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九年度重訴字第三○二號
原 告 陳麗芬
訴訟代理人 魏憶龍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合民律師
被 告 王勝雄
訴訟代理人 朱正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年
三月三十一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二百 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訴之聲明原為：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以下未標明幣別者同）六百八十二 萬零五百元及自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嗣於訴訟中將利息部分之聲明 變更為請求自同年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揭規定 ，自應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均為臺灣地區人民，原告於二十多年前即經營成衣加工 業，而與當時從事衣物布料批發之被告業務往來頻繁，原告 夫婦因而與被告結為好友。嗣被告至大陸地區經營事業，兩 造少有聯絡，其後原告因欲在大陸地區擴展業務，亦經常前 往大陸地區洽談商務，而於九十八年間輾轉得知被告在上海 市仍從事紡織業，念及許久未與被告見面，除前往上海市探 視被告外，並將隨同原告前往上海市洽商之陸商介紹予被告 ，促渠等與被告在上海市成立之上海集高紡織品有限公司（ 下稱集高紡織品公司）商議採購羽絨衣原布料之生意。詎被 告因集高紡織品公司經營不善，竟向原告謊稱其於大陸地區 耕耘多年，經濟基礎穩固，原告可藉助其在大陸地區多年累 積之經驗及資本，藉由其另成立之「上海集高服飾有限公司 」（下稱「集高服飾公司」）負責生產四季服，以確保成衣 貨源，再由原告另出資成立新服飾品牌公司負責行銷。原告 因與被告為多年好友，且不熟悉上海市成衣市場，故不疑有 他，未要求被告提供相關資料，而於同年八月三日在上海市
與被告簽立合作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告應將 其出資成立之「集高服飾公司」百分之五十股權轉讓原告。 原告於簽訂系爭協議書後，隨即依該協議書第二條第一項規 定，分於同年月三十一日、同年九月三日電匯兼具股權轉讓 款性質之擔保金共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至被告設於中國銀 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九七號帳戶。惟 被告於收受上開款項後，並未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交付原告 同面額之以「集高服飾公司」為發票人，經被告背書之擔保 支票，且未依大陸地區公司法規定，辦理公司股權轉讓及交 付新股東出資證明書，原告乃心生疑慮，向上海市工商管理 局查詢，始發現「集高服飾公司」自始不存在，且被告於系 爭協議書末之記載又係另家不存在之「上海集高服裝有限公 司」（下稱「集高服裝公司」）。
㈡被告以將轉讓未於大陸地區註冊設立登記成立「集高服飾公 司」或「集高服裝公司」名義，誘騙原告與被告簽訂系爭協 議書，致原告受騙交付被告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原告因而 受有財產上之損害，被告應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 段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又原告因被告上開詐欺行 為，與被告簽立系爭協議書，於起訴時尚在一年除斥期間內 ，爰依民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以起訴狀向被告表示撤 銷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又原告若知系爭協議書所稱之「 集高服飾公司」自始不存在，或被告係指其他非生產四季服 之「集高公司」，原告即不會與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則依 民法第八十八條規定，原告前所為之意思表示顯有錯誤，原 告亦得依該條規定撤銷前所向被告所為意思表示，原告撤銷 意思表示後，系爭協議書即自始不存在，被告無法律上原因 ，受有原告所交付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之不當得利，原告自 得依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及第二百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訴請 被告加計利息返還。