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4年度上訴字第164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滕中豪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 年度
訴字第97號，中華民國104 年5 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104 年度偵字第3195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滕中豪犯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扣案「臺北地方法院法務專員」識別證壹張、牛皮紙袋叁個、黑色公事包壹個、廠牌NOKIA 行動電話（內含門號+0000000000000號SIM 卡壹枚）、SAMSUNG ANYCALL 行動電話（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 卡壹枚）各壹具、扣案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刑事傳票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書記官賴文清」、「檢察官侯名皇」之印文各壹枚及未扣案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書記官賴文清」、「檢察官侯名皇」印章各壹個均沒收。
事 實
一、滕中豪於民國104 年1 月間，應真實年籍不詳、姓名「許永 財」之成年男子（起訴書誤載為「阿草」，應予更正）邀約 ，加入其所屬之詐欺集團後，即與「許永財」及詐欺集團姓 名、年籍不詳之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 基於偽造公文書、特種文書、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 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104 年3 月3 日某時許，至臺北市 不詳處所與「許永財」碰面，由「許永財」交付其空白之「 臺北地方法院法務專員識別證」1 張、牛皮紙袋3 個，並囑 滕中豪在上開識別證之正面黏貼其照片、書寫「陳志偉」及 相關資料而偽造「臺北地方法院法務專員陳志偉」識別證1 張，復指示滕中豪出面向被害人出示上開偽造識別證以利取 款，足以生損害於「陳志偉」本人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對於 機關人員管理之正確性及公信力。滕中豪再以該集團所有供 犯罪使用之廠牌NOKIA 行動電話（內含門號+0000000000000 號SIM 卡1 枚）、SAMSUNG ANYCALL 行動電話（內含門號 0000000000號SIM 卡1 枚）各1 具接收大陸地區之詐欺集團 成年成員之指示，前往臺北市某便利商店收取另經詐欺集團 成年成員前於不詳時、地，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 署印」、「書記官賴文清」、「檢察官侯名皇」印章各一枚 蓋印其上所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刑事傳票、 「臺北地方法院公證處財產公證」各1 張，並將上開物品裝
放在其自備之公事包內。同日10時許，該詐欺集團即先推由 某成年成員致電楊秋年訛稱：因楊秋年身分遭盜用，若不處 理將涉嫌詐欺、洗錢、偽造文書等罪名，需配合提供現金新 臺幣（下同）30萬元進行財產公證云云，楊秋年因而陷於錯 誤，提領現金30萬元在臺北市○○區○○○路000 號18樓住 處等候。滕中豪復經詐欺集團某成年成員之指示，攜帶上開 備妥之物品前往楊秋年住處，將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檢察署」刑事傳票、「臺北地方法院公證處財產公證」各1 張交付楊秋年而行使之，並取得楊秋年所交付之現金30萬元 後離去。嗣楊秋年發覺有異，旋即報警。滕中豪所屬詐欺集 團成員食髓知味，竟又接續上開詐欺之犯意，再推由詐欺集 團不詳成年成員，於同日19時許、翌（4 ）日8 時45分許再 接續致電楊秋年訛稱：因楊秋年有現金未通報，需再提領現 金85萬元云云，復再指示滕中豪前往取款。滕中豪依指示再 度前往楊秋年上開住處取款之際，旋為埋伏之警員當場逮捕 而不遂，並扣得偽造之「臺北地方法院法務專員」識別證1 張、牛皮紙袋3 個、黑色公事包1 個、廠牌NOKIA 行動電話 （內含門號+0000000000000號SIM 卡1 枚）、SAMSUNG ANYCALL 行動電話（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 卡1 枚張） 各1 具，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楊秋年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一、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 、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 ；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 為調查，該自白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法院應命檢察官就自 白之出於自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6條 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之自白具任意 性，均無異議（見本院卷第43頁正反面），本院亦查無其自 白有何以不正之方法取得，而有悖於其自由意志之情事，其 自白且又與事實相符，自得為證據。
二、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 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 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 決下列所引用之供述證據，當事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均同意其
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9頁反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製作 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前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三、另本案所引後述各項物證，均與本案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 復屬物證性質，亦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 造而取得之情事，皆堪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上揭犯罪事實，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準備、 審理時（見偵卷第6 頁反面至第9 頁、第49至51頁、第127 頁反面至第128 頁；訴字卷第13至14頁、第29頁反面、第34 頁；本院卷第42頁反面、第54頁反面）均坦承不諱，核與證 人即告訴人楊秋年於警詢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11 頁至第14頁），並有現場照片19幀（見偵卷第21頁至第30頁 ）及扣案之「臺北地方法院法務專員」識別證1 張（偵卷第 20頁）、牛皮紙袋3 個、黑色公事包1 個（偵卷第24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刑事傳票、「臺北地方法院公 證處」財產公證各1 張（偵卷第31至32頁）、廠牌NOKIA 行 動電話（內含門號+000000000 0000 號SIM 卡1 枚）、SAMS UNG ANYCALL行動電話（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 卡1 枚 ）各1 具在卷可佐，足見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 可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 論科。
