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醫上訴字第10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彭明正
選任辯護人 李璧合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業務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年度醫訴字第4號，中華民國102年7月30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1年度偵字第10039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己○○係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 偕紀念社會事業基金會馬偕紀念醫院（下稱馬偕醫院）心臟 內科主治醫師，為從事醫療業務之人。緣被害人仲向明（下 稱被害人）於民國97年3月4日，因急性心肌梗塞自臺北市立 萬芳醫院（下稱萬芳醫院）急診後轉診至馬偕醫院，由被告 負責診治並於同日施以左迴旋動脈血管支架置入術及氣球擴 張處理，嗣被害人出院後，因再度發生冠狀動脈硬化症狀， 於同年9月22日，再次前往馬偕醫院接受被告之診療，並於 同年月23日上午，由被告對被害人施行心導管手術。詎被告 為被害人進行上開手術前，並未告知被害人及其家屬，心導 管手術過程中可能引發被害人血管破裂或剝離之併發症及其 治療方式，且手術當日馬偕醫院並無緊急開刀房，以備若發 生上開併發症時，可供外科醫生進行外科手術，而上開併發 症發生時，被告並無能力進行治療，僅能經由外科醫生進行 外科動脈繞道手術等事項，使被害人及其家屬得以決定是否 以藥物治療或是直接採取動脈繞道手術取代心導管手術，或 擇日待馬偕醫院有緊急開刀房甚至轉往其他醫院進行心導管 手術，以致被害人於心導管手術中因發生主動脈剝離之併發 症，然無緊急開刀房可供立即施以動脈繞道手術，導致延誤 1小時之治療時間，嗣雖經緊急施以動脈繞道手術，被害人 仍因心臟功能無法負荷，須以人工心肺葉克膜機維持生命， 於同年10月3日辦理出院轉診至臺大醫院，而於同年月20日 不治死亡，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6條第2項業務過失致人於 死罪嫌。原審公訴檢察官則當庭補充：醫師有預見風險及手 術誤差之存在，亦知道前開風險及誤差之發生係無克服之可 能性，另未預為安排VIP病房來作為手術之準備，此乃醫師 之兩大過失。又因本案被害人係多次由被告看診，親密度增 加，法益之危害增加，風險亦會因此提升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就被告 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 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 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 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 ，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參照）。
三、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 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 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 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 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 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 力之證據為限，本案既經本院認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詳後 