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05年度上易字第6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良台
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04年度易字第
348號中華民國105年3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
地方法院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236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駁回上訴開場白：
㈠、按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 高等法院為之。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第二審法院 認為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 361條第1項、第2項、第36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具體理 由，必指摘或表明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認事、用法或量刑等 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而構成應予撤銷之具體事 由，始克當之（例如：依憑證據法則具體指出所採證據何以 不具證據能力，或明確指出所為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如何違背 經驗、論理法則）；倘僅泛言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違背法 令、量刑失之過重或輕縱，而未依上揭意旨指出具體事由， 或形式上雖已指出具體事由，然該事由縱使屬實，亦不足以 認為原判決有何不當或違法者（例如：對不具有調查必要性 之證據，法院未依聲請調查亦未說明理由，或援用證據不當 ，但除去該證據仍應為同一事實之認定），皆難謂係具體理 由，俾與第二審上訴制度旨在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變更第 一審不當或違法之判決，以實現個案救濟之立法目的相契合 ，並節制濫行上訴（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55號、第 4626號、第3804號、101年度台上字第6136號、97年度台上 字第89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61條已於民國96年7月4日修正公布， 同年月6日生效、施行，增定：「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 。」係屬上訴書狀應行記載之事項規定，為法定程式。是提 起第二審上訴，已不能再如同修法之前可以不附任何理由者 然，且既為上訴書狀所應具備之一定程式，自須在書狀之本 身內予以載敘，同法既無上訴理由得引用或檢附其他文件代 替之規定，自不得逕行引用或檢附其他文書以作替代。又上 訴之目的，既在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或變更第一審之判決， 是所稱「具體」，當係抽象、空泛之反面，若僅泛言原判決 認事用法不當、採證違法或判決不公、量刑過重等空詞，而
無實際論述內容，即無具體可言。參照同條第3項增定：「 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 由書於原法院。逾期未補提者，原審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就其文義以觀，僅祇「理由」，而非「具體理由」，自 應認係專就全未敘述理由一情予以規範，尚不包含雖敘述理 由，卻空泛、不具體之情形在內，修正理由內且說明：「上 訴理由是否具體，係屬第二審法院審查範圍，不在命補正之 列」。是第一審法院僅須對於完全未敘述理由之上訴書狀， 定期命為補正；對於載有具體或空泛（不具體）理由之上訴 書狀，則無裁定命補正之餘地。又對照與該第361條同時修 正之第367條，增定於「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之情形，由 第二審法院審判長定期間命補正。可知乃相互配套之規範， 後者係因上訴人應於上訴書狀內，敘述其上訴之理由，為上 訴合法之必備程式，於聲明上訴而完全未敘述理由之情形下 ，倘第一審法院漏未裁定命補正理由，即將卷、證送交第二 審法院，仍不能發生移審效力，因其上訴是否合法，尚在未 確定狀態，故應由第二審法院之審判長基於訴訟程序指揮之 職權，限期命為補正，俾消滅該不確定狀態；然於上訴書狀 已記載理由，卻嫌空泛、不具體之情形，則因不符合法律上 之程式，既明顯又確定，自毋庸贅命補正，而可依上揭第 367條前段規定，逕認上訴不合法，判決駁回之。二、本案被告不服原審判決，其上訴意旨略以：㈠、被告主觀上僅係基於幫助共同被告潘秉疄之目的，為協助搬 運檜木桌椅行為，欠缺事前故意，原審就此部分漏未審酌， 尚有未洽。
