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台上字第六一五九號
上 訴人 即
自訴人盧毅揮
之承受訴訟人 戊○○○
被 告 丙 ○ ○
選 任辯護 人 馮 欣 伯律師
被 告 丁 ○ ○
上 訴 人 乙 ○ ○
選 任辯護 人 陳 政 峰律師
上 訴 人 甲 ○
右上訴人等因被告等殺人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七日第二審更
審判決（八十八年度重上更㈢字第七五號，自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一年度
重自字第一號、八十二年度重自緝字第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乙○○、甲○、丙○○、丁○○部分均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乙○○係有配偶之人，仍與自訴人盧毅揮（於訴訟中死亡，由其配偶戊○○○承受訴訟）之子盧星明有曖昧之男女感情關係，復因曾為盧星明辦理大筆貸款事宜，雙方過從甚密，嗣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間，獲悉盧星明將與女子黃琴伶結婚，復因另涉侵占案遭受刑事追訴急須奧援以為疏困，乃於同（十一）月二十七日晚間，在台北市○○○路○段二三五號九樓盧星明開設之婦產科診所內與盧星明長談，至翌（二十八）日上午因商談未果，引致乙○○不滿，心生怨恨，意圖予以殺害，乃於同日上午九時十五日分許，以電話召來上訴人即被告甲○及另一不詳姓名之孔武有力成年男子，旋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分別抓住盧星明，並以手掐壓其喉頸部使之昏迷無法抗拒後，於同（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許，共同拉抬將之自九樓窗口推下，致使盧星明因墜樓頭部破裂大量出血急性死亡等情。因將第一審諭知乙○○、甲○均無罪部分之判決撤銷，改判論處乙○○、甲○共同殺人罪刑。復以自訴意旨略謂：盧星明墜樓死亡後，經法醫師解剖屍體鑑驗結果，認有他殺之嫌，除乙○○、甲○二人於事發當時在場外，被告丙○○、丁○○亦各有可疑為在場之人，且發覺彼等與盧星明或有感情糾葛，或有金錢糾紛，案發後對諸多疑點交代不清，認丙○○、丁○○亦共犯有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殺人罪嫌云云。經審理結果，以丙○○、丁○○被訴殺人犯罪均屬不能證明，因而維持第一審諭知丙○○、丁○○均無罪之判決，駁回自訴人對此部分之第二審上訴，固非無見。惟查：㈠、有罪之判決書所應記載之事實，不僅指犯罪之行為而言，舉凡犯罪之時、地、動機、原因、目的、手段、結果等與適用法律論罪科刑有關之事項，均應依法詳加認定予以明確之記載，始足為適用法律之基礎。原判決於理由欄貳－一－㈠內，引用證人林光榮在第一審審理中之證言：「我和他很熟，當時在電話裡是聊天的方式，我講到他要到義大利拍圖片，作專輯會很貴，他說沒關係，甲○等很多人都會支持他」（一審重自卷第一宗第二三一頁）（原判決正本第八頁、第九頁），似謂甲○甚為支持盧星明。乃原判決認定甲○參與共同殺害盧星明，則甲○殺人犯罪之原因、動機
為何﹖何以乙○○以電話招來甲○，甲○即夥同乙○○等人殺害盧星明﹖原判決於事實欄並未詳予審認記載，則其論處甲○共同殺人罪刑是否適當，本院自屬無憑判斷。㈡、有罪之判決書，須將認定之犯罪事實詳記於事實欄，然後於理由欄內逐一說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使事實與理由兩相一致，方為合法；倘事實欄已有敍及，而理由內未加說明，是為理由不備，自足構成撤銷之原因。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醫中心（八一）高檢醫鑑字第○三五號鑑定書僅記載：「如有可疑為他殺時，本案應不只一人，且其中應有孔武有力者參與」（一審重自卷第一宗第八七頁至九○頁），上開法醫中心法醫顧問方中民於第一審審理中，亦祇供稱：「本中心研判，如係他殺，兇手應不只一人，且應有孔武有力者參與，……不完全排除這種可能」（同上卷宗第三○○頁、第三○一頁），並未證明盧星明係遭二名女子及另一孔武有力之成年男子共同殺害。乃原判決於事實欄內認定乙○○以電話招來甲○及另一不詳姓名之孔武有力成年男子共同基於犯意之聯絡，以手掐壓盧星明喉頸部使之昏迷，再共同拉抬將之自九樓窗戶推下死亡等情，於理由欄內，僅以前揭鑑定書所載及方中民之供述為其依據（原判決正本第六頁及第十九頁），對於如何認定乙○○、甲○二人僅與「一名」孔武有力「成年男子」為殺人犯行，並未敍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自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㈢、有罪判決所記載之事實與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前後必須互相一致，且須與卷內之證據資料相適合，否則即屬理由矛盾，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證人黃琴伶（台大醫院醫師）在第一審審理中供證：「盧醫師向我求婚，在七十九年七月間一次電話，他向我求婚，……他要求要公證結婚，但我認為父母還在，應秉明父母，因此當時沒有答應」（一審重自卷第二宗第一七三頁、第一七四頁），原審本次更審時，黃琴伶復於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調查中證稱：「距離盧醫師死亡的時間，至少有二個月沒有碰面，祇有電話聯絡」（原審上更㈢卷第二宗第八五頁），則盧星明固曾於七十九年七月間以電話向黃琴伶求婚，但遭拒絕，且二人於盧星明死亡前，已有二個月未曾見面，似無所謂盧星明將與黃琴伶結婚之情事。