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05年度軍上訴字第4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萬全
選任辯護人 林國泰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業務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中
華民國105年6月7日第一審判決（104年度軍訴字第6號，起訴案
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續字第40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73條之理由：
(一)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 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 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 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依據檢察官所舉之證據，不 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復查無其他任何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確 有公訴人所指涉有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5款、刑法第 276條第2項業務過失致死之罪嫌，而諭知被告無罪，認事用 法核無不當，應予維持。
(三)承上，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判決認事用法並無不當 ，爰依首開規定，補充駁回上訴之理由，餘均引用如附件第 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理由等論斷。
二、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明文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 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及舉證責任之規範：(一)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 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 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 ，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顯，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式，為其 判斷之基礎；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 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 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 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 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 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 第816號、53年度台上字第656號判例、102年度台上字第260 0號、101年度台上字第450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二)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 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
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 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 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 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 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103年度台 上字第873號、第80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4966號、第4577 號、第2930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檢察官作為國家機器，係 公益之代表人，擁有廣大之社會資源為其後盾、供其利用， 自應盡其職責，蒐集被告犯罪之證據，負責推翻被告無罪之 推定，以證明被告確實犯罪，學理上稱為實質舉證責任（包 含說服責任），乃有別於過去之形式舉證責任（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2966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刑事訴訟已 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審判中之檢察官為當事人一造， 負有實質舉證責任，在法庭活動訴訟攻、防程序進行中，必 須說服法院，形成確信被告有罪之心證；若其所舉證據不足 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當受類似民事訴訟之 敗訴判決，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 據裁判主義，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第161 條第1項及第301條第1項規定即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第14條第2項暨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同此意旨（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042號、102年度台上字第3082號、第14 82號判決意旨參照）。詳言之，無罪推定係世界人權宣言及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宣示具有普世價值，並經司法院解 釋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91年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 163條第2項但書，法院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應依職權調查 證據之規定，當與第161條關於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 定，及嗣後修正之第154條第1項，暨新制定之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刑事妥速 審判法第6、8、9條所揭示無罪推定之整體法律秩序理念相 配合。盱衡實務運作及上開公約施行法第8條明示各級政府 機關應於2年內依公約內容檢討、改進相關法令，再參酌刑 事訴訟法第163條之立法理由已載明：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 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和判例累積形成，暨 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證明被告有罪既屬 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院原則，法院自無接續檢察 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則刑事訴訟法第16 3條第2項但書所指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公平正義之維護」 事項，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應以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否 則即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無罪推定原則相牴 觸，無異回復糾問制度，而悖離整體法律秩序理念。又該項
前段所稱「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係指法院於當事人主 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 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 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無待聲請，主動依職權調查之謂（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633號判決意旨參照）。則刑事 訴訟新制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後，檢察官負有實質舉 證責任，法院僅立於客觀、公正、超然之地位而為審判，雖 有證據調查之職責，但無蒐集被告犯罪證據之義務，是倘檢 察官無法提出證據，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即應 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俾落實無罪推定原則（最高法院102年 度台上字第5283號、第1593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又按犯罪事實依法應依證據認定之，不得僅以被告之反證不 成立，持為認定犯罪之論據（最高法院21年度上字第474號 判例、101年度台上字第5689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事實 審法院對於證據之取捨，依法雖有自由判斷之權，然積極證 據不足證明犯罪事實時，被告之抗辯或反證縱屬虛偽，仍不 能以此資為積極證據應予採信之理由（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 第482號判例、99年度台上字第4461號判決意旨參照）。