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4年度易字第42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冠廷
選任辯護人 許家瑜律師
被 告 張桂端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3年度偵字第239
9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甲○○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犯罪事實
一、乙○○（綽號「小春」）於民國100年10、11月間某日，邀 約甲○○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成員所組成之詐欺集 團，約定由甲○○負責持大陸地區銀聯卡提領款項（即俗稱 「車手」），每提領1張銀聯卡可獲得新臺幣（下同）800元 之報酬，乙○○、甲○○即與上開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年成員 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單一接續犯意 聯絡，由乙○○在臺中市○區○○街000號富苑商務汽車旅 館，將上開詐欺集團所提供之大陸地區銀聯卡約70張（帳號 不詳，均未扣案）及行動電話（插用不詳號碼門號卡，未扣 案）交予甲○○，上開銀聯卡並以貼紙編號且其上分別載有 提款密碼，復由上開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年成員以不詳之方式 ，向大陸地區民眾施用詐術，致不詳大陸地區民眾陷於錯誤 而匯款至該集團掌控之人頭帳戶，俟乙○○接獲詐得款項之 帳戶訊息後，即透過上開行動電話以APP通訊軟體指示甲○ ○持上述銀聯卡至臺中市太平區之全家便利商店或統一超商 等處，操作設置在該便利商店之ATM自動櫃員機以提領詐欺 所得款項，迄至100年12月3日（起訴書誤載為4日）止，甲 ○○每日將所提領之詐得款項交予乙○○，為上開詐欺集團 提領之詐欺款項合計約700萬元至800萬元，而其每提領1張 銀聯卡，乙○○實際僅給予其500元之報酬，其報酬係每週 結算領取1次，其中於100年12月3日下午3時24分至3時29分 許，由甲○○之友人鄭○聖（83年出生，於行為時為14歲以 上、未滿18歲之具刑事責任能力之少年，姓名年籍詳卷）駕 車搭載甲○○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統一超商欲提 領詐得款項時，因鄭○聖欲下車購買飲料，甲○○遂交付上 開銀聯卡其中3張予鄭○聖，請其代為提領詐欺款項，經鄭 ○聖應允而與甲○○、乙○○及上開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年成 員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持上揭3張銀聯卡操作設 置在該超商內之ATM自動櫃員機，接續提領共計12萬8000元
之詐欺款項後，全數交予甲○○，再由甲○○連同其於同日 已提領之其他詐欺款項合計約6、70萬元，於同日晚上7、8 時許，在臺中市太原路松青超市前，交予乙○○。甲○○知 悉乙○○因參與上開詐欺集團而身上經常攜有大量現金，因 而萌生強盜財物之念，遂與陳隆龍等人謀議強盜乙○○事宜 後，於100年12月4日凌晨0時47分許，由甲○○持乙○○於 其加入上開詐欺集團約半個月後另交付用以聯繫提領詐欺款 項之插用門號0000000000號之行動電話，使用APP通訊軟體 ，與使用暱稱為「發」之乙○○相約見面交款，嗣乙○○於 100年12月4日凌晨1時25分許，駕車抵達臺中市北區樹孝路 與太順路交岔路口之公園，甲○○即進入乙○○所駕駛車輛 ，並將其上述於100年12月3日7、8時許交款後，另再依乙○ ○指示提領之詐欺款項約1、20萬元交予乙○○後，與甲○ ○有強盜犯意聯絡之潘享安、藍俊傑、林郁堅等人隨即動手 強盜乙○○所有之BALLY牌手提包1只（內有現金350萬元及 皮夾1只等物）得逞。嗣經警據報後，循線查獲甲○○、陳 隆龍、潘享安、林郁堅、藍俊傑等人（上開5人所犯強盜等 罪，業經本院另案以101年度訴字第151號、101年度易字第 1040號判處罪刑確定，下稱本院另強盜案），並於該案扣得 現金共計177萬3000元及插用0000000000號門號之行動電話1 支等物，而甲○○事後供出其依乙○○指示提領詐欺贓款， 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簽分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款所謂之新事實新證據，祇須為不 起訴處分以前未經發現，且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為已足， 並不以確能證明犯罪為必要，既經檢察官就其發現者據以提 起公訴，法院即應予以受理，為實體上之裁判（最高法院44 年台上字第467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同一案件經不起訴處 分確定後，固不得再行起訴，但如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依 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款之規定，自得再行起訴。