㈡、被告與共同被告潘秉疄間在主觀上是否有共同竊盜之犯意聯 絡，或僅係基於幫助竊盜之幫助故意？仍有探究之餘地。㈢、被告涉犯情節，顯較共同被告潘秉疄輕微，被告事後亦未分 得任何利益，應予從輕量刑。
三、經查，本案原審援依原判決載敘之理由，認定被告該當刑法 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經本院審查第 一審法院訴訟紀錄及證據之結果，尚難認原判決所為論述及 判斷，有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或事實認定過程有不合 理之處，而有明顯事實誤認之疑，或有其他違背法令或不當 之處。
四、認定犯罪事實之基本方針：
㈠、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本不以直接證據為限，亦得依「 情況證據」認定犯罪事實：
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本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本於 推理作用而足以證明待證事實之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最高
法院44年台上字第702號判例、82年度台上字第4801號判決 參照）。蓋一般而言，尚難率斷直接證據之證明力一定優於 情況證據，且情況證據之證明力亦不當然劣後於直接證據， 因此，於個案判斷時，重點毋寧並不在於該當證據究是直接 證據或是情況證據，而應鎖定於該證據之證明力評價為如何 （〈日本最高裁判所第一小法庭平成19年10月16日裁定解說 〉，判例タイムズ1253號，2008年1月1日，第119頁）。又 因我國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之證明力係採「自由心證主義」 ，證據價值及證明力，於職業法官審判架構下，係委諸於法 官之有罪確信判斷，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之情況證據 ，如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自難以法院僅援依情 況證據認定犯罪事實，即認法官認事用法有違（日本大審院 大正14年3月25日判決參照，增井清彥，〈わかりやすい刑 事證據法〉，平成4年12月10日初版第5刷，第32頁）。尤其 於缺乏自白或目擊者供述等直接證據之案型，以及伴隨犯罪 之巧妙化、隱密化，與難以得到民眾協力搜查之社會情勢， 亦不得不綜合審酌複數情況證據，並以情況證據為基礎經由 一定推論過程，以證明犯罪事實（石井一正，〈刑事實務證 據法〉，2011年11月1日，第5版第1刷，第515頁、第516頁 ；松尾浩也，〈條解刑事訴訟法〉，平成19年9月30日第3版 增補版3刷，第658頁）。從而，如僅憑本案無直接證據為由 ，即認不得認定被告罪責，應難認無明顯誤解刑事證據法之 疑。
㈡、抽象上縱有反對事實存在之疑慮，然參照健全社會常識及一 般社會經驗，得以判斷為該疑慮並無一般合理存在可能性時 ，法院仍得為有罪之認定：
按「罪證有疑，利歸被告」固為刑事審判之鐵則，但針對難 以解決之事實認定問題，如欠缺決斷力，往粗糙懷疑方向逃 避，則非無誤用「罪證有疑，利歸被告」原則之疑義，上開 所論於依「情況證據」推斷待證事實時，亦無何不同。蓋於 依據情況證據推斷待證事實時，如因認為有些許疑惑，即輕 易運用「罪證有疑，利歸被告」鐵則，判定不能證明犯罪， 或僅駐足停留於思考、想像上之單純蓋然性、疑惑性，往往 會認定不具合理內容之事實，並會使待證事實存否之最終判 斷陷入意想不到之誤判危險，如此，依情況證據認定犯罪事 實，幾乎是一想像不可能之操作。又裁判上之事實認定，與 自然科學領域之事實認定迥異，乃係一探究相對的歷史真實 之作業。刑事審判所謂「犯罪經證明」乃係指得以證明肯認 至不容合理懷疑之「高度蓋然性」之情形（或不容合理反說 程度之證明）。又所謂的高度蓋然性並不是指全然否定反對
事實之存在可能性，就抽象之可能性而言，縱存留有反對事 實存在之疑慮，然參照健全社會常識及一般社會經驗，得以 判斷為該疑慮並無一般合理存在可能性時，法院仍得為有罪 之認定（日本最高裁判所第一小法庭昭和23年8月5日判決、 第二小法庭昭和45年7月31日判決、第一小法庭昭和48年12 月13日判決、第一小法庭平成19年10月16日裁定，東京高等 裁判所平成10年1月7日判決，大阪高等裁判所平成16年2月 24日判決參照）。
