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交上訴字第4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建明
選任辯護人 張志明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0 年度交
訴緝字第1 號中華民國100 年4 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偵字第23378 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黃建明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黃建明於民國98年6 月16日凌晨5 時許，騎 乘車牌號碼JOK-380 號重機車，沿高雄縣鳳山市○○○路由 南往北方向行駛，途經該路89號前，本應注意㈠汽車超越前 行車時，應顯示左方向燈，並於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 間隔超過，行至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線 ；㈡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隨時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併行之 間隔，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依當時天候、車況、視距 均良好，無障礙物等情況，又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竟疏未注 意此，貿然行駛。適有黃軍政騎乘腳踏車亦沿五甲一路與黃 建明之重機車同方向在其右方車道上行駛，黃建明欲超越前 行之黃軍政腳踏車時，疏未注意超越前行車時，應於前車左 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超過，亦未注意警戒車前動態及超 車時與前行車併行之間隔，致其重機車擦撞黃軍政之腳踏車 ，致黃軍政人車倒地，並受有前額部撕裂傷之傷害（過失傷 害部分未提告訴）。詎黃建明肇事致人受傷後非但未下車察 看傷者之傷勢，亦未報警求援，竟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駛 離現場逃逸無蹤，嗣經路人記下車號報警，經警調閱監視錄 影帶而查悉上情，認黃建明涉犯刑法第185 條之4 之肇事致 人受傷而逃逸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 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刑事訴訟上證 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 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 ，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
「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 告之認定。
三、公訴人認被告黃建明涉犯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罪，係以被告 黃建明之供述、證人即被害人黃軍政之證述、道路交通事故 現場圖及調查報告表㈠㈡、照片8 張、監視錄影帶翻拍照片 1 張、國軍高雄總醫院診斷證明書1 紙，為其主要論據。四、證據能力方面：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 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 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第159 條之2 定有明文。查證人即被害人黃軍政於警詢時陳述：96 年6 月16日5 時許，伊騎腳踏車沿高雄縣鳳山市○○○路由 南往北行駛，被告（騎機車）從後面擦撞伊騎乘之腳踏車而 使其人、車倒地，被告沒有摔倒，一看見警車就迅速離開， 沒有留下聯絡資料等語明確，惟於原審法院審理時就公訴人 詰問車禍事故之經過時，卻均以忘記了一語回應之，顯無法 比較前後證述內容之異同。本院審酌證人黃軍政雖於案發後 2 日，即前往警察局製作筆錄，記憶理應較為深刻，不致因 時隔日久而遺忘案情，且較無受外力干擾之疑慮；揆諸前情 ，證人黃軍政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客觀上應具有較可信之 特別情況，且亦為證明本件事實存否所必要，依上開法條規 定，自應具有證據能力。
