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上訴字第2952號
上 訴 人 台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惠美
選任辯護人 王東山律師
林孝甄律師
許富雄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不服台灣新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1103號，中華民國102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台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1年度偵緝字第422、423、4
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惠美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92 年5月5日8時許，在告訴人楊碧玲與其同居人吳茂松位於台北 縣三重市（現改制為新北市三重區，下同）興華街86號7樓住 處辦公桌抽屜內，竊取楊碧玲所有之華南商業銀行三和分行（ 起訴書誤載為三合分行）空白支票2紙（支票號碼：KC0000000 號、KC0000000號）、吳茂松所有之華南商業銀行二重分行空 白支票1紙（支票號碼：JC0000000號；起訴書誤為JC000000號 ），得手後，竟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基於偽造有價證券之概括犯 意，分別為下列行為：①在支票號碼：KC0000000號、KC00000 00號支票上盜蓋楊碧玲置於上開住處辦公室抽屜內之印章，填 具發票日均為92年5月15日及支票金額分別為新台幣（下同）4 萬元、5萬5千元，偽造以楊碧玲名義開立之支票（詳如附表編 號1、2所示），並於同日下午3時30分許，將該等偽造之支票 交給不知情之陳嘉昌（原名陳登瑞），作為支付裝潢托兒所工 程款之用。②在支票號碼：JC0000000號支票上盜蓋吳茂松置 於上開住處辦公室抽屜內之印章，填具發票日為92年5月15日 及支票金額5萬元，偽造以吳茂松名義開立之支票（詳如附表 編號3所示），並於92年5月21日前某日時，持該偽造之支票向 不知情之林清標質押借款。嗣楊碧玲、吳茂松發現支票遺失後 ，於92年5月13日向台灣票據交換所申請止付，而陳嘉昌、林 清標屆期提示上開支票，因掛失空白票據而遭退票，始悉上情 。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及同法第201條第1項偽 造有價證券罪嫌云云。
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證據，係指足以證明被 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須適於為被告犯罪 之證明者，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再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
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 他證據以資審認（參照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4913號、52年台 上字第1300號判例要旨）。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必 須達於一般人均可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無合理之懷疑存 在時，始得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倘若犯罪事實之證明尚未達 此一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則應為被告有利之推定，仍 不能遽為被告有罪之判斷（參見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 號判例、91年度台上字第39號判決意旨）。公訴人認被告黃惠美涉犯上開罪行，無非係以證人楊碧玲、吳 茂松、陳嘉昌、林清標之證述，及卷附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 支票、退票理由單、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票據遺失申報書、 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詢報表等影本為其主要論據。訊據 被告固坦承：曾將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支票交給陳嘉昌清償 債務，及將附表編號3所示之支票交給林清標質押借款等情不 諱，惟堅詞否認上開犯行，辯稱：之前委請楊碧玲代為申請遠 東銀行之支票，並支付2萬元之代辦費，但支票遲遲未下來， 經我催楊碧玲後，楊碧玲表示要借我支票。我便於92年5月5日 至她台北縣三重市興華街住處，以6000元之代價向楊碧玲借6 張支票，楊碧玲指示我自己寫金額，並開立同面額之本票6張 給她擔保，楊碧玲且稱她代為申請的支票於92年5月15日一定 會下來，要我支票日期開92年5月15日，其後楊碧玲在支票上 蓋章。當天我便將其中金額分別為4萬元、5萬5千元之支票2張 交予陳嘉昌，不久陳嘉昌跟我說支票上的名字與印章不符，我 遂當陳嘉昌之面致電楊碧玲，其後陳嘉昌載我至楊碧玲上開住 處，我上樓後，楊碧玲說她蓋錯章，遂換同面額如附表編號1 、2之支票給我，我便交給在樓下等候之陳嘉昌；我給林清標 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支票也是向楊碧玲所借6張支票中之1張等 語。