述），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6條第2項業務過失致死罪，無 非係以(一)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二)告訴人丁○○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等供述證據及馬偕醫院出院病歷摘要 ；(三)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民總醫院（ 下簡稱臺北榮總）99年10月27日北總內字第0000000000號函 、101年1月11日北總內字第0000000000號函；(四)馬偕醫院 99年11月22日民事答辯狀；(五)被告與被害人家屬之錄音光 碟及譯文等文書及物證等為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堅決否認其有起訴書或檢察官上訴書所載之疏失， 辯稱：伊是心臟內科醫師，被害人於97年8月門診才抱怨胸 痛，安排接受核子醫學檢查報告結果為90%的原先左迴旋支 動脈血管再狹窄，經9月15日門診溝通及跟被害人討論處置 方式，包括內科治療、心導管介入治療及外科開刀。因被害 人曾有顱內出血之病史，當時並不建議被害人同時使用兩種 抑制血小板之藥物，避免增加顱內出血之機會，又外科開刀 要同時使用肝素，會增加顱內出血之風險。伊會將可以治療 方式跟病人解釋，由病人去選擇，經伊充分告知並與被害人 解釋後，被害人選擇再做內科心導管診斷及介入性治療，並 同意再住院接受心導管檢查及治療，伊才安排於9月22日下 午住院。因心導管治療時會有血管剝離、心肌梗塞、心臟破 裂、血管完全堵塞、冠狀動脈出血、腦中風，腎功能不好者 可能因此需要洗腎之風險，無法完全避免，伊只能儘力處理
發生的併發症，如果在心導管手術過程中，有上開風險發生 ，依併發症嚴重的程度，如果伊不能處理，會請外科緊急開 刀，本案手術時伊有先會診外科醫師待命。在手術前一天傍 晚5點多，伊也親自到病房告知被害人檢查之風險及發生併 發症可能處置之方式，護理紀錄上亦記載總醫師也有於巡房 時告知第二天手術之風險及併發症之可能性，被害人有親自 簽心導管檢查及治療同意書，見證人是丁○○。在手術前伊 告知時只有被害人在，家屬不在，被害人堅持不用跟其他的 家屬溝通，後來家屬才會有誤解。被害人手術前檢查皆不符 合所謂心導管檢查之禁忌症，本案伊進行手術至10時6分26 秒時被害人冠狀動脈主支剝離，馬上聯絡外科醫師，因為沒 有空開刀房，隔了一小時於11時30分才進行外科手術，這段 時間伊處理很多事情，包括幫被害人主動脈氣球幫浦、昇壓 劑之使用、氣管內管插管、呼吸器之使用、插鼻胃管。上開 措施是為了被害人開刀做準備，但是真正能處理併發症的還 是開刀。國內現況沒有一家醫院能針對手術準備另外一間緊 急開刀房。且開刀需要先花時間消毒設備，有沒有開刀房這 件事，是由外科在聯絡處理，開完刀後伊也陪著李醫師看病 人，沒有對病人不理不睬等語（見他字第4785號卷，下稱他 字卷，第83-84、154-157頁；原審卷一第18頁反面、本院卷 一第61反面-64頁反面、卷二第56-57反面、146反面-150頁 ）。被告選任之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應維持原審諭知被告 無罪之判決，駁回檢察官上訴，並於本院提出答辯狀及答辯 (二)、(三)、(四)狀就檢察官起訴書、上訴書及告訴人、告 訴代理人所提出書狀內容逐一答辯（見本院卷一第125-145 頁、卷二第73-76、83-102、103-121頁），及於準備程序及 審判期日以言詞為被告辯護（見本院卷一第123頁反面、卷 二第125反面、150-151頁反面）。
六、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被害人之就診歷程摘要：
1.被害人於97年3月4日凌晨1時55分許，因胸悶不適至萬芳醫 院就診，經相關檢查後認其有實行PCI（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s，即心導管檢查）之必要，然因萬 芳醫院無ICU床（Intensive Care Unit，即加護病房無病床 ），遂於同日凌晨3時55分許以急診方式轉院至馬偕醫院， 後被害人及其家屬於同日7時許同意進行catheterization（ 即插入心導管），由被告負責診治並施作氣球擴張及左迴旋 動脈血管支架置入術後住院，嗣於同年3月8日出院。後於同 年6月18日及同年8月13日回診，於8月13日回診時主訴「 Vague chest pain Occasionally」，被告遂於同日安排被