㈡再按關於書面證據，應以一定事實之體驗或其他知識而為陳 述，並經當事人主張內容為真實者，始屬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所指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原則上並 無證據能力，僅於符合同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5 有 關傳聞法則例外規定時，始具證據能力。倘當事人並未主張 以該書面陳述內容為真實作為證據，或該書面陳述所載內容 係另一待證事實之構成要件（如偽造文書之「文書」、散發 毀謗文字之「書面」、恐嚇之「信件」），或屬文書製作人 之事實、法律行為（如表達內心意欲或情感之書信，或民法 關於意思表示、意思通知等之書面，如契約之要約、承諾文 件，催告債務之存證信函、律師函等）等，則非屬上開法條 所指傳聞證據中之書面陳述，應依物證程序檢驗之（最高法 院98年度台上字第730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害人於車禍 事故現場交予員警，其上記載被告上開機車車牌號碼之紙張 1 紙，被告及其辯護人均不爭執其內容之真實性，僅質疑該 紙張內之「380 」號碼應為被害人自己所書寫乙節（原審法
院交訴緝卷第50頁，至是否為被害人所書寫或第三人書寫後 交予被害人之認定，詳後論述），是依上開所述，該紙張應 非屬傳聞證據之性質，而屬物證甚明。因該紙張與本案被告 之犯行有其關聯性，亦為被害人親自交付予員警，非以不法 之手段取得，自應有證據能力，而得採為本案認定事實之證 據。
㈢又卷附之車禍事故現場蒐證照片及監視器翻拍照片、錄音帶 ，係利用機械力攝錄畫面後，再將該等畫面呈現客觀、自然 之現狀，此與「供述證據」係供述者對於有關體驗之事實， 經由知覺、記憶、表現、敘述或敘述性動作等過程予以傳達 者自為不同，其本質上屬物證之一種，非屬供述證據，不適 用傳聞法則，且與被告本件犯行有相當之關聯性，又非不法 取得，亦應具有證據能力。
㈣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 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 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 ，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定有明文。除上開說明外，本件檢察官、被告黃建明及其 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時，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其他審判外言 詞或書面陳述，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具有傳 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待證事實具有 關聯性，證明力非明顯過低，以之作為證據係屬適當，認均 有證據能力。
五、訊據上訴人即被告黃建明固坦承於前揭時間、地點，因騎乘 機車超車不慎與被害人黃軍政騎乘之腳踏車發生擦撞，並使 被害人受有上開之傷害，惟矢口否認有肇事逃逸之犯行，辯 稱：被告與被害人發生擦撞後，騎乘之機車亦有倒地，被告 有下車查看被害人傷勢，也有問是否要報警及請其家屬過來 、是否要送其到大東醫院，但被害人都說不要，並非故意不 予救護，被告係經被害人同意後才離開現場云云；其辯護人 則以：被告於事故發生後雖受有傷害，但仍起身詢問被害人 是否需要前往醫院診治（含撥打委請救護車搭載）、是否需 要請警察到場處理、是否需要通知被害人之家屬到場等語， 惟均遭被害人表明無此必要，並表示各自處理所受傷害，同 時認為被告無須賠償被害人因身體傷害所產生之損害，並經 被告與被害人溝通近1 小時後，確認其意識清楚、對答如流 、行動自若，尚無需要救護之情事，且在被害人同意下，始 騎乘機車離開現場，自難認被告有何肇事逃逸之犯行云云。六、經查：