另被告未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交付擔保 支票及辦理「集高服飾公司」股權轉讓，原告並定相當期間 催告被告履行而未履行，原告前已於九十九年一月四日委由 律師發函為解除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茲再依系爭協議書 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約定，以起訴狀向被告為解除系爭協 議書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一款、第二款規 定，被告應返還自原告所受領之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並附加 利息。為此，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六百八十二萬零五百元（以原告前對被告聲請假扣押之日 即九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之新臺幣對人民幣牌價匯率四‧五 四七計算，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折合新臺幣約六百八十二萬 零五百元）及自九十八年九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被告則以：集高紡織品公司成立註冊於九十七年四月十八日 ，並於同年七月二十日籌備營運，係由被告個人出資為隱性 投資，而以訴外人即大陸地區人民王春玲名義設立之內資公 司，被告對該公司具有完全經營控制權，並陸續投注資金人 民幣三百餘萬元。原告原為集高紡織品公司之客戶（但原告 訂單過小，而與成都盈達公司合併訂單），常藉口在公司走 動，因而得知集高紡織品公司接單六萬餘件羽絨衣，認有利 可圖，乃處心積慮託人遊說被告，以集高紡織品公司僅生產 冬季羽絨衣單一產品風險過大，如讓原告加入繼續生產，以 直告在臺灣地區多年經營服裝之經驗，可擴大集高紡織品公 司之品牌，並建議另成立新公司自創品牌，生產四季服，始 為穩當之作法，被告因認原告言之成理，且在商言商，遂與 原告簽立系爭協議書，兩造協議以人民幣三百萬元做為資本 ，約定被告將集高紡織品公司百分之五十股權轉讓原告，原 告並應支付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股權轉讓款，此觀諸系爭協 議書第一條、第二條約定自明。且原告於九十八年九月間即 入主掌管集高紡織品公司，全權處理公司一切事務，然卻利 用職務之便逐步侵占、挪用公款，且將其成立之上海聯欣實 業有限公司（下稱聯欣公司）所有開銷轉由集高紡織品公司 負擔，造成集高紡織品公司虧損，又鼓動供應商擠兌貨款、 策動員工要求遣散費，致集高紡織品公司歇業至今，原告起 訴故意張冠李戴，混淆事實，況其認被告以虛假公司詐欺而 對被告提出之刑事詐欺自訴，業經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以九 十九年度上易字第二四六六號判決被告無罪確定。被告既未 以虛假之公司為詐欺行為，原告就新成立之公司又尚未出資 ，則原告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依民法第一百 七十九條、第二百十三條第二項、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一款、 第二款規定返還出資款並附加利息，均屬無據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 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兩造於九十八年八月三日在大陸地區上海市簽立系爭協議書 ，原告並先後於同年月三十一日、同年九月三日匯款人民幣 四十八萬元、人民幣三十二萬元，至被告設於中國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0000九七號帳戶。又原告以 被告以虛假之「集高公司」誘騙原告投資並交付出資人民幣 一百五十萬元，然被告根本無法轉讓「集高公司」股權予原 告，且未依約交付以「集高公司」名義開立並經被告背書之 擔保支票，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三十九絛第一項詐欺罪