亦 即檢察官與被告，在法院審判中，均屬訴訟當事人之一造， 立於平等對立之地位，互為攻擊、防禦，甚且基於人情考量 ，被告享有不自證己罪、保持緘默等特權，是被告所為辯解 ，縱然不足採信，仍須有積極、確切之證據，始足以認定其 犯罪，斯為同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所揭證據裁判主義之 意旨，自不能逕行採用檢察官之言，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否則將致罪證有疑、利歸被告，和罪疑唯輕等基本大原則 ，淪為空談（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082號、99年度台 上字第433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犯罪事實應由檢察官 負舉證與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被告對犯罪事實之不存在不 負任何證明責任，僅於訴訟進行過程中，倘因檢察官之舉證 ，致被告將受不利益之判斷時，其為免於己不利，始有提出 或聲請法院調查有利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 度台上字第1654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本案爭點即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有犯罪嫌疑之社會事實、理由 依據及被告辯護要旨：
(一)公訴意旨所追訴犯罪嫌疑之社會基本事實，詳如附件判決理 由所載。
(二)上訴意旨係依據告訴人請求上訴，而提起上訴，其理由略以 ：
⒈證人即李明興之主治醫師鄭曜忠於審理時具結證稱：「一般 來講，他（李明興）這種狀況有這個風險存在，自殺的相對
情形也比較高。無助跟無望在我們評估自殺病人最常用的重 要指標，根據這二個症狀自殺程度較高。對於軍人我們不是 很喜歡他們住院。一定有開『入院許可證』。病房不像在監 獄，在病房真的會降低（自殺風險）非常、非常多。病房裡 不能放鞋帶，長度大於手環長度以上的都不能放在病房裡， 長度較長的繩子要收起來。」等語（見105年4月18日審判筆 錄第5頁、第9頁、第11頁、第12頁、第13頁）綦詳。證人范 綱栓於審理時具結證稱：「（檢察官問：共事期間李明興有 無跟你說過他想自殺？）有提過。」等語（見105年4月18日 審判筆錄第28頁），證人周棠笙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李明 興於95年9月21日晚上外出看診回來，他有明白向我表示他 很想死」等語（見103年度偵字第273號卷第29至30頁）。被 告於審理時亦自承，曾表示其於95年7月間就知道李明興患 有憂鬱症等語（見105年5月9日審判筆錄第15頁）。從而， 李明興患有憂鬱症，具有高度之自殺風險，此為客觀上之事 實，且當時李明興所屬部隊之官兵周棠笙、范綱栓等人，均 知悉李明興有自殺的傾向，而被告於李明興自殺之前，亦知 悉李明興患有憂鬱症並定期就醫，被告身為部隊主管，主觀 上對於李明興有自殺之高度可能，應有「預見可能性」無疑 。原審判決認為檢察官未舉證證明被告對李明興自縊身亡之 結果具有預見可能性，似將被告主觀上有無「預見」及有無 「預見可能性」混為一談（如有預見則屬故意殺人之範疇） ，容有誤會。
⒉至原審判決雖以被告並無違反注意義務。然按「懈怠過失與 疏虞過失雖同為犯罪之責任條件，然前者係應注意能注意而 不注意，對於犯罪事實之發生並無預見，後者則為預見其發 生，而確信其不發生，對於犯罪事實之發生本有預見，由於 自信不致發生疏於防虞，終於發生，二者態樣顯不相同，故 刑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分別予以規定，以示區別。」最高 法院56年台上字第1574號判例可資參照。從而，實務上對於 兩種過失類型採取截然區分的觀點，只要符合其一，即為刑 法上之過失犯。而被告既屬「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 」之情形，已如上述，本案自毋庸再行探究被告有何注意義 務、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等情。
(三)被告、辯護人答辯、辯護意旨均否認有何檢察官所稱被告涉 有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5款、刑法第276條第2項業務 過失致死罪嫌。
(四)因之，本案檢察官起訴及上訴既認被告涉有陸海空軍刑法第 76條第1項第5款、刑法第276條第2項業務過失致死罪嫌，自 應就所指之犯罪事實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此有最高法 院52年1300號判例意旨可參。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 受刑事追訴為目的，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 證據，以資審認，必被害人所述被害情形，無瑕疵可擊，且 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 。