而所謂新 事實或新證據，祇須於不起訴處分時，所未知悉之事實或未 曾發現之證據，即足當之，不以於處分確定後新發生之事實 或證據為限。亦即此之新證據，不論係於處分確定前未經發 現，抑或處分確定後所新發生者，均包括在內。故檢察官於 不起訴處分確定後，因傳訊證人而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足 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自得再行起訴。至起訴後法院應為如 何之裁判，乃屬法院起訴審查或為實體審理之範疇，究不得 因此而謂係違反同法第303條第4款之違背第260條之規定再
行起訴（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266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本件關於被告乙○○部分，前固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以101年度偵字第12973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下稱 前案），然檢察官於前案不起訴處分確定後重啟偵查，而於 102年11月8日、102年11月14日分別訊問證人丁○○、鄭○ 聖，就本案相關事項命其2人具結作證（見他字5949號卷第 39至41、51至54頁），並於102年11月25日向矽品精密股份 有限公司函查被告乙○○之母黃麗秋是否任職該公司及薪資 等事項，經該公司於102年12月6日以陳報函回覆在卷（見他 字5949號卷第59至60頁），檢察官並依憑上述新發現之證人 證詞及函查結果，認被告乙○○有犯罪嫌疑，而再行起訴， 核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所規定發現新證據得再行起訴 之要件相符，則檢察官對被告乙○○提起本件公訴，於程序 上即屬適法，本院自應對被告乙○○為實體上之裁判，被告 乙○○及其選任辯護人辯稱本件此部分之起訴程序不合法， 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云云，尚無可採。
二、證據能力：
(一)被告乙○○及其辯護人雖爭執稱：證人即同案被告甲○○、 證人丁○○、鄭○聖於檢察官偵訊中之證詞均無證據能力， 因證人甲○○在偵訊之證述未經被告乙○○與之對質及交互 詰問，且為前案處分書認定不可採信，有顯不可信之情形， 證人丁○○、鄭○聖所述均係聽聞被告甲○○所述云云。惟 按詰問權係指訴訟上當事人有在審判庭輪流詰問證人，以求 發現真實，辨明供述證據真偽之權利，其於現行刑事訴訟制 度之設計，係以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以下所規定之交互詰問 為實踐，屬於人證調查證據程序之一環；與證據能力係指符 合法律所規定之證據適格，而得成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 之證據適格，性質上並非相同。又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 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第1項規定，得為證據；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依同 條第2項規定，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 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是得為 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 之陳述，雖因其陳述未經被告詰問，應認屬於未經合法調查 之證據，惟並非無證據能力而禁止使用，此項詰問權之欠缺 ，非不得於審判中由被告行使以補正，而完足為經合法調查 之證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56號判決意旨參照）。 而所謂「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則應依被告以外之人為陳述 時，是否出於真意、有無違法取供之情事等客觀上之環境或 條件而為判斷，故應就偵查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