查被告於92年5月5日下午3、4時許，在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 支票背面背書後，將該2紙支票交給陳嘉昌清償債務，及於92 年5月21日前某日，在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支票背面背書後，將 該支票交給林清標質押借款；又楊碧玲、吳茂松各於92年5月1 3日對上開支票申請掛失止付，嗣陳嘉昌於92年5月20日提示如 附表編號1、2所示支票，林清標於同年月21日提示如附表編號 3所示支票，均因支票已遭掛失止付而退票等情，為被告所不 爭執，並據證人楊碧玲、吳茂松、陳嘉昌、林清標證述在卷， 且有如附表所示3紙支票、退票理由單、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 資料查報表、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遺失票據申報書等影本在 卷可參（第8454號核退卷第19 -26頁、第1913號核退卷第24-2 8頁），堪可認定。
雖證人楊碧玲否認如附表所示之3 張支票為其借予被告，並證 稱：約92年5月7日時，我在上開我和吳茂松住處兼辦公室之處 所要開支票時，發現我所有華南銀行三和分行之票號KC000000 0至KC0000000號之5張空白支票，及我同居人吳茂松所有之華 南銀行二重分行票號JC0000000號空白支票1張不見，找尋多日 後，才於92年5月13日向銀行掛失；支票並不是整本不見，而 是先前我有撕下幾張放在抽屜裡，撕下的那幾張不見；上開支 票我撕下後，連同開戶印鑑都放在上址辦公室抽屜內，抽屜沒 有上鎖，上開支票是被告趁我不注意時偷的；被告是我與吳茂 松的客戶，於92年4月22日委託我幫她向遠東銀行申領支票， 因被告急需用票，故於92年5月5日到我和吳茂松上開住處兼辦 公室2次，一直要我跟銀行說情讓支票趕快申請出來，且一下 要跟我借錢、一下要跟我借票，從頭到尾都是盧這個，但我都 拒絕；當時我在坐月子，被告到我住處時，我因小孩在哭，而 到後面房間看一下小孩、泡個牛奶、並餵小孩喝牛奶，因當時 小孩很小，只有泡15cc牛奶，所以在房間的時間不會很久，我 出來後被告還在，我就跟她說銀行同意發支票的時間還沒有到 ，所以還不能給她支票，過一下子被告就說要回去云云（第84 54號核退卷第6-9頁、第38頁背面、第1913號核退卷第13-16頁 、第20143號偵卷第15-16頁、第422號偵緝卷第29-30頁、原審 卷第71-76頁），惟查：
㈠據證人陳嘉昌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於92年 5月5日有給我2張支票清償債務；被告說票是向她朋友楊小 姐借來的，我打電話到銀行照會，銀行說這2張支票印鑑不 符，我就把票還給被告，被告在我面前打電話給票主楊碧玲 ，電話中講到要去找楊碧玲，電話掛掉後我馬上於下午3點 至4點間載被告去台北縣三重市興華街某處更換，當時我在 車上等，被告上樓，被告上去一下就拿如附表編號1、2 所 示的支票下來給我等語（第1913號核退卷第21頁、第8454號 核退卷第14-15頁、第20143號偵卷第6頁背面-第7頁、第422 號偵緝卷第59頁、原審卷第99頁正背面），核與被告上開所 辯相符。且查附表編號3所示乃吳茂松所有之支票，惟其上 發票人簽章欄內卻係蓋「楊碧玲」之印文等情，業據證人楊 碧玲證述在卷（原審卷第102頁），並有上開支票在卷可徵 （第1913號核退卷第25頁），亦與被告所辯及證人陳嘉昌所 證述有支票印鑑章蓋錯之情節一致。則楊碧玲證述並未將如 附表所示之支票借給被告使用云云是否屬實，實有可疑。 ㈡次查，被告於92年5月5日曾到楊碧玲上開公司兼住家找楊碧 玲2次，已如前述，若楊碧玲前開所述為真，則被告在當日 第1次到訪後，已明知楊碧玲不願借錢、借票，且向遠東銀
行申請之支票也不會立刻核發，衡情實無於同1天再次造訪 ，再度向楊碧玲借錢、借票並催促請領支票程序，徒然浪費 時間精力之動機及必要，反之，若被告前開所辯屬實，則被 告於發現楊碧玲出借之支票印鑑不符後，確有於同日再次前 往上址與楊碧玲換票之可能。再者，經將附表編號2所示支 票原本，與楊碧玲用於華南商業銀行三和分行支票帳戶之印 鑑章，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鑑定，該紙支票上所蓋之「楊碧玲 」印文，確為楊碧玲印鑑章所蓋之印文等情，有該局92年10 月15日調科貳字第00000000000號鑑定書在卷可徵（本院卷 第55頁背面），足徵該紙支票上發票人「楊碧玲」之印文乃 楊碧玲之印鑑章所蓋，非偽造。惟據楊碧玲前述證述可知， 其與被告見面時，雖因孩子哭泣而暫時離開辦公室，然此乃 臨時、偶然發生之事，楊碧玲離開時間不長，且其所至之小 孩房間與辦公室距離甚短（此由楊碧玲在辦公室與被告見面 時，能聽到後面房間內孩子之哭聲，可徵辦公室與孩子所在 房間距離甚短）；而據楊碧玲證稱：被告沒有看過我把支票 放在何處，她來之前，我就把東西都放在抽屜裡，我沒有在 被告面前拿出我或吳茂松的支票或印鑑章過等語（第422 號 偵緝卷第30頁、原審卷第73頁背面）；證人吳茂松亦證稱： 平常我的支票、支票章是由楊碧玲保管，放在辦公桌的抽屜 裡，外人或客戶不知道我的支票、印章放在哪裡，我也沒有 告訴被告我的印章、支票放在哪裡等語（原審卷第79頁背面 ），則被告於事前既無法預料到楊碧玲會臨時離開辦公室， 亦不知楊碧玲、吳茂松之支票、印鑑放在何處，其若要在楊 碧玲臨時離開、隨時可能返回之短暫時間內，起意竊盜、找 出支票並蓋章、再將竊得之支票收好，又不能發出太大聲響 或弄亂現場以免被發現，難度極高，佐以證人陳嘉昌前揭證 述，自以被告所辯符合常理，較為可信。