刑事訴訟法除於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被告或共犯 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 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明文要求補強證據之必 要性外，對於其他供述證據，是否亦有補強性及補強規則之 適用，並未規定。判例上承認被害人之陳述（三十二年上字 第六五七號）、告訴人之告訴（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 號）及幼童之證言（六十三年台上字第三五○一號）應有適 用補強法則之必要性，係鑑於被害人、告訴人與被告立於相 反之立場，其陳述被害情形，難免不盡不實，或因幼童多具 有很高之可暗示性，其陳述可能失真，此等虛偽危險性較大 之供述證據，即使施以預防規則之具結、交互詰問與對質， 其真實性之擔保仍有未足，因而創設類型上之超法規補強法 則，以濟成文法之不足。（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539號 、101年度台上字第117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⒈本案告訴人於105年7月13日所提出「刑事告訴理由狀」所主 張之理由無非係以監察院105年5月9日函文所附之「調查意 見」為據，然上揭監察院函文所附之「調查意見」資料，未 經檢察官列為本案起訴證據。
⒉況且，上揭「調查報告」係依據監察院國防及情報委員會於 105年4月21日所為之決議辦理，上揭報告所引用事證僅為台 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103年度偵續字第40號起訴書 之犯罪事實，而本案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嗣經原審詳細 調查相關證據（人證與物證），更於105年4月25日、105年5 月9日經過充分之交互詰問程序審判後，認定被告並無業務 過失致死犯行，而為無罪判決之諭知，上揭監察院「調查意 見」所憑之105年4月21日國防及情報委員會決議，未及審酌 原審法院所調閱及交互詰問證人後所得之新事證。 ⒊因之，上開「調查意見」尚難遽予引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二)本案死者李明興確實係因自縊（殺）死亡，而非遭部隊凌虐 致死，宜先予澄清：
⒈然查：
⑴證人即死者李明興同寢室室友范綱栓於偵查中證稱：曾聽說 李明興有憂鬱症，且李明興也提過自殺的念頭，但伊都有鼓
勵他，若工作有壓力他情緒就會不穩定，9月21日當晚8點多 ，伊看到李明興獨自一人在寢室內，後來被告黃萬全就進來 與李明興說話，並要求伊離開，伊至寢室外約7、8公尺，寢 室只有關上紗門，若寢室內有大聲對話或爭執，伊應該會聽 到，但伊都沒有聽到異常聲音，伊在外面等了20分鐘之後， 被告黃萬全就離開，伊進去看到李明興靜靜坐在床邊，伊問 他狀況，但李明興沒有太大反應，感覺情緒很低落，伊就上 床睡覺了，不知道李明興何時就寢或有無離開寢室，隔天5 時許起床時才知道李明興已出事，案發後有發現李明興及另 一位室友的鞋子鞋帶被抽走，當時部隊內沒有聽聞有人對李 明興有任何不當管教或對待的行為等語。
⑵證人即斯時電子戰二中隊副中隊長周棠笙（原名周盛哲）於 偵查中亦證稱：李明興約1、2週會去國軍花蓮總醫院精神科 看病，9月21日下午李明興獨自去看病，傍晚時打電話回部 隊說他要住院，部隊就先打電話去醫院詢問，但醫師已經下 班找不到，被告黃萬全與幾位幹部討論後就裁示先讓李明興 回部隊，當時部隊有打電話跟家屬講這件事，李明興回部隊 後，伊、林能華、趙毫鈞都有去寢室關心李明興，但是他並 沒有回答很多話，伊請李明興好好休息，隔天父母會過來， 之後就離開寢室，且伊有請值班同仁每半小時去查看李明興 狀況，直到翌日凌晨4時半同仁回報李明興不在寢室，大家 才開始分頭尋找，後來發現他在樓梯間自殺，伊與李明興談 話時並未出言刺激或嘲諷，當時部隊內沒有聽聞有人對李明 興有任何不當管教或對待的行為等語。
⑶經核證人范綱栓、周棠笙上揭證述內容，就李明興於21日晚 間在寢室內與長官談話、談話後長官就離開等重要事項，均 大致相符，應可採信。
⑷又本案前經檢察官調閱國防部東部軍事地方法院檢察署95年 9 月22日相字第5號卷宗，證人即同袍余立文於軍事檢察官 訊問時亦證稱：21日19時許伊有和李明興聊天，李明興稱大 家都不瞭解他，被告黃萬全、趙毫鈞跟李明興講完話之後， 伊又再去探望他，他心情很低落，獨自坐在床上很憂鬱的樣 子等語。又再觀諸本案卷內相關現場照片、遺體照片、國防 部東部軍事地方法院檢察署驗斷書、相驗筆錄、相驗死亡案 件報告書等，李明興除頸部有鞋帶遺留之壓痕外，其餘身體 各部位均未見有可疑傷勢，顯見李明興在與被告黃萬全或其 他部隊長官談話前後，並未受到不當之身體上或精神上之凌 虐。
⒉因之，死者李明興並非遭凌虐致死。
(三)按「因病必須治療或休養者，應呈繳就醫證明，由單位按權
責核給病假。住院期間之個人休假，則按全年應休假總天數 等比例扣除之（因公除外）；餘依『國軍官兵全民健保就醫 （診）管理規定』及『病傷殘廢檢定標準』處理」，乃國軍 軍官士官士兵休（請）假作業規定之肆、「請假實施規定」 二、病假（一）所明定，此有國軍軍官士官士兵休（請）假 作業規定一份可證（見原審卷一第78頁、第80頁）。又「三 、住院（一）國軍醫院：1、官兵因病需住院治療，院方應 開具『住院通知單』及『入院許可證』，由就醫官兵向單位 辦理請假住院手續。」，亦據國軍官兵全民健保就醫（診） 管理規定所明定（見原審卷一第86頁）。