㈠被告黃建明於98年6 月16日凌晨4 時58分許，騎乘車牌號碼
OJK-380 號重型機車附載1 人，沿高雄市鳳山區○○○路由 南往北方向行駛至該路段89號前，因超越同向前行被害人所 騎乘之腳踏車，疏未注意擦撞被害人之腳踏車，致被害人人 、車倒地，受有前額部撕裂傷（約5 公分）之傷害，嗣被告 未待救護車或警察至現場前，即騎乘機車離開等情，業據被 害人於警詢時證述明確（偵卷第6 頁、第7 頁），亦有道路 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國軍高雄總 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出具之診斷證明書1 紙（偵卷第8 頁、第15頁，原審法院交訴卷第35頁）在卷可稽，被告亦不 爭執上情，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證人即被害人黃軍政於警詢時證述：於上揭時間，我騎乘腳 踏車沿五甲一路南向方向行駛，被告（騎機車）從後方擦撞 我腳踏車左側前車頭部分，我人車摔倒，被告沒有摔倒，被 告有下車說要帶我到大東醫院，但看到警車後就迅速離開， 未留下任何聯絡資料給我等語明確（偵卷第6 頁、第7 頁） 。雖其於偵訊時證稱遭被告擦撞後就昏過去了，是警察處理 等情（偵卷第28頁），惟觀員警至現場處理所拍攝之照片可 知（偵卷第11頁、第12頁），被害人當時係與到場之員警站 立於路邊，並未有昏倒而意識不清之情形，另證人即至現場 處理之員警林盛健於原審法院審理時亦證述，抵達現場時被 害人站在腳踏車旁邊，頭部有受傷，未說之前有被撞暈之狀 況等情綦詳（原審法院交訴卷第24頁），是被害人於偵訊時 證述車禍發生後即昏倒之情，應與客觀事實不符。雖被害人 上開偵訊時證述之情節與實際情形顯有出入，然其於案發時 近屆72歲，記憶能力難可與一般人相比，且偵訊時（即98年 8 月18日）已逾車禍事故2 個多月，記憶有所混淆而為上開 之證述，顯難予以課責，反觀被害人於車禍發生後2 日（即 98 年6月18日），即遭傳喚而至警察局製作筆錄，此距案發 時間較近，記憶應較清晰，並未囿於時間而有所模糊，且證 人即里長李金福亦於原審到庭證述：被害人於車禍發生後因 接到警察通知，而去找我問要怎樣處理，我跟他說看警察怎 麼問就怎樣回答等語（原審法院交訴緝卷第47頁），而被害 人之女兒黃淨林尚於被害人製作筆錄時相陪在側，復有警詢 筆錄內在場人「黃淨林」之簽名可佐（偵卷第7 頁）。是被 害人於製作警詢筆錄時，情緒上應已較為穩定，且無其他因 素影響其陳述，故其證述之內容應較貼近於客觀之事實。準 此，證人黃軍政上開於警詢時所證述內容，應堪可採，不因 偵訊時證稱昏倒不符之情，遽而否定其真實性。 ㈢再證人即被害人黃軍政於警詢時證述發生車禍後，被告有下 車說要帶我到大東醫院，但看到警車後就迅速離開，未留下
任何聯絡資料給我等語，已如前述。惟就被告說要帶其去醫 院看診，迄看到警車後離開之時間，究竟被告在現場多久？ 被告發生車禍後迄離開現場，其間間隔多久？證人黃軍政並 未說明，而此攸關被告有無肇事逃逸之認定。查證人即承辦 之員警林盛健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本案監視器拍得機車 逃逸照片時間為何？）我依據肇事逃逸追查表所載拍得機車 監視器畫面，應該是4 時58分15秒。」，「（拍得肇事逃逸 之監視器是在肇事地點的前方還是後方？）發生地點的下一 個路口。」，「（本案接到報案的確定時間為何？）報案時 間大概為5 時3 分」（見原審交訴第91號卷第24、25頁）， 足見被告約於當日4 時58分15秒離開車禍現場後，警方始於 同日5 時3 分接獲報案，是證人即被害人黃軍政於警詢時證 述發生車禍後，被告看到警車後就離開一節，核與客觀事實 不符，此部分尚難採信，先予說明。而被告黃建明於警詢中 即已表明：「‧‧‧發生車禍後，我們在場協商很久，我有 訊問對方是否要送大東醫院治療，對方拒絕送醫治療，告知 要聯絡其女兒到場，我在場等候約1 個小時。」等情。另證 人邱雍哲於原審審理中亦證稱：「（你跟黃建明一同外出時 是否曾發生車禍事故？）有過一次。」，「（該次車禍日期 及時間是否記得？）日期是前年，時間大概凌晨四時左右， 時間不是很確定、不是很清楚，是夏天時。」，「（當天車 禍事故發生過程為何？）當天我們兩人騎機車互載，我看到 前面有個阿伯騎腳踏車，與我們同向直行，對方有點蛇行， 我們經過時有迴到，即碰到對方。」，「（你剛稱有迴到之 後，阿伯有無明顯外傷？）他頭部有點挫傷。」，「（你在 發生車禍事故後，該阿伯之意思是否有無不清楚，或表達能 力、行動能力有困難？）