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5年度易字第789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蔣明峰
選任辯護人 游蕙菁律師
被 告 林雯品
選任辯護人 邱姿瑛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4年度偵字第524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蔣明峰廷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 後之緩刑期間內，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 、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 團體，提供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二、林雯品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 實
一、犯罪事實
蔣明峰與林雯品為夫妻。因蔣明峰需現金新臺幣10萬元週轉 ，於民國104年5月底某日，透過網路認識綽號「小胖」之吳 耀全（未經起訴），吳耀全建議以買新車給當舖，以換取現 金之方式，向其借款。蔣明峰與林雯品同意後，竟與吳耀全 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犯意之聯絡，因蔣明峰資 格不合，無法辦理貸款，故委由吳耀全出面，以林雯品之名 義，向裕信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信公司）七堵服務廠 ，辦理購買AKX-8396號自用小客車乙部，再以動產擔保交易 法之動產抵押方式，提供該車為動產擔保，向裕融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裕融公司）辦理抵押貸款，而借貸新臺幣（ 下同）45萬元，並於104年6月23日，向台北市區監理所辦理 設定動產擔保之登記。登記前，由裕信公司之業務王和興對 保時，林雯品表明現在是開朋友之舊車，急需一部新車云云 ，並提供其夫妻之身分證、駕駛執照及林雯品之工作地點等 照片，以供徵信，使裕融公司陷於錯誤，以為林雯品有資力 負擔，因而於104年6月26日如數撥款。雙方並約定付款期限 ，自104年7月12日起，至109年6月12日止，每月攤還1次， 每次償還8280元，分60期給付，車主林雯品為債務人，蔣明 峰為連帶保證人。裕信公司取得款項後，遂將該公司對林雯 品之債權讓與裕融公司。裕信公司於104年6月17日晚間111 時，在基隆市七堵區某處先行交車時，在林雯品簽名於交車 單上後，該車即由吳耀全開走而交與當舖，再由當舖借款5
萬餘元予蔣明峰；惟林雯品自104年7月12日首期起，即拒不 清償貸款；在經催繳後，才於104年12月13日繳納一期8280 元；嗣又於105年10月25日、11月25日及12月25日，各再繳 納8280元。
二、案發經過
經裕融公司向其夫妻催收後，蔣明峰始於104年9月9日，告 知其係以「假買車真貸款方式」向裕融公司詐貸，以取得該 車而向當舖借款。裕融公司始知受騙，進而報警查悉上情。三、起訴經過
案經被害人裕融公司訴由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後起 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選任律師
㈠、法律修正
102年1月23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 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一、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 有期徒刑案件。二、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三、被告因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四、被告具 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五、被告為低收 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者。六、其他審判案件，審判 長認有必要者。」
㈡、本案情形
經查：被告蔣明峰與林雯品二人，於105年11月25日準備程 序進行之初，在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告知其訴訟基本權 之後，表示其為中低收入戶，並提出卷附之新竹市東區區長 之證明書一紙，而請求法律扶助。本院遂依刑事訴訟法第31 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為其指定法律扶助律師為其辯護，再 於次月23日，進行準備程序。
二、通常程序
㈠、法律修正
按除簡式審判及簡易程序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民 國92年2月6日公布並於92年9月1日全面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 284條之1定有明文。其次，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 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 案件者外，於前條第一項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 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 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 行簡式審判程序，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 1第1項亦規
定甚詳。再者，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已於96年3月26 日再 修正公布，規定為：「除簡式審判、簡易程序案件及第三百 七十六條第一款、第二款所列之罪之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 議審判。」所謂第376條第1款，係指最重本刑為 3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所謂第376條第2款，係指刑 法第320條及第321條之竊盜罪。
㈡、程序差異
