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上易字第151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易銘德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收受贓物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年
度易字第578號中華民國103年10月14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處
刑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2年度偵字第20403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易銘德明知真實姓名年籍 不詳綽號「阿鬼」之成年男子所交付之 Samsung廠牌、型號 S3、序號000000000000000 號手機係來路不明之贓物（該手 機係黃姵穎所有，於民國102年4月13日18時15分許，在臺中 市○○區○○路000巷 00號「玉門全人關懷中心」遭竊）（ 下稱系爭手機），詎被告竟仍基於不違背其本意之收受贓物 之犯意，於102年4月17日前某時，自「阿鬼」處取得前揭手 機之後，即持有使用之。因認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 349條 第1項之收受贓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 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 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 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 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 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 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 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 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 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 ，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 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 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裁判要旨參照)。三、再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 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 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 據(最高法院 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參照)。再按犯罪事實之 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顯，自難以 擬制推測之方法，為其判斷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 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
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最高 法院 53年台上字第65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判例可資參照 ）。復按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 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 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 30年上字第1831號判例參照）。另刑事訴訟法第 161條已於 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 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 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 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 上字第128號判例參照）。
四、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收受贓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 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被害人黃姵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 及卷附手機序號通聯明細表、通聯調閱查詢單等為主要之論 據。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堅決否認有何收受贓物之犯行，辯稱 ：並無證據證明該手機為被害人所有，且該手機係伊朋友「 阿鬼」借給伊的，伊並不知該手機是贓物等語。五、經查：
㈠系爭手機係於102年4月13日遭竊，廠牌為Samsung、型號為S 3、序號為000000000000000號，顏色係紅色，背蓋上有愛心 圖案之貼膜一節，業據證人黃姵穎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 （見警卷第17頁；偵卷第 8頁背面），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第六分局永福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手機序號條碼 （序號：00000000000000）在卷足參（見警卷第25至26頁） ，又證人即被告之友人潘邑誠於警詢時證述：被告所持有的 手機是 Samsung品牌，顏色是紅色，手機背蓋上有愛心圖案 的貼膜。伊與黃姵穎是同個教會的教友，黃姵穎手機掉的時 候，有特別跟伊說手機的特徵，過幾天被告跟伊約在網咖見 面時，被告拿出之手機特徵款式與黃姵穎所形容一樣，而且 黃姵穎手機掉的時候，被告也曾在教會出現，所以伊確定那 是黃姵穎的手機等語（見警卷第20頁背面）；而被告於原審 審理時亦不否認其所使用之手機與證人黃姵穎係同支型號、 同一顏色、特徵一樣等語（見原審卷第26頁背面），足認前 開手機確屬證人黃姵穎所有無疑。
㈡被告於系爭手機失竊當天有至教會（即玉門全人關懷中心） ，在教會的時間約為下午1、2時至下午5、6時，且當天並非 自教會門口離開，而係自後面側門窗戶離開等情，業據被告 供承在卷（見警卷第8頁背面；偵卷第9頁正面；原審卷第27