⒈「花蓮縣國防部參謀本部資電作戰指揮部電子戰二中隊（以 下簡稱：電戰二中隊）係於95年中旬編成，至95年7 月1日 才有正式編制之輔導長，但輔導長在尚未報到之前，即已請 產假，因此至95年9月22日之前，電戰二中隊都沒有正式的 輔導長，相關輔導事務均係由周棠笙副隊長兼任，且當時狀 況部隊之輔導長如果不在，就一定是變成副隊長代理」，就 此事實，業據證人周棠笙於103年12月16日檢查事務官詢問 時證述在卷可參，故被告黃萬全並未兼任電戰二中隊代理輔 導長一職，顯見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因電戰二中隊組成時 ，編制之輔導長請假，故由黃萬全以主管身分兼任輔導長業 務，為從事業務之人』等語，尚與事實不符。因之，辯護意 旨稱被告黃萬全比死者李明興晚到任，平時忙於隊上戰略及 演習事務，亦未看過李明興之相關資料，之前並不知李明興 有憂鬱症之狀況，其係於95年7月間因李明興表示身體不舒 服而到國軍花蓮總醫院就診後，才知道李明興有疑似憂鬱症 之狀況等語，並非無據。
⒉李明興固曾於95年7月14日至國軍花蓮總醫院精神科初診， 稽諸國軍花蓮總醫院102年10月8日函文所附之李明興就醫紀 錄資料顯示（詳103年度偵字第273號案卷第13至15頁），其 於95年7月14日就診時係由劉邦垠醫師看診，傷病名稱為「 疑似重鬱症」，醫師並給予藥物及個別心理治療，李明興持 續於95年7月18日、95年7月27日、95年8月10日、95年8 月 21日、95年9月7日前往該醫院門診，亦均係給予慢性病處方 治療。而於95年9月21日當天李明興獨自一人前往國軍花蓮 總醫院回診，根據該醫院所附當天李明興就診之「病歷紀錄 單」（詳原審所提書狀被證三）記載：「重鬱症，單純發作 ……」等語，並無任何必須緊急住院方得維持李明興生命安 全等語之記載。再觀諸該醫院於95年9月22日所開立之診斷 證明書（詳原審所提書狀被證四）記載：「個案（指李明興 ）於95年7月14日於本院精神科門診初診，並追蹤七次，期
間接受藥物及個別心理治療，最後一次就診時間為95年9月 21 日，並建議住院治療，但個案最後並未住院（以下空白 ）」等語，顯見李明興於95年9月21日獨自前往國軍花蓮總 醫院回診時，並無緊急狀況需要立即住院以保性命之情事， 而係由醫師「建議」其住院而已。
⒊因此，李明興於95年9月21日前往國軍花蓮總醫院回診後， 可能係由醫師「建議」其住院治療，而在該院僅以電話撥回 部隊給安全官表示其要住院，但對於因何？為何？要住院一 事，並未說明清楚，此時安全官向被告黃萬全報告，被告身 為隊長一職，對於隻身在外之士兵有查證及保護之責，在李 明興未依照上揭相關住院請假規定提出『住院通知單』及『 入院許可證』辦理請假手續前，先請部隊官兵打電話前去國 軍花蓮總醫院向主治醫師訊問，孰料醫院表示主治醫師已下 班，無從查證，被告黃萬全為保護李明興之安全，隨後又指 派連上二位幹部即趙毫鈞與林能華分隊長前往國軍花蓮總醫 院瞭解相關狀況，但趙毫鈞與林能華到達該院時，僅見李明 興獨自一人在院外，李明興亦未提出相關「住院通知單」及 「入院許可證」作為其需住院之請假依據，且趙毫鈞、林能 華經詢問相關醫護人員，欲找主治醫師訊問李明興狀況，但 亦經該院醫護人員表示主治醫師已下班，而無從查證李明興 是否確有住院之急迫性與必要性，而當時天色已晚，為保障 李明興在外之安全，乃由趙毫鈞、林能華二人先將李明興帶 回部隊。回到部隊後，被告及其他連上長官均一再詢問李明 興之狀況，並詢問其醫師為何說要住院之事，但李明興都不 太想回答，且其並未取得任何「住院通知單」及「入院許可 證」，在此情形下，被告乃指示下屬打電話給李明興之父母 ，告知今日發生之事，如李明興有住院之必要者，請其等於 翌日（即22日）再來部隊由連上幹部陪同到醫院詳加瞭解， 如有必要再辦理住院手續。之後，被告為了安撫李明興之情 緒，除了自己與李明興閒談一些人生經驗與人生觀外，並請 其他幹部開導李明興，並安排下屬須每隔半小時觀察李明興 之舉止，以注意其安全，就上述事實，業據證人周棠笙（原 名周聖哲）、余立文、范綱栓等人證述翔實在案。 ⒋由上可知，李明興雖於95年9月21日下午獨自一人前往國軍 花蓮總醫院精神科門診，其以電話表示醫師說要住院等情， 乃係醫師之「建議」意見，且其並未提出任何「住院通知單 」及「入院許可證」以為需住院之依據，且被告在得知李明 興表示要住院之電話時，尚且先請下屬以電話向醫院確認， 但因醫師已下班而無法查證，且再請趙毫鈞、林能華前往醫 院瞭解相關狀況時，未見李明興提出「住院通知單」及「入
院許可證」，且醫護人員亦告知主治醫師已下班，不能聯絡 上，因此根本無法認定李明興有需住院之急迫性與必要性， 乃基於保護李明興之在外安全及繼續查證之必要狀況下，先 將李明興帶回部隊休息、開導，並請下屬每隔三十分鐘注意 李明興之安全狀況，且以電話告知李明興之家長請其等於翌 日再過來陪同李明興到醫院一探究竟，再辦理住院之手續， 孰料李明興竟於翌日凌晨4時35分許趁值勤人員未注意狀況 下以鞋帶自縊，就此憾事雖令人不捨，但被告黃萬全已盡其 查證及保護之義務，實無檢察官起訴書所指：「黃萬全竟疏 於注意李明興罹患有重鬱症，有高度可能具有自殺傾向，仍 於同日下午17時許，命電戰二中隊趙毫鈞、林能華分隊長前 往國軍花蓮總醫院，未經醫師同意，逕將李明興帶回電戰二 中隊，致李明興無法接受適當之精神科醫療處遇」之過失可 言。
⒌因之，被告黃萬全係在尚無法確認李明興是否確實需要住院 一事未明前，先與其他連隊幹部討論後，一致決定先請連上 幹部將李明興帶回部隊，並聯絡李明興之家長，欲待其家長 於次日一起陪同李明興前往醫院瞭解實情，再辦理住院手續 ，且於帶李明興回營後，尚經多人給予口頭安撫情緒與心理 建設及輔導，並安排部隊人員每隔半小時注意李明興之狀況 ，足見被告黃萬全並無檢察官起訴書所指「黃萬全竟疏於注 意李明興罹患有重鬱症，有高度可能具有自殺傾向，仍於同 日下午17時許，命電戰二中隊趙毫鈞、林能華分隊長前往國 軍花蓮總醫院，未經醫師同意，逕將李明興帶回電戰二中隊 ，致李明興無法接受適當之精神科醫療、處遇」而有違反注 意義務之情事。
(四)次按自殺為不幸事件，而自殺之動機，並非法律上可歸責之 條件。而自殺行為人因其動機而決意自戕，尚不能謂造成上 開動機之人對於死者自戕須負法律上責任，仍須視是否符合 刑法之構成要件而定。