二、論罪：
㈠按刑法已於103 年6 月18日修正公布第339 條、第339 條之 2 ，並增訂第339 條之4 ，並自同日施行。增訂之刑法第 339 條之4 規定：「犯第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 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 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其立 法意旨亦就本案所涉及之該條第1 項第1 款、第2 款犯罪態 樣，表明：「㈠行為人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施以詐欺 行為，被害人係因出於遵守公務部門公權力之要求，及避免 自身違法等守法態度而遭到侵害，則行為人不僅侵害個人財 產權，更侵害公眾對公權力之信賴。是以，行為人之惡性及 犯罪所生之危害均較普通詐欺為重，爰定為第1 款加重事由 。㈡多人共同行使詐術手段，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其主觀 惡性較單一個人行使詐術為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仿照 本法第222 條第1 項第1 款之立法例，將『三人以上共同犯
之』列為第2 款之加重處罰事由。」等語，顯係考量近年來 詐欺案件頻傳，且趨於集團化、組織化，每每造成廣大民眾 受騙，是立法者認針對此種有別於傳統犯罪態樣之行為，若 僅論以修正前第339 條詐欺罪責及法定刑度，實無法充分評 價行為人之惡性，始增訂上開條文，將刑度提高至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 萬元以下罰金。所謂行為人 「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施以詐欺行為之加重要件， 亦與刑法第158 條第1 項冒充公務員而行使其職權罪之構成 要件，非無重合，並因增訂此一加重要件，將原係保護財產 法益之罪轉為重層性法益之罪，而使該罪亦兼保護國家法益 ，將僭行公務員職權之行為結合於所犯加重詐欺罪之罪質中 ，即無更行構成僭行公務員職權罪之理。又刑法第339 條之 4 第1 款之罪，並不以有所冒用之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要件 ，祇須客觀上足使普通人民信其所冒用者為政府機關或公務 員，有此官職，其罪即可成立。故本罪行為人所冒用之政府 機關或公務員（含其所行使之職權）是否確屬法制上規定之 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因該款規範之目的重在行為人冒充政府 機關或公務員名義並以該冒用身分為有公權力外觀之行為， 是僅須行為人符合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並據此行使公權力 外觀施以詐欺行為，即構成該款之犯罪。經查，被告等係對 楊秋年佯稱「因其身分遭盜用，若不處理將涉嫌詐欺、洗錢 、偽造文書等罪名，並由被告冒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務 專員陳志偉」行使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刑事 傳票、臺北地方法院公證處財產公證，資為詐術。雖實際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並未配置「法務專員」，亦不可能以上開 事由要求人民交付財產，其公證處亦未辦理相關業務，然其 內容既與刑事司法權之行使有關，一般人苟非熟知院、檢組 織，亦未必得以分辨其實情，仍具侵及司法公信力之危險而 侵害國家法益，自該當「冒用公務員名義」之加重要件，且 無另論僭行公務員職權罪之必要。又本案犯罪事實均係被告 與真實年籍不詳之「許永財」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3人以 上共犯，此業據被告供承：伊是在詐欺集團擔任車手，也知 道係假冒公務員身分進行詐騙等語（見訴字卷第13頁反面） ，亦於警詢時稱：一名是拿詐騙工具給伊，一名是伊取完款 之後拿錢給他（偵卷第7頁背面），被害人楊秋年遭騙30萬 係伊與「許永財」所為，由伊取款，並由大陸控台及「許永 財」指示。伊扣除15%後，將贓款帶回台中龍井交流道交給 匯水「陳先生」等語（見偵卷第127頁反面至第128頁；同旨 見偵卷第7頁背面），足見除被告外，尚有其他詐欺集團成 員分擔車手以外之構成要件行為，是被告之行為確已該當三
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之要件甚明。 ㈡又按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應論以刑法第212 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 212 條所定變造「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 、介紹書」罪，係指變造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業證書、 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最高法 院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71年度台上字第2761號判決意旨 參照）。扣案之「臺北地方法院法務專員」識別證1 張，係 用以證明被告服務於政府機關，而屬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 證書，自為刑法第212 條所稱之特種文書。且被告所為偽造 行為，亦足生損害於「陳志偉」本人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對 機關人員管理之正確性及公信力。
