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利事業所得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行政),訴字,103年度,1115號
TPBA,103,訴,1115,20150604,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3年度訴字第1115號
104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王濬智（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周黎芳　會計師
被 告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代　表　人　何瑞芳（局長）
訴訟代理人　趙錦藝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0
3 年5 月21日台財訴字第10313925100 號（案號：第10202396號
）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未認列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新臺幣317,802 元部分均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6 ，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民國（下同）9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各 項耗竭及攤提新臺幣（下同）72,209,615元、停徵之證券、 期貨交易所得1,962,118,088 元、人才培訓支出5,990,461 元、其可抵減稅額1,797,138 元及本年度抵減稅額1,797,13 8 元，經被告分別核定22,838,795元、1,961,302,393 元、 3,670,832 元、1,101,249 元及1,101,249 元，併同其餘調 整，應補稅額15,474,893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經被告 以102 年10月8 日財北國稅法一字第1020042175號復查決定 （下稱原處分）追認人才培訓支出465,699 元、其可抵減稅 額139,701 元及本年度准予抵減稅額139,701 元，其餘復查 駁回。原告就各項耗竭及攤提暨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 部分仍有未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後，遂提起本件行政 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各項耗竭及攤提部分：
⒈本件符合企業併購法第4 條第4 款及第27條所稱之收購 ，原告於各項耗竭及攤提項下列報攤提金額49,370,820 元（即被告將該項原告列報金額72,209,615元，核定為 22,838,795元，調減之49,370,820元，原處分、訴願決 定及被告答辯狀均誤載為49,370,830元），應得依同法 第35條規定認列為商譽之攤銷費用：




⑴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97年基秘字第74號函釋 （下稱97年函釋）、財政部賦稅署102 年7 月31日臺 稅所得字第10200097700 號函釋及最高行政法院103 年度1 月份第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可知，商譽 代表企業於事業併購中所取得、由其他資產所產、無 法個別辨認並單獨認列的未來經濟效益的資產。易言 之，公司併購其他事業所支付的對價，減去所取得有 形及可辨認無形資產之公允價值後的餘額，即為商譽 。是以，企業之併購，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 下稱第25號公報）規定，因將收購成本減除可辨認淨 資產（包含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之公平價值後，將 餘額認列為商譽。企業收購另一企業部門，若符合前 開97年基秘字第74號函就「事業」之定義，即得依25 號公報認列商譽。
