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上易字第一三五九號
上訴人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右上訴人因被告贓物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九十年度易字第一三０五號中華民
國九十年五月廿五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偵
緝字第一一七０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如起訴書（如附件，本件原判決漏未附附件，爰予補正）所載。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及第三百零一條分別定有明文 。又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 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 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０五號及四十年台上字第 八十六號分別著有判例；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 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亦有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可資參照。若證據資料在經驗科學上或 論理法則上尚有對被告較為有利之存疑，而無從依其他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 可疑，即不得以此資料作為斷罪之基礎，且刑事訴訟制度受「倘有懷疑，則從被 告之利益為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之原則所支配，故得為訴訟上之證 明者，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須客觀上於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於確信之 程度者，始可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確信」之程度，而有合理可 疑存在時，即難據以為被告不利認定，換言之，在法律判斷上，即不能為被告有 罪之認定。
三、公訴人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收受贓物罪嫌，無非以為其 論罪證人吳國鐘、趙學珚之證述為其論罪依據。惟訊據被告甲○○堅決否認有何 收受贓物犯行，辯稱：其於八十三年十二月底即將拖車頭、曳引車、板台等物交 由吳國鐘營運，而遭查獲之萬有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號碼ＵＪ—八七號之板牌 則係於八十四年三月間遭竊，故應非其出售予吳國鐘等語。經查：㈠、被告於「八十三年年底」，向被告承受群鑫交通公司所有之拖車頭、曳引車、板 台等營運交通工具，由己經營運輸業等事實，除據被告迭為供述在卷外，復據據 證人吳國鐘於警訊、偵查及審理時迭為證述無訛，並有委託服務契約書五份附卷 可憑；而萬有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號碼ＵＪ—八七號之板牌係迄「八十四年三 月十二日二十二時許」，在高雄市○○區○○路二四三號前遭竊之情，則為證人 趙學珚於警訊、偵查中證述屬實，且有高雄市政府八十八年五月十三日高市建設 政字第一三三五六三號函暨所附之資料在卷可佐，是上開板牌遭竊事件既係發生 於被告將群鑫交通公司營運工具交由吳國鐘承受之後，謂吳國鐘於八十三年十二 月底上開板牌尚未失竊前，即自被告處收受上開板牌，自與事實不符。證人吳國 鐘證稱上開板牌係被告於八十三年年底，連同其他車輛、板台一併交付云云，顯
不足採。
㈡、本件系爭萬有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號碼ＵＪ—八七號之板牌係「八十四年三月 十二日二十二時許」遭竊，而本件警方係迄八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因該車牌適由 司機彭德明駕駛使用中而查獲，有移送書附卷可按，是查獲時已距失竊時間相隔 四年有餘，其間群鑫交通公司實均由證人吳國鐘在經營，彭德明亦是吳國鐘所僱 用之司機，均據證人吳國鐘供證在卷，若謂該系爭贓物車牌係被告所移轉交付， 且吳國鐘所不知，何以每年車輛車牌年度檢查均未檢出？而吳國鐘本身係被查獲 時贓物持有人，其本身立於利害關係立場，其所為利於己不利於人之證詞，自難 引據為不利被告認定之依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審認被告有何公訴 人所指之收受贓物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判例意旨及說明，原審法院依法為被告 無罪之諭知，於法並無不合，原審檢察官猶執陳詞，認被告有罪，指摘原判決不 當，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董明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八 月 三十一 日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郭雅美
法官 莊飛宗
法官 洪兆隆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葉淑華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九 月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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