等加以觀察其信用性，據以判斷該傳聞證據是否有顯不可信 之情況，並非對其陳述內容之證明力如何加以論斷（最高法 院94年度台上字第62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證人甲○ ○、丁○○及鄭○聖於檢察官偵查中之證述，皆係以證人之 身分，經檢察官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由其等具 結，而於負擔偽證罪之處罰心理下所為，經具結擔保其等證 述之真實性，另該等證人於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並無證據 顯示係遭受強暴、脅迫、詐欺、利誘等外力干擾情形，或在 影響其等心理狀況，致妨礙其等自由陳述等顯不可信之情況 下所為，被告乙○○及其辯護人亦未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 ，且於本院審理時，經以證人身分傳訊甲○○、丁○○、鄭 ○聖到庭作證，進行交互詰問，予以被告乙○○對質詰問之 機會，已保障被告乙○○訴訟上之權利，且有提示上開偵訊 時之筆錄及告以要旨，由檢察官、被告乙○○及其辯護人依 法辯論，完足證據調查之程序，是證人甲○○、丁○○、鄭 ○聖於檢察官訊問中之陳述均具有證據能力。至被告乙○○ 之辯護人雖指稱：證人甲○○之證述為前案處分書認定不可 採信，有顯不可信之情形云云。惟辨別是否具有「顯不可信 之情況」，並非以證人所述內容之證明力為判斷依據。檢察 官於前案不起訴處分未予採信證人甲○○之證詞，此乃檢察 官對於證據價值如何所為之判斷，要屬證據證明力之問題， 辯護人逕以此主張有「顯不可信之情形」，自非可採，況被 告乙○○及其辯護人並未說明證人甲○○於檢察官訊問之客 觀環境、條件有何顯不可信之情形，是被告乙○○之辯護人 上開所指，容有未合，無法採取。另證人丁○○、鄭○聖於 偵查中所陳述聽聞被告甲○○轉述有交付款項予被告乙○○ 之事實，固屬傳聞證據，而不得作為證據，然就被告甲○○ 確實有告知該事、告知之場合、情狀等事項，乃均係就其等 自己所親身經歷之事實而為陳述，自具有證據能力。至證人 甲○○、丁○○及鄭○聖於警詢之陳述，本院並未採為證據 ，自毋庸就該等證據有無證據能力為論述，附予敘明。(二)被告乙○○及其辯護人復爭執稱：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 話通話紀錄及APP聊天軟體對話均無證據能力，因為看起來 雖然像是書證，但聊天的內容是屬於供述證據，為傳聞證據 云云。惟按行動電話之訊息，係藉諸電信業者所提供之訊息 傳送服務功能，經由該業者之電腦網路系統，將表意人表達 其思想或意思之聲音、影像、文字或代替文字之符號、圖畫 等，加以傳發輸送至他人行動電話或其他電腦終端設備者， 因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性質上應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 規定之準文書。而文書，以其內容存在之狀態，為證據資料
，藉之推論待證事實者，屬於物證，如依其內容所述事實之 真偽，推論待證事項真實與否，則該文書與供述證據無異， 應依傳聞排除法則審究其有無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9年度台 上字第725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卷附插用門號0000000000 號行動電話APP聊天軟體對話翻拍照片，係以該對話內容存 在之狀態為證據資料，並藉之推論待證事實，與其對話內容 之真偽無涉，屬於物證，非屬供述證據，自無傳聞法則之適 用，被告乙○○及其辯護人上開所指容有誤會。又按照相機 拍攝之照片，係依機器之功能，攝錄實物形貌而形成之圖像 ，除其係以人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為攝取內容，並以該內容為 證據外，照片所呈現之圖像，並非屬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 書面陳述，當不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所規定「被告以 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範圍內，其有無證據 能力，自應與一般物證相同，端視其取得證據之合法性及已 否依法踐行證據之調查程序，以資認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 上字第385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卷附之插用門號000000 0000號之行動電話通話紀錄翻拍照片及APP聊天軟體對話翻 拍照片，係以相機之功能作用所拍攝之圖像，不含有人類意 思表達之供述要素（本件並未以對話內容之真偽為證據，已 如前述），所拍攝內容現實情狀之一致性，係透過機械原理 加以還原，並無人對現實情形之記憶、知覺經常可能發生之 誤差（如知覺之主觀性及記憶隨時間推移而發生變化、遺忘 等），故上開翻拍照片均非供述證據，並無傳聞法則之適用 ，且上開翻拍照片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被告乙○○ 及其辯護人對於該等翻拍照片亦未聲明異議主張係執法人員 違法取得，復查無不得作為證據之事由，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而有證據能力。