乃原判決於事實欄記載乙○○獲悉盧星明將與黃琴伶結婚，為其殺人原因、動機之一，復於理由欄貳－一－㈡－⑹，依黃琴伶之上開證言，說明盧星明生前與黃琴伶論及婚嫁，無自殺之傾向，並認果若二人結婚，當使乙○○頓失奧援而遭受重大打擊為其殺人之理由。已有事實與理由及卷內證據間矛盾之違誤。又原判決於理由欄貳－一－㈡－５及㈢－２、６，一再說明依憑盧星明當時所繫之「腰帶」斷裂，足證應係在現場非墜落窗口之某一位置，因「其他原因」遭甲○強烈拉扯時斷裂脫落，而非出於阻止盧星明自殺。而上開所謂盧星明當時所繫之腰帶斷裂，據原判決於理由欄貳－一－㈡－５記載，並非案發當時遺留在墜落之窗口，亦未隨同盧星明墜落地面，而係原審本次更審時，受命法官於八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前往現場勘驗時，在現場「另處」發現，並附註說明：「筆錄未載斷裂皮帶放置地點，惟按應係在現場另一長沙發上發現」。然原審上開八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勘驗時間，距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案發時，已達八年餘之久，原判決所謂勘驗現場時在另處發現之斷裂腰帶（皮帶），是否確係案發當時盧星明所繫者﹖似非無疑。況上開八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勘驗現場之筆錄，係記載：「蘇律師（指自訴人代理人）呈上拉斷之皮帶、血衣，還有遺在現場可疑之夾克，不知是誰的，請鑑定」（原審上更㈢卷第一宗第一三六頁反面），殊與原判決所稱由受命法官前往現場勘驗時，在另一長沙發上發現之情形不符，自屬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
。㈣、有罪之判決書，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必須存在於卷宗內而得以考見者，方屬適法，倘判決所記載之證據，實際上並不存在，則其憑該不存在之證據判斷之事實，自屬違背證據法則。又可為證據之文書，應向被告宣讀或告以要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甚明，此項規定亦為第二審審判所凖用；如未踐行此項程序，即採為判決之證據資料，自與直接審理主義相違背，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原判決於事實欄認定乙○○於七十九年十一月，因另涉侵占案遭受刑事追訴，急須奧援以解疏困，乃與盧星明商談未果，引致不滿而有本件殺人犯行，理由欄貳－一－㈡－６，復記載乙○○此期間因另涉侵占案遭受刑事追訴，係「見卷附刑事判決」（原判決正本第十七頁）。但遍查全案卷宗，似無所謂乙○○於七十九年十一月間因涉侵占案遭刑事追訴之刑事判決資料可考；且原審於審判期日，復未將該所謂乙○○侵占案件之刑事判決顯出於審判庭，向乙○○宣讀或告以要旨，予乙○○辯解之機會（原審上更㈢卷第二宗第二二九頁至第二四六頁），非但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違誤，且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之違背法令。㈤、審理事實之法院，對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客觀上有調查之必要性，為法院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基礎之證據，均應依法詳加調查，苟未予調查，或雖已加調查，但其內容尚欠明瞭者，仍與未經調查之情形無異，遽行判決，均屬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原判決認定乙○○與盧星明有曖昧之男女感情關係，於理由欄貳－一－㈡－６，敍明係依自訴人在第一審提出所謂乙○○於八十年三月三日與盧星明之弟盧明亮之電話通話錄音及其譯文，內容語多曖昧（一審重自卷第二宗第一三七頁至一四○頁），可見乙○○與盧星明關係非比尋常，有複雜之男女感情糾葛等情為據。但原審第二次更審中，經訊問乙○○：「有錄音帶證明（妳）與盧（星明）有超友誼關係﹖」答稱：「絕對沒有，自訴代理人問此話，是人身攻擊」（原審上更㈡卷第二宗第六頁），復當庭提示上開電話錄音譯文供乙○○辨認結果，乙○○仍辯稱：「那不是我的對話，純為何邦超律師自行編造」，「依譯文所載內容，均不是我說話的口氣」（原審上更㈡卷第二宗第八十五頁），八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調查時，當庭播放上開電話錄音帶後，乙○○猶辯謂：「我未與盧星明有逾越男女關係，也沒有懷盧星明的骨肉」（原審上更㈡卷第二宗第一七二頁），原審本次更審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訊問時，並未當庭播放上開電話錄音帶，即逕行訊問乙○○：「妳對八十年三月三日你打電話給盧的電話錄音有何意見﹖」答稱：「那是我的聲音沒有錯，但錄音帶和譯文的語意不太一樣」（原審上更㈢卷第二宗第七十六頁），從而乙○○是否確與盧星明有曖昧之之男女感情糾葛﹖事實仍欠明瞭。