依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之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證 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傳聞法則）、第161條之2（當 事人陳述意見）、第161條之3（自白最後調查）、第163 條 之1 （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及第164條至第170條（物證、 書證調查、交互詰問規則）規定之限制。申言之，自92年9 月1 日起，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為三分法：其一，輕罪案件 ，檢察官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聲請法院以簡易判決處 刑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為有罪之簡易判決。其二， 檢察官起訴非強制辯護案件而被告認罪者，法院得裁定以受 命法官一人進行簡式審判，其程序略如刑事訴訟法修正前獨 任法官所進行之通常審判程序。其三，檢察官起訴之強制辯 護案件或非強制辯護案件而被告否認全部或一部之犯罪者， 法院應進行合議審判，適用修正後刑事訴訟法，進行交互詰 問之通常審判程序。
㈢、本案情形
經查：被告二人經起訴之罪名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 財罪，並非96年3 月26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 之除外規定，不得獨任進行審判程序，必須合議為之。其次 ，被告於105 年12月23日之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 無罪之答辯，自應合議進行通常審判程序。
三、證據能力
㈠、傳聞證據
１、法律見解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固有明文 ；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縱令與同法第159 條之 1 至同法第159條之4「傳聞證據排除之例外」等規定不符， 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 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 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上開刑事訴 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定。此因被告之反對詰問權，核屬憲法第
8條第1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 法律程序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第16條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 不容任意剝奪。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92年2月6日修正 公布之刑事訴訟法，乃酌採英美法之傳聞法則，明定被告以 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依傳聞法則 ，原無證據能力。然則，反對詰問權既屬被告訴訟防禦之一 種，倘法院於審理之時，業已賦與被告合理主張是項權利之 機會，乃被告於審慎評估其訴訟之優勝劣敗後，竟甘於放棄 關此權利之行使，已足見反對詰問之於被告之防禦乃了無助 益！此際，倘仍強令被告為此主張，則其結果恐亦將與被告 之不防禦無殊，而終將悖離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及修正刑事 訴訟法酌採英美傳聞法則之本旨。據此，被告本於自主意志 而放棄反對詰問權之主張或行使，參諸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 之真意，自應賦與相對等之尊重。更何況，鑒於我刑事訴訟 法採用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重要理由之一，無非「傳聞證據 未經當事人以反對詰問予以覈實」，是以倘若當事人「不願 」對原供述人為反對詰問，自法理以言，法院自亦全無假職 權為名，任意介入以「否定」是項傳聞證據證據能力之空間 ！尤以參諸我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立法理由，除係明確 揭示前開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基本法理，更係明確指出本次 修正併「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之立法意旨；而「有關檢察官及被告均同意作為證據之傳聞 書面材料或陳述，概可直接援引該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 六條規定資為傳聞證據排除例外之法律依據，祇於檢察官或 被告不同意之例外情況，始須進而斟酌該等書面材料或陳述 究否符合該國其他傳聞證據排除之例外規定，俾憑另行認定 關此證據資料是否具備證據能力」，一向屬於日本刑事審判 實務之運作方式！本此同旨，我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當更 加不宜逕為反於上開解釋，申言之，應認為「在當事人間無 爭執之案件中，傳聞證據基本上均可依據前引規定提出於法 院使用」！準此，在證據能力俱無爭執之案件中，法院當亦 毋庸再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同法第159條之4等規定， 而為個別性之斟酌，應逕自援引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資 為傳聞證據排除例外之法律依據，方符憲法保障基本人權及 人民訴訟權之本旨！
２、本案情形
經查：被告二人及其辯護人，並未於本案辯論終結以前，就 其他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提出爭執；本院自形 式察其作成及取得當時之外部情況，俱無「任意性」或「信 用性」違反而顯然不適當之情形，自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5之規定相符。按諸首開說明，本院自應援引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之規定，資為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例外之法律依據 。申言之，本院認為本案相關證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 述，對於被告而言，均有證據能力，毋庸再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之1至同法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為個別性之斟酌。貳、事實認定