(三)至本案據以認定被告2人犯罪事實所引用其餘未符合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之供述證據，業經本院於 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乙○○及其 辯護人、被告甲○○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復經 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 之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 適當；另所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 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 中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為調查時，檢察官、被告乙○○及其辯 護人、被告甲○○均未表示無證據能力，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規定、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甲○○坦承上開詐欺取財犯行不諱；被告乙○○固 自陳其綽號為「小春」，與被告甲○○相識，為國中學長學 弟關係，且有於前揭時、地，遭被告甲○○等人強盜現金約 350萬元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上開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 ：伊沒有參與詐欺集團，並未給被告甲○○任何電話，亦未 指示被告甲○○去提款，伊於100年12月4日被強盜的現金35 0萬元是伊與母親存的，因為隔天本來要買房子，所以錢就 準備好放在家裡，伊那天只是想要炫耀一下，就把錢帶在身 上，那時候伊剛好要回家，看到被告甲○○在公園那邊，伊 跟他打招呼，他就對伊強盜，伊也不瞭解被告甲○○如何知 道伊有錢，可能別人有看到跟他講，卷內行動電話翻拍照片 上暱稱「發」的人不是伊，該些對話與伊無關，伊沒有使用 過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云云；其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略 以：本件檢察官認定被告乙○○涉犯詐欺取財罪唯一的證據 都是由同案被告甲○○之供述而來，且沒有補強證據，但被 告乙○○跟甲○○之間確實有嫌隙，加上前案的強盜案，被 告乙○○與甲○○是對立的，被告甲○○會因此誣陷被告乙 ○○並非不能想像，證人丁○○、鄭○聖證述內容都是聽聞 被告甲○○所述，並不能確定被告甲○○拿到的銀聯卡是誰 給的，也不能知道被告甲○○是不是真的去找被告乙○○， 或交錢給被告乙○○，本件未扣得銀聯卡，無法認定確實有 持銀聯卡提款，也未查到任何被害人據以提領的款項是否確 實跟詐欺行為有關，本件檢察官之舉證不足等詞。惟查：(一)被告甲○○所犯上開詐欺取財之犯罪事實，迭據被告甲○○ 於警詢、偵查中、本院另強盜案準備程序中、本院本案準備 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他字3648號卷第28至29頁、第 16至17頁、他字5949號卷第29至30頁、第32至33頁反面、本 院另強盜案卷一第94頁、本院卷第37頁反面、第64至65頁、 第197至201頁），核與證人丁○○、鄭○聖於偵查中及本院 審理時證述之內容大致相符（見他字5949號卷第39至41、51 至54頁、本院卷第159至167頁、第169至184頁），且有插用 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通話紀錄翻拍照片及APP聊天 軟體對話翻拍照片（見偵字12973號卷第24至28頁）、台新 國際商業銀行101年7月23日台新作文字第00000000號函文及 警方依據該函文所檢附之100年12月3日使用大陸銀聯卡於該 行機號04478、04479號提領之交易明細電子檔、監視器錄影 光碟所列印製作之上開提領交易明細資料及監視器錄影畫面 擷取照片（見偵字12973號卷第37至57頁）附卷可稽，暨扣 於本院另強盜案之插用0000000000號門號之行動電話1支及
現金177萬3000元等物可資佐憑，足認被告甲○○之自白核 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