頁背面），核與證人潘邑誠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證述：被害 人手機掉的時候，被告也曾在教會裡出沒等語相符（見警卷 第20頁背面；原審卷第24頁背面），依此足認被告確實有於 系爭手機失竊當天至失竊現場，且離去之方式不符常理。其 次，證人潘邑誠於警詢時、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被 告於102年4月17日13時許在「英特奈網咖」內拿了一支新手 機給伊，特徵與被害人手機一樣，剛開始被告跟伊說是偷來 的，後來又改口說手機是朋友從黑市買來的等語（見警卷第 20至21頁；偵卷第18頁；原審卷第21至25頁），衡諸證人潘 邑誠與被告係國中一年級即結識之好友，二人在此事發之前 並無任何嫌隙之情，業據證人潘邑誠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 （見原審卷第21頁背面），衡情並無甘冒偽證之罪責而設詞 誣陷被告之必要。而依證人潘邑誠之證述內容，被告於第一 時間係向證人潘邑誠供稱手機是偷來的，嗣後始改稱是友人 自黑市購得，再佐以被告於失竊當日下午出現於失竊現場， 復於後面側門之窗戶離開，則被告持有上揭手機之因，依常 情推論，即有竊取之可能。
㈢本案被告於警詢時陳稱：該手機係伊於102年4月14日14時許 在東海藝術街附近，遇到綽號「阿鬼」之乾哥，「阿鬼」的 本名伊不清楚，他的電話伊刪掉了，伊跟「阿鬼」聯絡是在 今年4月，只知道開頭是 0976。該手機係「阿鬼」借給伊的 ，伊看到「阿鬼」在玩，就向「阿鬼」表示借給伊玩，伊向 「阿鬼」借一、二個禮拜，在今年 4月時在梧棲那邊巧遇「 阿鬼」，就將手機還給「阿鬼」。伊於102年4月17日有到台 中市西屯區福雅路上之英耐特網咖找潘邑誠聊天，有拿手機 給潘邑誠看，請潘邑誠替伊問一下手機行情等語（見警卷第 4、5、9 頁），並於偵查中供稱：「阿鬼」想將手機賣給伊 ，所以伊有向潘邑誠表示手機要賣。伊向「阿鬼」拿手機那 天有問「阿鬼」大概出現在哪裡，「阿鬼」說會在梧棲等語 （見偵卷第 9頁正面），另於原審審理中供稱：手機是「阿 鬼」給伊的，伊跟「阿鬼」認識一、二年，不常見面，不知 道「阿鬼」姓名，伊那天剛好遇到「阿鬼」，就跟「阿鬼」 借手機來玩，「阿鬼」就借伊，伊找不到「阿鬼」，伊不知 「阿鬼」住在哪裡，也不知「阿鬼」之手機電話，伊剛好在 梧棲路上遇到「阿鬼」，就將手機還給「阿鬼」，「阿鬼」 交給伊這支手機是要借伊，伊有向潘邑誠表示手機要賣等語 （見原審卷第8頁背面至第9頁正面、第27至28頁），依被告 上開所述，可知被告與其所辯出借系爭手機之「阿鬼」並非 僅為初識之友人，然對於綽號「阿鬼」之真實姓名、住處或 連絡方式均無所悉，於此情形下，「阿鬼」卻仍借予被告系
爭手機，顯有悖於常情，何況被告於不知「阿鬼」之住處或 連絡方式情形下，亦未事先與「阿鬼」約定如何歸還借用之 手機，反而透過在梧棲巧遇之方式歸還系爭手機，亦有違常 情，另參酌關於被告所持有之該手機究係「阿鬼」借伊還是 要出售予伊一節，被告於警詢時及偵查中所述並不一致，且 倘若「阿鬼」僅是要將手機出借予被告，何以被告要向證人 潘邑誠詢問中古售價行情，復參諸被告曾向證人潘邑誠表示 其係竊取該手機之人一節，若該手機非確為被告所竊取，其 當無向證人潘邑誠供陳之理。綜合上情，被告就其所辯向「 阿鬼」借用及歸還手機之過程有前述不合常情之處，而案發 迄今已 1年餘，被告仍無法探知該名為「阿鬼」之人之年籍 資料、聯絡方式，以供法院調查，可見被告所稱系爭手機係 由名為「阿鬼」之人所借得云云，顯係被告為脫免刑責所為 之抗辯，屬卸飾之詞，不足採信。是被告所持有之手機，非 自綽號「阿鬼」之人借得一節，應堪認定，被告之供詞，自 不足採。據上，被告於警偵訊中供述係自綽號「阿鬼」之不 詳真實年籍成年男子處收受手機一節，既不被採信，且公訴 人所舉之證據均不足證明該手機係綽號「阿鬼」之不詳真實 年籍成年男子交給被告，無足採為證明被告收受贓物之證據 。從而，被告所為，顯與收受贓物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㈣檢察官上訴意旨稱：被告於警詢供稱「乾哥說手機是花錢買 的，不過很便宜，因此伊認為應該是向跳蚤市場俗稱『賊仔 市』買的」等情，繼於偵訊時復稱「乾哥叫『阿鬼』，手機 沒有SIM卡，但有WI-FI的地方就可以玩」等情，酌以證人潘 邑誠於警詢及偵訊證述：「被告後來改口說手機是朋友從黑 市買來的」等語，由上可認被告於收受系爭手機時，即已知 悉該手機係智慧型式，為有價值之物，又未插有 SIM卡之事 實無誤，足見被告對綽號「阿鬼」所交付之系爭手機係來路 不明之贓物，自應具有相當之預見可能而仍予收受，是其行 為應已構成收受贓物之犯行等語。惟查被告所持有之該手機 究係「阿鬼」出借或是出售，又歸還手機予「阿鬼」時，究 係巧遇或事先問明出現處所等節，被告於警偵訊及原審審理 時所述並不一致，顯有可疑。復徵之證人潘邑誠證稱被告一 開始是跟伊說手機是偷來的乙節，再參以被告自承系爭手機 失竊當天有至失竊地點，並自後面側門窗戶離開之不尋常舉 動，足認被告確有竊取系爭手機之重大嫌疑。準此，縱被告 知悉該手機為有價值之物而予取得，亦不構成收受贓物罪， 是檢察官前開上訴意旨，尚非可採。
㈤按「查刑法上之竊盜罪及收受贓物罪，雖同為侵害財產法益 之罪，然前者係以自己之犯罪行為，直接侵害他人之財產，
後者則以收受他人犯罪所得之財產為其成立要件，兩者在犯 意、行為、罪名均有差異，事實難謂具有同一性。檢察官既 以竊盜事實提起公訴，原審卻以收受贓物行為論處罪刑，揆 諸首開規定，顯係對於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自屬違背法令 （最高法院83年度台非字第44號判決可資參照）」。另按「 刑事訴訟法第 300條所謂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 引應起訴之法條，係指法院於不妨害事實同一之範圍內，得 自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而言。而常業竊盜罪與收受贓物罪 ，兩者非特社會事實歧異，即法律所賦予之評價亦不相同， 殊非具有犯罪事實同一性之案件甚明（最高法院84年度臺上 字第22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竊盜罪，係以行為人 竊取他人之動產為成立要件；故買贓物罪，則以行為人明知 為贓物而有償取得贓物之所有權始足成立。二罪之構成要件 迥異，固均持有他人之動產，然此分別係客觀上竊取或故買 行為所衍生之結果，二者之社會基本事實，並非同一。原審 認定上訴人之竊盜行為不能證明，竟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300 條規定，對未經起訴之故買贓物行為予以審判，自有適用法 則不當之違誤（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096號判決可資參 照）」。本件被告所為雖另涉竊盜犯行，然竊盜罪與收受贓 物罪，二者構成要件迥異，社會基本事實並非同一，揆諸前 揭說明，本院無法自行變更起訴法條，應由檢察官另行偵辦 處理，併予敘明。
六、本件公訴人所舉之證據，既無法證明被告確有上開收受贓物 之事實，且本院在得依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內，復查 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收受贓物 犯行，要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按諸前揭說明，原審為被告 無罪之判決，尚無不合。檢察官提起上訴，認被告係犯刑法 第349條第1項收受贓物罪，並無理由，應予駁回。七、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松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康應龍
法 官 林三元
法 官 張靜琪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淑芬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