㈢另證人吳茂松固於警詢證稱：我和楊碧玲未曾將支票借給他 人使用，被告於92年5月5日曾到我公司2次，當天被告沒有 向我和楊碧玲調借支票云云（第1913號核退卷第11-12頁） 。然其於原審則進一步證稱：我的支票是楊碧玲在保管的， 我不知道如附表編號3所示的支票有沒有遺失，是楊碧玲才 知道，楊碧玲跟我說找不到票，所以我去申報遺失；92年5 月5日被告曾到我上址公司兼住處2次，我當時在後面照顧小 孩，並沒有和被告接洽，都是楊碧玲在接洽的，我有聽楊碧 玲說被告要來借票，楊碧玲說不要借她云云（原審卷第77頁 背面、第78頁背面），可知其係聽楊碧玲表示支票沒有借給 被告、找不到了，才認為附表編號3之支票遺失，因而申請 掛失止付，則如附表所示之3張支票究竟是楊碧玲借給被告
，抑或遭被告竊取、盜蓋印章開票，吳茂松顯未親自見聞， 而楊碧玲亦非無可能是因恐吳茂松責備或其他原因，因而向 吳茂松隱瞞出借支票之事，是吳茂松前開所述，自無從作為 被告不利之認定。至楊碧玲雖提出被告委託其辦理支票開戶 時所簽立之合約書（第422號偵緝卷第35頁），表示其尚未 收受被告委託其代辦申領支票之報酬2萬元，用以證明其無 借支票給被告之可能云云，查合約書雖記載委辦時預付0元 ，服務費餘款20000元待委託服務事項辦妥時付費等語，惟 楊碧玲已在上開合約書「收款人」簽名欄內簽「楊」，則楊 碧玲是否尚未向被告收取服務費，實非無疑，是難以排除楊 碧玲因已收服務費而借票給被告之可能；況被告委託證人楊 碧玲辦理支票開戶之次數非僅1次，而上開合約書並未載明 簽約之日期，亦未載明係約定要向哪家金融機構辦理支票開 戶，尚難認定該份合約書確係被告於92年間委託楊碧玲向遠 東銀行辦理支票開戶時所簽立，是上開合約書尚無從據為對 被告不利之認定。
綜上所述，尚難僅憑告訴人楊碧玲之片面指訴，遽認被告有本 件竊盜及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 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前述犯行之 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公訴人所 指之前開犯行。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 經核並無不合。
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⑴證人陳嘉昌對於被告交付2張支票之 原因，及收受支票後有無向銀行照會等事項，或前後證述不一 ，或未提及，且其92年11月19日偵查中證述透過電話和銀行照 會云云，惟對於在銀行人員未見支票之情形下，如何能知支票 上印鑑不符等疑義，亦無法回答，其證言有重大瑕疵。⑵被告 就交付支票給陳嘉昌之原因或稱支付會款，或稱借款，前後供 述不一；就有無交付借票之6000元及簽發6張本票供擔保等重 大事項，於歷次陳述或未提及，或未為完整陳述，有違常情； 參酌告訴人楊碧玲是受被告委託代申請支票因而結識，雙方無 信賴關係，楊碧玲實無貿然出借支票的可能云云。惟查： ⑴按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 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 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機 、手段及結果等之細節方面，證人之證言，有時亦有予渲染 之可能；然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若果與真實性無礙時，則仍 非不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599號判例參照） 就被告交付附表編號1、2所示支票給陳嘉昌之原因，陳嘉昌 及被告前後所述固有不一，惟就上開2紙支票，乃被告為清
償債務（還錢、還款）而交付，則始終一致，況陳嘉昌因本 件作證之時間分別為92年6月19日、同年月29日、同年11 月 19日、101年3月30日、102年7月23日，被告因本件到庭之時 間則分別為92年、101年、102年，其等各自陳述之時間相隔 甚久，故因時間久遠記憶模糊，致所述前後略不一致，乃事 理之常，自難執此遽認其等陳述不可採。
⑵陳嘉昌於92年6月29日警詢固未提及支票蓋錯章換票之事（ 第8454號核退卷第13-16頁），惟其於同年月19日第1次警詢 時已證述有支票蓋錯章拿去更換之事（第1913號核退卷第21 頁）；另雖陳嘉昌於92年11月19日偵查及92年8月12日原審 法院三重簡易庭審理92年度重小字876號給付票款事件時證 稱：拿到被告交付之支票後，打電話向銀行照會，銀行稱印 鑑不符等語（參第20143號偵卷第6頁背面-第7頁、本院卷第 54頁），而於原審102年7月23日作證時稱：不記得是打電話 去銀行照會或親自去銀行照會，當時銀行人員說印鑑如何不 符，我也不記得了（原審卷第100頁-第101頁背面），惟參 以被告前於原審上揭給付票款事件審理中證述：92年5月5日 下午2點多我先拿2張支票給陳嘉昌，陳嘉昌說印鑑不符，我 打電話問楊碧玲，楊碧玲說開到她先生的票，蓋錯章，我就 拿去和楊碧玲換2張票回來等語（本院卷第55頁），及於本 案警詢供述：向楊碧玲借的支票，楊碧玲錯蓋吳茂松之印章 ，後更換為楊碧玲本人支票等語（第1913號核退卷第4-5頁 ），暨佐以前述附表編號3吳茂松之支票，錯蓋楊碧玲的章 等情，則被告前交給陳嘉昌之2張支票，非無可能是錯蓋吳 茂松之印章，從而陳嘉昌致電於銀行照會時，銀行人員從電 話中即知印鑑不合，是證人陳嘉昌證述以電話照會，銀行說 印鑑不合等語，應可採信。
