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8年度上易字第125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乙○○
選任辯護人 黃銘照律師
李志聖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7年度易字第99
1 號，中華民國98年4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偵字第24180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事 實
一、乙○○因曾從事醫療藥品進口買賣之故，而與臺北市私立宏 恩醫院（下稱宏恩醫院）外科主治醫師戊○○熟識，並因開 設玖旺旅行社，與運金旅行社負責人丁○○係同業關係。緣 戊○○於民國八十七年十月間擔任宏恩醫院院長（任期自八 十六年七月一日至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時，因交付宏恩醫 院空白收據一百二十三張予丁○○，而幫助丁○○偽造不實 收據（患者收執聯）後，持以向ＡＩＵ保險公司提出申請保 險給付之行為，而觸犯幫助偽造文書等罪（下稱偽造文書等 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經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九十年六月五日，以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三 三五號刑事判決戊○○幫助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 六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三百元折算一日（丁○○部分則 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四月）後，戊○○、丁○○均不服上訴於 本院審理時（案列本院九十年度上訴字第二四三六號），經 本院認有傳喚乙○○到庭證述其介紹戊○○與該案共同被告 丁○○間認識經過及談話細節之必要，於九十年十月二十九 日調查期日時，當庭改定於同年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二時三十 分許續行調查，並傳喚乙○○到庭作證（嗣因乙○○未遵期 到庭，復經本院改定於九十年十二月三日下午二時五十分許 續行）。詎乙○○竟在戊○○於上開案件九十年十月二十九 日調查期日後之同日某時，在渠該時任職之臺北縣板橋市中 興醫院大廳內，商請其屆期出庭作證時，利用戊○○臨訟亟 欲尋求上開偽造文書等案件獲判無罪之心理，基於意圖為自 己不法所有之犯意，向戊○○謊稱：「其關係良好，可花錢 由其為戊○○在臺灣高等法院擺平官司（即改判無罪），若 不能擺平官司則會退還新臺幣（下同）一百萬元。」云云之
詐術，而戊○○因乙○○曾介紹前曾任職本院法官之某親戚 與其認識之故，遂相信乙○○能擺平官司之說法而陷於錯誤 ，應允交付一百萬元予乙○○，以作為委託乙○○代為擺平 官司獲判無罪之代價，隨即於九十年十一月下旬某日，指示 渠任董事長之國泰醫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國泰醫管公 司）秘書蔡淑英提領現金一百萬元予乙○○，經蔡淑英與乙 ○○聯繫後，由蔡淑英於九十年十二月五日（起訴書誤載為 同年月三日）至位在臺北市○○區○○路四段三一號之「彰 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仁和分行（下稱彰化銀行仁和分行 ）」，自戊○○在該行所申請開立帳號000000000 00000號帳戶中提領一百萬元現金置入牛皮紙袋內，隨 即攜往約定地點臺北市○○○路與建國南路之建國高架橋下 與乙○○見面，並在乙○○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上，將一百 萬元現金連同牛皮紙袋一併交付予乙○○收受。乙○○詐得 上開金額後，為免戊○○生疑，乃於戊○○上開案件九十年 十二月三日下午二時五十分許訊問期日到庭作證。嗣上開案 件經本院於九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判決，仍論處戊○○幫助行 使偽造私文書罪及有期徒刑六月之刑度，戊○○乃於上開判 決後之某日，向乙○○質疑其為何仍遭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 月時，乙○○仍以：「該案陪審女法官不放過他」云云搪塞 ，並續謊稱：「其關係很好，可以在最高法院打贏官司，否 則定會歸還一百萬元。」