一、被告辯解
被告二人均矢口否認其有詐欺取財之犯行。被告蔣明峰辯稱 ：其在買車後，在交車時，車行之王經理直接將車交給吳耀 全開走；後來，吳耀全不見蹤影。其並無詐欺取財之故意云 云。被告林雯品辯稱：其夫蔣明峰在燒烤店工作。其本人在 家照顧兩名年幼子女（1歲及3歲）。蔣明峰因資格不符合， 才央求其出名買車以供借貸。其確實有要買車，並非虛假。 至於後續情節，是蔣明峰要處理，其不並知情。後來無法付 款，是因家裡發生事情，才無法支付。其亦無詐欺取財之故 意云云。
二、本院心證
經查：前揭買車再貸款再交付當舖之經過，迭據被告二人偵 查及審判中坦承一致，並經證人王和興及吳耀全二人於審判 中具結後證明屬實，且有債權讓與暨動產抵押契約、動產擔 保交易抵押設定登記申請書、汽車買賣合約書及權利讓渡書 各一紙在卷可稽。次查；被告蔣明峰於審判中坦承其買該車 是為向吳耀全借款10萬元（106年1月6日審判筆錄第21頁） ，被告林雯品也坦承係配合其夫蔣明峰而提供資料以供徵信 ，並在交車之際，簽署汽車之讓渡書及買賣合約書，而將該 車任由吳耀全開走，以求陸續取得該5萬餘元之借款。準此 以觀，被告二人在買車及貸款之際，並無買車代步之真意， 亦無分期付款之真意，其等具有共同詐欺取財之意圖甚明。 因此，被告二人之否認，圖卸其責而已，並不足以採信，從 而其等之犯行洵堪認定。
叁、法律適用
一、所犯罪名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二、罰金問題
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之規定：「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 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台幣。94 年1月7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 ，自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十 倍。但72年6月26日至94年1月7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 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倍。」相關分則法律之罰金刑，自應依上
開規定配合調整。據此，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規定，因非屬 72年6月26日至94年1月7日所新增或修正之條文，應就其所 定罰金數額提高為30倍，亦即為新台幣3萬以下罰金；依修 正刑法第33條第5款之規定，其下限為新台幣1千元。三、共同正犯
被告二人與吳耀全之間，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皆 為共同正犯。
四、沒收修正
㈠、適用新法
被告行為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業於104 年12月30日修 正公布，並自105年7月1日起施。其中之第2條第2項修正為 ：「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考其立法理由略謂：「本次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 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 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為明確 規範修法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爰明定適用裁判時法。」 因此，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 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
㈡、後法優於前法
因本次刑法修正將沒收列為專章，具有獨立之法律效果，為 使其他法律有關沒收原則上仍適用刑法沒收規定，故刑法第 11條修正為「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 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亦即有關本次刑法修正後與其他法律間之適用關係，依 此次增訂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施行日前之 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之規定，就沒收適用之法律競合，明白揭示「後法優於前法 」之原則，優先適用刑法。至於沒收施行後，其他法律另有 特別規定者，仍維持「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本條之 修正立法理由參照）。
㈢、毒品條例配合修正
為因應上開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規定，相關 特別法將於中華民國刑法沒收章施行之日（即105年7月1日 ）失效，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9條關於沒收之規 定，亦於105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並自105年7月1日起施行 。１、原第18條沒收對象為「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其範圍 較刑法沒收章大，且犯罪工具為「應」沒收，為防制毒品之 需要，有自105年7月1日起繼續適用之必要，故僅修正該條 第1項前段文字為「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 用第一、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
收銷燬之」，使相關毒品與器具不問是否屬於犯罪行為人所 有，均應沒收銷燬（本條之修正立法理由參照）。２、原第 19條第1項「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 之財物，均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或以其財產抵償之」規定，則修正為「犯第四條至第九條、 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其 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 亦即擴大沒收範圍，使犯第4條至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 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罪所用之物，不問是否屬於犯罪行為 人所有，均應沒收之，並考量刑法沒收章已無抵償之規定， 而「追徵」為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之執行方式，乃刪除第1 項後段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之執行方式，回歸刑法沒收章之 規定；至於第1項犯罪所得之沒收，因與刑法沒收章相同， 而無重複規範之必要，故亦予刪除（本條之修正立法理由參 照）。