害人進行thallium scan（即核子醫學檢查），檢查結果懷 疑左迴旋動脈90%狹窄，乃於同年9月15日被害人回診時告以 懷疑左迴旋動脈90%狹窄乙事，並於該次門診中安排於同月 22日住院進行診斷性心導管檢查。被害人於同年月22日，再 次前往馬偕醫院，主訴「Occasional chest dis comfort when moved his body」並於同日簽署「診斷性心導管檢查 告知同意書」、「治療性心導管檢查告知同意書」。被害人 於翌日（23日）上午8時50分先行測量心跳及血壓，並同時 由醫護人員教導其於檢查中，如有聽到醫護人員請其咳嗽， 請配合立即用肚子力量連咳3聲；於同日上午9時許進行診斷 性心導管檢查，檢查結果確認被害人左迴旋動脈確實有再次 狹窄現象；上午9時40分許由被告對被害人及家屬解釋檢查 結果並進行治療性心導管檢查；手術過程中於10時6分26秒 （詳後敘）發生冠狀動脈主支剝離之併發症，經緊急為被害 人輸液、強心劑、主動脈氣球幫浦置放、氣管內管置放、呼 吸器使用等處置，並通知心臟外科醫師及手術室進行手術準 備，10時40分轉至cvsi（即心臟外科加護病房）持續治療； 11時許由李君儀及被告向家屬解釋病情及準備開刀（冠狀動 脈繞道手術）事宜；11時40分許進入手術室並開始麻醉；12 時40分許開始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17時40分手術結束； 18時30分許由李君儀醫師向家屬解釋病情及告以病危，且因 被害人心臟功能無法恢復，無法脫離體外循環機，須以人工 心肺葉克膜機維持生命；於同月29日因被害人狀況好轉，經 家屬同意後，移除葉克膜，後因被害人心臟功能再度惡化， 遂於三日後再行裝置人工心肺葉克膜機，並與被害人家屬討 論心臟移植手術，而於同年10月3日辦理出院轉診至臺大醫 院，後於同年月20日因不治死亡，有馬偕醫院102年12月7日 馬院醫外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隨函所附被害人病歷正本一 本及光碟1片（見本院卷一第95頁），及103年11月10日馬院 醫內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隨函所附被害人之X光及核子醫 學影像光碟1片（見本院卷二第14頁）在卷可稽。 2.本院審理中，檢察官引用告訴人意見主張被告就被害人於術 中發生冠狀動脈主支剝離之時間主張前後不一、原審及醫審 會認定亦有誤云云，惟就有關本案病患即被害人治療性心導 管檢查手術中發生左冠狀動脈主支剝離之精準時間點應該是 10時06分26秒，業經被告依據馬偕醫院提供之影像光碟、所 翻攝之照片及病歷中之護理記錄等，於本院102年9月18日準 備程序中陳述甚詳，亦即為：「患者8時50分或9時到心導管 室，還需要做一些術前準備，…第一個診斷性心導管顯影時 間是9時20分31秒，…右邊冠狀動脈檢查完依據光碟時間顯
示是9時33分53秒，而護理記錄顯示我在9時40分時，有跟家 屬及仲先生解釋診斷性心導管之結果，及解釋接下來要處理 之情形，…而介入性心導管第一個畫面是9時53分40秒，接 下來我們先用氣球擴張，花了一些時間，氣球擴張完的時間 10時6分8秒，而最後發現血管剝離的時間，光碟顯示是10時 6分26秒，我們也試圖解決剝離問題，最後畫面又再照相， 顯示最後時間是10時9分39秒，並非對方所說9時12分戳破。 …」（見本院卷一第64頁反面）。然因衛生福利部104年6月 18日衛部醫字第0000000000號書函暨檢附之衛生福利部醫事 審議委員會（下稱醫審會）第0000000號鑑定書載為：「(一 ) 1...即於09：53更換為引導導管開始治療，以氣球擴張狹 窄之處。惟隨即發現左冠狀動脈主支出現內膜剝離..。(二) ...當時剝離時間為更換引導導管後之第1次冠狀動脈血管攝 影，約為（97年9月23日）09：53」（見本院卷二第40頁） ，故本院於審判期日再次提示上開醫審會鑑定意見，釐清本 件心導管手術中發生冠狀動脈主支剝離之時間點，究竟是9 點53分？還是10點6分26秒？經被告當庭指出本院卷一第80 頁反面之翻拍圖像，右側左上角顏色較深的部分就是動脈主 支剝離延伸至左前降支及左迴旋支，前一頁即第80頁正面時 間為10點6分3秒的時候則還沒有這個現象，由此來判斷本件 手術中發生冠狀動脈主支剝離之時間點是10點6分26秒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47頁）。