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上易字,99年度,2466號
TPHM,99,上易,2466,20110309,1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9年度上易字第2466號
上　訴　人
即 自 訴人　陳麗芬
自訴代理人　魏憶龍律師
　　　　　　林合民律師
被　　　告　王勝雄
選任辯護人　朱正剛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自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9
年度自字第11號，中華民國99年9月3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自訴意旨略以：被告王勝雄於民國（下同）98年間，趁自訴 人前往大陸地區上海市探視被告之際，向自訴人謊稱其在大 陸地區經營「上海集高服飾有限公司」（下稱集高公司）之 紡織業有成，誘自訴人出資與被告共同成立新公司建立服飾 新品牌，並於同年8月3日在上海市簽訂合作協議書（下稱系 爭協議書），約定由自訴人出資人民幣（下同）150萬元， 被告則將其已出資300萬元成立，擁有100％股權之集高公司 其中50％股權轉讓自訴人。自訴人因誤信被告確係集高公司 原股權100％之負責人，故於同年月31日匯付150萬元至被告 在「中國銀行」之帳戶。惟被告嗣未依約轉讓集高公司股權 予自訴人，經查詢後才發現大陸地區根本無集高公司之設立 登記，被告乃以虛假之集高公司誘騙自訴人投資，被告根本 無法轉讓股權予自訴人，且被告也未依約交付以集高公司名 義開立並經被告背書之擔保支票予自訴人，因認被告涉有刑 法第339絛第1項之詐欺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 明文。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 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 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要旨參照），此乃無罪推定 原則及證據裁判主義之當然要求。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內，然無論直接 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 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 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序，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 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 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



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積 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 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 知（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 例要旨參照）。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 ，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 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40年台上 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據此， 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 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 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 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 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 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 可資參照）。