(二)被告乙○○確有於前揭時、地，交付前開銀聯卡予被告甲○ ○，並指示被告甲○○持該等銀聯卡提領詐欺所得款項，被 告甲○○擔任上開詐欺集團之「車手」工作操作ATM提款， 每日須將提領之詐欺款項交給被告乙○○，雙方原約定被告 甲○○每提領1張銀聯卡之報酬為800元，而被告乙○○實際 僅給予每提領1張銀聯卡500元之酬勞等事實，迭據證人即同 案被告甲○○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結證稱：100年10至11 月間是乙○○找我，叫我幫他當車手領錢，我當他旗下的詐 騙成員，他在旱溪的富苑汽車旅館拿了約70張銀聯卡給我， 上面有用貼紙編號，並跟我說密碼在銀聯卡上，每張都不一 樣密碼，叫我到全家或7-11領，本來說領1張要給我800元， 但後來只有給我1張500元，乙○○有說是領詐騙大陸人的錢 ，拿銀聯卡給我當天我就開始去領錢，乙○○會用APP跟我 說哪張卡可以領錢，領錢次數有很多次，地點在太平區的全 家或7-11比較多，領得金額約700萬元至800萬元，每次1張 卡可以領到4萬6000元，每天乙○○會指定地點見面，大部 分在太平區，我再按指示到見面地點交付款項，我是每天交 付領得款項，每個禮拜領1次報酬，一開始也是用乙○○給 的手機聯絡，號碼不記得，做了半個月之後，乙○○才給我 扣案插用0000000000號門號的智慧型手機作為聯絡提款使用 ，該門號手機通話紀錄中有「發」字的是乙○○打來的，AP P軟體聊天對話內容內容是我跟乙○○對話，內容是叫我領 錢並約見面，「K洗」是指有一部分卡片編號是「K」開頭， 「洗」是叫我到全家試卡看有沒有壞掉，「你查一下C12裡 面有多少」，就是卡片編號是「C」開頭的叫我去看有多少 錢，「先用紅的」是指卡片裡面的百鈔，因為帳戶內扣除手 續費就會有百元餘額，叫我把百元鈔領出來，「你那邊要有 4.7+-4.6」，4.7是指47000，4.6是指46000，那時我領了3 張，當時我跟丁○○、鄭○聖每天都在一起，他們有時會陪 我去找乙○○，我於100年12月3日有拿銀聯卡請鄭○聖幫忙 領錢1次，因為我當車手領的錢要交給乙○○，有看到乙○ ○身上有鉅額現金，才會起意對他強盜等語明確（見他字36 48號卷第16至17頁、他字5949號卷第32至33頁、本院卷第10 3至119頁、第180至181頁、第201頁正反面），是證人甲○ ○就其確有受被告乙○○之邀而參與上開詐欺集團擔任提款 車手，並依被告乙○○之指示提款與交款予被告乙○○，及 向被告乙○○領取報酬等基本重要事實，迭次證述不移，其 於本院審理作證所述與先前於偵查中之證述雖稍有不符之處
，此應係因距案發時間將近4年之久，部分記憶已有模糊所 致，且僅為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以外之枝節，並不影響其證述 被告乙○○前揭犯行之可信性。且證人即同案被告甲○○之 前揭證述，已有插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通話紀錄 翻拍照片及APP聊天軟體對話翻拍照片附卷可佐（見偵字129 73號卷第24至28頁），又證人即同案被告甲○○於100年12 月3日，確有持多張銀聯卡在臺中市○○區○○路000號7-11 超商ATM提領款項乙情，亦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101年7月23 日台新作文字第00000000號函文及警方依據該函文所檢附之 100年12月3日使用大陸銀聯卡於該行機號04478、04479號提 領之交易明細電子檔、監視器錄影光碟所列印製作之上開提 領交易明細資料及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見偵字12973 號卷第37至57頁）附卷可證，足徵證人即同案被告甲○○之 前揭證述核屬有據，並非虛妄。
(三)參諸證人丁○○於102年11月8日偵查中結證稱：我與甲○○ 、乙○○都認識，我之前經常與甲○○在一起，因為我們常 在一起，有聽甲○○說他擔任詐騙集團車手，我有跟他去過 便利商店領錢，他也經常去便利商店領錢，他有跟我說這是 「突卡（台語）」，意思就是拿不是自己的提款卡去領錢， 甲○○擔任車手大約是強盜案件前1、2個月開始，甲○○那 段時間大部分都在太平區的便利商店領款，甲○○與乙○○ 好像有1支手機在聯絡，因為甲○○有1支不是他自己的手機 ，有時甲○○看到該手機的訊息之後就馬上去提領或找人， 我沒有親眼看到乙○○與甲○○交付款項，因為他們都在另 一部車上等語（見他字5949號卷第39至40頁）；且其於本院 105年1月7日審理作證時經提示筆錄供其閱覽後亦確認上開 偵查中之證詞皆係出於其自由意識並據實陳述，並證稱：我 大概知道甲○○在做詐欺工作，因為一般人不會一直去領錢 ，甲○○很頻繁地領錢，甲○○有說要去找「小春」，我有 陪他去過3、4次左右，以我跟甲○○相處過程及感情，如果 他實際上不是去找「小春」，他沒有動機騙我說要去找「小 春」等語（見本院卷第161頁反面至162頁、第162頁反面、 第163頁反面、第165頁反面），可知證人丁○○確有見聞被 告甲○○持非自己所有之提款卡頻繁領款，且使用非自己所 有手機與他人聯絡，於收到訊息後隨即去提款等情事，此等 情狀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甲○○供證稱其確有參與詐欺集團 擔任提款車手乙情相符。又證人即同案被告甲○○於案發期 間，經常與證人丁○○在一起，已據證人丁○○證述如前， 堪認2人間之交情甚篤，證人即同案被告甲○○若非實際要 去找綽號「小春」之被告乙○○，衡情應不致刻意欺騙證人