經對照本院卷一第80頁反面翻拍 圖像之血管中間看得出有中斷剝離，而前幾頁翻拍圖像之血 管看起來都是連續的等情，確可判斷發生冠狀動脈主支剝離 現象的精確時間點應在10點6分26秒無訛。是辯護人於原審 書狀引據民事訴訟中之案卷資料，記載被害人冠狀動脈主支 剝離時間為10:30許，及前開醫審會鑑定意見，僅憑更換引 導導管後之第1次冠狀動脈血管攝影時點，亦即以9點53分來 約略推估其冠狀動脈主支剝離之時間點，容有誤會。(二)被告於實施治療性心導管檢查手術前，已善盡其告知義務， 理由如下：
1.關於告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法則，源自於英美法 系，國內有論者將之區分為醫師告知義務與病人的同意權加 以詮釋，晚近始運用於醫療法學實證研究上。告知後同意法 則主要在說明病人與醫師間一連串的互動行為，藉由醫師揭 露醫療資訊，包括醫療方式的進行、種類，幫助病人做出醫 療決定。該法則除於緊急救助、病人放棄權利、法律特別規 定等例外情形外，課予醫師對病人有說明義務，病人在獲知 並瞭解醫療行為所面臨的風險等一定資訊後，自願地授權同 意醫師進行其醫療行為。其立論基礎在於病人自主權、醫學
倫理、契約自由、契約正義、預防醫療糾紛等學理論述。 2.我國現行法關於醫師的告知義務，規定於醫師法第12條之1 ：「醫師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其病情、治療 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另醫療 法第81條：「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 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第63條：「醫療機構實 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 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 其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 緊急者，不在此限。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 無法親自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 簽具。第一項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第64條：「醫療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 入性檢查或治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 關係人說明，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後，始得為之。但情 況緊急者，不在此限」，亦有明文規範醫療機構之告知或說 明義務。查本案被告係於97年9月23日為病患即被害人實施 治療性心導管檢查手術，業如前述，是以本案被告於97年9 月23日實施治療性心導管檢查手術時，所應負之告知義務即 為醫師法第12條之1規定。且因醫療法第63條、第64條、第 81條規定均係於93年4月28日修正公布施行，而被告係履行 馬偕醫院心臟內科醫師職務而為病患即被害人實施治療性心 導管檢查手術，亦同受醫療法第63條、第64條、第81條明文 規定對醫療機構之說明告知義務規範下應歸責於診治醫師之 告知義務。是依上開規定，醫療機構或醫師診察病人後，除 有「免除告知」情形（例如法律所定之強制醫療；在緊急情 況下就多重療法之選擇；根據醫學上知識與經驗，為防止病 患面臨死亡危險或身體健康上重大危害者；完全說明，對病 患精神造成重大負擔，而得以預測治療結果將蒙受鉅大損傷 者；病患對於治療內容有充分知識者；病患表示不須說明或 對醫師之診斷、治療、在醫療過程中於一定侵襲程度內，依 社會一般人通常智識、經驗已可預見者；輕微侵襲之傷害等 ），而得不需告知外，即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其病情、治 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此即醫 療機構與醫師之告知說明義務（Informed Consent）。上開 所謂告知說明義務內容，包括患者病症之輕重、痊癒之可能 性、所決定醫療行為之性質、理由、內容、預期治療效果、 醫療方式、難易度、對病患身體侵襲範圍及危險程度等項， 並應以醫療上通用方式加以說明，俾病患充分了解該醫療行
