事稿之日期，應為八十一年八月十二日甚明。（八）被告甲○○於八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向高雄市政府建設局送件變更登記，而告訴 人於八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即前往建設局查閱，得知被偽造後，即於八十一年八 月十五日具狀表示異議，其時間與被告甲○○送件之時間相差一、二天，經本 院前審訊問證人即告訴人乙○○之夫高江華陳稱：「：：我們去問律師：：律 師叫我們隨時去建設局查，因我們預料到他們在搞鬼：：」「我們去過建設局 一次，剛好被我們查到。」（更一卷第八五頁），其所述之情節亦與常情相符 ，不得僅因告訴人於被告甲○○送件後一、二天之內即查覺，遽認告訴人之及 時表示異議，係出於事後翻供，而為被告甲○○有利之認定。證人胡積杏於本 院前審調查中證稱：「當時胡積岱過世之後，袁梅瑜曾向其哭訴其股權被侵奪 ，但對於印鑑遺失或冒用一事，則不知道。」，證人包潘雄證稱：「不知其間 之紛爭。」，證人楊宏昭於本院前審調查中證稱：「八十一年八月十六日開家 族會議，是討論袁梅瑜養老金之事：：。」，章亮楨證稱：「家族會議是討論 袁梅瑜養老金問題。」云云；均與本案無關，不足為有利被告甲○○認定之依 據。另被告甲○○於本院前審聲請傳訊證人胡積杏，因胡積杏於本院前審已到 庭做證，且被告罪證明確，已如前述，本院認無再行傳證人胡積杏之必要。（九）證人袁梅瑜對告訴人乙○○提起塗銷上開天新公司股份六百二十股移轉告訴人 登記之訴，告訴人雖經二次判決敗訴，此有上開八十三年度重訴字第一五七號 、八十三年度重上字第九八號民事判決可憑，惟該案由最高法院發回更審，經 本院民事庭以八十五年度重上更（一）第四四號案審理中，是該六百二十股之 移轉登記，未經合法確認仍屬袁梅瑜所有，被告甲○○擅自盜刻印章、偽造印 文、署押、刊登乙○○印章遺失之啟事，據以申請變更登記，自足生損害於乙 ○○。
（十）被告甲○○另辯稱：八十一年八月十二日乙○○答應將系爭六百二十股之股權
返還其母親袁梅瑜，而親自在上開文件蓋章，當時有其母之看護葉秀姿在場可 證等語，經本院前審傳訊證人葉秀姿則結證：關於乙○○是否答應返還股權六 百廿股予其母及有無在文件上蓋章之事，我沒有印象，因只是負責看護，他們 之家務事，我也不過問等語，是被告甲○○之上開辯解，亦難採信。（十一）被告甲○○後又辯稱：八十六年遺產分配達成和解後，乙○○要求八十一年 八月十七日離家時尚留家中之衣物，我之妻唐少蘭即在乙○○約定取物之日前 著手打包，便其取走，竟在其物品中發現一顆乙○○控告我之印章（即乙○○ 印章），因先父胡積岱及母親袁梅瑜由於當年現金充裕，分存在華南銀行、土 地銀行、亞洲信託、中聯信託等金融機構，為減少利息所得之稅負，故借用親 友多名人頭，如賴美珠、孫士虞、孫敏、胡積杏等人開戶存款，所以保有這些 人頭印章，以便存取款，而父母為了管理清楚，所以製作有印章及使用對照小 冊，將全家人及借用人頭之印章樣式，使用何處，及定期存款之金額，期間等 摘列，母親於七十六年中風後，由父親管理，後乙○○自美返國，這些印章、 小冊及存款即全部交由乙○○管理，此可由此證物中多頁均由乙○○親筆所記 ，可以證明，而乙○○以往庭訊一再強調印章由她親自保管，又乙○○所保管 的圖章中，竟有一顆是乙○○控告我之印章，足見八十一年八月十二日上午， 確係持上開印章蓋於各申請書上甚明等語。證人袁梅瑜及唐少蘭於本院前審調 查中，亦附合被告甲○○之說詞，惟查證人唐少蘭係被告甲○○之妻，證人袁 梅瑜係被告甲○○之母，且與乙○○因案涉訟，其立場對立，是其等之證言難 免偏頗被告甲○○，而難以採信。又查卷附袁梅瑜所製作之「印章及使用對照 小冊」第二七頁雖蓋有「胡哀元」之印文，其右方有鉛筆註明「在鐵櫃」等字 ，但無從證明係袁梅瑜何時所蓋上，亦無法證明乙○○持有該印章及使用該印 章蓋於上開申請書上。況查乙○○於八十年間即與甲○○訴訟，苟乙○○以該 印章作為控告被告甲○○偽造文書之依據，衡情應於使用後立即拋棄，豈有予 以長年保存等待被告發現之理﹖是上開「印章及使用對照小冊」，尚難採為有 利於被告甲○○之認定，被告甲○○上開辯解，亦非可取。 綜上所述，被告甲○○前開所辯各情，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 ，其犯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甲○○委託不知情之刻印者，偽造「胡哀元」之印章一枚，再偽造乙○○ 之署押一個，以及上開「胡哀元」印章蓋於申請書上，及董事監察人名單上，偽 造「胡哀元」印文各一個，據以偽造申請書一份，表示乙○○同意股權轉讓並與 甲○○、唐少蘭、袁梅瑜為共同申請人，以及同時偽造董事監察人各單一份，表 示乙○○同意移轉股權予袁梅瑜，且所剩下之股份為二十股，持向高雄市政府建 設局申請變更登記，足以生損害於乙○○本人，又偽簽乙○○署押，據以偽造乙 ○○私章遺失作廢之啟事稿，交與報社承辦人登報，足以生損害於乙○○；所為 均係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其以間接正犯方式 偽造「胡哀元」印章，以及偽造署押、印文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一部，不另 論罪。