㈢另按公文書，係指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刑法第10條第 3 項定有明文。而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係著重於保護公共信 用之法益，即使該偽造文書所載名義製作人實無其人，而社 會上一般人仍有誤信其為真正文書之危險，仍難阻卻犯罪之 成立；又若由形式上觀察文書之製作人為公務員，且文書之 內容係就公務員職務上之事項所製作，即使該偽造之公文書 上所載製作名義機關不存在或該文書所載之內容並非該管公 務員職務上所管轄，惟社會上一般人無法辨識，而仍有誤信 其為真正之危險時，仍難謂非公文書（最高法院54年台上字 第1404號判例意旨參照）。扣案之「臺北地方法院公證處財 產公證」，雖無相同名稱之真正公文書存在，惟該文書形式 上已表明以「臺北地方法院公證處」國家機關名義製作，其 內容即係關於與刑事犯罪案件偵查有關之事項，足表彰該等 公署公務員本於職務而製作之意，足令社會一般人無法辨識 ，而有誤信該等文書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真正文書之危險 ，依上揭說明，核屬公文書，且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偽造前 開公文書之行為，均足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暨司法文書之正確性及公信力。又按刑法 上所稱之公印或公印文，係專指表示公署或公務員資格而言 ，即俗稱大印與小官印及其印文（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1904 號、69年台上字第693 號判例意旨參照），而公印文之形式 凡符合印信條例規定之要件而製頒，無論為印、關防、職章 、圖記，如足以表示其為公務主體之同一性者，均屬之（最 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155號判決意旨參照）。告訴人楊秋 年提出被告交付之偽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公文 書上之印文，已敘明我國檢察機關之正確全銜，自屬公印文 無訛；至「檢察官侯名皇」、「書記官賴文清」之印文，無 從表示為公務機關主體之同一性，又非印信條例所規定製頒
之印信蓋用所產生之印文，則應論以普通印文。 ㈣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1 條之行使偽造公文 書罪、第216 條、第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1 、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 欺取財罪。公訴人雖漏未援引刑法第212 條之條文，惟已於 起訴事實欄載明該犯罪事實，本院自應予以審理。被告就所 屬詐欺集團成員偽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書 記官賴文清」、「檢察官侯名皇」之印文之行為，為偽造公 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偽造公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應 為行使偽造公文書、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 罪。又被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於104 年3 月3 日去電向楊秋 年施以上開詐術，致楊秋年陷於錯誤後，在同日中午依指示 交付30萬元，該詐欺集團旋於同日19時許再致電予楊秋年施 以詐欺等行為，客觀上雖存有複數舉動，惟係於相同或密切 接近之時地實施，均為遂行詐取財物之單一目的，各施用詐 術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數個舉動 之接續進行，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論以接續犯，僅以一罪論 。公訴意旨認應予分論併罰，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㈤另按刑法之共同正犯，包括共謀共同正犯及實行共同正犯二 者在內；祇須行為人有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共同犯罪計 畫之擬定，互為利用他人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完成其 等犯罪計畫，即克當之，不以每一行為人均實際參與部分構 成要件行為或分取犯罪利得為必要（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 第1882號判決要旨參照）；而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 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 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且其犯意聯絡之表示，無 論為明示之通謀或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均不在此限（最高 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655號判決要旨參照）。復按刑法之「 相續共同正犯」，就基於凡屬共同正犯對於共同犯意範圍內 之行為均應負責，而共同犯意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前成立者 為限，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 生共同犯意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 以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 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 內，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972號判決要旨 參照）。以目前遭破獲之電話詐騙集團之運作模式，係先以 詐騙集團收集人頭通訊門號及金融機構帳戶，以供該集團彼 此通聯、對被害人施以詐術、接受被害人匯入受騙款項及將 贓款為多層次轉帳之使用，並避免遭檢警調機關追蹤查緝， 再由該集團成員以虛偽之情節詐騙被害人，於被害人因誤信
受騙而將款項匯入指定帳戶後，除繼續承襲先前詐騙情節繼 續以延伸之虛偽事實詐騙該被害人使該被害人能繼續匯入更 多款項外，並為避免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使人頭帳戶遭列為 警示帳戶而無法取得被害人已匯款遭詐騙款項，多於確認被 害人已匯款後，即迅速指派集團成員依提領款項之數額，分 別以臨櫃提款或ＡＴＭ自動櫃員機領款等方式，將詐得贓款 即刻提領殆盡；此外，為避免因於收集人頭帳戶或於臨櫃提 領詐得贓款時，遭檢警調查獲該集團，多係由集團底層成員 出面從事該等高風險之臨櫃提款工作（即「車手」工作）， 其餘成員則負責管理帳務或擔任居間聯絡之後勤人員。是依 上開電話詐騙集團之運作模式，參照前述刑法共同正犯之規 範架構，被告以電話詐欺被害人，並擔任車手工作而負責取 款及保管詐騙所得款項之行為，均係該詐騙集團犯罪計畫不 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而共同正犯，在合同之意思內各自分擔 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 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查被告於行為當 時，既受共犯「許永財」指示，嗣將贓款交付匯水「陳先生 」，業如前述，彼此間基於相互認識而共同參與該詐欺集團 之整體犯罪行為，縱被告與實際偽造前開公文書、印文及撥 打電話詐騙楊秋年之成員間或許互不相識，惟其與「許永財 」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年成員間，就事實欄所示犯行，仍係在 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 人之行為，以達遂行犯罪之目的。是依上開說明，被告自應 就其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又被告所犯 上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三人以上共 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間，係基於單一犯意，以一行 為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 一重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2款之罪處斷。