沒有，當時我們爬起來，阿伯也爬 起來，還在一根電線纜那邊，我們還有無問對方是否要報警 ，對方說不用，我們還說手機借他打，請他家人過來，他還 說不用，我們在那裡講了快一個小時，並無意思不清楚或昏 迷等情事。」，「（你剛有問對方是否要報警或通知其家屬 ，該阿伯有何反應？）他都說不用，不用。」，「（當天阿 伯不願意報警、也不願意通知家人、也不願意就醫之狀況下 ，你們如何處理？）那時候我沒有發生過類似事情，而我看 阿伯也沒有怎麼樣，我就跟阿伯講你什麼都不用，而我朋友 受傷這麼嚴重，我要帶他去敷藥，阿伯說好，我們才走的。 」，「（是你或是被告，誰有與被害人談車禍事情？）我們 兩人都有與對方談。」，「（你們談了一個多小時？）將近 。」等語（見原審法院交訴緝字第1 號卷第43、44頁），再 依證人邱雍哲所提供以行動電話錄音之現場錄音及現場錄音
譯文觀之，亦確實有被告表示「你叫我要怎樣做？」，「我 帶你去醫院看。」，「我今天有心要給你處理，你不要讓我 處理，你要我怎樣啦？」，以及證人黃軍政表示：「你不能 看我老伙仔軟弱。」之間的對話（見本院卷第53頁，證人即 黃軍政之女兒黃淨林於本院審理中亦證稱該對話確實是黃軍 政之聲音，見本院卷第95頁），足認車禍當時證人黃軍政雖 有受傷，但仍然意識清醒，並無大礙，且被告黃建明於發生 車禍後有要求送證人黃軍政就醫，但證人黃軍政遲未答應， 雙方曾爆發口角，隨後被告始離開現場無誤。被告辯稱發生 車禍後，曾表示要送證人黃軍政到大東醫院，但證人說不要 一節，尚堪採信。至被告車禍當時騎乘之機車是否亦因此倒 地，是否受有嚴重之挫傷乙節，雖有有疑，依上開現場錄音 及現場錄音譯文觀之，並不影響被告上開所辯及證人邱雍哲 證言之真實性（至原審認定依架設於車禍事故下一個路口， 即五甲一路與立信街口之監視器所攝錄當時被告騎乘經過之 時間，為98年6 月16日4 時58分15秒許，有翻拍照片1 張（ 偵卷第13頁）在卷可參，而證人林盛健至原審法院審理時亦 證稱，到達的時間約當日5 時10分到15分左右，到達現場前 已有「2 位員警」在場等語無訛（原審法院交訴卷第23頁） ，且依卷附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所載本件車禍之發 生時間為該日5 時許，則從被告騎乘機車遭監視錄器拍攝之 時間及2 位員警至現場之時間互相對照，顯然最早抵達現場 之2 位員警與被告離開現場之時間相差未幾，雖屬正確，但 不能夠因此認定發生車禍後，被告隨即離開，否則被告又豈 會下車表示要帶被害人到大東醫院看診？此部分原審尚有誤 會。至偵卷第14頁所附載有被告機車號碼之紙張1 紙，應為 路人見被告逕自騎乘機車離開現場，基於幫忙之立場而書寫 並交付之事實，但仍不足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㈣另被告之父親當庭所提出蓋有被害人「黃軍政」印文之陳述 狀（原審法院交訴卷第33頁、第34頁），其上雖記載「‥今 冷靜回憶車禍當時黃建明先生好意要送我去醫院，但我通知 他先行離開並也留下聯絡電話給我（但電話號碼我忘了）以 上實情向鈞長報告‥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五日」等情。惟 該陳述狀係被告之父親提出要求被害人蓋章乙節，業經證人 即被害人之女兒黃淨林於原審到庭證述無訛（原審法院交訴 卷第27頁背面、第28頁），且被害人並不識字乙節，復為被 害人所自承，此觀其於警詢筆錄、偵訊筆錄及結文均以按捺 指紋代替簽名（偵卷第7 頁、第29頁、第30頁）亦足自明。 故徵之前情，因證人黃淨林於車禍事故發生時並未在現場， 不知悉該車禍發生之始末，且該陳述狀為被告父親繕打後始
交付被害人蓋印，再加上被害人並不識字等情，則陳述狀所 述之上開情形，是否與實際發生之事實相符，亦有可疑；再 觀該陳述狀所載之時間雖為「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五日」 ，然證人李金福至原審法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沒有看過」 該陳述狀，雙方簽和解書時有在場，但當時沒有看到該陳述 狀，該和解書係車禍發生後，被告父親確定是他兒子（即被 告）後，才來找我並與被害人簽立和解書等情無訛（原審法 院交訴緝卷第47頁、第48頁），復參以被告於98年8 月18日 偵訊時即當庭表示願與被害人和解，亦據被害人所應允（偵 卷第29頁）。