丁○○要去找「小春」。復參諸證人鄭○聖於102年11月14 日偵查中結證稱：我認識乙○○跟甲○○，我之前經常與甲 ○○在一起，他有跟我說他擔任詐騙集團車手，他擔任車手 期間是在強盜案發生前1、2個月，我只有看過甲○○用以領 錢的提款卡，那段時間他都在太平區的全家便利商店領款， 沒有看到他把錢交給乙○○，有看到甲○○一直找乙○○， 我會跟甲○○一起去找乙○○見面，每次見面我都在甲○○ 的車上等，甲○○會去乙○○的車上，見面一下下就離開了 ，我有陪甲○○到便利商店領錢1、2次，甲○○會講說要去 找乙○○要拿錢給乙○○，有時叫我陪他去等語（見他字59 49號卷第51至53頁）；且其於本院105年1月7日審理作證時 經提示筆錄供其閱覽後亦確認上開偵查中之證詞皆係出於其 自由意識並據實陳述（見本院卷第171至173頁），並證稱： 甲○○有說要把錢交給乙○○，以我跟甲○○相處的經歷、 過程，我認為甲○○沒有動機或目的要騙我說要交錢給乙○ ○，100年12月3日在臺中市○○區○○路000號7-11超商， 我有幫甲○○拿銀聯卡領過一次錢，我知道是銀聯卡，也知 道領的是被害人被詐欺的款項，因為那時候甲○○有講說他 是詐騙集團的車手，那時候是我開車，我要下車去買飲料， 所以甲○○請我順便幫他領，總共拿3張銀聯卡領錢，他說 卡片後面有密碼，裡面有多少就領多少等語（見本院卷第17 3頁正反面、第179頁反面、第180頁反面、第182至183頁） ，可知證人鄭○聖確有見聞被告甲○○持銀聯卡提款，且有 陪同被告甲○○前去與被告乙○○見面，被告甲○○並有告 知證人鄭○聖係要交錢給被告乙○○，鄭○聖於100年12月3 日甚至受被告甲○○之託，親自持銀聯卡代為提領詐欺款項 ，而參與本案部分詐欺犯行，此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甲○○之 前揭證述核屬相符。又證人即同案被告甲○○於案發期間， 經常與證人鄭○聖在一起，已據證人鄭○聖證述如前，堪認 2人間之交情甚佳，證人即同案被告甲○○若非實際要去找 被告乙○○交付詐欺款項，衡情應不致就此情刻意欺騙證人 鄭○聖。再參以擔任詐欺集團之車手並非名譽或值得炫耀、 稱許之事，衡之常情，被告甲○○若非確有參與上開詐欺集 團擔任提款車手，當不會對與之交情甚佳之證人丁○○、鄭 ○聖告知此事。是佐以上開證人丁○○、鄭○聖之證詞，益 徵證人即同案被告甲○○之前揭證述要屬信而有徵，堪可憑 採。
(四)被告乙○○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云云。然被告乙○○於 100年12月4日警詢時係陳稱：伊被強盜的350萬元是自行由 住家伊母親黃麗秋的房間床下拿出來的，當時伊母親並不知
道，該筆款項是伊母親存的云云。而依證人黃麗秋於警詢時 證述：我是電子作業員，下班後還有兼差，每月收入約4萬 元，乙○○遭強盜的350萬元款項是我從95年以來工作累積 得來等詞，縱使證人黃麗秋不吃不喝，每月收入4萬元全數 存起來，也必須存87.5個月（7年又3.5個月）才能存到350 萬元，絕非95年至本院另強盜案發生時之100年12月即可存 到。且經檢察官向證人黃麗秋任職之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函查結果，證人黃麗秋自95年4月3日起任職該公司至10 0年底止，合計領取之薪資總額為224萬1823元，亦遠低於35 0萬元，此有該公司102年12月6日陳報函在卷可憑（見他字 5949號卷第60頁）。況350萬元之數額非小，衡之常情，除 有特定原因例如犯罪所得恐為警查扣外，一般人均會委由金 融機構妥善保管，而不會以現鈔方式放在家中，遑論隨身攜 帶，更無可能於深夜時分持該筆鉅款外出炫耀，而徒增風險 。又倘如被告乙○○所述，其當日係臨時起意攜款外出炫耀 ，被告甲○○又如何能恰巧知悉被告乙○○當時身懷鉅款， 更遑論於事前即與另案被告陳隆龍等人策劃強盜被告乙○○ 身上之財物。由上，足見被告乙○○、證人黃麗秋陳稱該35 0萬元係黃麗秋所存、被告乙○○並稱當時係從家中攜出炫 耀等節，顯非實情，更與事理常情有違，不足為採。雖被告 乙○○嗣於本院準備程序改口稱該筆金額係伊與母親所存， 惟此與其前於警詢所述已有不一，顯有瑕疵，其亦未能提出 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非可採。又辯護意旨雖稱被告乙○○ 與被告甲○○間有嫌隙，且因前案之強盜案而對立，被告甲 ○○可能誣陷被告乙○○云云。然據被告乙○○所述，其所 稱之嫌隙乃被告乙○○曾在大家面前指責被告甲○○不務正 業（見本院卷第72頁），是縱有此嫌隙，亦僅屬些微細故而 已，況被告甲○○供證與被告乙○○共同參與上開詐欺集團 ，亦同時陷自己於罪，衡情若非實情，被告甲○○實無為此 損人不利己之事之必要。再者，證人即同案被告甲○○之前 揭證述實有所憑，已據本院論述如前，辯護意旨徒以前詞臆 測被告甲○○係誣陷被告乙○○，自難採取。