⒈本件觀之相關卷證資料顯示，李明興於94年5月27日於國軍 桃園總醫院精神科就診時，業經醫師診斷患有重度憂鬱症、 強迫症等精神疾病，已達停役之標準，經部隊告知其家屬後 ，李明興之家長李正大表示希望李明興能繼續服役，同時接 受治療，而觀之李明興之日記亦明顯有情緒不穩定之記載， 且95年9月21日接受診療時已有失眠、自殺之意念，足證李 明興本已有憂鬱症及自殺之念頭。
⒉因之，辯護意旨主張被告在因李明興未能提出相關「住院通 知單」及「入院許可證」以證明李明興有應立即住院之憑據 ，且當時派往醫院之分隊長回報無從尋得醫師以共即時查證
之狀況下，在經過與幾位幹部討論決議後，先行由二位分隊 長將李明興帶回部隊安撫，並請下屬注意其舉止，而欲待翌 日再由李明興父母陪同前往醫院瞭解，如有必要再辦理住院 手續，孰料李明興自殺意念甚堅，趁隙以鞋帶自縊，其死亡 結果與被告黃萬全在尚未確知李明興必須住院而仍在查證階 段，乃先將其帶回部隊安置之舉動，應無「相當因果關係」 可言。
(五)末按刑法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並能 注意為成立要件，苟行為人縱加注意，仍不能防止其結果之 發生，即非其所能注意，自難以過失論；刑法上處罰過失犯 ，須行為人對犯罪之發生，有注意之義務，且依當時情形能 注意，竟疏於注意，而使結果發生，始能加以處罰，若依當 時情形，結果之發生，乃事出突然，非其所能注意防範，即 無過失之可言，縱有結果之發生，亦不能令負刑責；刑法第 二百七十六條第一項之過失致人於死罪，以行為人有過失為 要件。而刑法上之過失須合於刑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 之要件，亦即行為人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或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 ，始足構成；刑法上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 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為成立要件，且結果之發生，是否有 預見之可能，又為其是否能注意而不注意之先決問題，如僅 就行為人應注意而不注意之點加以論斷，而於行為人能否注 意之事實關係，未予審認，遽以過失罪責相繩，自亦仍嫌未 當；刑法上所稱之過失，係指對於構成犯罪事實之發生，應 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之情形，有無此情形，應就各個事 實，具體判斷，不能以行為人任某種職務，為概括之推定。 按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 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 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 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 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 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 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 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192號判例、77年度台上 字第1110號、80年度台上字第4056號、82年度台上字第5953 號、85年度台上字第2859號、95年度台上字第5818號、97年 度台上字第652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揆以卷證之所揭露之 事實，可信原審判決諭知被告無罪，確已在判決內詳述其證 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故上訴意旨所稱本案被告既屬「預見 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之情形，已如上述，本案自毋庸
再行探究被告有何注意義務、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等情，尚與 本案案情有間，尚難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則辯護意旨主 張本案被告黃萬全就李明興自縊之事並無任何注意義務之違 反，且與李明興自縊死亡之結果並無相當因果關係，自無過 失責任可言，自屬可採。
(六)準此，原審判決確已逐一論斷各項爭點及無從形成有罪心證 之論斷，要難曲解為割裂取捨證據而未全盤綜合論斷，遽予 否定原審判決逐一剖析查證之事實；故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 審未就上訴意旨所稱上開各項爭點為調查，而有應於審判期 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云云。經核被告黃萬全之行為 ，並無違反任何注意義務，除屬「無過失」外，與李明興死 亡結果間，亦無任何刑法上「相當因果關係」，而無負過失 致死之犯行可言，已見事實審法院確難逕採為不利於被告之 判決基礎，而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況且，原審判決採證 認事，對卷內之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經核並無違背經驗 法則與論理法則，原審判決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 ，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從而，上訴意旨所稱疑點，亦據原 審判決詳為論斷。檢察官卻仍據以指摘原審判決，難謂無置 原判決所析明認事用法等論斷於不顧，對原審取捨證據及證 據證明力判斷之審判職權行使，任憑己見再為爭辯，自與所 稱判決違背法令之意旨不相適合。
