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上易字第一九六四號
上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右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易字第六三二號，中華
民國九十年四月十六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
偵字第三六四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七 日下午五時許，在基隆市○○○路十一巷十七號樓梯間，竊取被害人丙○○所有 而停放該處ＧＱＡ─一六九號機車置物箱內之支票一紙（發票人王雙傳、付款人 基隆市第一信用合作社愛三路分社、發票日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金額新台幣 二萬八千二百元、票據號碼0000000號）及安全帽一頂；得手後，旋於八 十八年十月底，持該支票向被害人乙○○調現，被害人乙○○再於八十八年十一 月五日轉向被害人黃江阿桂調現。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被害人黃江阿桂持該 支票向華南銀行基隆分行提示時，因被害人丙○○任職之錫安行負責人沈秋祥已 代向該支票付款行社申報遺失，經警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二十條 第一項之竊盜罪嫌云云。
二、公訴人認被告涉有竊盜罪嫌，係以前述事實業據被害人丙○○指訴甚詳，並有票 據掛失止付通知書、遺失票據申報書及該支票影本各一份在卷足稽；被告承認曾 持該支票向被害人乙○○調現，亦核與被害人乙○○、黃江阿桂所述情節相符， 而證人張聖政更否認有交付該支票於被告，足見被告所辯不足採信，而為其論據 。
三、被告經合法傳喚未到庭，惟原審訊據被告堅決否認其有竊盜之犯行，辯稱：該紙 支票係證人張聖政所交付而央其代為調現，並非其所竊取；交付當時，另有證人 在場目擊；如係其所竊得，其不可能背書而向友人調現；何況，其事後發現該支 票係贓票，亦為此前往毆打證人張聖政等語。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 十四條定有明文。次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 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亦規定 甚詳。申言之，被告之自白縱使具有任意性，苟無補強證據，亦無從擔保自白之 真實性，以是之故，立法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必待第二證據即補強證據出現 ，始得察其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供述證據，無論出於共犯 、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或證人，其證據價值更為薄弱，縱使證人有具結偽 證之處罰，亦無從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如係此等之人所為單一之指述，當然推 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無需探究其指述之真實性如何。此所以有數量法則（數量 規則）之產生。蓋數量法則乃證據容許性規則之一，而補強法則乃數量法則之一 。除前述被告之自白必須補強證據加以補強外，主要待證事實需有證人（廣義證 人包括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二人以上，亦即單一證人之證言，
仍須依其他第二證據加以補強。進而言之，自白係被告之認罪行為，其證據證明 力最強，立法猶規定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則舉重以明輕，被告以外之 人之指述或證述，尤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何況，告訴人或被害人與 被告之利益相反，其指述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其主要目的；因此，縱其指述 並非單一，仍不得僅以其指述而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再者，在證據法則上， 即證據資料尚有對被告有利之存疑時，如無法依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時 ，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不得以此項證據資料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再者 ，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 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 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 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 年台上八六號、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決參照）。徵諸被告既無自證己 罪之義務，更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此乃當然之法理。五、經查：本案警察局原以證人張聖政為竊盜罪之被告而移送偵查，經檢察官認為罪 嫌不足而為不起訴之處分（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六五二號 ），再對本案被告甲○○自動檢舉而提起公訴。其前述不起訴處分之主要理由， 在於證人丁○○只證稱有見及有人交付被告物品，惟不知是何物品，無從證明所 交付者係支票；被告向被害人乙○○調現時，係詐稱其父身體有恙，急須用錢； 如係他人所交付，何必編造借錢理由云云；惟查：本案證人張聖政已於審理中死 亡，此有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一紙在卷（見原審卷第 六十六頁）可稽，固無法再行傳訊對質。惟被告於警訊自始供稱交付其支票者是 「阿政」，經警調取口卡片時，始承認「阿政」即係張聖政，可見被告不願自始 供出支票來源，免害張聖政入罪，而證人丁○○於偵查中證稱：其於八十八年十 月間，在基隆市○○路，曾見一年輕人將物交付被告，惟不知是何物（偵查卷第 二十八頁反面），參之證人林慶隆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其雖不知有關被告本案 支票之事，然張聖政曾表示因交付被告一張支票，為此而遭被告打傷，故請其去 勸被告不要再來打人等語（見原審卷第一一二頁），足見證人張聖政確有在該時 地交付支票於被告無疑。再者，證人張李秀美即張聖政之母親於原審法院審理中 亦陳稱：在某日晚上，有人前往其住處，毆打其子張聖政，在爭吵過程中，曾提 到支票，惟其並不知實情如何等語（見原審卷第一二四頁），亦可見被告所辯其 確曾為支票之事而前往毆打證人張聖政等情，信而有徵，並非臨訟編造可比。準 此，被告所辯：張聖政交付該張支票而請求伊代為調現，伊事後發現支票係贓物 時，張聖政竟不承認支票係其所交付，伊在氣憤之餘，乃毆打張聖政出氣等情， 尚非全然無據，就客觀而言，即為有利於被告之合理可疑存在，在無客觀方法以 排除此項合理可疑時，依前述「罪證有疑，利益歸於被告」之原則，應為有利被 告之認定，不能僅以張聖政於警訊及偵查中否認曾交付該紙支票，即推定被告有 竊盜之犯行。
六、公訴人上訴意旨認被告果曾為支票之事而毆打張聖政，惟是否因系爭支票而起，
事實尚屬不明云云，惟反面言之，公訴人又何嘗不是不能證明被告不是為系爭支 票而毆打張聖政？其此部分上訴理由尚不足採。至證人丁○○於原審雖曾證稱： 其於八十八年十月下旬，在基隆市○○○路對面郵局檳榔店，看到張聖政拿一張 支票給被告，請被告代為調現云云，惟在法官進一步追問下，其已改稱不知道所 拿是支票等語（見原審卷第一００頁），核與其於偵查中所供相符，惟仍不足為 被告不利之證明，併此敘明。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竊盜之 犯行，揆諸前述規定，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七、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檢察官上 訴意旨執持前詞，指摘原判決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八、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九、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第三百七十一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彭坤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八 月 三十一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 永 昌
法 官 陳 榮 和
法 官 徐 昌 錦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吳 金 來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九 月 三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