其偽造申請書及董事監察人名單，不能證明製作之先後，應係基於單一犯 意而同時製作，係成立一偽造私文書罪。被告甲○○偽造申請書、董事監察人名 單，及偽造啟事稿後，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高度之行使行為
所吸收，均僅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甲○○犯二個行使偽造私文書行為， 時間緊接，且均為申請變更登記之用，而犯同一之罪名，顯係基於概括犯意為之 ，應依連續犯規定，以一罪論。公訴人就被告甲○○偽造申請書及啟事稿部分行 為，雖未據起訴，惟因此部分與起訴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 自應併予審理。
三、原審不察，遽諭知被告甲○○無罪，尚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非無理由，自應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甲○○因與告訴 人為其父遺產分配發生爭執而犯罪，損害告訴人利益，惟念其係將告訴人之股份 移轉歸其母所有，惡性非重、且已於八十六年六月十一日與告訴人成立民事和解 ，實害減輕，告訴人亦表示不願追究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天新公 司八十一年八月十二日申請書上偽造之「乙○○」署押一枚、偽造之「胡哀元」 印文一個、天新公司董事監察人名單上偽造之「胡哀元」印文一個，以及偽造之 「胡哀元」印章一顆，均依刑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宣告沒收。另被告甲○○偽造 於啟事稿上之「乙○○」署押一枚，被告甲○○未供出在何處刊登，但不能證明 該啟事稿已滅失，是該偽造之「乙○○」署押一枚，仍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四、被告甲○○另犯偽造文書罪，經本院於八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以八十六年度上訴字 第六五五號判處有期徒刑七月，並經最高法院駁回其上訴確定，已如前述，自不 得宣告緩刑，併此敍明。
五、被告甲○○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法不待其陳述而逕行判決。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七十一條、刑法第五十六條、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第二百十九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九 月 二十六 日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郭雅美
法官 洪兆隆
法官 張盛喜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敍述理由者並應於提出上訴狀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應附繕本)。 書記官 鄭翠芬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九 月 二十七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二百十六條：
行使第二百十條至第二百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二百十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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