云云。至此戊○○雖已半信半疑， 另行委任張權律師上訴至最高法院，然猶於九十一年四月二 十六日，在臺北市○○路中華醫院前，由乙○○駕車載往臺 北市○○街之張振興律師事務所，配合簽署上訴最高法院之 委任狀。迄最高法院於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九十四年 度台上字第六六一九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後，乙○○為 安撫戊○○乃稱可再提起非常上訴救濟，惟嗣經最高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於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函知戊○○謂該非常上 訴之聲請於法不合，未便辦理之旨等語。戊○○因而向乙○ ○催討退還一百萬元，惟遭乙○○拒絕，戊○○始知受騙。二、案經戊○○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請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即被告乙○○及辯護人雖辯以：九十年十二月三日與 九十年十二月五日為曆法上顯不相同之二日，絕無混淆之可 能，於不同時間發生之犯罪，即係不同之犯行，亦無相互移 植之可能，本案檢察官起訴書既載明被告犯罪時間為九十年 十二月三日，原審在未有調取檢察官起訴書原本，查明是否
果有誤載誤繕情事，徒憑己意於判決事實欄內以「起訴書誤 載為同年月三日」一語，做為變更檢察官起訴犯罪時間依據 ，顯有認定事實不憑證據之違法云云。惟按刑事訴訟法第二 百六十四條第二項關於起訴書程式之規定，旨在界定起訴之 對象，亦即審判之客體，其中屬於絕對必要記載事項之犯罪 事實，係指犯罪構成要件之具體事實，苟起訴書所記載之犯 罪事實與其他犯罪不致相混，足以表明其起訴之範圍者，即 使記載未詳或有誤認，事實審法院亦應依職權加以認定，不 得以其內容簡略或記載不詳，而任置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 於不顧，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二四號判決要旨 參照。又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八條規定判決書應記載事實 ，所謂事實：係指法院依職權認定之事實而言，檢察官起訴 書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四第二項第二款所應記載之犯罪 事實，若與其他犯罪不致相混足以表明其起訴之範圍者，即 使記載未詳或有誤認，事實審法院即應依職權加以認定，不 得以其內容簡略或記載不詳，而不予調查認定，同院七十一 年度台上字第三七六號判決要旨參考。查，本案檢察官既已 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內載明被告係利用告訴人戊○○冀求上 開偽造文書等案件獲判無罪之心理，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 有之犯意，向告訴人謊稱：可花錢由其為告訴人在臺灣高等 法院擺平官司云云之詐術，而使告訴人陷於錯誤，因而應允 交付一百萬元予被告乙情，已足表明本案起訴之有關被告詐 欺取財犯罪之範圍，至於告訴人有無及何時交付該一百萬元 予被告，並無礙於起訴事實之同一性，法院自得自由認定事 實，適用法律，是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要無足採。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 第二項定有明文。此乃因檢察官訊問證人、鑑定人等被告以 外之人時，均能遵守法律規定而不致違法取供，並令具結， 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而設。故被告、辯護人如主 張證人於偵查中所為證言顯有不可信之情形者，本乎當事人 主導證據調查原則，自應負舉證責任，否則，被告以外之人 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毋庸另為證明，即得作為認定被告犯 罪之證據。又證人於偵查中所為證述，未予被告反對詰問、 適當辯解之機會，對被告之防禦權固有所妨礙，然現階段刑 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 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 而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 ，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 ，為兼顧理論與實務，始設有該條項之規定，自不得僅因被