為對身體可能產生之侵害，加以斟酌（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 字第558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被告於為被害人進行上 揭治療性心導管檢查手術時，除應告知病情、治療方針及預 後情形外，亦應向被害人或其家屬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 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而關於被告 就其所應負之告知義務所需告知之方式、內容、範圍為何， 雖無特別規定，然就方式而言，上開醫師法第12條之1及醫 療法第81條之規定，並無如醫療法第63條、第64條規定需以 同意書之書面形式為之，解釋上，應認為得以口頭或書面為 之均無不可，蓋以醫師告知義務之重點在於醫師是否確實傳 遞所應告知之訊息與否。如醫師僅以口頭方式履行上開醫師 法第12條之1規定之告知義務，亦難認違背前揭告知義務。 3.就告知範圍、內容而言，上開醫師法第12條之1及醫療法第 81條規定並未加以限制，學說及英美法例上有：(1)一般理 性醫師說：告知的內容是憑藉著「醫師專業標準」來決定病 人被告知的內容，亦即以「理性的醫師」認為應對病人說明 的事項來告訴，說明範圍之標準取決於「一般醫師」；(2) 一般理性病人說：醫師必須以一般理性的病人所希望被告知 的醫療資訊去告知病人相關資料，說明範圍之標準取決於「 一般病人」；(3)具體病人說：醫師可能預見的範圍內，就 其治療的具體、個別病人本人所視為重要的事項，即應說明 ；(4)折衷說：從一般理性的醫師立場而言，凡當作治療對 象之具體病人於自我決定之際所認為重要且必要之事項，醫 師皆應說明。目前我國醫療法實務上，有從醫師應負告知義 務規定之立法本旨推認：醫療乃為高度專業及危險之行為， 直接涉及病人之身體健康或生命，病人本人或其家屬通常須 賴醫師之說明，方得明瞭醫療行為之必要、風險及效果，故 醫師為醫療行為時，應詳細對病人本人或其親屬盡相當之說 明義務，經病人或其家屬同意後為之，以保障「病人身體自 主權」；上開醫師應盡之說明義務，除過於專業或細部療法 外，「至少」應包含：(1)診斷之病名、病況、預後及不接 受治療之後果；(2)建議治療方案及其他可能之替代治療方 案暨其利弊；(3)治療風險、常發生之併發症及副作用暨雖 不常發生，但可能發生嚴重後果之風險；(4)治療之成功率 （死亡率）；(5)醫院之設備及醫師之專業能力等事項；亦 即在一般情形下，如曾說明，病人即有拒絕醫療之可能時， 即有說明之義務；於此，醫師若未盡上開說明之義務，除有 正當理由外，難謂已盡注意之義務；又上開說明之義務，以 實質上已予說明為必要，若僅令病人或其家屬在印有說明事 項之同意書上，冒然簽名，尚難認已盡說明之義務（最高法
院94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依上開判決要旨 所揭示關於醫師告知義務之「至少」範圍，著眼於病人身體 自主權之保障，是應認係採「一般理性病人」標準，而非一 般理性醫師標準。申言之，在上開實務見解之下，關於「治 療風險、常發生之併發症及副作用暨雖不常發生，但可能發 生嚴重後果之風險、死亡率」、「醫院之設備及醫師之專業 能力」應包括在醫師告知義務之範疇當中，以一般理性病人 而言，就算一般人對於各種風險的忍受度，個案上有所差異 ，但是通常情況，一般人都會相當重視死亡風險、殘障風險 ，因為這個風險一旦實現，對於病人發生無可回復的損害， 而且死亡率、殘障率越高，一般病人越是會謹慎小心，除非 病人受有重大立即的死亡或其他嚴重損害的威脅，否則這些 風險實現可能性縱使再低，一般人仍會認為是一個影響決定 的重要資訊，醫師仍應告知，而且，對於醫師而言，進行任 何有關此風險的揭露，並不會增加其過高的成本。