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 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 ，有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52年台上字第1300號等判 例可資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 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此項規定 ，於自訴程序同有適用。因此，自訴人對於自訴之犯罪事實 ，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自訴人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 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 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 之諭知。（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70號判決參照）三、本件上訴人即自訴人陳麗芬認被告涉有詐欺取財罪嫌，無非 係以系爭協議書、銀行存款回單、上海集高紡織品有限公司 （下稱集高紡織品公司）營業執照、被告於99年1月19日自 書之承諾書、終止協議告知函、自訴人於西元2010年（即民 國99年，以下提及文書上載之時間均統依民國紀元）1月19 日及4月20日向大陸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公安局（下 稱上海市公安局）報案之回執單、上海聯欣實業有限公司（ 下稱聯欣公司）應承擔各類款項明細表、診斷證明書、被告 與案外人連秀月、陳靜慧、宋濂嫻等人簽訂之合作協議書（ 下稱被告與陳靜慧等人間之協議書）、案外人王春玲之詢問 筆錄、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法院之民事裁定書、勞動爭議 仲裁委員會之裁決書等件，資為論罪依據。
四、訊據被告則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嫌，辯稱：其與自訴人 間系爭協議書約定，由自訴人投資150萬元之標的公司實為 上海集高紡織品有限公司（下簡稱集高紡織品公司），此雙 方簽約時均知之甚詳，僅因雙方直接在草稿上簽名作約，才



未注意到系爭協議書上將「集高紡織品公司」誤寫為「集高 服飾公司」，而集高紡織品公司原確因顧及臺灣人身分，以 隱名投資方式，由其出資，委由大陸地區人民王春玲擔任名 義負責人而設立，其在公司設立後並陸續出資達300萬元， 擁有100％股權；系爭協議書簽訂並自訴人匯款出資後，其 便將集高紡織品公司50％股權讓予自訴人，復由自訴人夫婦 入主經營集高紡織品公司，擔任執行董事與副董事，被告絕 無任何詐欺自訴人之嫌。至協議書第2條所約定被告應於自 訴人存入150萬元擔保款同時，交付以集高公司名義簽發、 經被告背書之支票給自訴人云云，乃指自訴人對集高紡織品 公司出資150萬元之外，須另成立新公司，並提供150萬元作 為轉讓新公司股權予被告之擔保，被告才有義務交付同額支 票，充作被告承諾對新公司出資150萬元的擔保，與自訴人 應付之集高紡織品公司出資額無關。詎自訴人夫婦入主經營 集高紡織品公司後，不僅經營不善，導致虧損，甚至非法挪 用公款，將公司生財設備與資產挪至渠私下成立之聯欣公司 使用，還鼓動廠商擠兌貨款，及煽動員工向公司不當索求資 遣費，被告心血付諸流水，豈有詐欺可言。