嫌，對被告提起自訴，業經本院刑事庭以九十九年度自字第 十一號判決被告無罪，並經臺灣高等法院以九十九年度上易 字第二四六六號判決駁回自訴人即原告之上訴確定等事實，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協議書、中國銀行存款回單、中 國建設銀行客戶回單、交通銀行個人回單、本院九十九年度 自字第十一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以九十九年度上易字 第二四六六號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十二頁至第 十五頁、第十六頁、第一六二頁至第一六七頁、本院卷㈡第 九十四頁至第一○一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九十九 年度自字第十一號刑事卷全卷核閱屬實，自堪信為真實。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以虛假之「集高服飾公司」或「集高服裝公司 」誘騙原告投資，原告乃與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並交付人 民幣一百五十萬元，然被告於收受上開款項後，既未依系爭 協議書之約定交付同面額之以「集高服飾公司」為發票人， 經被告背書之擔保支票予原告，亦無法辦理公司股權轉讓等 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兩造於九十八年八月三日簽訂之系爭協議書背景條款記載： 「上海集高服飾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高公司）係由甲方（ 按：指被告，下同）一人出資以ΧΧΧ、ΧΧΧ的名義成立 的內資公司，甲方對集高公司具有完全的經營控制權。乙方 （按：指原告，下同）擬以ΧΧΧ、ΧΧΧ的名義投資設立 一家內資公司，暫定名為上海欣雨揚服飾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欣雨揚公司），乙方對欣雨揚公司具有完全的經營控制權 。」等語；系爭協議書第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七條第四 項亦約定：「第一條投資方式：⒈甲、乙雙方確認：截至本 協議簽訂之日，甲方對集高公司已實際投入資金為叁佰萬元 （人民幣），甲方對該投資有百分之百的股權。⑴甲方將集 高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權轉讓給乙方。乙方應支付甲方股權 轉讓款壹佰伍拾萬元（人民幣）。‧‧‧⒉乙方承諾在本協 議簽訂后＿天內完成內資公司的註冊，註冊工作由乙方單獨 完成。該內資公司暫定名為上海欣雨揚服飾有限公司（新公 司最終名稱以工商局核定為準）。⑴新公司正式成立后，乙 方承諾在＿之前投入資金壹佰伍拾萬元（人民幣）。乙方的 全部投資到位后，甲方應於乙方投資全部到位之日起五日內 ，依第三條第三項的規定，入資壹佰伍拾萬元（人民幣）。 ‧‧‧第七條其他條款：⒋履行協議過程中，發生爭議協商 不能解決時，由＿法院管轄。」等語（見本院卷㈠第十二頁 、第十五頁）。可見系爭協議書於背景條款中敘及「集高公 司」與「欣雨揚公司」之名義負責人；在第一條第二項中提
及原告成立新公司註冊及新公司成立後原告投入資金人民幣 一百五十萬元之期限；在第七條第四項關於合意管轄法院之 約定等，均為空白。且系爭協議書第七條第五項明載：「本 協議應由集高公司蓋章確認甲方的投資人身分。乙方投資的 新公司註冊成立之后一週內應當由新公司補蓋公章確認乙方 的投資人身分。」等語（見本院卷㈠第十五頁），而集高紡 織品公司與原告嗣成立之新公司即聯欣公司，迄未於系爭協 議書蓋用公司章，以確認彼此間投資對方公司之名稱、身分 。再參諸原告於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向上海市公安局報案 時陳述：「由於我與王勝雄簽訂之合作協議上明確規定，我 只有等新公司註冊成立后，將公司的印章蓋在合作協議書上 后，這份合同才生效，因此我不能查上海集高紡織品有限公 司的帳，我只能查將來我與王勝雄之間合作成立后公司的帳 。由於我不能查王勝雄公司的帳，因此，我來你們公安局報 案，希望能查到王勝雄公司的帳。」等語，有詢問筆錄附卷 足憑（見本院卷㈠第一四○頁），足見原告亦認系爭協議書 未蓋用公司章確認前，系爭協議書是否生效，猶有疑義。復 稽之系爭協議書末立約人簽名欄，留待公司蓋章確認原出資 人身分處之甲方欄下方，又係記載「集高服裝公司」之實際 投資人，與背景條款所稱「集高公司」所指「集高服飾公司 」顯不相同，益徵兩造於九十八年八月三日簽立系爭協議書 之際，應係圖便先簽，疏漏及錯誤之處則留待日後確認、補 充及更正。