依上述說 明，關於「治療風險、常發生之併發症及副作用暨雖不常發 生，但可能發生嚴重後果之風險、死亡率」相關內容的揭露 ，應屬醫師法第12條之1規定醫師告知義務所指之「可能之 不良反應」範疇，至於告知「醫院之設備及醫師之專業能力 」部分，醫師法及醫療法並無相關之規定，然觀諸上開實務 見解可知，其所著重應係醫院之設備及醫師之專業能力是否 足以勝任就診病患之治療，是就本案而言，所應該告知者實 乃馬偕醫院之設備及被告之專業能力是否足以實施診斷性及 治療性心導管檢查手術，然因馬偕醫院為醫學中心，被告為 心臟內科主治醫師，依據臺北榮總101年12月11日北總內字 第0000000000號函暨隨函所附補充鑑定意見說明二(三)：「 血管破裂或是剝離是心導管手術可能的併發症或者說是風險 ，因此健保局明確規範若手術時發生血管破裂或剝離，則可 以給付健保支架，雖然絕大多數的併發症都可以由內科醫師 處理成功，但心導管手術依病患病情不同，對於穩定性心絞 痛病患達1%的致死風險；急性冠心症則更高..」；(四)：「 ..內科醫師並非無能力處理血管破裂或剝離，事實上大多數 的血管破裂或剝離都可由內科醫師處理成功」（見原審卷二 第23-24頁），佐以證人李君儀於原審審理時針對馬偕醫院 之設備確實足以實施心導管手術及內科醫師得否獨立進行治 療性心導管檢查已明確證述（見原審卷二第180頁），是馬 偕醫院之設備及被告之心臟內科醫師之專業能力自足以勝任 實施治療性心導管檢查手術無訛，故本案之告知重點應著重 於是否告知「治療風險、常發生之併發症及副作用暨雖不常 發生，但可能發生嚴重後果之風險、死亡率」部分。
4.被害人於97年3月4日因第一次心肌梗塞自萬芳醫院轉診馬偕 醫院時，萬芳醫院轉診單即已載明：「無ICU床，須做PCI」 （無加護病床，須做冠狀動脈心臟病介入性治療，即心導管 治療），有萬芳醫院轉診單影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8 -29頁），又被害人之妻即告訴人丁○○亦於同日簽署「診 斷性心導管告知同意書」及「治療性心導管檢查告知同意書 」，上開同意書中第三點「手術風險」及「檢查風險」均已 分別載明：「沒有任何手術（或醫療處置）是完全沒有風險 的……(一)根據文獻記載，檢查過程中，有可能發生生命危 險（死亡率約千分之一）與併發症（…血拴、剝離及末稍血 循不良0.43%……」、「沒有任何手術（或醫療處置）是完 全沒有風險的……(一)據文獻記載，檢查過程中，有可能發 生嚴重併發症與生命危險的機率如下……冠狀動脈破裂0.1% -3.0%…」及第四點「替代方案」分別載明：「這個手術（ 或醫療處置）的替代方案如下，如果您決定不施行這個手術 （或醫療處置），可能會有危險，請與醫師討論您的決定。 」及「如果您決定不施行此檢查，可能會有潛在之危險（包 括猝死、心肌梗塞、心臟衰竭、中風等），在您拒絕之前請 與主治醫師再次討論您的決定。可能替代方案：繼續內科藥 物治療或外科手術處理。」有上開同意書影本在卷可查（見 原審卷一第34-35頁），足見告訴人林麗惠於此時即已知悉 實施診斷性心導管及治療性心導管檢查手術之相關風險評估 及替代方案。又被告於另案（即原審民事庭98年度醫訴字第 7號損害賠償民事事件）審理中結證稱：病患於6月18日及8 月13日回診，並於8月13日回診時主訴「Vague chest pain Occasionally」，經安排thallium scan（即核子醫學檢查 ），檢查結果懷疑左迴旋動脈90%狹窄，被告於9月15日被害 人回診時告以懷疑左迴旋動脈90%狹窄乙事，並於上開門診 中與被害人溝通，解釋再次作心導管的必要性，包括作心導 管可能之風險，及被害人不宜接受藥物支架置放之原因乃其 於同年5月間，曾有左邊腦部顱內出血之病史，故不宜再次 使用藥物支架以避免再次顱內出血。因為藥物支架放置後要 服用抗凝血劑容易導致出血，所以向被害人解釋可能採取放 置氣球支架或帶刀片的氣球支架為主，故被害人於門診時答 應以此種方式治療。門診病歷並未記載解釋的內容，但9月 22日下午被害人住院初步診療計畫中有記載。當天大約下午 5點30分左右，伊有親自與被害人解釋作心導管之風險以及 為何不能置放藥物支架，一旦產生併發症時，需要外科緊急 開刀。根據護理紀錄，被害人於下午4時15分住院，總醫師 約4時30分開立檢查及治療處方，第二天早上被害人本人親