五、經查：被告有於98年8月3日與自訴人簽訂系爭協議書，其上 「背景條款」欄載明：「上海集高服飾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集高公司）由甲方（即被告）一人出資…被告對集高公司 具有完全的經營控制權等語；另同協議書第1條第1項第1款 亦約定：被告對集高公司已實際投入資金為300萬元，被告 對該投資有100％的股權。被告將集高公司50％的股權轉讓 給乙方（即自訴人），自訴人應支付被告股權讓與款15 0萬 元等語，固經被告供承明確，並有系爭協議書影本在卷可稽 （見原審審自字第10號卷第10-13頁）。另卷附銀行存款回 單雖能佐證自訴人在簽訂系爭協議書後，就於同年8月31日 至9月3日間陸續匯款達150萬元至被告帳戶之事實。惟查：（一）系爭協議書上在背景條款中敘及集高公司與上海欣雨揚服 飾有限公司之名義負責人，在第1 條第2 項中提及自訴人 成立新公司註冊之期限，在同條項第1 款中論及新公司成 立後自訴人投入資金150 萬元之期限，在第7 條第4 項關 於合意管轄法院之約定等都為空白，且協議書第7 條第5 項約定「雙方應由集高公司蓋章確認被告投資人身分，另 自訴人投資的新公司註冊成立後1 週內也應由新公司補蓋 公司章確認自訴人的投資身分」等語，然集高公司與自訴 人承諾成立之新公司（按，自訴人嗣成立之新公司為「上 海聯欣實業有限公司」）迄今均未在系爭協議書上蓋上公 司印章，以確認彼此間投資對方公司之名稱、身分，而約



末「立約人簽名」欄，留予公司蓋章確認原出資人身分處 ，甲方（即被告）欄下竟註明是「上海集高服裝有限公司 」之實際投資人，與背景條款所稱集高公司是指「上海集 高服飾有限公司」又有不同。顯然，被告與自訴人在98年 8 月3日簽立此協議書時，還留有諸多文字或事項待補充 、確認或更正處。另參自訴人於99年1月23日向上海市公 安局報案時，向公安局人員承稱：由于渠與王勝雄簽訂之 系爭協議書上明確規定渠只有等新公司註冊成立後，將公 司印章蓋在合作協議書上後，這份合同才生效，因此渠不 能查上海集高紡織品公司的帳，只能查將來渠與被告間合 作成立後公司的帳，由於渠不能查被告公司的帳，因此來 公安局報案，希望能查被告公司的帳等語（見原審審自字 第10號卷第107頁），明白顯示自訴人也認系爭協議書在 公司印章未蓋妥確認前，是否正式生效猶有疑問。凡此， 均已令本院產生合理懷疑，認被告辯稱：系爭協議書當初 只是初擬之草稿上，仍有許多疏誤與遺漏處留待補充、更 正，雙方僅圖便宜行事直接先簽名等情，應非虛罔，則系 爭協議書已難證明被告係故意以虛設之集高公司，詐欺自 訴人投資款之事實，尚堪採信。
（二）被告確實有在大陸地區上海市出資成立集高紡織品公司， 由大陸地區人民王春玲擔任登記之名義上負責人，被告為 實際出資與負責人，除經被告供述明確外，並據證人即集 高紡織品公司員工陳靜慧在原審結證明確，及案外人王春 玲在大陸地區上海市受律師調查詢問時陳述甚明（見原審 99年度自字第11號卷第34頁，即99年8月20日審判筆錄卷 第9頁，及原審審自字第10號卷第69頁），且有上海集高 紡織品公司在大陸地區登記之營業執照、公證書、授權委 託書、登記事項查詢表等存卷可按（見原審審自字第10號 卷第256-264頁）。而被告出資經營之上海集高紡織品公 司對外營業多以產品註冊商標之「雅多拿」公司自稱，員 工對外也都自稱為「雅多拿」公司的員工，平時雖知公司 正式名稱叫「集高」，但對於後面文字究竟是「服飾有限 公司」、「服裝有限公司」或「紡織品有限公司」，其實 並未仔細察看明瞭等情，業據證人即集高紡織品公司員工 陳靜慧於原審作證時結證綦詳（見原審自字第11號卷第33 -34頁，原審99年8月20日審判筆錄第8-9頁），且有集高 紡織品公司申請註冊「雅多拿」為商標之商標註冊申請書 附卷可參（見原審審自字第10號卷第77頁），另參酌原審 卷內所附之「集高/聯欣公司人事公告」內以「雅多拿」 代稱上海集高紡織品有限公司（見原審審自字第10號卷第



78頁），亦可佐證證明上開等情為真正，堪予採信。再者 ，集高紡織品公司原主要以生產、銷售羽絨衣等服飾為業 ，此同經被告與自訴人共認無訛，並有上述公司營業登記 事項查詢表可按。由此可知，被告之集高紡織品公司平日 對外營業或對內營運上，既多以「集高公司」之簡稱或商 標「雅多拿」所屬公司自稱，該公司又以產銷服飾（裝） 為業，如前所述，系爭協議書又極可能只是在初擬草稿上 ，圖便宜行事先簽，尚有諸多其他文字或事項待補充、更 正，則擬稿人在背景條款與約末簽章僅兩度出現集高公司 全名處，逕將「服飾」、「服裝」與「紡織品」一詞混淆 ，令集高「紡織品」有限公司遭誤植為集高「服飾」或「 服裝」有限公司，而簽約之被告與自訴人也疏誤未細稽該 兩處集高公司全名是否完全正確，僅重於約定自訴人對被 告之集高公司投資入股關係，遽予簽約，實為常情可能之 舉，則系爭協議書更難證明被告故意以集高服飾公司詐欺 自訴人投資款之情。