㈡被告確在大陸地區上海市出資成立集高紡織品公司，並由大 陸地區人民王春玲擔任登記之名義負責人，被告為實際出資 者及負責人，此為原告所不否認，王春玲在大陸地區上海市 受律師調查詢問時亦陳述甚明（見本院九十九年度審自字第 十號刑事卷影印卷第二七四頁），並有集高紡織品公司在大 陸地區登記之營業執照在卷可佐（見本院卷㈠第四十頁）。 又被告出資經營之集高紡織品公司對外營業多以產品註冊商 標之「雅多拿」公司自稱，集高紡織品公司之名稱，係蓋公 章時才使用，員工對外也都自稱為「雅多拿」公司的員工， 平時雖知公司之正式名稱叫「集高」，但對於後面文字究竟 是「服飾有限公司」、「服裝有限公司」或「紡織品有限公 司」，並未詳究等情，業據證人即集高紡織品公司員工陳靜 慧於本院言詞辯論，及本院九十九年度自字第十一號刑事案 件審理時結證綦詳（見本院卷㈡第六十五頁、本院九十九年 度自字第十一號刑事卷影印卷第三十二頁反面、第三十四頁 ），核與被告提出，原告不否認其真正之集高紡織品公司申 請註冊「雅多拿」為商標之商標註冊申請書（見本院卷㈠第
一四九頁），及「集高／聯欣公司人事公告」內確以「雅多 拿」代稱集高紡織品公司（見本院卷㈠第一四八頁）等節相 符，堪信為真。再者，集高紡織品公司原主要以生產、銷售 羽絨衣等服飾為業，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集高紡織品公 司營業執照可按，被告所投資設立之集高紡織品公司平日對 外營業或對內營運上，既多以「集高公司」之簡稱或以商標 「雅多拿」自稱，該公司又以產銷服飾（裝）為業，且系爭 協議書又為圖便先簽，尚有諸多文字及事項待確認、補充及 更正，則系爭協議書擬稿者，在協議書首、末兩處出現「集 高公司」全名處，將「服飾」、「服裝」與「紡織品」等詞 混淆，使集高紡織品公司遭誤植為「集高服飾公司」或「集 高服裝公司」，而簽約之兩造因係圖便先簽，僅著重於約定 原告對被告所設立之「集高公司」投資入股關係，亦疏未細 稽該兩處集高公司全名是否正確，即逕予簽約，自難徒憑系 爭協議書就「集高公司」全名有所誤載，遽認被告係故意以 虛設之「集高服飾公司」或「集高服裝公司」名義，詐欺原 告投資入股。
㈢況依原告不爭執其真正，被告所提出原告於九十九年一月十 九日向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報案之接報回執單，原告向大 陸地區公安人員報案即稱：其於九十八年八月間加入被告在 上海市成立之集高紡織品公司為股東，並依被告要求匯入人 民幣一百五十萬元至被告指定帳戶，與被告各占該公司百分 之五十之股份；入股之公司名稱為集高紡織品公司，實際出 資人原為被告，註冊登記之負責人是王春玲，入股協議是九 十八年八月三日簽訂；錢匯給被告後，有到被告公司上班， 職務是執行副董事，其負責公司生產業務，訴外人即其配偶 周明發則任執行董事；因於九十八年十二月間，其註冊成立 新公司聯欣公司後，曾請集高紡織品公司之人員幫忙至稅務 局辦發票，被告知悉後不悅，彼此間始生矛盾，其認被告虧 掉公司人民幣六百多萬元，想查帳不成，因此赴公安局報案 ，想查公司帳等語明確（見本院卷㈠第一三五頁至第一四○ 頁），核與證人陳靜慧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證稱：兩造簽立系 爭協議書時其在場，故知悉雙方係以交叉對集高紡織品公司 及聯欣公司持股方式合作經營，兩家公司之人事、財務並無 區分，原告及其夫周明發進入集高紡織品公司時，因公司已 接單完畢，故由周明發負責後續業務，原告負責集高紡織品 公司之生產、採購及聯欣公司之設計，兩家公司之決策者均 為原告等語相符（見本院卷㈡第六十五頁反面、第六十七頁 ），並有原告與周明發簽名之雅多拿（即集高紡織品公司） ／聯欣董事決議、集高／聯欣人事公告、雅多拿／聯欣公司
人事公告、合同、訂購單、錄用人員報到通知書、薪資調整 單、聯絡單、用印申請單、借款單、付款單可稽（見㈠本院 卷第一四三頁至第一四七頁、第一四八頁、第一五三頁、第 二七三頁至第四六二頁）。原告既僅交付被告人民幣一百五 十元，其於九十九年一月間又迭向上海市公安局人員自承： 該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出資之投資標的係集高紡織品公司， 而非「集高服飾公司」或「集高服裝公司」，原告並因交付 該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之故，占有集高紡織品公司百分之五 十股份，且因此與其夫周明發分任該公司之執行副董事與執 行董事等情，而證人陳靜慧亦直指原告簽立系爭協議書係為 投資集高紡織品公司，簽約後原告與其夫周明發確入主經營 集高紡織品公司，公司內部更發布原告擔任執行副董事、周 明發擔任執行董事之人事公告，顯然原告自始即知悉其所交 付之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係為投資集高紡織品公司，絕非「 集高服飾公司」或「集高服裝公司」無訛。且在系爭協議書 簽訂後，被告亦確依約讓原告占有集高紡織品公司股權百分 之五十，並讓原告擔任執行副董事，負責生產、採購、財務 總執行等要務，原告應無受詐欺而誤認出資標的乃「集高服 飾公司」或「集高服裝公司」之可能。