㈢、依情況證據認定犯罪事實之指針：
按依情況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時，由於各個獨立之情況證據具 有指向各個舉證命題之集積相互補充效果，因此，法院自不 可採「切割分離式」操作模式，各別抽離評價各個情況證據 ，毋寧須有機連結，綜合審酌全部證據（如有直接證據的話 ，自須包含直接證據），據以整體判斷複數證據得否收斂投 射於有罪認定。易言之，於檢討情況證據時，並非按照各別 事實檢討各個情況證據，而是須綜合諸般情況證據，檢視判 斷得否獲致不容合理懷疑之證明程度。又獨立觀察各個情況 證據，單一情況證據之證明力與主要事實之連結性或尚難認 為明顯強烈，或不足以直接推認犯罪事實或犯罪事實之特定 部分（未到達有罪證明之毫無合理懷疑之必要心證水準，或 仍有其他命題之存在可能性），但各個獨立情況證據如均具 有推認犯罪事實之積極作用力，且具有相互補充作用之關係 ，經由複數情況證據（或加上其他直接證據）之交織集積相 互補強其信用性，提高增加其推認力，不僅得鎖定假定命題 ，解消先前所存在之合理懷疑，更得就犯罪事實之存在肯認 推斷至具有高度蓋然性，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此外， 尤須注意戒命的是，如僅因各個情況證據或有些許反對事實 存在之可能性，而未進一步參照健全社會常識及一般社會經 驗，據以判斷該疑慮有無一般合理之存在可能性，即率以此 為由，全面否定情況證據之證據價值，毋寧對於情況證據之 誤解，片面認識刑事證據法則所致（日本最高裁判所第三小 法庭昭和24年11月8日判決、大阪高等裁判所昭和53年7月18 日判決參照，中川孝博，〈「合理的疑い」の果たすべき機 能〉，季刊刑事辯護，27號，2001年7月10日，第48頁；植 村立郎，〈情況證據〉，載於【刑事訴訟法の爭點】，2002 年4月25日，第157頁；萩原昌三郎，〈無罪判決か免訴判決 〉，判例タイムズ1127號，2003年10月15日，第47頁、第49 頁）。另須注意的是，依情況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時，由於「 推論」（或重複推論）及「綜合評價」是不可欠缺之一環， 除非該推論或評價具有不合理性或流於粗糙草率，或推論過
程過於飛躍外，否則自難質疑法院係以臆測或推測之詞，推 斷被告犯行（伊藤博路，〈情況證據の積み重ねによる共謀 共同正犯における默示の意思聯絡に關する共謀認定につい て－大阪高裁平成16年2月24日判決を契機として－〉，信 州大約法學論集第6號，2006年3月22日，第273頁、第274頁 ，木谷明，〈有罪認定に必要とされる立証の程度としての 「合理的な疑いを差し挾む余地がない」の意義〉，ジュリ スト1354號，2008年4月10日，第213頁）。五、補充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本案被告有加重竊盜之犯意：
１、按得直接體驗內心事實者僅有被告本人，於被告本人供述以 外，實難認存在得以證明被告內心事實狀態之直接證據，因 此於被告否認犯行時，自不得不依據情況證據推斷被告之犯 意（蓋內心事實與外在行為間有一定程度之密切關連性，由 行為狀況綜合推斷內心事實狀態，並非不可能）。又因完全 瞭解他人心理狀態實係一不可能之作業，故於法律適用層面 ，當然並不要求完全瞭解被告之內心事實狀態，祇須推斷認 定至得以適用法律程度即已足（小野慶二，〈主觀的要素の 證明〉，法學教室第1期第4號，1962年7月，第79頁、第80 頁；平川宗信，〈主觀的要素の證明〉，法學教室第2期第5 號，1976年4月，第152頁、第153頁）。易言之，判斷被告 內心犯意之有無，不外乎就是利用被告表現於外之客觀行為 等各種外在徵表，進而推認被告主觀要素存否之作業（石井 一正，片岡博，〈共謀共同正犯の認定〉，判例タイムズ 763號，1991年10月1日，第34頁）。２、被告有竊盜犯意乙節，迭據被告於104年9月29日偵訊（偵卷 第71頁）、原審105年3月4日審理時（原審卷第97頁正面） 供承認罪在卷。
３、共同被告潘秉疄於原審104年12月18日準備程序時亦陳稱： 「楊良台確實知道我載他過去是要偷東西，我是沒有跟楊良 台說偷這個字，但是他楊良台應該知道我要去偷東西，我知 道他懂我的意思是因為到不認識的地方搬東西．．．我們之 間要去偷東西，偷這個字不會輕易說出口，但是對方都知道 要去偷東西，我都會確認對方知道要去偷東西。」；「因為 檜木桌很大所以楊良台有跟我進去一起幫忙，楊良台有看到 我從窗戶進去屋內再開啟大門的過程，因為窗戶就在旁邊， 所以他知道，楊良台當時是在外面看。」（原審卷第46頁正 面）。
４、另審酌：案發地點（臺東縣○○鄉○○00號賴白光所有倉庫 ）位於偏避鄉間產業道路，非共同被告潘秉疄住處、當時屋
