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二年度台上字第四○○六號
上 訴 人 胡家僎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二
年六月六日第二審判決（一○二年度上訴字第一一二二號，起訴
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九年度偵字第二四六五七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兩事。
上訴人胡家僎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廖志輝於偵、審中之簽名均不相同，顯係故意亂簽，使筆跡無法鑑定，原判決竟認「董事願任同意書」非告訴人親自簽名，復認定上訴人使用極力公司名片，均與事實不符，有違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違法。又原審未傳喚「瑞濱企業」作證，且告訴人經傳喚未到庭，竟遽行判決，亦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失云云。惟查：（一）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與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觀諸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甚明。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原判決以「董事願任同意書」上之「廖志輝」簽名筆跡，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因其筆劃有複筆、扭曲等不自然情形，故無法鑑定。倘告訴人有擔任董事之意願，衡情不須故意扭曲自己簽名，參酌告訴人及會計師陳思亮之證言，堪認該同意書上之簽名並非告訴人所為。上訴人辯稱告訴人要求給予董事職務，而於上開同意書上親自簽名云云，不足採信，證人即上訴人之配偶江妙貞所為之證言，亦有瑕疵，同無可取。乃認定上訴人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無罪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罪刑。已綜核全部卷證資料，詳加斟酌論斷，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等違法情形存在。上訴意旨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於不顧
，猶執陳詞，指摘原判決認定「董事願任同意書」非告訴人親自簽名之事實違誤云云，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憑己意妄指為違法，且仍為單純事實之爭執，均不能認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二）證人已由法官合法訊問，且於訊問時予當事人詰問之機會，其陳述明確別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得再行傳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六條定有明文。本件告訴人已於第一審以證人身分到庭具結陳述，亦給予當事人詰問之機會，有第一審民國一○二年二月二十日審判筆錄為憑，其陳述明確別無訊問之必要，原審未再傳喚，顯無上訴意旨所指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可言，自不得執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所稱「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應行調查，為法院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之基礎者而言。上訴人於原審最後審判期日經審判長詢以有何證據調查時，已陳明無其他證據請求調查，且上訴人犯罪事證既臻明確，則原審未傳喚「瑞濱企業」之人作證，同無上訴意旨指摘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誤，此部分上訴理由亦非合法。（四）其餘上訴意旨，則係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事項，未予以具體表明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而所任意指摘者，均難認已具備得上訴第三審之形式要件。依上揭說明，本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至原判決認上訴人想像競合犯之輕罪即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五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部分，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款規定，本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而重罪即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之上訴，既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此輕罪部分之上訴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上之審判，而為法所不許，亦應駁回之。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一○二 年 十 月 三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張 淳 淙
法官 劉 介 民
法官 蔡 彩 貞
法官 洪 昌 宏
法官 王 梅 英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一○二 年 十 月 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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