告未予行使反對詰問權，逕認上開證人於檢察官偵訊時之陳 述無證據能力。查，證人戊○○、蔡淑英、張振興、陳煥生 於偵查中之供證，業經檢察官依法令其等具結，而被告或辯 護人復未指出並證明其等證言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且無其 他事證足資認定其等於檢察官訊問時有受違法取供情事，得 作為本案之證據。
三、次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明定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 據。係因被告以外其他親自見聞、體驗待證事實經過之人， 就該待證事實之陳述，若非於法院審判時親自到庭以言詞或 書面為之，而係於審判外所為，再由聞見該陳述之他人到庭 轉述，或將之錄製成書面提出於法院以資代替，法院既無從 令原供述者具結，俾擔保其真實性，復無由憑藉對其行直接 及言詞審理，所獲得態度證據，判斷該陳述之信憑性；而訴 訟當事人亦無法對之實施反對詰問權，以確保證言之真實性 ，則除有特別規定外，自不得遽以該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 述作為證據。是此一傳聞法則所規範者，固不以言詞為限， 並兼及書面，然必係報告自己所體驗事實之「供述證據」。 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乃上開規定所指之例外，故亦應僅 適用於供述證據，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五○七號判 決要旨參照。查，被告及辯護人固提出所謂被告與案外人「 丁○○」之電話錄音及譯文為其證據方法，惟因原陳述之丁 ○○並未親自到庭依人證調查程序陳述並接受當事人之詰問 ，無從確保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且有悖直接審理及言詞審 理主義，影響程序正義之實現，故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自應 予以排除。是被告之辯護人嗣雖具狀聲請將上開錄音帶送請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為聲紋比對，亦核無必要。四、另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四條之規定， 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 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 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一百五十九 條第一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 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 定有明文。本件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告訴人銀行存摺、交易 明細表、委任狀等文書證據，被告及選任辯護人於原審及本 院審理時均表示無意見，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 有自然的關聯性，並無證據證明係經偽造、變造所取得，認 均得為本案之證據。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上訴人即被告乙○○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
