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台上字第一九九六號
上 訴 人 甲○○
選任辯護人 林詮勝律師
余健生律師
右上訴人因蔡文甫自訴誣告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二日第
二審判決（八十八年度上訴字第三八○一號，自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七年
度自字第五○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自訴人蔡文甫分別為遠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東公司）、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下稱九歌公司）之負責人。緣民國七十七年間，第三人張曉風等作家擬將編輯著作「中華文學大系散文卷」之出版權授予九歌公司出版，但要求九歌公司提供人力、物力之協助，九歌公司乃提供公司用紙給該「中華文學大系散文卷」編輯委員會具名向陳之藩、梁文麒（已故作家梁實秋之子）徵文，並向所徵作品之當年出版者即遠東公司徵求同意。嗣因遠東公司認九歌公司向其徵文不遂，而由蔡文甫勾串案外人賴都誹謗遠東公司，乃以上訴人為代表人，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自訴蔡文甫及賴都誹謗及恐嚇取財，由該院以七十八年度自字第五一○號（下稱五一○號案件）受理。於該五一○號案件審理中，蔡文甫為證明徵文乃作家張曉風等人之行為，僅使用九歌公司用紙，與九歌公司無直接關係，而於七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由辯護人董安丹律師當庭提出中華現代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之「徵文函」影本、張曉風等編輯者之「出版權轉讓契約書」影本、梁文麒同意函影本及陳之藩同意函影本等文件為證。詎上訴人竟意圖使蔡文甫受刑事處分，於八十年十一月五日（以遠東公司名義）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提起自訴（八十年度自字第一三五三號，下稱一三五三號案件），誣指蔡文甫為脫免該五一○號案件之刑責，而於該案訴訟期間，有下列變造私文書並進而行使之犯行：㈠變造上開「徵文函」，將徵文函第一頁、第二頁上方之「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九字、徵文函第一頁首行之「先生女士大鑒」等六字塗抹，並重新製作影本交由董安丹律師庭呈答辯使用。㈡塗抹梁文麒同意函中之「同意徵文之文章篇名」、「年、月、日」及「個人資料」等部分，使成空白，再影印給董安丹律師於該五一○號案件中使用，變造並行使該同意函；又於八十三年一月四日該一三五三號案件審理中，追加自訴蔡文甫將梁文麒「同意函」中之同意作品「小說」字樣改浮貼為「散文」字樣。（三）將陳之藩同意函上方「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之中英文標記及「附件」、「一」等發函者印刷字體全部塗掉變造，再庭呈使用等語，誣告蔡文甫犯有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罪嫌，嗣該一三五三號案件，終經判決蔡文甫無罪確定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無罪之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以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㈠依卷內資料，上訴人始終否認有誣告自訴人蔡文甫之故意，辯稱：蔡文甫之辯護人於七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提出上開徵文函、同意函影本等文件，嗣由遠東公司委任之代理人蔡奮鯨律師閱卷影印後，遠東公司發覺該徵文函及同意函影本等文書並不完全，似經變造，經查證結果確有闕漏，因而懷疑蔡文甫當時經由其辯護人提交法
院之文件影本有偽，乃對之提起偽造文書之自訴，自屬合理有據等語。原判決則以「自訴人（蔡文甫）於七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提出之徵文函確未經塗抹、變造上開文字，且閱卷時可輕易閱得全貌，如有疑問，亦可輕易查證，當不致有所誤會」、「如被告（即上訴人）有疑問，於查證上並無困難，……若懷疑有被變造、塗抹情事，自應立即查明再提出該件偽造文書之自訴案」、「該同意函（指梁文麒之同意函）雖與本案自訴人蔡文甫在五一○號案辯護人董安丹律師同時提出之陳之藩同意函內容不同，……被告甲○○縱不信之，亦有查證可能，……被告並無查證之動作」、「梁文麒同意函日期部分空白，以文人不若法律人般重視文書行為日期之一般印象觀之，於文書中未押日期者，亦非全無可能，被告甲○○未經查證，亦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懷疑蔡文甫有變造或塗抹情事，僅以其空白，即辯稱有合理懷疑足認蔡文甫有塗抹、變造該梁文麒同意函之日期云云，實屬無據」，而認上訴人所為：係出於誤會、懷疑等辯解，尚非可採（見原判決理由三之㈠、三之㈢、四之㈠、四之㈣）。然按誣告罪之成立，以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或懲戒處分，而為虛偽之告訴、告發或報告者為要件；所謂虛偽係指明知無此事實故意捏造而言，若告訴人誤認有此事實或以為有此嫌疑，自不得指為虛偽。是以，誣告罪以行為人主觀上有誣告之直接故意（即確定故意）為必要；若為間接故意（即不確定故意）或過失，則不能以該罪相繩。本件上訴人代表遠東公司提起上開一三五三號自訴案件，是否確係因懷疑蔡文甫有變造私文書之罪嫌而為之？苟上訴人有此懷疑，應予查證而不為查證，其行為究屬直接故意、間接故意或過失之範疇等情，因與能否責令上訴人擔負誣告罪刑，至有關係，自有釐清之必要。原審未予詳查究明，而以上訴人如有懷疑，應可輕易查證，乃竟不予查證為由，遽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論斷，自非適法。㈡訊問證人，應命其就訊問事項之始末連續陳述，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條第一項規定甚明；是對於證人之證言，自應就其全部之陳述，觀察所能證明之事實如何，而不得予以斷章取義。原判決於理由欄內記載：「依該案蔡奮鯨律師係在七十八年度上訴字第二四九七號（按即五一○號案件上訴後之第二審案號）案中之七十八年八月四日閱卷一次，當時蔡律師狀中並未表明所閱徵文函及同意函（影本）有不完整情形，蔡律師於本院到庭作證時係稱：當時閱卷後如發現閱出來之文件有不完全或變造嫌疑時，就會在七十八年度上訴字第二四九七號案狀紙上主張等語，足見蔡律師於閱得之上開文件並未查有影印不全之處，……故被告（指上訴人）稱係影印不全而造成之誤會云云，顯係事後卸責之詞，殊無可採」等旨（見原判決第十五至十六頁，理由五之㈠）。然依卷內資料，證人蔡奮鯨於原審作證時，係稱：「我現在不記得，如果當時我有發現的話（指於閱覽五一○號案件卷證並影印後，發現相關文件影本有不完全或變造嫌疑），就會在七十八年上訴字第二四九七號案狀紙上主張，狀紙上有無主張過我不記得了，當時這個問題可能不是焦點，所以我可能沒有注意，因此我沒注意，不表示沒有這個問題」等語（見原審卷㈡第六頁），綜觀該項證言之全部意旨，證人蔡奮鯨就其當時於閱覽上開五一○號案件之卷宗後，影印而交付上訴人之前揭文件影本，是否有發現闕漏或不完全之情事一節，因其可能並未特別注意，以致未能確認，應無疑義。原判決擷取其證言之片段內容，而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難謂已符採證法則。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非無理由，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四 月 四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官 林 增 福
法官 邵 燕 玲
法官 吳 昆 仁
法官 陳 世 雄
法官 惠 光 霞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四 月 十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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