（三）況依自訴人提出自己於99年1 月19日向上海市公安局報案 之回執單，及真實性為自訴人所不爭之上海市公安局於同 日及同年月23日為自訴人製作的警詢筆錄記載，自訴人向 大陸地區公安人員報案承稱：渠於98年8 月間加入被告在 上海市成立之「上海集高紡織品有限公司」為股東，因此 按被告要求匯入150 萬元至被告指定帳戶，與被告各占該 公司50％之股份；入股的公司名稱就叫「上海集高紡織品 有限公司」，實際出資人原是被告，註冊登記之負責人是 王春玲，入股協議是98年8 月3 日簽訂的；錢匯給被告後 ，有到被告公司上班，職務是執行副董事，渠負責公司生 產業務，渠夫周明發則任執行董事，無具體工作，只到公 司看看；因為98年12月間渠註冊成立新公司「上海聯欣實 業有限公司」後，曾請集高紡織品公司的人員幫忙到稅務 局辦發票，遭被告知悉而生氣，彼此間才開始有矛盾，渠 反認被告污掉公司600 多萬元，想查帳不成，因此赴公安 局報案，想查公司的帳等語明確（見原審審自字第10號卷 第19、104-107頁），核與證人陳靜慧於原審作證時結證 ：自訴人與被告簽立系爭協議書，彼有在場，知悉雙方以 交叉持股方式合作兩家公司，其一標的雖然協議書上記載 是集高服飾公司，但其實是彼任職做羽絨衣的集高紡織品 公司，並非集高服飾公司，另一則合資標的是做時裝的上 海聯欣公司，兩公司並無獨立會計單位，簽約後會計事務 都由員工稱為「陳副董」的自訴人負責，自訴人還負責行 政、生產，另自訴人之夫則稱「周副董」，負責業務拓展



，集高紡織品公司業務經營在兩公司簽約合作後就都由自 訴人與渠夫負責等語相符（見原審99年8月20日審判筆錄 第4-11頁），且有卷存其上有自訴人與渠夫簽名之雅多拿 （集高公司代稱）/聯欣公司人事公告可查（見原審審自 字第10號卷第78頁）。而自訴代理人亦代理自訴人於原審 當庭陳明：依自訴人與被告間之出資合夥關係，自訴人僅 出資1份150萬元等語甚明（見原審99年8月20日審判筆錄 第12頁）。則自訴人既然僅投資150萬元予被告，渠於99 年1月間剛與被告發生爭執時，又屢向上海市公安局人員 供承：該150萬元出資的投資標的，就是集高「紡織品」 公司，而非集高「服飾」公司，自訴人甚且因出資該150 萬元緣故，占有集高紡織品公司50％之股份，還因此與夫 分別擔任公司之執行副董事與執行董事等情，而員工也直 指自訴人簽立系爭協議書就是要投資集高紡織品公司，非 集高服飾公司，簽約後自訴人也入主經營集高紡織品公司 ，公司內部更有自訴人擔任執行副董事之人事公告發布， 顯然自訴人自始即知悉渠出資15 0萬元的標的公司就是集 高「紡織品」公司，絕非集高「服飾」公司無誤，且在系 爭協議書簽訂後，被告也確實依約讓自訴人占有公司50％ 之股份，還讓自訴人擔任執行副董事，負責生產要務，自 訴人豈有受詐欺而誤認出資標的乃「集高服飾公司」之可 能，則自訴人遽指被告有以詐術使伊陷於錯誤等情，即非 可採。
（四）至於自訴人雖舉被告與陳靜慧等人間於97年7 月12日簽訂 之合作協議書（見原審審自字第10號卷第271-273頁）中 ，有約定被告與陳靜慧、連秀月、宋濂嫻等人合作經營集 高紡織品公司，且被告在合作期間除因繼承外，不得將股 權轉讓第三人等語，以資證明被告根本不能轉讓50％之集 高紡織品公司股權予渠云云，然被告與陳靜慧等人所簽上 開協議，其目的在讓陳靜慧、連秀月、宋濂嫻等3名出技 術打工的員工，能以技術持股名義，就公司利得分紅，實 際上出資完全是由被告方面出資，彼等三員工實際並未受 讓任何股份，被告與自訴人在協議時，被告也有拿該份協 議書給自訴人過目，使渠知悉並認同技術持股的人可以分 紅，在自訴人與被告雙方簽訂系爭協議書交叉持股確定後 ，被告與陳靜慧等人間之協議書關於陳靜慧等人技術持股 部分就視同終止，沒有再繼續執行，也就無特意解除等情 ，已經證人陳靜慧於原審作證時結證證述明確，由此足徵 被告與陳靜慧等人簽訂之合作協議，目的僅在藉由合資之 名義，確認集高紡織品公司實際出資人即被告同意讓陳靜