另所謂補強證 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該項證 據得以佐證證人證言非屬虛構，並保障所陳事實之真實性， 即已充足。又得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被告實行犯罪 ，但以此項證據與其他證據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 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本件證人丁○○、鄭○聖之 前揭證詞，係其等本於親身經歷所為陳述，並非全部轉述聽 聞陳述之詞，雖不能直接證明被告乙○○之本案犯行，然已 足以強化證人即同案被告甲○○證述之憑信性，自得採為認
定被告乙○○犯罪之補強證據，辯護意旨稱本件並無補強證 據云云，亦非可採。再依卷內現存證據，雖無法查得被害人 出面指證遭詐騙之經過，然依證人即同案被告甲○○所述加 入詐欺集團，係負責依被告乙○○指示持多張銀聯卡提領款 項，並於領得款項後交付被告乙○○，藉以賺取酬勞之分工 情形觀察，上開詐欺集團倘非有意針對大陸民眾施行詐術騙 取款項，實毋庸事先取得多個銀聯卡帳戶以供隨機調度，並 有償委派被告甲○○擔任「車手」之提款工作，而使該集團 得以隱身幕後並迅速大量獲取犯罪所得款項，參諸其他詐騙 集團遭警查獲後所悉之犯罪分工模式，足可推知被告所加入 者要屬從事詐欺犯罪之集團無訛，是辯護意旨以本件並未查 得被害人故無法證明有詐欺情事云云，亦難採取。(五)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乙○○前開所辯，要屬卸責之詞，委無 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乙○○、甲○○之犯行均堪以認 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乙○○、甲○○行為後，刑法業 於103年6月18日修正第339條第1項及增訂第339條之4，並均 於同年6月20日生效。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意 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 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 下罰金。」，修正後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 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且增訂之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犯第339條詐欺罪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3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 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前項之未 遂犯罰之。」，而修正後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法定刑由「 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修正 提高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且增訂之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之法定刑為「1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 法結果，以修正前之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2人較為 有利，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從舊從輕」原則，適用修 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予以論科。
(二)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