⑵原告收購8 家證券商之經紀業務，其營業據點本有各 自之投入及處理程序，為可單獨轉讓之經濟個體，且 原告市佔率在短時間內大幅提升，顯見系爭收購案使 原告市佔率有顯著提供之效果，而有產生收購之綜效 ，符合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7年函釋之事業定義： ①原告收購瑞豐證券、宏道證券、金稻埕證券、寶宏 證券、元鼎證券、誠泰證券、長利證券、大興證券 等8 家證券公司（下稱系爭證券商）於全部營業據 點經營經紀業務所須之硬體及軟體設備，被收購之 營業據點（下稱系爭營業據點）皆為系爭證券公司 總公司或分支機構之有形及無形資產，包含固定資 產項下之設備及租賃權益改良，並繼受及留用了相 關人員，即可證明為取得「投入」之事業要素。另 原告受讓系爭證券商與既有客戶所訂之受託契約， 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期貨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及臺灣證券集中保管股份有限公司間之契約及所 有得轉讓之權利義務，以及其與復華、富邦、安泰 、環華等4 家證券金融公司間所訂契約之權利義務 等經濟資源，暨營業據點之固定資產，亦可證明原 告確實取得了「處理程序」之事業要素。
②又系爭營業據點皆有獨立之統一編號繳納營業稅證 之，其有各自之投入及處理程序，為可單獨營運之 資產組合並可為轉讓之經濟個體，故被收購之系爭 證券商之經紀業務，顯符合「事業」之定義。再者 ，於併購後，系爭營業據點成為原告之各分公司，



仍繼續於原址提供經紀業務，並繼續以不同之統一 編號申報繳納營業稅，各自計算損益，可見被併購 之標的具有投入及處理程序，並可產出（合併後新 增各分公司皆帶來營業收入），係外觀上可脫離於 母體而獨立存活，猶如企業內另一個縮小之企業體 ，則無論併購前、後，系爭併購標的均符合事業之 定義。
⑶原告收購系爭證券商之行為，係屬企業併購法第4 條 第4 款及第27條所稱之併購，得適用同法第35條規定 認列商譽攤銷費用：
①原告所為交易屬公司法第185 條「讓與全部或主要 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之態樣：
原告與瑞豐證券因系爭收購案而簽訂之讓受契約書 第1 條載明：「……乙方（即瑞豐證券，下同）將 目前營業用之所有固定資產、設備及營業之權益轉 讓予甲方承受，特訂定本契約。」第2 條載明：「 轉讓標的：乙方所有帳載營業用之競價設備、集保 設備、其他設備及營業之權利。」其餘7 家證券商 之收購案，亦有類此之載明。又系爭證券商於移轉 營業用全部資產予原告前，皆有依公司法第185 條 第2 項規定，經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營業讓與之議 案，顯見系爭證券商讓與之營業及財產，為主要或 全部營業及資產，須經股東會重大決議通過，系爭 併購行為自屬公司法第185 條第1 項第2 款「讓與 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之範圍。
②原告併購之系爭證券商多為地方型證券商，其中寶 宏證券、長利證券、金稻埕證券、宏道證券及元鼎 證券係讓與唯一之營業據點，誠泰證券、瑞豐證券 及大興證券則讓與總公司及全部分支機構。是以， 系爭證券商讓受所有之營業據點予原告，讓受後已 無法再賺取營業收入，足以構成公司法第185 條第 2 款「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故系 爭併購案之收購時點既皆於91年2 月6 日企業併購 法發布後，且原告之併購行為屬企業併購法第4 條 及第27條所稱之併購，即得適用同法第35條認列商 譽攤銷費用。
⑷最高行政法院100 年12月份第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決議僅說明須具備投入、處理程序及產出等要素，並 未以概括承受為認定商譽之要件。實務上可取得投入 、處理程序及產出等要素等之併購形式有多種，包括



合併、分割、公司法之讓與主要業務、民法的概括承 受概括讓與，非僅有一種型態之併購行為能取得上揭 要素。訴願決定以本件非概括承受，故不得適用認列 商譽之規定云云，創設法律所無之限制，亦將現行企 業併購法之併購型態限縮於合併及概括承受兩款，非 僅使企業併購法形同具文，並不當限縮最高行政法院 決議意旨。況原告所併購之系爭證券商均符合「事業 」之定義，已如前述，訴願決定僅以「事業脫離母企 業後，因不能再使用母企業之名稱，使原本具有悠久 的歷史等商譽要素消失，超額獲利能力即不復存在」 云云，否定系爭併購標的符合事業定義，並進而否定 商譽之存在，恐對於商譽之本質有嚴重誤解。