慧、連秀月、宋濂嫻等3名員工，能以股東之名義，就公 司經營利潤分紅，實際上該3名員工並未受讓有股份，被 告再予自訴人簽訂系爭協議書後，將集高紡織品公司股份 50％轉讓自訴人，應不受被告與陳靜慧等人合作協議之妨 礙；況縱陳靜慧等人原與被告協議約定被告股權不得轉讓 ，但由嗣後被告與自訴人為系爭協議後，被告與陳靜慧等 人間之合作協議即不再履行或視為終止，且自訴人實際上 也入主經營集高紡織品公司，並向上海市公安局自承為50 ％股權股東等情節來看，亦令本院有足夠之合理懷疑，認 陳靜慧等人諒有以明示或默示之方式，同意被告將公司50 ％股份轉讓予自訴人，使原先合作協議上被告不得轉讓股 份之契約關係發生變化，不足妨礙被告轉讓集高紡織品之 股權予自訴人，而自訴人也確實受讓股份無訛，是自訴人 所舉被告與陳靜慧間簽訂之合作協議書，亦不足為被告不 履行系爭協議書約定，涉有詐欺取財之證明，洵堪認定。（五）系爭協議書第2 條第1項、第2項固約定：自訴人在簽約日 提供150 萬元作為投資設立新公司並轉讓50％股權給被告 之擔保，該款應存入被告指定之集高公司銀行帳戶；被告 應於自訴人存入擔保款同時，交付以集高公司名義開立並 經被告背書之支票予自訴人，作為被告入資新公司或返還 自訴人擔保款之擔保等語。自訴人雖稱：渠匯付至被告銀 行帳戶之150 萬元就是上述應給被告之擔保，被告依約應 交付同額支票作擔保，卻未交付，涉有詐欺云云。然依卷 附系爭協議書記載，其中第1 條關於投資方式之約定，已 將自訴人應交付150 萬元出資款項予被告，由被告轉讓集 高公司50％股權予自訴人，以及自訴人與被告應隔5 日先 後各出資150 萬元，各占50％股權而成立另一新公司等完 成交叉持股之權利義務關係約定明確，協議書第2 條擔保 條款，則在約定自訴人提出擔保款，擔保將新公司股權讓 與被告，被告則應相對提出同額票據擔保出資的義務，兩 者約定目的及約定應履行之標的性質不同，且協議書第1 條係約定自訴人應將出資款150萬元支付被告，同協議第2 條約定自訴人應交付轉讓股權擔保款之方式卻是存入集高 公司銀行帳戶，支付方式也有異，能否謂自訴人依協議書 第1條約定支付對集高公司出資款150萬元，就等同於交付 被告協議書第2 條所定之新公司股權轉讓擔保款，因此被 告已須依第 2條約定，對應交付擔保對新公司出資之支票 ，即有疑問。是則，在被告有無交付擔保支票義務猶有爭 議前，豈能因被告尚未交付擔保支票予自訴人，即逕認被 告此舉已涉詐欺，已非無疑，則自訴人遽以此主張被告有



詐欺取財之犯行，即不足採信。
（六）而自訴人於原審主張：⒈集高紡織品公司營業執照，只為 證明大陸地區上海市只有該公司以集高公司之名註冊登記 ，並無集高服飾公司，但自訴人投資標的公司就是集高紡 織品公司，並非渠所稱集高服飾公司，已如前述；⒉被告 於99年1月19日自書之承諾書，只能證明被告曾出具承諾 書，對集高紡織品公司之進貨廠商承諾，對公司所欠貨款 中半數部分負責；⒊終止協議告知函，則為證明自訴人發 函欲終止系爭協議書之合作關係；⒋自訴人於99年4月20 日向上海市公安局報案之回執單，則係自訴人向上海市公 安局指陳如自訴意旨所述被告涉嫌詐欺取財之經過，不過 為自訴人自己之陳述，當然無法作為本案對自訴意旨之其 他佐證；⒌聯欣公司應承擔各類款項明細表，為以證明被 告曾提此單據要求自訴人共同負擔虧損之事實；⒍診斷證 明書，為要證明被告在要求自訴人負擔虧損一言不合後， 出手毆傷自訴人之事實；⒎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法院之 民事裁定書、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之裁決書等，則欲證明 集高紡織品公司與進貨廠商、公司員工間之貨款與遣散費 糾紛。凡此，經本院詳為審認並稽核此等舉證，無一能佐 明自訴意旨指稱：被告以虛假之集高服飾公司，並偽稱要 簽發擔保支票，詐欺自訴人投資款之情事，更無從據為認 定被告犯罪之證據。
六、至自訴人上訴意旨雖又略以：「自訴人並非自承其係與被告 約定購買集高紡織品有限公司，當時係受集高紡織品有限公 司各債權人壓力，迫於無奈而向上海公安局報案並要求清查 帳冊，以證明其非集高紡織品有限公司股東，並於嗣後要求 上海公安局更正，原審法院未慮及此，逕認上訴人自承為集 高紡織品有限公司股權股東，而判處被告無罪，顯有誤會。 另自訴人並未受讓上海集高紡織品有限公司之任何股份，原 審逕認上訴人已受讓集高紡織品有限公司50％之股份，而為 集高紡織品有限公司股東，實為率斷，又原審僅憑證人陳靜 惠偏頗被告之片面證詞，逕認被告無詐欺行為，殊屬於法不 合。」云云。惟本院查：
（一）觀諸自訴人於99年1月19日向上海市公安局閔行支局報案 之「接報回執單」，其在內容欄亦自稱：「…陳麗芬…來 支隊報案：2008年4月陳麗芬與王勝雄(台灣人) 在上海 2009.8.3加入了上海集高紡織品有限公司(各佔50% 股份) …」、同年1月23日再向上海市公安局閔行支局報案之訊 問筆錄，自訴人亦再次陳稱：「…2009年12月，我注冊的 公司上海聯欣實業有限公司的工商、稅務均已經注冊成功