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係以年齡作為 加重刑罰之要件，不以行為人明知其年齡要件為必要，惟須 對其年齡要件有不確定故意（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80 5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30號、95年度台上字第5731號刑事 判決意旨參照）。本案參與上揭於100年12月3日提領詐欺款 項之部分犯行之共犯鄭○聖係83年出生，於行為時為14歲以 上、未滿18歲之具刑事責任能力之少年，然鄭○聖就其上揭 參與提領詐欺款項部分，未曾與被告乙○○有過任何接觸， 此據其於本院審理時結證明確（見本院卷第182頁反面至183 頁），且佐以證人即同案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 沒有告訴過乙○○我會請未滿18歲的少年拿銀聯卡領錢，我 不會這樣跟乙○○講，乙○○以為都是我自己領的等語（見 本院卷第181頁、第201頁正反面），堪認被告乙○○對於被 告甲○○於100年12月3日，有請少年鄭○聖持銀聯卡代為提 領詐欺款項一事並不知情，是被告乙○○既無認識或預見有 未滿18歲之少年與之共同實施本件犯罪，自難認其主觀上對 於與少年共犯一事有直接故意或未必故意存在，揆諸前揭說 明，自無從依前開規定加重其刑；另被告甲○○係82年8月8 日出生，有其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 10頁），其於本案犯行時為未成年人，自無前開加重其刑規 定之適用。故核被告乙○○、甲○○所為，均係犯修正前刑 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三)而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 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 （最高法院34年上字第862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按共同正 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 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 之成立。且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 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 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 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77年台上字 第2135號判例意旨參照）。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 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 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 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 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 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 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係共同正犯，使之對於 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
282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現行兩岸詐欺取財之行為方式， 通常係一集團性之犯罪，該犯罪集團為逃避檢警機關查緝， 大多採分工方式為之，自人頭帳戶之收購、實施詐欺、自人 頭帳戶提領詐得款項、取贓、分贓等階段，乃係須由多人縝 密分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若欠缺其中任何一組成員之 協力，均將無法達成其犯罪目的。本案乃先由上開詐欺集團 不詳成年成員向大陸地區人民實施詐欺，致大陸地區被害人 陷於錯誤而匯款後，被告甲○○再依被告乙○○之指示提領 詐欺所得款項等情，已如前述，其等雖未必與其他詐欺集團 成員認識碰面或明確知悉他人所分擔之犯罪分工內容，然此 一間接聯絡犯罪之態樣，正為具備一定規模詐欺犯罪所衍生 之細密分工模式，參與犯罪者透過相互利用彼此之犯罪角色 分工，而形成一個共同犯罪之整體以利施行詐術，於其等各 自參與期間，均係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在共同犯意聯絡 下，相互支援、供應彼此所需地位，相互利用他人行為，以 達共同詐欺取財目的及行為分擔，揆諸前揭說明，自應就全 部犯罪之結果共同負責。是被告乙○○、甲○○與上開詐欺 集團之不詳成年成員間就上開犯行，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 為分擔，又其等就100年12月3日鄭○聖參與提領詐欺款項部 分之犯行，亦與鄭○聖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