⑸復按併購之動機（即形成商譽之要素）本因產業而異 ，且所得稅法第60條及查核準則第96條第3 項僅規範 商譽可以最低5 年為法定年限攤銷，並無規範基於何 所致之商譽方可攤銷。又商譽並非僅源自被收購公司 以現有淨資產為一組合所能賺取之利潤，超過個別資 產所獲取之利潤，尚有來自併購後預期產生之綜效， 而導致商譽之組成因素無特定之範圍。是以，無論評 價實務或會計原則，均採用剩餘法來計算商譽，而非 試圖拆解商譽構成要素，針對於各構成要素單獨評價 ，故只要原告確實有支出收購成本為併購，且併購交 易適用第25號公報規定，即應將收購成本超出可辨認 淨資產公平價值之部分，認定為商譽。就本案而言， 原告產生商譽之主因乃預期市佔率將提升而產生綜效 ，蓋就證券商而言，市佔率為其獲利的重大指標。原 告透過併購使市占率提升到4.44% ，於全國證券商中 名列第4 ，顯見併購系爭證券商使原告之市佔率有顯 著提供之效果，產生收購之綜效，而有商譽產生。 ⑹原告併購系爭證券商係為使自身營運得以穩固，避免 被其他同業競爭侵蝕營收而為之防禦性併購，是縱被 收購公司之獲利能力不佳，但基於證券商為提升營運 規模以保住自身獲利能力之防禦性理由，原告於91年 至94年積極從事收購其他券商之經紀業務以擴大自身 經營規模，亦與原告獲利是否大於被收購券商全然無 關，評價實務亦肯認系爭證券商之營業利益，本不在 考慮範圍。且被告所謂之「隱含利益」本非評價之基 礎。被告所稱隱含之優異獲利能力云云，非商譽之要 件，已逾越法律之限制。
⒉原告已就收購成本之真實性、合理性及必要性為舉證，



並已針對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提出足以還原公平價值 之鑑價報告或證據，應可認列商譽之攤銷費用： ⑴商譽價值為所得計算基礎之減項，納稅義務人應舉證 證明其主張之收購成本真實、必要、合理，及依第25 號公報第18段衡量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或提出 足以還原公平價值之鑑價報告或證據，為最高行政法 院100 年度12月份第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所揭 示。原告依上開意旨，就91年至94年間收購系爭證券 商之經紀業務，針對收購成本之真實性、合理性及必 要性提出證據，及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提出董事會 議事錄、內部評估報告及收購契約書、可辨認無形資 產鑑價報告等足以還原公平價值之鑑價報告或證據， 並就公報第17段意旨，以收購成本減除可辨認之有形 資產及無形資產之餘額計算商譽，經計算結果，原告 收購系爭8 間證券商所產生之商譽分別為55,875,000 元（瑞豐證券）、14,000,000元（宏道證券）、74,0 00,000元（金稻埕證券）、48,000,000元（寶宏證券 ）、79,000,000元（元鼎證券）、80,833,200元（誠 泰證券）、38,000,000元（長利證券）及104,000,00 0 元（大興證券），應准予認列其攤銷之費用。 ⑵本件收購案之收購成本已具備合理性及客觀性： ①一般評價實務於評價營業價值時，係以使用價值為 評估，而使用價值乃買賣雙方使用收購資產創造之 最高價值為計算，因原告（受讓方）之獲利能力較 大興證券（讓與方）之獲利能力大，故以原告之獲 利能力為基礎計算營業價值。原告決定系爭併購案 之收購成本時，係採原告內部評估報告據以決定之 ，原告提示中華徵信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徵 信公司）鑑價報告，其目的僅在佐證收購價格並未 超出常規範圍，因最終收購價格係取決於原告內部 評估報告及第三方協商之結果，故評論原告收購成 本是否合理，應以原告內部評估報告為論據，而原 告內部評估報告係以讓與之系爭證券商市佔率及市 場每日交易平均量（日均值）決定預期之收入，在 減除預估營業成本及費用後之預估淨利作為決定收 購成本之基礎。原告於決定收購成本時，自始未採 取中華徵信公司鑑價報告之評估方法（即以原告營 業利潤率作為決定收購成本之基礎），足證訴願決 定指摘收購成本不合理之情事並不存在。
②證券交易市場之日均值係受整體政治及經濟環境所



影響，並非恆常不變，93年初市場呈現利多格局， 因此吸引投資人積極參與股市交易，故93年1 至4 月之日均值創新高，致在計算1 至7 月累計之日均 值達1,376 億，惟在此之前或之後，日均值均較低 ，由於日均值之變化甚鉅，且因93年初市場因受利 多消息影響，致日均值高出以往之均值，若以該均 量作為基礎，在評估上會過於樂觀，故原告於評估 日均值時，採取較為保守之方式，參酌近3 年度（ 90年至92年）之市場年度日均值及對未來市場之預 估，因此以900 億作為衡量基礎，應為合理。 ③原告於內部評估中「大興證券營業讓與價格估算」 表以日均值900 億及日均值1,100 億計算之經紀手 續費收入，係以大興證券包含宜蘭及臺北公司之市 佔率0.438%為基礎，並非僅以宜蘭公司之市佔率0. 098%為基礎，被告稱原告評估報告大興證券93年1 月至7 月之平均市占率未包括臺北分公司及網路部 門，讓售契約書並未將臺北分公司及網路部門排除 ，是否真實難以審視云云，顯屬誤解。
④原告收購長利證券之內部評估報告係於93年6 月製 作，當時正逢93年初景氣最好的時候，故以93年1 到6 月之數據為參考依據；然原告收購大興證券之 內部評估報告係於93年8 月製作，卻因當時總統大 選後政治紛擾、電子地雷股陸續爆發，導致93年6 至8 月之平均日均值下跌至706 億，原告僅得採取 較保守之評估，以過去3 年之日均值為估價基礎， 實為合理。被告稱原告同年度收購之長利證券之評 估報告，卻以與市場日均值1,300 億為計算，計算 回收年為4.5 至5 年做為價購依據，其假設憑恃依 據未明云云，實屬誤解。