原審並未依本院前次發回意旨，將該錄音帶及其譯文送請專門機構鑑定是否為乙○○聲音﹖有無剪接複製情事﹖與譯文內容是否相符﹖遽行判決，仍採為不利於乙○○之證據，致原有違法瑕疵依然存在。又原審本次更審時，自訴人代理人仍具狀主張盧星明係遭乙○○、甲○、丙○○、陳順明等被告以鈍器擊前頭部昏迷倒地，再偽裝自殺（原審上更㈢卷第二宗第一七七頁），盧星明屍體，經法醫師楊日松、劉樹人、李敍鉅等人解剖鑑驗結果，綜合判斷：「本屍係前頸部掐扼壓及『前頭部受鈍擊致昏』後，以仰位後頭部先落地碰撞地面致頭骨破裂骨折、腦出血而致死狀態，有他殺之情形」，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驗書載明可稽（相驗卷第一二一頁），原判決於理由欄貳－一－㈠，亦採信上開解剖鑑驗結果。但其理由欄貳－一－㈡，却又判斷盧星明右前額頭部之挫裂傷出血，「可能」係墜樓時碰到角架所造成之些微擦撞，而
未認定係遭受鈍器擊昏。再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醫中心由鑑定人方中民、蕭道應於八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所為之鑑定結果，竟認：「死者盧星明墜樓頭部外傷出血休克猝死，應排除他殺之嫌疑」（一審卷第一宗第九十頁反面）。從而盧星明死亡原因為何﹖原審仍未予以究明釐清，猶有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誤。㈥、無罪之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八條之規定，應記載其理由，故對於被告被訴之事實，及其不利之證據資料，如何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均應逐一詳述其理由，否則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又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疑、緊張、恐懼、不安等心理波動現象，乃以科學方法，由鑑定人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紀錄，用以分析判斷受測者之供述是否違反其內心之真意而屬虛偽不實。故測謊鑑定，倘鑑定人具備專業之知識技能，復基於保障緘默權而事先獲受測者之同意，所使用之測謊儀器及其測試之問題與方法又具專業可靠性，該測謊結果，如就有利於己之供述，經鑑定人分析判斷有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時，自非無證據能力，但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依補強性法則，調查其他補強證據，始得為受測者犯罪事實之認定。被告丙○○、丁○○經原審第二次更審時，囑託法務部調查局進行測謊鑑定結果，二人所稱案發當時未在場及未毆打盧星明，皆呈情緒波動之反應，應係說謊（原審上更㈡卷第二宗第三十一頁）。原判決未辨別該等測謊鑑定，是否具備鑑定人應有之專業知識技能，及有無事先獲得丙○○、丁○○之同意，與測謊儀器暨測試問題、方法是否具備專業可靠性等條件，於理由欄叁－三－㈤，遽謂可能有所誤判，正確率非高，僅在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五間。又證人楊力行在原審法院另案（八十二年度上更㈠字第九六號），調查時，經訊問：「盧星明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墜樓死亡，你為何至現場﹖」供稱：「因與其兄盧星亮認識，見報後至現場，找盧星亮便進現場，見五人在談話（有盧毅揮、盧星亮、乙○○、李青勞、丁○○），李為盧星亮之妻，其中陳向張說，盧星明欠張五千多萬元，你要向其家屬表示一下」，自訴人代理人乃提出上開筆錄影本（原審上更㈢卷第一宗第一○七頁反面），具狀主張依上開楊力行之證言，可證明乙○○為向盧星明謀取鉅款，與丁○○等人早已串通聲氣而有殺人之動機（原審上更㈢卷第一宗第九十三頁反面）。原審就此未加調查，又未於原判決內敍明何以不足以證明丁○○、丙○○犯罪之理由，亦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戊○○○、乙○○、甲○上訴意旨，分別執以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認原判決關於乙○○、甲○、丙○○、丁○○部分（蔡豪進、蔡英惠部分，原審本次更審判決後，未提起上訴，已告確定），仍有發回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十 月 五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施 文 仁
法官 張 淳 淙
法官 林 永 茂
法官 蕭 仰 歸
法官 陳 世 淙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十 月 十一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