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前於101 年間因持有第三級毒品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101 年度審簡字第984 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 月確定，於 102 年8 月18日執行完畢出監，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 附卷足憑，其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本件 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於本案構成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被告上訴意旨固稱：其已坦承犯行，且參與詐欺集團期間不 長，亦非主謀，且未因犯罪獲取利益；而被告僅高職畢業， 負擔家中經濟重擔，懇請鈞院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云云。 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 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
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被告之前科、家境、 身心障礙、坦白犯行，犯罪所得低微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 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刑之理由（最高法院94 年度台上字第9 號、103 年度台上字第2114號判決意旨參照 ）。準此，被告上訴意旨所執業已坦承犯行、參與犯罪時間 不長、僅擔任車手角色而非主謀，並未自犯罪獲取利益，以 及生活經濟負擔沉重等情，均屬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於 法定刑內量刑審酌之範疇，客觀上難認被告犯罪情狀有何特 殊之原因或環境，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致宣告法定最低刑度 猶嫌過重之情，應認尚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 地。
四、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及為從刑沒收之諭知， 固非無見。惟查，本件被告所為三人以上、冒用公務員名義 詐欺取財犯行，其中冒用臺北地方法院法務專員陳志偉之公 務員名義，僭行公務員職權等節，固已該當刑法第158 條第 1 項僭行公務員職權罪之構成要件，然刑法既已於103 年6 月18日增訂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款之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 取財罪（詳如前述），已將上揭刑法第158 條第1 項僭行公 務員職權罪之構成要件與不法要素結合在內，成為另一獨立 之詐欺犯罪態樣，予以加重處罰。是被告上揭冒用公務員名 義詐欺取財所為，應僅構成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款之罪， 不另成立刑法第158 條第1 項僭行公務員職權罪，原審將此 二罪論以想像競合，即與「雙重評價禁止原則」有違，容有 未洽。被告上訴主張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無理由， 業如前述，惟原判決既有前開可議之處，仍應由本院予以撤 銷改判。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之年，竟不循正途賺取所需， 利用一般民眾欠缺法律專業知識、對於司法及檢察機關案件 進行流程未必瞭解，暨民眾對於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公信力之 信賴等心理，而以偽造公文書之方式遂行其詐騙行為，並影 響一般民眾對司法人員辦案之信賴，嚴重破壞國家公權力機 關之威信，於共同犯罪中所扮演之角色與涉案情節亦屬非輕 ，而其犯後雖已悔悟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慮及其智識程 度為高職肄業，從事工地粗工，需扶養母親之家庭生活、經 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 項所示之刑。五、扣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刑事傳票公文書上之「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印」、「檢察官侯名皇」、「書記官 賴文清」之印文，均係偽造之印文；另用以偽造該等印文之 印章，雖未經扣案，然並無證據證明業已滅失，均應依刑法 第219 條規定宣告沒收。又扣案之「臺北地方法院法務專員 」識別證1 張、牛皮紙袋3 個、黑色公事包1 個、廠牌
NOKIA 行動電話（內含門號+0000000000000號SIM 卡1 枚） 、SAMSUNG ANYCALL 行動電話（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 卡1 枚）各1 具均為被告或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所有，皆為 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偵卷第 123 頁、訴字卷第13頁反面），爰依刑法第38條第1 項2 款 規定諭知沒收。至扣案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刑事 傳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公證處」財產公證等偽造之公文 書，已交付予楊秋年持有，而非屬被告及其共犯所有之物， 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216條、第211條、第212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5條、第47條第1項、第219條、第38條第1項第2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柏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8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鄧振球
法 官 郭雅美
法 官 許辰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怡孜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8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1條（偽造變造公文書罪）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特種文書罪）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9條（沒收之特例）
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