⑤原告並未提出大興證券所為之評估資料，被告亦未 提出依據，即空言原告內部評估報告所設定之相關 參數似恰與大興證券評估相符，惟本於雙方應各自 追求最大利益情況下，相關參數之選取實難可能一 致，顯見該內部評估報告難謂為真實、必要、合理 云云，實屬無稽。
⑶中華徵信公司報告足可證明本件收購案之收購成本具 備合理性及客觀性：
中華徵信公司就原告詢問系爭證券商「營業價值暨固 定資產評估報告」何以瑞豐證券與金稻埕證券之計算 基礎係以2 年之市占率搭配4 年之成交值時，回覆以



市占率選取近兩年，主係因各證券商其市占率明顯逐 年遞減，考量整體市場及小型券商之發展，以保守原 則，採取2 年度作為基礎；平均日均值選取4 至5 年 平均，係因一般於選取市場性之資料，於評估過程係 以選取多年之資料作為依據，然本案若平均日均值之 資料拉長10年，其變動幅度會太大，反而造成資料引 用誤差。另市占率及成交值會因經營者本身或整體經 濟影響而產生不同之結果，且兩者所取得之原因基礎 本就不一致，其所選取之年度因依本身性質做判斷， 故計算基礎年度不一致，當屬合理。被告空言指摘中 華徵信之評估報告難具客觀性，實屬無據。
⒊有關淨資產公平價值是否已可證明之爭點：
⑴商譽乃不可辨認之無形資產，本非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第37號「無形資產之會計處理準則」（下稱第37號公 報）可辨認無形資產之辨認對象，且受讓系爭證券商 原有專業技能團隊所產生之未來經濟效益，充其量僅 為商譽產生要因之一，並非唯一原因，訴願決定竟以 此認本件併購案無商譽產生，顯有誤解。
⑵系爭併購案發生當時（91年至94年間），第37號公報 尚未發布，無辨認無形資產之依據。縱認第37號公報 可回溯適用，惟依該公報第3 段及第9 段可知，商譽 並不適用該公報之規範，且企業併購所產生之無形資 產，若不符合該公報就無形資產之定義者，則屬商譽 。倘如訴願決定所言，本件專業技術團隊之價值並非 第37號公報所稱之可辨認無形資產，果此，依前述推 論，凡非歸屬第37號公報之無形資產即應歸類為商譽 ，則訴願決定等同自認本件有商譽，卻又謂本件無商 譽產生，實有前後矛盾之謬誤。
⑶第37號公報所稱之無形資產須符合可辨認性、可被企 業控制及具有未來經濟效益等要件，原告受讓大興證 券與既有客戶間所訂之受託買賣契約，主要內容在於 透過經紀商維繫及拓展證券商之客戶關係，有鑑於證 券營業員及經紀商之員工對於大興證券客戶關係之維 護，故人力資源亦為現有大興證券客戶關係之貢獻因 子，無法明確分離人力資源對於大興證券經紀客戶關 係之貢獻，導致該兩項資產之可辨認性產生模糊地帶 ，而大興證券無法根據該客戶受託買賣契約要求客戶 持續與其進行交易或限定客戶交易對象，故大興證券 對於客戶關係並不具備控制力。另前開受託買賣契約 ，僅係一般證券商經營經紀業務所需簽署之義務性契



約，客戶並無依約而須向證券商下單之義務。至於被 告所稱證券商與集保公司等契約，僅為證券商從事營 業所簽立之制式化契約，並非因該契約而有經濟利益 流入。是以，本件前開受託契約及衍生之集保公司之 權利義務，並無法對原告帶來經濟收入。故前開受託 買賣契約非屬依第37號公報可為辨認之無形資產，既 為不可辨認且企業無法控制其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應 屬商譽性質。
⑷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7年函釋亦闡明收購方無須取得 被併方之所有投入要素（例如員工），倘收購方得以 自己的要素（員工）去經營被收購之事業，亦不妨礙 被收購之標的可認定為事業之定義。況讓受契約書載 明原被購併公司之員工將由原公司全部資遣，再由原 告雇用，其目的係為釐清新舊雇主之責任。既由原告 再行雇用，即表示原告取得員工此一投入要素，訴願 決定卻反認原告無法控制該公司原擁有專業技能團隊 之未來經濟效益，實無依據。又商譽本非第37號公報 規範之範疇，原告亦未主張認列該公報之無形資產（ 原告主張認列為第25號公報之商譽），訴願決定以本 件非第37號公報無形資產為由否准認列，顯有矛盾。 ⑸固定資產評估本無以實體鑑價為必要，訴願決定以此 為由稱原告所提鑑價報告不足採信，實無理由： ①依評價實務，實體鑑價（即現場檢視資產當時使用 狀況）並非對固定資產估價所須執行之必要程序， 究竟有無必要執行實體估價（inspection process ），係由評價人自行評估之。再者，評價實務中， 本存在有不須針對資產實體鑑價，而係依據取得之 客戶資訊或其他相關資訊而為評價之方法。況就本 案受讓之固定資產而言，多為電腦設備、辦公桌椅 等，依據固定資產之評價實務，該類固定資產之使 用情形不致有太大之個別差異，本即不須採行實體 鑑價。被告稱該固定資產評估係按資產已使用年限 比例折算公平價值，因已無法檢視資產受讓當時狀 況，單以比例折算難認公平云云，顯無理由。