，我讓上海集高紡織品有限公司人事部員工幫我到稅務局 去辦理發票的事，王勝雄知道這件事后認為我私自叫人去 我注冊的公司做財務所以很生氣，這件事之后，我們之間 開始有矛盾，王勝雄也向我提出2009年8月3日，他與我答 訂的合作協議不准各繼續合作下去…」，其在該頁陳述倒 數第七行亦稱：「…是。王勝雄給我的職務是公司執行副 董事，我丈夫周明發是執行董事。我平時實際的工作是負 責上海集高紡織品有限公司生產。我丈夫周明發在公司裡 沒有具體的工作，只是每天在公司裡看看。…」（見原審 審自字第10號卷第103頁至107頁，第205頁至207頁），前 後兩次報案時之陳述，均完全未曾提及自訴人係遭詐欺才 入股上海集高紡織品有限公司，其真正要入股的是上海集 高服飾有限公司，所以被騙等語，另自訴人所謂4月20 日 之更正報案紀錄，非但格式未和之前完全相同，且該等文 書上印章印文亦未經公證及海基會認證，既然被告爭執其 真正，自不得採為證據。尤且，果若自訴人所述屬實，則 其在提起自訴時，自應詳實敘述，早在99年1月19日及23 日之報案紀錄內容不實，其竟一再於事後改稱，其供述顯 非實在。另上訴意旨指摘原審採認證人陳靜慧偏頗之證詞 部分，查原審係令陳靜慧以證人身份到庭作證，並令陳靜 慧當庭具結以擔保其供述之憑信性，於法並無程序上之違 誤或瑕疵，而證人陳靜慧之證據證明力高低之判斷，乃原 審綜觀全辯論意旨所得心證而為論斷，此為法院法定職權 之範疇，非由訴訟之兩造所得主張，原審既已於判決理由 詳為論述之採認證人陳靜慧供述之理由，自訴人逕憑已意 主張證人陳靜慧之證詞偏頗，據以指摘原審判決不當，即 無可採。綜上，自訴人所提證據，不足為被告詐欺取財之 積極證明，其所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認被告有何詐 欺取財之犯行，則本案自訴人自訴被告涉嫌詐欺取財云云 ，自屬不能證明。
（二）另證人喻則琴雖於本院作證時證稱：「我在2009年7月初 進入集高紡織品公司工作，擔任業務採購皮草工作。我在 集高紡織品公司內見過上訴人陳麗芬及其夫。上訴人當時 是擔任顧問，周董（周明發）是上訴人的先生，我是在20 09年9月底才見過周董，平日他幫忙發發貨及瑣碎的工作 ，他從沒有指示過我們也不管業務。業務有另外一位小姐 在負責。上訴人及其夫於集高紡織品公司內，在2009年11 月初他們沒有自己的辦公室，11月之後周董才有獨立的辦 公室，技術生產方面的問題我們是問上訴人。他們沒有負



責集高紡織品公司的營運、人事的決策權等。（自訴代理 人問：集高紡織品公司核撥相關貨款之流程為何？是否須 經上訴人夫婦核准？上訴人夫婦是否掌握集高紡織品公司 之財物？集高紡織品公司之資金調度由何人負責？）上訴 人及其夫他們未進入公司前，我們公司經辦人簽完後都要 再經連秀月覆核審查，但連秀月在2009年9月底被公司開 會宣布開除後，當時老闆王勝雄跟大家說之後有什麼單據 就請上訴人覆核。公司當時另外有一位財務長我們稱他為 任老師。公司的資金調度以我負責採購工作來說，付款之 決定權是財務長。（自訴代理人問：上訴人於集高紡織品 公司期間，被告王勝雄是否有時常進入集高紡織品公司處 理公務？是否時常與其乾女兒陳靜慧及財務長任老師開會 ，而未讓上訴人及其夫共同與會討論？）連秀月沒有被開 除前，我們很少看到被告王勝雄，自連秀月開除後就見到 比較多，王勝雄有進入公司處理一些業務。王勝雄、陳靜 慧及財務長任老師開會時，我沒有看到過自訴人及她先生 有共同參與討論。（自訴代理人問：上訴人及其夫成立上 海聯欣實業公司約何時註冊登記？約於何時該公司開始進 行營運？）我不知道。（自訴代理人問：你任職期間，王 勝雄有無告訴你，上訴人及其先生是否為公司之股東或老 闆？）沒有。（自訴代理人問：集高紡織品公司的老闆是 誰？有幾人？）我們心目中老闆是王勝雄。」等語。證人 程婷於本院作證時雖證稱：「我曾在集高紡織品公司上班 ，擔任前檯即櫃台及人事的工作。我是在2009年7月20 日 進入公司至2010年的2月份為止。我是在2009年9月以後才 在集高紡織品公司內見過上訴人及其夫二人，上訴人是在 9月份以後進公司擔任顧問，負責工廠加工的這一區塊； 周明發是在10月初進入公司，他沒有任什麼職位，什麼事 也沒有做。他們在集高紡織品公司內沒有任何辦公室，沒 有處理任何事情，沒有負責公司的營運及人事的決策權， 沒有參加過公司的會議，也沒有開過任何會議。（自訴代 理人問：公司的人事決策權是誰說了就算數？）我是擔任 人事報銷的東西，我填單後，公司要有一個覆核人員，以 前是由連秀月覆核，後來她被開除後，就由陳靜慧、王勝 雄覆核，後來王勝雄委託陳麗芬及周董來審核，當時陳靜 慧也有負責審核。金錢方面是由財務部門及王勝雄來負責 的。（自訴代理人問：2010年1月19日集高紡織品公司是 否遭各債權人上門索取貨款？王勝雄有無出面處理？係由 何人出面處理？）有供應商他們過來要貨款，王勝雄不在 ，我找陳靜慧，陳靜慧跟我說，這些錢是要找陳麗芬他們