內無人、共同被告潘秉疄無該倉庫大門、電動鐵捲門之鑰匙 或遙控器，係由共同被告潘秉疄打破窗戶爬進屋內再開啟大 門（警卷第60頁至第63頁），被告與共同被告潘秉疄2人係 於夜間時段抵達上開案發地點，參以共同被告潘秉疄另供承 ：伊有請被告幫忙搬東西，並告稱如果有賣出去就跟他對分 （原審卷第46頁正面），足認，綜合勾稽上開情況證據，應 足以推認：被告至遲於進入案發現場屋內搬運檜木桌椅時（ 此節為被告所供認不諱，原審卷第77頁正面，本院卷第4頁 反面），被告已有竊盜之知與欲無疑。
㈡、被告搬運檜木桌椅之行為已該當於加重竊盜罪構成要件，應 論以正犯，非僅止於幫助犯：
１、刑法上之幫助犯，係指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 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如就構成犯罪事實之一部 ，已參與實施即屬共同正犯（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77號判 例參照）。又所謂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者，指其所 參與者非直接構成某種犯罪事實之內容，而僅係助成其犯罪 事實實現之行為而言，苟已參與構成某種犯罪事實之一部， 即屬分擔實施犯罪之行為，雖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 與，亦仍屬共同正犯（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1333號判例參照 ）。
２、查被告有參與實施搬運案發現場檜木桌椅之行為，為被告所 是認（原審卷第78頁正面，本院卷第4頁反面），查搬運案 發現場檜木桌椅之行為，顯已違反財物占有者之意思，侵害 其占有，並移入於自己實際支配占有管領下（前田雅英代表 編著，〈條解刑法〉，2013年10月30日第3版1刷，第723頁 ），顯已該當加重竊盜罪之竊盜構成要件，且被告有竊盜之 犯意，亦經本院認定說明如上，堪信，被告搬運檜木桌椅之 行為已該當於加重竊盜罪構成要件，應論以正犯，而非僅止 於幫助犯。
３、是被告以伊在主觀上是否有共同竊盜之犯意聯絡，非無疑義 為由，提起本案上訴，應尚無足取。
㈢、本案（對被告）量刑尚難認有失之過重之情：１、按刑之量定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同時審酌行為人之年 齡、性格、經歷、境遇、習慣、環境、家庭情事、犯罪動機 、方法、態樣、結果、情狀、被害程度、對社會影響及犯罪 後態度、悔悟程度等事項後，予以適當決定（日本最高裁判 所第一小法庭昭和25年5月4日判決參照）。２、又刑之量定，亦屬事實審法院之自由合理裁量事項，法院本 得於法定刑或處斷刑所劃設框架內，於現存法秩序內部，進 行「法的發現」及「法的創造」，據以評價具體個案，進行
合理裁量。因此，量刑本身原即具有一定之幅度，於此合理 幅度內均尚難認為不相當，除非事實審法院之裁量逾越合理 範圍，失諸過輕或過重，上訴審法院為實現具體分配正義， 確保法的安定性或法的平等性，始得撤銷改判，更正第一審 法院之量刑不均衡判斷。
３、基於責任主義，刑罰之內容及決定之刑度，必須對應相稱於 責任之分量，具體之量刑不能超過行為責任，藉此劃設出可 罰性之界限，並合理規制國家之刑罰權，足見決定量刑範圍 之基準係建構於犯罪行為本身。
４、其次，於我國及日本刑法，立法者規定相當幅度之法定刑度 ，針對被包攝於各個刑罰法條之各種犯罪類型，將具體可罰 性之高低階層採取委諸於法院判斷之模式，法院除應反映社 會實質違法評價及刑罰感覺等外，尤應審酌該當構成要件所 設定之犯罪態樣、手段、動機、結果、法益及保護法益等等 ，將特定犯罪事實對應責任重輕予以區分排列，並綜合具體 個案之整體性，決定可罰性之程度。因此，法院在立法者所 劃定之法定刑幅度內，考量刑罰之目的（一般預防及特別預 防），最終決定具體刑量時，既係在立法者所劃設之「量的 （幅的）」許容領域內，除非有違背責任原則，濫用裁量權 限等情事外，於一定幅度內之量刑，應難認有背於罪刑相當 原則（遠藤邦彥，〈量刑判斷過程の總論檢討【第1回】〉 ，判例タイムズ1183號，2005年9月15日，第20頁；〈量刑 判斷過程の總論檢討【第2回】〉，判例タイムズ1185號， 2005年10月1日，第38頁、第39頁）。５、查：