②另按最高行政法院100 年12月份第1 次庭長法官聯 席會議決議，繫屬於法院之爭議事件，均係發生於 過往之併購案，要求納稅義務人按前揭會計原則評 估，或有實務上困難，則納稅義務人非不得委諸專 業單位於事後進行評價以還原併購時之各項淨資產 公平價值。被告之指摘等同間接否認上開決議，蓋



所有事後鑑價，均不可能檢視受讓時實體狀況，而 僅有書面資料，故被告之見解，顯有違誤。
⒋原告既已就相關事證提出足以還原公平價值之鑑價報告 及證據，即可認定本件確有商譽之產生，如被告仍有不 同之認定，應依所得稅法第66條第2 項規定先予調整， 而非全部剔除：
依所得稅法第66條第2 項規定，被告認定原告所申報之 資產估價有疑義時，負有先行調整之義務，如不先為調 整，逕以資產估價有疑義為由剔除納稅人申報之費用， 即有不適用法規之違誤。本件原告受讓系爭證券商相關 淨資產，已就有關收購成本之真實性、合理性及必要性 之證據及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提出足以還原公平價值 之鑑價報告及證據，即可認定本件實有商譽之產生，倘 被告對於原告所提出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仍有所質疑 ，應逐一分析比對計算，並依所得稅法第66條第2 項規 定先予調整，不得忽視商譽金額之認定乃計算式（商譽 ＝收購成本減除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運算之結果， 逕認原告所得主張之商譽金額為零。
⒌原告提示由中華徵信公司所為之評價報告，評估基準日 實為收購之基準日（94年1 月3 日），報告封面所載西 元2009年8 月31日實屬誤植，該報告之「以現今實際經 營狀況（以98年8 月31日為基準）」字句應僅表明以98 年8 月31日之該標的於原告營業狀況下及已可得之資訊 進行計算，顯見98年8 月僅為中華徵信公司之評價時點 ，而該評估報告係以94年1 月3 日（即併購基準日）為 評價基準日。又該報告雖為嗣後為之，然依財政部100 年10月21日台財稅字第10004097300 號函釋意旨，鑑價 報告於事後補作，仍得作為證明淨資產公平價值之證據 ，且最高行政法院100 年12月份第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 議決議亦肯認事後出具之鑑價報告得作為證明淨資產公 平價值之證據。另訴願決定以評價報告有為假設前提之 字句，即認定評估報告不足採信，顯與評價準則公報第 3 號之規範及本院99年訴字1537號判決意旨不符，更有 違評價實務之經驗法則。
㈡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部分：
⒈依所得稅法第24條所揭示之收入成本配合原則，收入因 來源明確，並無能否明確歸屬的問題，故營利事業免稅 所得相關成本費用損失分攤辦法（下稱免稅分攤辦法） 第3 條所稱之利息收入，應指利息收入之「總額」： ⑴依免稅分攤辦法第3 條規定，如利息收入大於利息支



出，則利息支出可全部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然所稱 之利息收入，再依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445 號 判決意旨，因所得稅法第24條之收入成本配合原則， 係指成本費用須與該成本費用支出所創造之收入配合 認列，於該收入項下減除。如成本費用無法明確歸屬 時，方有歸屬於應稅所得或免稅所得項下減除之問題 。倘收入之來源明確，依法即可認定為應稅收入或免 稅收入，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實際上並不存在。 因此，免稅分攤辦法第3 條所稱之利息收入，應指利 息收入之「總額」而言。
⑵準此，原告申報利息收入總額計804,064,919 元，較 諸被告核定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支出11,313,585元為 大，則全部利息支出應能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毋庸 計算免稅所得之應分攤部分。惟被告竟就利息收入總 額中，另區分一部分為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再 就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6,300,094 元與無法明確 歸屬之利息支出11,313,585元之差額，按有價證券平 均動用資金比例16.27%核算出售有價證券應分攤利息 支出為815,695 元，顯與所得稅法第24條及免稅分攤 辦法第3 條之規定扞格。本件原告所申報之利息收入 為804,064,919 元，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支出，經被 告核定為11,313,585元，因利息收入大於無法明確歸 屬之利息支出，實無依免稅分攤辦法第3 條規定，分 攤於免稅所得之問題，被告核定顯有錯誤。