㈣、擴大沒收範圍
再參酌本次刑法修正，關於「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 犯罪所生之物」之沒收，增訂第38條第4 項規定，「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關於「 犯罪所得」之沒收，則新增第38條之1：「犯罪所得，屬於 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第1 項）。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 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 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 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 第2項）。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3項）。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犯罪 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 息（第4項）。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 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 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 徵（第5項）。」除擴大沒收之主體範圍（除沒收犯罪行為 人取得之犯罪所得外，第三人若非出於善意之情形取得犯罪 所得者，亦均得沒收之）外，亦明定犯罪所得之範圍（不限 於司法院院字第2140號解釋，犯罪所得之物，係指因犯罪「 直接」取得者，而擴及於「其變得之物、財產上利益及其孳 息」；另參酌本條立法理由略謂：「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 徹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 潤，均應沒收」等旨，故犯罪所得亦包括成本在內），並於
犯罪所得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以「追徵 價額」替代之。
㈤、沒收比例原則
另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並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 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之影響，增訂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 調節條款，於宣告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在個案 運用「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 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 減之。刑法第38條之2乃規定為：「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 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第38條之 追徵，亦同（第1項）。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 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 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第2項） 。」
㈥、併合執行
本次刑法修正將沒收列為專章，具獨立之法律效果，已如前 述，故宣告多數沒收情形，並非數罪併罰，乃配合刪除第51 條第9款，而增訂第40條之2第1項「宣告多數沒收者，併執 行之」規定。
肆、違憲審查
一、憲法原則
㈠、人性尊嚴原則
其次，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人性尊嚴不可侵犯 。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依 據國民主權原理，國民是國家主人，其人性尊嚴不可侵犯。 在法律限度內，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 排斥或輕視之。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 司法機關之義務，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就刑事立法而言 ，若無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之行為而予以犯罪化，或較輕責 任之行為而賦予重刑罰之處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而 為違憲之立法。申言之，不應犯罪化而予以犯罪化，不應重 刑化而賦予重刑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一言以蔽之， 前者乃不應罰而罰之，後者乃不應重而重之，使得國民受到 不應處罰之處罰，或是受到過重之處罰，皆是不合人性尊嚴 原則。
㈡、比例原則
按一般認為比例原則之內涵，係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及 比例性原則三項。事實上，比例原則可分為二層次，其一須 「適當」，其次須「相當」。就刑法而言，所謂適當，是指 其犯罪化而處以刑罰為適當。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