互核上開證詞以觀，顯見該陳述狀與和解書並 非同時簽立，應為和解書成立「後」，方為被告（或被告之 父親）所繕打之事實，較為可採；又該陳述狀果於98年9 月 5 日該日由被害人知悉內容後所蓋印，則被告理應於98年10 月15日、98年11月16日原審法院行準備程序時，即提出該對 其有利之證據以供參酌，然卻於原審法院準備程序中隻字未 語，更於原審法院合議庭審理時未到庭，遲至被害人至原審 法院審理作證時（98年12月22日），方突由被告之父親所提 出，此益徵該陳述狀應為被告遭起訴後，為求訴訟之用而繕 打其內容，並交予被害人（或被害人之女兒）蓋印之情，應 足明確。此外，苟上開陳述狀內容為被害人「冷靜後回憶所 述」，且與事實相符，則何以被害人於本院審理具結作證時 ，就本案發生之經過卻均以忘記了一語回應，並一再表示要 求詢問其女兒；況證人黃淨林亦證述係被告說「沒什麼大礙 」才蓋印其上等語屬實（原審法院交訴卷第27頁背面），足 見該陳述狀是否為被害人本人之真意、是否符合案發當時之 情形，均堪生疑。稽之上開各情，雖該陳述狀上有被害人「 黃軍政」之印文，惟其內容是否真為被害人所陳述而加以記 載、是否與車禍發生之實際情形相符等情，因有上開堪疑之 處，固顯難據而信實，然亦不足認被告所辯為不可採信。至 於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調查報告表㈠㈡、照片8 張、監視 錄影帶翻拍照片1 張、國軍高雄總醫院診斷證明書1 紙，均 僅是發生車禍當時客觀上存在之證據，亦不足為被告不利認 定之依據。
㈤查刑法第185 條之4 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其立法理由係 以處罰肇事後逃逸之駕駛人為目的，俾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 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以減少死傷。即僅「採取救護或其他 必要措施」即可，條文並未規定一定要向警察機關報告，不 能僅因未向警察機關報告，遽行認定被告即涉犯肇事逃逸罪 。又所謂「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其定義抽象，範圍 極廣，要言之，救護範圍應依客觀上之必要性、被害人是否
要求救護而定，且必須行為人有肇事逃逸之故意始能成立。 如駕駛人於肇事後，即表示誠意，與被害人協商，而因被害 人客觀上傷勢不重，經被害人同意或表示無庸送醫或願意自 行就醫，或不同意肇事者幫其送醫，被告縱未將被害人送醫 治療而離開現場，仍無逃逸之可言（法文係規定以逃逸現場 為要件，即未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逕離開現場，即構成 該罪；如客觀上已盡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義務，而為被 害人所拒絕後離開現場，仍難認有肇事逃逸罪之適用），本 件車禍當時，被害人黃軍政雖有受傷，但仍然意識清醒，並 無大礙，且被告黃建明於發生車禍後有要求送證人黃軍政就 醫，但證人黃軍政遲未答應，雙方曾爆發口角，隨後被告始 離開現場，詳如前述，依上開說明，尚不構成肇事逃逸罪。 ㈥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應屬可採，從而公訴人所持之前 開論據，均無法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此外，復查無其 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肇事逃逸之犯行，被告被訴犯 罪自屬不能證明。
七、原審未察，遽為被告有罪之判決，尚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 ，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 銷改判，另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孫小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0 月 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永宗
法 官 鍾宗霖
法 官 任森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應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0 月 6 日
書記官 呂素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