㈣原告雖主張其向上海公安局報案並要求清查集高紡織品公司 帳冊，係因受集高紡織品公司債權人之壓力，為證明其非集 高紡織品公司股東之舉，並非自承係購買集高紡織品公司之 股權，且其嗣後業要求上海公安局更正等語。惟觀諸原告於 九十九年一月十九日向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報案之接報回 執單內容欄，其係自稱：「‧‧‧陳麗芬‧‧‧來支隊報案 ：二○○八年四月陳麗芬與王勝雄（臺灣人）在上海二○○ 九‧八‧三加入了上海集高紡織品有限公司（各占百分之五 十股份）‧‧‧」等語（見本院卷㈠第一三五頁）；同年一 月二十三日其再向上海市公安局閔行支局報案之詢問筆錄， 亦陳稱：「（你為什麼來公安機關告王勝雄？）二○○九年 十二月，我註冊的公司上海聯欣實業有限公司的工商、稅務 均已經註冊成功，我讓上海集高紡織品有限公司人事部員工 幫我到稅務局去辦理發票的事，王勝雄知道這件事后，認為 我私自叫人去我註冊的公司做財務，所以很生氣，這件事之 后，我們之間開始有矛盾，王勝雄也向我提出二○○九年八 月三日，他與我簽訂的合作協議不準備繼續合作下去‧‧‧ 」、「（你將錢匯入王勝雄的公司后，你是否去王勝雄的公 司上班？）是。王勝雄給我的職務是公司執行副董事，我丈 夫周明發是執行董事。我平時實際的工作是負責上海集高紡 織品有限公司生產。我丈夫周明發在公司裡沒有具體的工作
，只是每天在公司裡看看。‧‧‧」等語（見本院卷㈠第一 四○頁）。原告前後兩次向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報案時之 陳述，均無一語提及其係遭詐欺始投資入股。原告雖提出其 於同年四月二十日向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所為之更正報案 紀錄（見本院卷㈠第二四一頁），然細繹該報案紀錄，非但 格式與前揭九十九年一月十九日接報回執單之格式有所不同 ，且該文書上亦無大陸地區公安機關章，又未經公證及財團 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認證，被告復爭執其真正，自不得採為 證據。
㈤原告固又以被告與證人陳靜慧、訴外人連秀月、宋濂嫻（下 稱陳靜慧等三人）間於九十七年七月十二日簽訂之合作協議 書（見本院卷㈡第八十一頁至第八十三頁），約定被告與陳 靜慧等三人合作經營集高紡織品公司，且被告在合作期間除 因繼承外，不得將股權轉讓第三人，以之證明被告根本不能 轉讓百分之五十之集高紡織品公司股權予原告。然被告與陳 靜慧等三人所簽上開協議，其目的在讓陳靜慧等三人以技術 打工之員工，能以技術持股名義，就公司利得分紅，實際上 公司悉由被告出資，陳靜慧等三人並未實際出資或受讓公司 任何股份，且兩造於洽談系爭協議書時，被告亦曾持該協議 書讓原告過目，使原告知悉並認同技術持股之員工可分紅， 在兩造簽訂系爭協議書交叉持股確定後，被告與陳靜慧等三 人間之該協議書關於陳靜慧等三人技術持股部分即未繼續執 行，且嗣後連秀月隨即離職，故亦無另為解除契約之動作等 情，此經證人陳靜慧於本院九十九年度自字第十一號刑事案 件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九十九年度自字第十一號刑事卷 影印卷第三十三頁）。由此可見，被告與陳靜慧等三人簽訂 之合作協議，其目的僅在藉由合資之名義，確認集高紡織品 公司實際出資人即被告同意讓陳靜慧等三人，能以股東之名 義，就公司經營利潤分紅，實際上該三名員工並未受讓股份 。況陳靜慧等三人縱與被告曾有被告不得轉讓股權予第三人 之協議，然被告對此並未隱瞞原告，且嗣後兩造簽訂系爭協 議書，被告與陳靜慧等三人間之該合作協議即未再履行，原 告亦實際入主經營集高紡織品公司，並於報案時向上海市公 安局自承為該公司百分之五十股權之股東等情節以觀，足見 陳靜慧等三人與被告間之上開協議，於兩造簽訂系爭協議書 後即行終止，自無礙於被告在系爭協議書簽訂後，依約將集 高紡織品公司股份百分之五十轉讓原告。是原告所提出被告 與陳靜慧等三人間前開合作協議書，亦不足為被告詐欺原告 或不能履行系爭協議書約定之證明。
㈥系爭協議書第二條擔保條款固約定：「⒈乙方在本協議簽訂