⒉縱依原處分所認，所有應合併課稅利息收入包含可直接 歸屬之利息收入及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惟原告仍 有營業收入利息收入項下之「借貸款項利息收入」、「 交割結算基金利息收入」、「營業保證金利息收入」及 非營業收入利息收入項下之「銀行存款收入及押金息利 息收入」，應歸屬為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其與被 告核定之無法明確歸屬利息收入，合計為11,446,378元 ，仍大於被告核定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支出11,313,585 元，則全部利息支出仍得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而毋庸 計算免稅所得之應分攤部分：
⑴依證券交易法第55條、證券商設置標準第7 條及臺灣 證券交易股份有限公司證券商交割結算基金管理辦法 第3 條規定可知，營業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係依 法須繳存或提存指定銀行所須之資金。繳存或提存之 資金，因無法於業務上直接使用，其所生之利息，性 質上應相當於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⑵被告已核認原告營業收入利息收入項下之「銀行存款 利息收入」係屬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則原告營 業收入利息收入項下之「營業保證金利息收入」及「 交割結算基金利息收入」，性質既相當於銀行存款利 息收入，即屬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被告未將之 納入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尚非妥適。
⑶另「借貸款項利息收入」之借貸行為所需資金，係以 原告整體之資金所運用，並非以任一部門之名義所借 出。換言之，借貸行為所衍生之利息收入，應視為原 告營收上整體之收入，無法單一歸屬至任一部門，既 為整體之概念，自應屬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被 告將性質上應屬不可明確歸屬之上開利息收入，歸類 為可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顯有違誤。
⑷又原告非營業收入利息收入項下之「銀行存款收入及 押金息利息收入」，性質與營業收入利息收入項下之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無異，被告漏未斟酌，依法應 得計入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
⑸綜上，原告營業收入利息收入項下之「營業保證金利 息收入」及「交割結算基金利息收入」，性質上因與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相當，自應認屬無法明確歸屬利息 收入之加項。而原告營業收入利息收入項下之「借貸 款項利息收入」，係為原告營收上整體之收入，屬無 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被告將之納為可明確歸屬之 利息收入，顯然分類錯誤。至於非營業收入利息收入 項下之「銀行存款收入及押金息利息收入」，性質與 營業收入利息收入項下之銀行存款收入無異，自應屬 無法明確歸屬利息收入。職是，被告核定無法直接歸 屬之利息收入6,300,094 元，尚應加計營業收入利息 收入項下之「借貸款項利息收入」264,659 元、「營 業保證金利息收入」592,401 元、「交割結算基金利 息收入」2,335,923元，及非營業收入利息收入項下 之「銀行存款收入及押金息利息收入」1,953,301 元 ，合計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應為11,446,378元， 仍較被告核定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支出11,313,585元 為大，則全部利息支出仍得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而 毋庸計算免稅所得之應分攤部分，方為適法。
⒊原告為綜合證券商，依主管機關規範而分設經紀、承銷 及自營部門，組織架構及業務明確可分，營業保證金及 交割結算基金之利息收入均非屬經紀、承銷或自營業務 ，亦非由經紀、承銷或自營部門之專人負責，自非可歸