自簽署治療同意書及檢查同意書等語（見上開原審民事卷一 第153反面-154頁），核與被告於原審審理中陳稱：伊於9月 15日的門診中因為被害人有顱內出血的情況，在門診中，除 了告知檢查性及治療性心導管風險外，被害人核子醫學顯示 左迴旋支有90%的狹窄，高度懷疑是支架再度的狹窄，因是 單一血管之病灶，與被害人溝通後並不建議使用藥物支架或 外科開刀手術之方式，就是指外科繞道手術，而建議使用刀 片氣球之治療，而被害人聽過後也願意接受此種治療方式， 才進來住院接受心導管及介入性治療。因此時被害人有胸悶 的現象，藥物並非適當的治療方式，而被害人聽過之後也願 意接受氣球刀片治療才入院接受檢查。當時之所以不建議使 用藥物治療及外科繞道手術是因為考慮到被害人5月有顱內 出血的病史，如上次心臟外科李君儀醫師證詞，心臟血管繞 道手術在單一血管之病灶，並非最好之治療方式，況且繞道 手術後要使用一些肝素，會增加顱內出血的機會，而有症狀 之單一血管的病灶，如胸悶，採用內科介入性治療為最好的 治療方式，這也是國內心臟科及介入心臟科的指引，國外亦 然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5頁）相符，佐以被告與告訴人家 屬通話譯文亦顯示：「…當然那天因為在解釋的過程當中， 前後來龍去脈我沒跟你解釋過，因為我沒見過你，我是跟病 人解釋，甚至於說當天，我跟你回述說當天的情況，我五點 多去跟病人解釋，…平常我的習慣是說，病人做心導管前一 天我會跟家屬解釋說，你做這個心臟可能會的風險是怎麼樣 怎麼樣，那我那時候去那邊，很不湊巧當時就只有他一個人 在，…」、「要使用藥物支架的理由是因為你使用藥物支架 ，可能要使用正常的抑制型200元級的藥物，就是說會增加 他顱內出血的機會。我當時是跟病人這樣子的解釋說，很可 能說萬一你做出來有問題的話，我們可能沒辦法給你使用到 所謂最好的藥物這樣，因為你要吃顧心臟，你可能腦部會出 血，我當時是跟患者這樣說，你要不要跟你的家屬商量說， 到底要用哪種方式會比較好，他跟我講了一句話講說：『彭 大夫，我信任你』」、「禮拜一是，等於他住院來，…我是 等於說術前我去探視病人，我只能這樣跟你講，就是說，那 時候五點多快要六點那時候，我不曉得說你大嫂在哪裡，因 為，我就跟病人講說，我就跟你哥哥講說，我要不要跟你家 屬其他人解釋，他跟我講了一句話就說，不用，你覺得怎樣 我信任你，…我就覺得說，既然我們已經達成協議，然後白 紙黑字，那些所謂的檢查同意書，還有那個資料同意書，你 都打勾了，就表示你同意做這個檢查，你也曉得這個風險」 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8-40頁，他字卷第47-49頁）。從而，
被告就其告知被害人醫療行為過程，前後供述均一致，另由 被害人上開就診歷程觀之，其於97年8月15日門診主訴胸腔 不適，經安排進行核子醫學檢查，於同年9月15日聽取檢查 報告結果，仍主訴有不適情形，始於隔週9月22日住院治療 ，可知被害人確已知悉被告因其上述主訴病症，而安排一連 串之檢查及療程，被害人於瞭解檢查及療程之用意後，始同 意接受安排一連串療程，佐以9月15日病歷亦記載「cardiac catheterization is recommand」（建議做心導管手術）， 足證被告實已於門診之過程中對被害人說明實施心導管手術 之併發症、其他替代方案，由被害人患同意接受實施心導管 手術無訛。
5.又被害人於97年9 月23日所簽署同意書之內容，與丁○○於 97年3月4日簽署之同意書內容相同，均已載明治療性心導管 手術之檢查方法、效益、成功率、死亡率、併發症（如附表 編號1、5、6、7所示）、適應症、替代方案與其他相關資訊 ，有住院初步診療計畫、診斷性心導管檢查告知同意書、治 療性心導管檢查告知同意書影本在卷可按（見原審民事卷一 第21-22頁反面、卷二第128-129、469-470頁），足徵被害 人於實施心導管手術前確已充分瞭解實施心導管手術之併發 症與其他替代方案，並於充分瞭解後始決定選擇接受治療性 心導管手術。
6.至公訴人雖主張被告於實施檢查性及治療性心導管手術前， 未盡說明義務，然：
(1)按醫療行為具有高度專業性，不可能單純藉由醫師說明，即 足以使病人正確評估風險並選擇最佳治療方式。因此病人的 自主決定權，應以醫師的專業判斷為基礎，而決定是否願意 承擔治療疾病的風險。從而，本案被告所負有之說明義務， 目的在於擔保病患可以自主決定是否願意承擔治療心肌梗塞 的風險，或者寧可接受不治療心肌梗塞的風險（即醫療處置 之危險說明及不為醫療處置之危險說明），而不在於擔保治 療心肌梗塞無風險，因為治療心肌梗塞的風險控制，既不在 於醫師之說明義務，亦不在於病患之同意，而在於醫師之專 業判斷及其醫療行為本身是否符合醫學水準。至於醫師之告 知義務範圍，則應以一般理性病人為準，只要對於一般理性 病人而言，認為重要之風險已經說明，即已盡客觀上必要說 明義務，其他一般理性病人不認為重要之風險，則屬於非必 要說明的風險，縱使事後果真發生，並不能因醫師未說明， 而認為係違反對病人自主權的說明義務而侵害病人對疾病風 險選擇決定權（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58號刑事判決要 旨參照，另參見侯英泠教授著，「論消保法上醫師之安全說