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 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若要簡而言之，比例原則之 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可以合而為一，姑且名之曰相當 性原則。若其犯罪化而犯以刑罰之立法並不適當，即是不合 適當性原則，進而違背比例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 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 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申言之， 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始得謂之符合比例原則。㈢、法益原則
據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之要求，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 限於必要之干預；能以其他手段而達成目的時，則應放棄刑 罰。此謂之刑罰之「最後手段性」，亦即刑罰謙抑原則之表 現。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 諸於法益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 導出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申言之，刑事立法上之「 法益原則」要求任何行為要加以犯罪化，必因其法益受到侵 害或危險。蓋刑事立法之核心，在於其所保護之法益。刑法 之任務，在於法益之保護。無法益保護，無刑法可言；亦即 無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則無施以刑罰之必要。行為如未造 成「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則無將之犯罪化之必要。 在法益侵害，為「實害犯」；在法益危險，為「危險犯」。 再者，法益本身依其價值評價之強度，而呈現法益位階。生 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五者，按其順序，而高低位階 化。生命法益最高，其次身體法益，其次自由法益，其次名 譽法益，而財產法益最低。此五種傳統法益，稱之為「個人 法益」。在個人法益以外之法益，即「超個人法益」或「一 般法益」、「團體法益」、「整體法益」，亦必須其與個人 法益具有關連性者，始得為刑法所保護之一般法益。所謂危 險犯，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造成法益危險，尚未至法益侵害， 亦立法予以犯罪化。以最高位階之生命法益言之，刑法之有 預備殺人罪、預備放火罪、預備強盜罪、預備擄人勒贖罪， 均因其行為已造成生命法益之危險；否則，各該罪即無設預 備犯之必要。如係單純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法益危險 行為，則未曾設預備犯而加以犯罪化。
㈣、罪刑相當原則
在犯罪化之立法之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是否合乎行為之罪 責，亦即是否罪刑相當，乃刑罰相當性之問題。申言之，欲 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於罪刑 相當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 刑事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如前所述，就刑法而言，
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 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 ，法定刑之刑罰種類及自由刑之刑度輕重，必須與其行為責 任之輕重相當，亦即在具有相當性時，始得為該種刑罰之賦 予或該級刑度之訂定。如此，其刑罰之賦予始為合乎「罪責 原則」，使其罪責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亦即立 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 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違背「罪刑相當原則」，自然 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 原則之立法。
二、詐欺取財罪
㈠、罪之審查
詐欺取財行為，係侵害他人之財產法益，屬於財產法益之實 害犯。其立法加以犯罪化，自有其必要，符合比例原則、法 益原則，並不違背人性尊嚴原則，應為合憲之立法。然則， 財產犯罪而無暴力行為時，是否必須列為公訴罪（非告訴乃 論之罪固包括自訴罪，惟自訴者少之又少），非無商榷之餘 地。
㈡、刑之審查
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其法定刑為5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00元以下罰金，符合立法上之罪刑 相當原則，自不違背比例原則，而且其最高刑度止於一定期 間之自由刑，亦不違背人性尊嚴原則，應為合憲之立法。然 則，由於時空背景不同，民國24年施行之現行刑法，其33條 將有期徒刑之上限定為15年，係以當時「人生平均年齡不過 四十一、二齡」為其立法理由；刑法各罪名之有期徒刑上下 限，刑法各該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罪之刑度 安排，亦均以此為其立法理由。然則，60餘年後之今日已然 不同，平均人壽將近80歲，已近立法當時1倍；而目前更由 當時之農業社會進展至電腦網路之科技時代，惟刑法並未配 合修正刑度，歷年來只知制訂並修正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 ，不知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造成司法實務普遍 性重罪輕判之必然結果。例如在竊盜及詐欺取財罪，無論被 告觸犯幾件，在有連續犯規定之年代，以一罪論而加重其刑 至2分之1結果，刑度止於7年半，豈是合理？如此，造成法 官無從為罪刑相當之量刑。在95年7月1日廢除連續犯之後， 在單一犯罪，其量刑至最高度之情況，根本不可能；而在數 罪併罰之情形，法官可以選擇最後執行刑之刑度，總算可以 調和前此之不合理。然則，本院仍認為可以考慮制訂「有期 徒刑提高標準條例」，加倍提高刑法分則各罪有期徒刑之上
下限，使每罪都能罪刑相當，才是根本之計；例如若財產犯 罪得提高刑度一倍，與日本刑法之竊盜罪相同，為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法官才有妥適之量刑空間。
伍、刑罰裁量
一、罪刑相當原則
㈠、自刑罰理論觀之