要，我有跟供應商說這些錢是要由王勝雄負責。（自訴代 理人問：你是否有見到上訴人於2010年1月19日當日受到 集高紡織品公司之各債權人壓力，並要求上訴人前往上海 公安局報案自清？）我知道她有去報案，報案的前一天晚 上，我因東西放在公司，回公司拿，有看到陳靜慧及財務 的先生在拿公司的帳冊。後來是我與陳麗芬去報案的，公 安局有來問我們是否為公司股東，我們說不是，公安說如 果我們不是股東，就不好提告了，後來公安局是以股東名 義提報上去，公安局說是否可成立就由上級來決定了。（ 自訴代理人問：上訴人報案以後，各債權人有無再要求上 訴人負責承擔集高紡織品公司所積欠之債務？）沒有。」 等語。證人周明發於本院作證時雖證稱：「我在上海集高 紡織品公司是王勝雄叫我去作執行董事，因他懷疑連秀月 貪污，要我與他合作，要我先進來瞭解大陸的人事不好帶 。我與我太太陳麗芬都沒有受讓該公司的股份，我們都沒 有領該公司的薪水，我太太介紹兩家公司，一家是代理商 ，一家是作商場的，向連秀月買衣服，因衣服發不出去做 ，連秀月與她乾女兒僅負責設計，對衣服的製作方法不懂 ，後來由我太太幫他們解決問題。（自訴代理人問：你是 否時常於集高紡織品公司內處理公務？有無獨立之辦公室 ？是否有掌握集高紡織品公司營運、人事及財務之決策權 ？是否有負責集高紡織品公司之管理？上訴人及你是否時 常參與公司會議？）我在該公司沒有辦公室，也沒有在裡 面處理事務，該公司原來就是連秀月在負責，是後來我太 太在該棟大樓租二樓成立聯欣公司，我才有辦公室。我在 該紡織品公司沒有營運、人事及財務的決策權，沒有辦法 作主。（自訴代理人問：於2009年9月29日連秀月被集高 紡織品公司辭職之後，你於集高紡織品公司處理何種事務 ？）她離職後，我純粹是幫忙證人喻則琴業務。」等語， 惟查，證人喻則琴、程婷均曾經受僱於自訴人公司工作， 而證人周明發則係自訴人之配偶，所為前開證詞難免迴護 偏頗自訴人，不能遽予採信；矧觀諸前開3位證人之證詞 ，縱屬實在，亦難據以採為認定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使自訴 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務之情事，自不能以詐欺取財罪名相 繩。
七、綜上所述，被告為使其於大陸地區成立之公司能持續經營， 故出面邀請自訴人入股合夥，嗣後因公司經營問題產生糾紛 ，自訴人即認因受被告詐欺而投資錯誤，誤入上海集高紡織 品有限公司，而認被告有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要與事實不 符，本院自不能遽予採信。惟本件被告與自訴人間之金錢投



資，既有糾紛，屬民事糾葛，自可循民事訴訟途徑以資救濟 ，與所謂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以詐術使人交付財物 尚屬有間，自難以詐欺取財罪名相繩。此外，本院復查無其 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自訴人所指之本件犯行，因認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從而原審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經核其認 事用法尚無違誤。自訴人上訴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為撤銷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00 年 3 月 9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童有德
法 官 徐蘭萍
法 官 劉方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麗花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3 月 1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