屬於任一部門，被告稱兩者有其特定用途，進而推論營 業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之利息收入可歸屬各經營部門 ，顯有誤解。蓋所謂「可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應專 指綜合證券商之業務上所能直接控制之資金所產生之孳 息而言，營業保證金與交割結算基金係依法令所需繳存 或提存，已脫離原告掌控，所產生之孳息即應屬「不可 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又營業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 係依法須繳存或提存指定銀行之資金，其運用方式，係 以銀行存款或郵政儲蓄，所生孳息性質上應相當於銀行 存款利息收入。既然被告已肯認原告銀行存款收入及押 金息利息收入屬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依相同之法 理，「交割結算基金利息收入」及「營業保證金利息收 入」自應一同歸屬於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 ⒋被告雖稱判定可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與無法明確歸屬之 利息收入，係以原告所申報之利息收入是放在營業收入 項下或非營業收入項下為判斷標準。惟原告列報之營業 收入項下之利息收入及非營業收入項下之利息收入皆有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被告不論其係於營業收入或非營 業收入項下列報，一律將銀行存款利息收入核認為無法 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顯有前後矛盾之嫌。是以，利息 支出可否明確歸屬，應以是否作為免稅操作買賣之有價 證券抑或應稅之投資為判斷，如係作免稅操作，其所產 生之利息支出應當直接歸屬於免稅，利息收入狀況亦然 。營業保證金或交割結算基金係整體拿來應用，原告並 無作特定之有價證券投資，且與原告之業務尚無直接關 聯，雖係以某特定部門所繳存或提存，惟最終之利息收 入係整體公司所享用，自不應以特定部門所繳存或提存 即看待為可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仍應回歸其本身之性 質為判斷標準。
⒌利息收入本無明確歸屬之問題，若一定要區分可明確歸 屬之利息收入或無法明確歸屬利息收入，原告所列報之 營業收入項下之「交割結算基金利息收入」及「營業保 證金利息收入」仍應屬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因兩 者係原告無法業務上直接所利用之資金，係整體公司所 享用，其資金運用方式係以銀行存款或郵政儲蓄，性質 相當於銀行存款，既被告已核認原告申報營業收入項下 之銀行存款利息收入6,194,671 元及非營業收入項下之 銀行存款收入及押金息利息收入1,953,301 元為無法明 確歸屬之利息收入，依相同法理，交割結算基金及營業 保證金所運用之方式為銀行存款或郵政儲蓄，其所生之



孳息，亦應認定為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
㈢綜上所述，被告認事用法俱有違誤。為此，提起本件訴訟 ，並聲明求為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不利原告部分均撤 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各項耗竭及攤提：
⒈原告98年度列報各項耗竭及攤提72,209,615元，依原告 9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暨97年度未分配盈餘申 報查核簽證報告書就該科目之說明，前開金額為「電話 裝置費與電腦軟體等本年度攤提數15,188,795元及帳外 加計營業權本年度攤提數57,020,820元之合計數」，原 告原申報係按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6條關於營業 權為10年攤折之規定計提各項耗竭及攤提；又依原告於 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布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等相 關規定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原告98年及97年12月31日之 財務狀況之財務報告，其中資產負債表報導無形資產包 括遞延退休金成本及營業權等2 科目，並於附註揭露營 業權係「本公司自83年至94年陸續取得各證券公司通路 據點之營業權益，本公司預期該營業權將持續產生淨現 金流入……。」從而，原告受讓系爭證券商營業據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