：告訴人戊○○前欠伊藥款一百六十幾萬元，因伊需款週轉 ，乃於八十八年間先向他先行週轉一百萬元，俟等健保局審 核定下來後，再與告訴人會算，伊並未於九十年間以得為告 訴人擺平官司為由，向告訴人及其秘書蔡淑英收取一百萬元 現金云云。辯護人李志聖律師為被告辯護意旨略以：告訴人 指訴的時間點不對，時間為了過了那麼久才提出告訴，實令 人懷疑。且告訴人既將所有款項交由蔡淑英管理，應設有帳 冊，這個帳冊他們後來說不見了，但存摺那麼久了竟然還存 在，顯見他們是刻意隱瞞。又告訴人認識江國華法官、柯金 柱檢察官，可見告訴人本身的關係良好，根本不需要利用被 告的關係，且告訴人的目的並非行賄法官，而是怕被告不出 庭作證，被告不是法官，也未擔任公職，告訴人大可用匯款 的方式，告訴人所提告訴明顯與事實不符云云。辯護人黃銘 照律師為被告辯護意旨略以：告訴人及證人蔡淑英從警詢、 偵查及原審均堅稱交付一百萬元的時間是九十年十二月三日 ，係於檢察官、法官發現錯誤之後，渠等才改稱是九十年十 二月五日，足見告訴人的指訴及證人蔡淑英的證述均顯係捏 造、虛偽，根本不具證明力云云。
二、經查：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戊○○於偵查中供證：因 為伊在高等法院有個官司，法官請伊帶被告作證，伊去拜託 被告出庭，被告說他的關係非常好，問伊要用多少錢擺平， 因為他有哥哥是高等法院的庭長姓林，但聽說現在高等法院 台南分院，被告在該案之前很久以前，有介紹伊認識過，所 以說他關係很好，當時是有一次他載伊去板橋中興醫院值班 時，在醫院大廳說的，伊當時說大概可以付得出一百萬元， 後來便請秘書蔡淑英直接提領交付一百萬元給被告，伊被判 有罪後，伊有問他為何還判有罪，他說有一位陪審的女法官 不放過伊，他又說他有很好的關係，可以在最高法院打贏官 司，不然會還伊錢，有一天早上伊在台北中華醫院看診時， 看診到一半，他突然叫伊到他車上坐一下，便載伊至臺北市 ○○街的律師事務所，簽委任律師狀，伊係後來收到最高法 院判決，才知道律師叫陳煥生，伊從來沒有見過該律師，律 師也非伊付的，他還說可以提非常上訴，結果非常上訴也被 駁回，非常上訴也非伊提的，伊便叫被告還錢，他就開如不 還並找各種理由等語（偵查卷第九二至九四頁）；及於原審 供證：在九十年十一月底左右，伊跟蔡淑英講伊官司被告可 以幫忙擺平，請她拿一百萬元給被告。又後來官司還是打輸 了，還是維持地院的原判判六個月，伊就跑去跟他要錢，他 向伊說是高院陪審一個女法官堅持不放過伊，他說他可以在
最高法院幫我打贏，如果到時候不行錢再還伊，後來最高法 院還是維持原判，伊又去找被告，他說還可以打非常上訴， 非常上訴後來到最後還是定案了等語（原審卷第一一四至一 一六頁）在卷。核與證人蔡淑英於偵查及原審供證：伊確有 受告訴人之指示，交付一百萬元予被告，作為為告訴人擺平 官司之代價，經伊與被告聯繫後，因被告拒絕以開立支票或 匯款方式給付一百萬元，伊遂自告訴人彰化銀行仁和分行帳 戶中提領現金一百萬元後，攜帶該一百萬元現款前往約定地 點臺北市○○○路與建國南路口之建國高架橋下等候被告， 並在被告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上將一百萬元現金持交被告收 受。付款時，渠曾詢問被告該一百萬元現款是否即有辦法為 告訴人擺平官司，被告仍答稱放心，他關係很好等情節相符 （偵查卷第九五、九六頁；原審卷第一一七、一一八頁）。 且被告亦不否認蔡淑英曾受告訴人指示交付一百萬元現金予 其收受，及其前妻之堂哥曾經任職於本院法官，並因堂哥腰 部閃傷，請告訴人介紹醫生，而雙方認識，但案發當時他已 調任於臺南高分院之事實。
㈡至證人戊○○、蔡淑英前於偵查中供證：蔡淑英係於九十年 十二月三日自告訴人彰化銀行仁和分行帳戶提領一百萬元現 金持交被告之日期，雖與告訴人彰化銀行仁和分行0000 0000000000號帳戶於於九十年十二月三日提領現 金一百萬元之該筆交易，係轉帳匯入告訴人擔任董事長之國 泰醫管公司彰化銀行仁和分行0000000000000 0號支票存款帳戶中，用以支付國泰醫管公司簽發予中華醫 院，面額各為五十萬元，到期日均為九十年十二月三日之二 紙支票票款之交易記錄不符，有彰化銀行仁和分行九十七年 十月八日彰仁和字第○九七二三○六號函暨函覆之告訴人上 開帳戶交易明細資料、支出傳票及存款憑條、九十七年十一 月十二日彰仁和字第○九七二六○八號函暨函覆之國泰醫管 公司上開帳戶資金往來明細表、支票影本、轉讓收入傳票各 一份在卷可稽（原審卷第六九至七一、一○一至一○七頁） 。然此業經證人蔡淑英於原審供證：經伊前往去彰化銀行仁 和分行核對告訴人帳戶交易明細後，因伊除曾提領一百萬元 大額現金持交被告外，別無其他，故依交易明細資料上所示 「提現」及「金額」之紀錄，可知伊自告訴人彰化銀行仁和 分行上開帳戶中提領現款一百萬元持交被告之時間，即係告 訴人上開帳戶該筆於九十年十二月五日提領現款一百萬元之 交易無誤（原審卷第一五三、一五四頁），且有告訴人彰化 銀行仁和分行上開帳戶存摺交易明細、彰化銀行仁和分行九 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彰仁和字第０九七三０三二號函暨函覆