五、綜上所述，本案就被告上述被訴涉有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 1項第5款、刑法第276條第2項業務過失致死之罪嫌，依公訴 人所舉各項證據方法，仍無法使法院之心證達到確信被告涉 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5款、刑法第276條第2項業務 過失致死之罪嫌或其他犯行之程度。此外，卷內復無其他積 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有上述公訴意旨所指犯行，自不能證明 其犯罪，揆諸首揭說明，可認此部分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原審判決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檢察官上訴意旨，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8 月 29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賴淳良
法 官 張宏節
法 官 黃玉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限制以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及違背判例為由方得上訴。如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
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05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明智
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4年度軍訴字第6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萬全
選任辯護人 林國泰律師
上列被告因業務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3年度偵續字第4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萬全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萬全於民國95年7 月1日至同年9月間 ，擔任花蓮縣國防部參謀本部資電作戰指揮部電子戰大隊電 子戰二中隊（下稱電子戰二中隊）少校中隊長，因電子戰二 中隊組成時，編制之輔導長請假，故由被告以主管身分兼任 輔導長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被告明知其當時身兼輔導業 務，基於部隊特別權利義務之照顧關係，本應隨時注意部下 之心理健康狀態，並作適當之處置，而電子戰二中隊之上士 後勤士李明興於93、94年間任職位於桃園縣之陸軍第七二資 電群資電作戰營資電作戰一連(下稱資電一連)時，已罹有精 神疾病，經桃園總醫院精神科門診醫師評估達停役標準，然 李明興於95年7 月間調職至電子戰二中隊後，因憂鬱症發作 ，於95年7 月14日、7月18日、7月27日、8月10日、8月21日 、9月7日，先後前往國軍花蓮總醫院精神科門診，嗣於95年 9 月21日，李明興復因憂鬱症狀況惡化，自行前往國軍花蓮
總醫院精神科就醫，精神科醫師建議李明興應住院接受治療 ，並替李明興辦理住院手續，李明興遂自院內致電電子戰二 中隊人員表示欲請假住院。然被告欲俟李明興之家屬前來花 蓮陪同李明興辦理住院手續，命部下以電話與國軍花蓮總醫 院精神科醫師聯絡瞭解李明興病情未果，被告竟疏未注意李 明興罹有重鬱症，有高度可能具自殺傾向，仍於95年9 月21 日下午5 時許，命電子戰二中隊趙毫鈞、林能華分隊長前往 國軍花蓮總醫院，未經醫師同意，逕將李明興帶回電子戰二 中隊，致李明興無法接受適當之精神科醫療處遇。李明興返 回部隊後，由被告與其他部隊同袍多人與其談話瞭解其心理 狀況後，被告命李明興於寢室內休息，並命值班人員每半小 時前往探視，而李明興於翌（22）日凌晨4 時30分許，乘無 人注意之際，離開寢室至部隊樓梯間，以鞋帶自縊身亡，因 認被告涉有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 項第5款、刑法第276條 第2 項業務過失致死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 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 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 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 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