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台上字第一八○九號
上訴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乙○○
右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稅捐稽徵法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
十二日第二審更審判決（八十六年度上更㈠字第一○號，起訴案號：台灣士林地方法
院檢察署八十四年度偵字第三二八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係台北市○○區○○路四段五十四號地下一樓泰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泰盛公司）之副總經理，為實際負責人亦即納稅義務人，夥同該公司股東袁紹斌（業已死亡，另為不受理之判決）及財務經理乙○○，共同明知泰盛公司並無進貨之事實，竟基於概括之犯意，自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間至八十年十月間止，取得虛設行號「天母工程行」負責人李清添虛開之統一發票十四張，銷售額達新台幣（下同）八百一十萬元作為進項憑證，並申報扣抵銷項稅額四十萬五千元，以此不正當之方法逃漏上開營業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二百十五條、第二百十六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商業會計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之罪嫌云云。經審理結果，不能證明被告等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甲○○、乙○○部分有罪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等無罪，固非無見。
惟查：㈠、泰盛公司簽發受款人為天母工程行之本案五張支票，面額共為八百五十萬五千元，而天母工程行所開之系爭十四張統一發票銷售額為八百一十萬元，稅額為四十萬五千元，二者總金額亦為八百五十萬五千元。被告乙○○亦供稱上開支票係用以支付天母工程行之系爭工程款，且被告等提出之泰盛公司轉帳傳票、統一發票及天母工程行李清添名義出具之領取上開支票領據，亦記載上述五張支票係用以支付系爭十四張統一發票之工程款及稅款，故原判決理由（乙）之Ⅰ認上開支票與統一發票金額不符，不足以證明該支票係支付十四紙統一發票所載工程款等理由之說明，顯與卷內資料不符。該五張支票受款人既為天母工程行，但兌領人卻為發票人泰盛公司之股東袁紹斌（提領四張）及財務經理乙○○（提領一張），則該支票是否確係用以支付天母工程行之工程款？系爭十四張統一發票是否虛偽不實所開立？自應詳查根究明白。關於乙○○提領之三百二十五萬五千元支票，原判決理由（乙）之Ⅵ說明該支票係天母工程行李清添持該票向邱益松調現，邱益松持該票清償積欠傅寒笑之債款一百多萬元，傅寒笑再用該票抵付欠乙○○之債款一百多萬元，乙○○有找還餘款云云。然依李清添簽收該支票之收據，是七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收取支票，發票日為同年月二十一日（見偵字第四○六○號卷第六十八頁），足見該票並非遠期支票，三日後到期之支票有無輾轉調現之必要，已非無疑。究竟乙○○提領支票後，有無將該款轉回公司，原審未予調查，率行判決，顯有可議。又被告甲○○與袁紹斌於第一審均稱天母工程行為發工資，乃持工程計價單交甲○○持向袁紹斌調借現款，不計利息，屆期以工程款支票還袁紹斌，故四張支票回流由袁紹斌提領云云（見第一審卷第一三三、一三四頁）。惟如袁紹斌已依工程計價單墊付泰盛公司應付之工程款，又未計利息，則簽
發工程款支票時，理應為即期支票，以利及時收回資金，惟依李清添之收據，該四張支票並非即期支票（見偵字第四○六○號卷第六十九頁至第七十二頁），似有悖情理。又天母工程行既可依工程計價單領取工程款，為何不以現金支付方式作業，卻以股東先墊借，再開支票，回流由袁紹斌提領之方式支付工程款？究竟被告所辯是否屬實，原審未進一步詳查、說明，亦有未合。㈡、依被告等所提天母房屋保養行與泰盛公司所訂之台北地下鐵各區風管工程承攬契約書所載，簽約日期為七十九年八月四日，天母房屋保養行之負責人為李清添（見第一審卷第三十三頁至第三十七頁）。但原審法院八十五年度上訴字第三八四號被告李清添違反稅捐稽徵法案刑事判決則記載邱益松於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以李清添名義向高炎模受讓高某經營之天母房屋保養行，並於八十年一月三日申請變更名稱為天母工程行（見八十五年度上訴字第三八四號影印卷）。依此，七十九年八月四日李清添、邱益松既尚未受讓天母房屋保養行，何以李清添得以天母房屋保養行負責人名義簽訂上述承攬契約書？究竟實情如何？是否確有該承攬工程之施做？原審對此重要待證事項，未為調查釐清，即率行判決，顯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尚非全無理由，應認仍有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三 月 二十八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張 信 雄
法官 賴 忠 星
法官 張 清 埤
法官 張 淳 淙
法官 林 永 茂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四 月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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