就刑罰之報應理論言之，刑罰係以其具有痛苦性之本質，來 均衡具有不法本質之犯罪，藉以衡平行為人之罪責，使行為 人得因責任抵償而贖罪，而社會正義得以實現義，是故強調 「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是為司法上之罪刑 相當原則。其報應之內容即為自由之剝奪，亦即有期徒刑之 相加，而監獄即為執行報應之場所。再就特別預防理論言之 ，受刑人之犯罪係社會化過程之障礙，應使其在監執行，以 接受再教育而求其再社會化。復就一般預防理論觀之，以對 受刑人之施以刑罰，作為威嚇他人之手段，不過刑罰之附帶 作用，並非其主要目的。關於刑罰之目的，通常採取綜合理 論，各國皆然；既有報應罪責，又有預防再犯，並有嚇阻他 人犯罪之功能；惟報應理論所強調之「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 之輕重成比例」，仍為刑罰裁量之基本原則；在死刑及真正 無期徒刑，惟有在侵害生命法益之犯罪，單純依報應理論， 其罪責已夠深重，不期待其再社會化時，始得於審判上宣告 之；在死刑，更必須於「求其生而不得」時，始得為之；被 告縱然侵害他人之生命法益，如求其生而可得時，亦不得宣 告死刑，蓋死刑既稱之為極刑，如非極度之罪責，自不必處 以極度之死刑。目前，我國係採取無期徒刑得適用假釋之制 度，執行15年後，即有假釋之機會，本質上類似長期徒刑， 並非真正無期徒刑。若被告接受自由刑之執行，以進行責任 抵償，而在執行時能因己身之悛悔加之監獄之教化，仍有再 社會化之可能，並無永久隔離於社會之必要，即不適合量處 無期徒刑。
㈡、自憲法原則觀之
依據前述人性尊嚴原則，「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 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在法律限度內， 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排斥或輕視之。 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義務 ，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已如前述。在被告之行為責任確 定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或自由刑之量定，均應相當而不可 過量，否則即是違背比例原則中之相當性原則，自然不合司 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因此，刑事司法上之「罪刑相當 原則」要求法官在量刑時，應依法益之位階，重所當重，輕
所當輕，必使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不得重罪而輕判，或輕 罪而重判；期使責任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申 言之，重犯罪賦予重刑罰，輕犯罪賦予輕刑罰，當重則重， 當輕則輕，不應重其輕，亦不應輕其重，始得謂之符合罪刑 相當原則。地藏十輪經（第三卷）云：「若犯重罪，應重治 罰；若犯中罪，應中治罰；若犯輕罪，應輕治罰；令其慚愧 ，懺悔所犯。」其此之謂也！
二、刑罰裁量
㈠、主刑裁量
按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 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 、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 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 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 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為此，本院基於被告之責 任：１、審酌被告之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之動 機、目的、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之後， ２、再斟酌拘役並無教化功能，乃不具實益之刑罰種類，立 法上以廢除為宜，以資符合自由刑單一化之要求；六月以下 之短期自由刑，既難有教化作用，又易使受刑人感染惡習， 除非被告有受其執行之特殊必要，否則尚無宣告之必要；如 其宣告，應以緩刑或易科罰金而調和之；例如搶奪罪之法定 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惟有量處6月有期徒刑，被 告才有易科罰金之機會；刑法第225條第2項及第227條第2項 之罪亦然等情；３、復考慮被告是否應施予刑罰並使之入監 獄執行，應依刑罰理論及刑事政策而加以考量，斟酌重點在 於被告有無執行剝奪其自由，並施以監獄之教化，以使其再 社會化之必要性，並非以其是否已經和解而為主要之判斷標 準等情；惟竊盜、詐欺及毀損罪，乃實害犯之立法，確實為 一般人最常見之犯罪，而被告二人尚未對被害人賠償損失等 情；４、復特別考量被告蔣明峰並無故意犯之前科，被告林 雯品並無任何前科，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 稽；惟其二人自偵查及審判中均否認犯行，可見其二人犯罪 後之態度不良等情；６、最後衡量刑罰之裁量，應考慮立法 之精神。一般而言，立法所賦予之最重刑罰種類，例如殺人 罪之死刑或竊盜罪之有期徒刑5年，乃準備給予未來此類型 犯罪人之中之責任最高者使用；惟此種責任最高之情況，百 不及一，並非常見；一般此類之犯罪，依統計學之數字，其 分布類似金字塔型，責任輕者多，而責任重者少，是以在量
刑統計上，低度量刑之情形甚為普遍。因此，就自由刑而言 ，除非是重大案件，否則，在一般案件，中度量刑已屬重判 。就詐欺取財罪而言，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中度量刑為2年6 月。就詐欺取財罪之加重其刑而言，在加重之後，處斷刑擴 大為7年半以下之有期徒刑，中度量刑變為3年9月。然則， 若在非真正之犯罪，或並非重大案件，本院認為在量刑時， 即便在加重其刑之情形，仍應以原來5年以下有期徒刑作為 基準，加重部分僅在量定其刑時選擇適當之加重刑度即可， 並不必以其7年6月之處斷刑作為量刑之基準。申言之，就5 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言，5至4年為「高度刑」，4至3年為「中 高度刑」，3年至2年為「中度刑」，2年至1年為「中低度刑 」，1年以下為「低度刑」，有5級量刑空間。㈡、裁量結果
本院綜合考量被告二人之行為責任，認為分別論罪並量處低 度刑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已經足以使其罪刑相當，以示 儆懲，並使其量刑趨近合理化，再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以期待被告之能知自新。
㈢、緩刑宣告
１、法律規定
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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