⑴、本案原審於法定刑度內，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有數次竊盜前科，猶不知約束行為，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 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觀念，另考量被告雖於準 備程序中否認犯行，然終能於審判期日坦承犯行，態度尚可 ，並衡酌其犯案動機、目的、手段、所竊取財物之價值（共 約新臺幣〈下同〉50萬元上下）、犯罪發起及實行犯罪情節 、被害人表示不願提起竊盜告訴，與被告國小畢業之智識程 度、審理中自陳職業為風水撿骨，月收入近萬元，無需扶養 任何人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警卷第19頁、第25頁、第64 頁、原審卷第54頁、第101頁），及被告構成累犯（本院卷 第14頁至第26頁），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應予加重其 刑，與被告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 （本罪最輕法定刑度為有期徒刑6月起跳），量處被告有期 徒刑7月，應尚難認有何違背責任、比例、罪刑相當等原則 及濫用裁量權限之情事。
⑵、又縱認被告係於案發現場始起意行竊，非事前知悉並參與謀 議，惟此乃被告竊盜犯意產生時點先後有所不同而已，而竊 盜罪之保護法益厥在於保障被害人之財產支配監督權能，事 中犯意較諸於事前犯意，並不會因此減少或降低被害程度， 且事中犯意之主觀惡性，亦不當然低劣於事前犯意，故被告 辯稱：因伊欠缺事前故意，原審就此部分漏未審酌，量刑似 有過重之虞，亦無足取。
⑶、關於量刑均衡部分：
①、量刑均衡係進行量刑作業時之一大基本原則，量刑均衡除包 含「相對均衡」（與其他相類似案件之均衡）、「絕對均衡 」（與犯罪重大與否間之均衡）外，亦有必要考量「共犯者 間之均衡」。是以法院對共犯案件進行量刑判斷之際，應以 各個共犯者之行為為出發點，探究各個共犯於共犯結構中之 地位、角色分擔等量刑框架後，企求共犯者間刑之均衡。易 言之，當進行共犯案件量刑作業時，首先須認定評價共犯行 為之全體犯罪情節，就共犯整體行為，檢討評價犯行目的、 動機、方法、態樣、結果、對社會影響等等（亦即審究所謂 的狹義犯罪情節），並基於違法、有責性之觀點，評價狹義 犯罪情節，判斷罪責之輕重。接下來則須認定各個共犯於共 犯結構中所占之地位，所分擔之行為、角色等等之客觀狀態 ，及參與分工之動機、犯意之強弱、參與態度之積極消極、 與其他共犯者間之主導從屬關係、誘引其他共犯參與或是被 誘引參與等主觀情事，以評價各別共犯者之地位、角色等。 由於各別共犯之地位、角色相當多樣，共犯結構最終評價亦 可大略分成「對等單純關係」、「上下階層關係」及其他中 間類型，類型相當廣泛。從而，於共犯者間自然而然不免會 有宣告不同刑度之情形存在。
②、查本案犯行，從被告與共同被告潘秉疄於共犯結構中所占之 地位，所分擔之行為、角色等等之客觀狀態，及參與分工之 動機、犯意之強弱、參與態度之積極消極、主導從屬關係、 誘引其他共犯參與或是被誘引參與等主觀情事，評價各別共 犯者之地位、角色等，固尚難認被告立於主導、支配之角色 與地位，於量刑時自應審酌此節，為妥適之量刑。經查，原 審固量處被告與共同被告潘秉疄各有期徒刑7月（本院卷第 10頁正面），惟此係因共同被告潘秉疄於犯罪被發覺前供出 自己之犯行而接受裁判，經原審法院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 予以減輕其刑（本院卷第12頁正反面），足見，原審顯已有 審酌考量被告與共同被告潘秉疄2人於共犯結構中所占之地 位，所分擔之行為、角色等等之客觀狀態，及參與分工之動 機、犯意之強弱、參與態度之積極消極、主導從屬關係、誘
引其他共犯參與或是被誘引參與等主觀情事，各別評價各別 共犯之地位、角色等，並對應被告與共同被告潘秉疄之罪責 ，相稱於責任之分量，予以妥適量刑，尚難認有共犯量刑失 衡之情。
⑷、小結：被告另以量刑失之過重為由，提起本案上訴，要難認 為有理由。
六、足認，被告所指並不足以認為原判決有何不當或違法，顯不 足以動搖原判決，使之成為違法或不當而得改判之事由。徵 諸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所提上訴理由，自難謂係具 體理由。
七、綜上，被告提起本案上訴並未提出足以影響原判決本旨之具 體理由，參照前開說明，應予駁回，且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八、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前段、第372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5 月 18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張健河
法 官 林碧玲
法 官 林信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5 月 18 日
書記官 連玫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