⑶再觀被告歷次對於借票代價之供述，於92年6月14日警詢供 述：有開立6張本票給楊碧玲等語（第1913號核退卷第6頁） ；92年7月5日警詢供述：支票是伊向楊碧玲借取的，我並當 場開立本票給楊碧玲後，她才蓋章交給我等語（第8454號核 退卷第4頁）；92年10月30日偵查供述：我也簽6張本票押在 楊碧玲那裡等語（第8454號核退卷第39頁）；101年2月9日 偵查供述：當初向楊碧玲借6張票時，有給6千元，算是購買 等語（第422號偵緝卷第16頁）；101年10月17日原審準備程 序供述：我向楊碧玲借6張支票，楊碧玲叫我開6張同樣金額 的本票押在她那邊，又叫我給她6千元，算是借票的錢，我 也給她6千元等語（原審卷第31頁背面-32頁）。可知被告對 於有無交付借票之6千元報酬及簽發6張本票供擔保等事項， 並無歧異，上訴意旨對此顯有誤會。
⑷上訴意旨雖指楊碧玲與被告間無信賴關係，楊碧玲實無貿然 出借支票的可能云云。惟據被告供述其係支付6千元報酬及 簽發本票予楊碧玲供擔保，楊碧玲始借其支票；且被告早於 91年7月26日即有委託楊碧玲處理事務（參第422號偵緝卷第 34頁），2人非92年5月間始初識。楊碧玲既有前述報酬及擔 保，2人間亦早有業務往來，附表所示3紙支票面額亦不高， 楊碧玲非無出借支票之可能，檢察官上揭推斷，尚嫌速斷。 ⑸況查楊碧玲與吳茂松係於92年5月13日申報支票遺失，此有 前述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可參（第8454號核退卷第24頁、第 1913號核退卷第27頁），而依楊碧玲係於92年5月5日告知吳 茂松其發現票據遺失等情，亦據吳茂松證述在卷（原審卷第 79頁），上開支票若非楊碧玲借予被告，其於發現空白支票 遺失，為恐遭他人盜開，豈會不立即掛失止付，而拖延逾1 週始掛失止付？由此，益徵被告辯稱該支票是向楊碧玲借的 等語，應可採信。
⑹綜上所述，檢察官所執上訴理由，均無足採，其上訴核無理 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正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王國棟
法 官 童有德
法 官 江翠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偽造有價證券部分，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並應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之限制。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其餘部分均不得上訴。
書記官 戴伯勳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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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金額：新台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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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發 票 人 │ 付款銀行 │ 帳 號 │金額 │發票日 │ 支票號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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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楊碧玲 │華南商業銀│000000000 │4 萬元 │92年5 月15日 │KC0000000 │
│ │ │行三和分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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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楊碧玲 │同上 │同上 │5 萬5 千元│同上 │KC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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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支票申請人為吳茂松，│華南商業銀│000000000 │5 萬元 │92年5 月15日 │JC0000000 │
│ │惟支票上發票人簽章欄│行二重分行│ │ │ │ │
│ │內係蓋用楊碧玲之印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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