明義務」，台灣本土法學，第37期，第68頁以下，2002年8 月；陳子平教授著，「醫療過失刑事裁判的問題思考」，月 旦法學雜誌，第218期，第173-175頁，2013年7月）。又「 治療風險、常發生之併發症及副作用、不常發生但可能發生 嚴重後果之風險及死亡率」等實為影響一般理性病人之重要 資訊，醫師就此部分實應告知，始符合病人身體自主權之保 障，本案被告於門診治療中既以就實施心導管手術之併發症 與其他替代方案予以說明，且馬偕醫院所出具之「診斷性心 導管告知同意書」及「治療性心導管檢查告知同意書」既已 具體臚列併發症之種類與機率，且註明冠狀動脈破裂機率為 0.1%至3.0%，並說明替代方案為內科治療與外科治療，則依 一般理性病人之標準，應認被告已對被害人充分告知說明， 且被害人係於充分瞭解實施檢查性及治療性心導管手術之併 發症與其他替代方案後自主決定實施心導管手術。佐以本案 證人即告訴人丁○○於原審審理結證稱：上開2份同意書是 於97年9月22日下午在病房簽署，在護士拿同意書給伊簽名 時，伊沒有詢問伊先生任何問題，伊先生也也沒有跟伊做任 何說明，伊與伊先生簽得2份同意書醫院有各留存1份在伊等 那，但因為護士說這是明天做檢查的同意書，且伊等已經簽 名了，所以沒有看同意書的內容等語（見原審卷二第75反面 -76頁反面），倘如證人所言，其與被害人均未詳看該同意 書之內容即於上開2份同意書上簽名，則於被告業已於門診 過程中告以實施心導管手術之併發症與其他替代方案之情況 下，僅因被害人及其家屬於充分時間下仍未詳讀同意書所載 之內容，即遽認被告未盡其告知義務，實屬過苛。況揆諸上 揭醫療法之相關規定均認告知義務履行之對象乃病人「或」 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是本案被告既已將上 開手術之併發症及其他可替代治療方式告以被害人本人，即 應認其業已盡其告知義務無疑。至公訴人雖於原審曾請求傳 喚萬芳醫院主治醫師王耀慶、廖國興及被害人家屬仲向慈欲 證明被告根本未對家屬說明心導管手術之風險（見原審卷二 第190頁），然本案被告於門診過程中業已向被害人本人說 明實施心導管檢查之併發症與其他替代方案，並經由被害人 本人同意實施心導管檢查，業已認定明確如前，故本院認為 此部分事證已臻明確，亦無再贅為無益調查之必要。 (2)再觀諸證人即被害人之妻丁○○於原審證稱：「我先生是五 專畢業，曾經做過南山人壽保險，是做業務員」等情（見原 審卷二第73頁），及證人即南山人壽業務經理林玲玲於原審 證稱：97年間被害人是南山公司業務代表，及證人即楊峻峰 原原審證稱伊係被害人之保險客戶，透過業務即被害人向南
山人受投保等情（見原審卷二187、188頁反面），被害人既 為保險從業人員，熟稔風險控管及保險契約之告知義務等相 關規範，衡情對於醫療檢查應簽署同意書之相關注意事項的 理應比一般人熟悉，對於再次簽署治療性心導管檢查之手術 同意書的理解，及對相關風險及告知內容，應有高於一般人 之理解能力，依其學經病歷經驗，應可閱讀理解同意書上所 載之相關說明，其於詳閱前開告知同意書後，親自勾選「同 意接受此項檢查，並授權醫師於必要時進行任何緊急的處置 (包括緊急手術)」，並在聲明「以上所列之檢查可能的併發 症及副作用、檢查成功率及其他相關說明，均由主治醫師詳 細告知。就說明有所疑問時，均在簽署檢查告知同意書前詳 細詢問有關醫師，立同意書人、病患及家屬均能充分了解， 並保有此資料副本一份」等語後親自簽名，其妻即告訴人丁 ○○亦於該份告知同意書見證人欄簽名，此為告訴人丁○○ 所不否認。該等告知同意書既於手術前一天即交付被害人， 被害人及其家屬有充分之時間詳細審閱內容或詢問醫師，更 保有一份副本可隨時查閱，自難諉稱不知或不理解該同意書 之內容。至證人林玲玲及楊峻峰雖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稱其等 均未曾聽聞被害人有要實施心導管手術，被害人亦僅向其等 說明是進行關於心臟的例行性檢查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