之日，提供壹佰伍拾萬元（人民幣）作為投資設立新公司並 轉讓百分之五十股權給甲方的擔保，該款（簡稱擔保款）應 存入甲方指定的集高公司銀行帳戶（簡稱指定帳戶），甲方 未經乙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擅自動用該款。⒉甲方應於乙 方存入擔保款同時，交付以集高公司名義開立並經甲方背書 的支票（該支票應以與指定帳戶相同銀行為付款銀行）給乙 方，作為甲方入資新公司或返還擔保款給乙方的擔保（簡稱 擔保支票）。」等語（見本院卷㈠第十三頁）。原告雖主張 其匯至被告銀行帳戶之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即為上述應給付 被告之擔保款，被告依約應交付同額之擔保支票，卻未交付 等語，此為被告所否認。揆之系爭協議書第一條關於投資方 式之約定，已將原告應將出資款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交付被 告，被告則應轉讓集高紡織品公司百分之五十股權予原告， 及兩造應各出資一百五十萬元，各占百分之五十股權而成立 另一新公司，完成交叉持股之權利義務關係約定明確，系爭 協議書第二條擔保條款，則為約定原告提出擔保款，擔保將 新公司股權讓與被告，被告則應相對提出同額支票擔保出資 之義務，二者約定目的及約定應履行之標的性質不同。況系 爭協議書第一條係約定原告應將出資款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 交付被告，系爭協議第二條則約定原告交付轉讓股權擔保款 之方式為存入集高紡織品公司銀行帳戶，二者約定之支付方 式亦迥異。是原告主張其所交付被告之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 ，係系爭協議書第二條所定之新公司股權轉讓擔保款，被告 須對應交付擔保對新公司出資之擔保支票一節，亦難憑採。 ㈦至原告主張證人陳靜慧為被告之乾女兒，其證詞不足採信， 另舉證人喻則琴、程婷、周明發，證明其與配偶周明發僅在 集高紡織品公司僅有執行副董事與執行董事頭銜，並未實際 參與公司實質決策各節。按證言之證據力，依法院自由心證 認定之，法院取捨證言，應就證人之觀察力、記憶力、陳述 力及其與證言之利害關係而斟酌之（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臺 上字第二九七五號判決參照）。本院審酌證人陳靜慧與被告 並無親屬關係，所陳又係其在場聞見之事實，其陳述前後一 貫，又與卷附相關書證相符，足見其證詞並非虛偽，自屬可 採。至證人喻則琴、程婷自集高紡織品公司離職後，目前均 受僱於原告於大陸地區所開設之穎品公司，此據證人喻則琴 、程婷陳明在卷（見本院卷㈡第七頁），而證人周明發則係 原告之配偶，渠等立場已有偏頗，況渠等前後陳述多所矛盾 ，彼此間證詞亦有扞格，自難遽信。縱證人喻則琴、程婷、 周明發之證詞屬實，亦不足以證明原告係遭被告詐欺而投資 入股之事實。
五、綜上所述，原告就其遭被告詐欺，而為錯誤之投資入股「集 高服飾公司」或「集高服裝公司」之意思表示，並不能舉證 證明，詳如前述。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 一項前段規定，訴請被告給付六百八十二萬零五百元及自九 十八年九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及依民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第八十八條規定，主張 撤銷系爭協議書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 百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訴請被告給付六百八十二萬零五百元 及自九十八年九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暨主張依系爭協議書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約 定解除契約，依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 訴請被告給付六百八十二萬零五百元及自九十八年九月四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原告既受敗訴之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 所附麗，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詳予論述，附此 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4 月 29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孫萍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4 月 29 日
書 記 官 劉晏瑄
, 台灣公司情報網
, 台灣公司情報網
, 台灣公司情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