之告訴人上開帳戶九十年十二月五日提領現金一百萬元之支 出傳票，以及證人蔡淑英所提出告訴人上開帳戶存摺存款帳 戶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暨支出傳票各一份（偵查卷第一一三 、一一四頁；原審卷第一四五、一四六至一六三、一六四頁 ）。且證人蔡淑英於檢察官偵查中供證時，關於證述提領交 付該一百萬元時間點之筆錄記載：「（九十年十二月三日黃 有叫你領一百萬元現金交與乙○○？）有。」觀之，可見證 人蔡淑英係在未經檢察官提示任何帳戶交易明細或文件資料 ，供之逐一詳加核對帳戶交易明細資料，確認交易日期之情 形下，僅憑記憶證稱答是，致錯記交易日期甚明。是以，就 證人蔡淑英提領現金一百萬元持交被告之日期，自堪認證人 蔡淑英嗣於原審審理時所證述之九十年十二月五日乙節應屬 真實可信。
㈢另告訴人部分，因自渠彰化銀行仁和分行帳戶提領一百萬元 現金之交易及持交被告之付款過程，均非告訴人親自為之， 而係交代其秘書蔡淑英辦理，由蔡淑英逕與被告聯絡付款時 間、方式及地點，已如前述。且告訴人於原審供證：九十年 十二月三日之付款日期，係渠依據上開彰化銀行仁和分行帳 戶存摺之交易時間點及金額而來（原審卷第一二○頁），以 及告訴人俟渠上開刑事案件確定後，於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 日至警局製作筆錄對被告提出告訴時，距離案發時間已有長 達六年之久，有告訴人之警詢筆錄一份附卷足憑（偵查卷第 一九頁）等情，告訴人因記憶日漸模糊致錯記蔡淑英提領一 百萬元交付被告之日期，衡情並無違常之處。再佐以告訴人 在偵查中對於蔡淑英自渠彰化銀行仁和分行上開帳戶提領一 百萬元持交被告之時點，證稱：「（十一月十日與十二月三 日差快一個月？）我是先拿錢給他，後來再叫秘書交一百萬 元給方（指被告）。可能是因為發薪水的日子。」、「（可 是你說發薪水是五日，為何交錢是三日？）我要對存摺才知 道。」等語（偵查卷第九四頁），益徵在告訴人記憶中，雖 已無法確切記憶蔡淑英實際提領該筆一百萬元現金交付被告 之正確日期，然係與渠每月五日薪水入帳日期有關，此即核 與證人蔡淑英於原審供證係於九十年十二月五日提領一百萬 元現款持交被告之日期，以及告訴人彰化銀行仁和分行上開 帳戶交易資料相合。再以告訴人上開關於證人蔡淑英提領一 百萬元現金持交被告之日期，可能即係渠每月五日薪水入帳 日期之證述內容，係早在偵查中，亦即證人蔡淑英於原審審 理時到庭後，經原審提示告訴人彰化銀行仁和分行上開帳戶 交易明細資料供證人蔡淑英核對確認，經證人蔡淑英確認提 款一百萬元現金持交被告之日期應為九十年十二月五日，而
非前於偵查中因記憶錯誤所證述之九十年十二月三日等證述 內容之前，則告訴人自無附和證人蔡淑英之證述內容，更改 證詞編指上情之可能。不能僅以告訴人錯記交付一百萬元之 日期，即全盤推翻告訴人上開所有證述之可信性。況告訴人 供證稱被告係利用渠於本院審理上開偽造文書等案件時，經 承審法官諭知傳喚被告到庭作證後，渠於上開時、地商請被 告屆期出庭時施詐之情節，與本法院上開刑事案件係於「九 十年十月二十九日」調查期日時，當庭改定於「九十年十一 月十九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許第一次傳喚被告到庭作證之時 間相符，此業經調閱本院上開刑事案件卷宗核閱無誤，有上 開刑事案件九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刑事報到單、送達證書及同 年十一月十九刑事報到單各一份在卷可按（本院上開刑事案 件卷第一二○、一三四頁、一三六頁）。辯護人雖以：告訴 人及證人蔡淑英從警詢、偵查及原審均堅稱交付一百萬元的 時間是九十年十二月三日，係於檢察官、法官發現錯誤之後 ，渠等才改稱是九十年十二月五日，足見告訴人的指訴及證 人蔡淑英的證述均顯係捏造、虛偽云云。惟按證人之陳述有 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 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 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若果與真實性 無礙時，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台上字第 一五九九號判例參照）。綜觀告訴人及證人蔡淑英上揭偵審 中之供證，雖就提領日期有出入外，惟渠等就本件係受告訴 人之指示提領一百萬元現金送交被之主要事實陳述則始終如 一，自不能僅以告訴人錯記交付一百萬元之日期，即全然否 認告訴人上開證言之可信性。是告訴人確有遭被告以謊稱： 「其關係良好，可花錢由其為戊○○在臺灣高等法院擺平官 司，若不能擺平官司則會退還一百萬元。」云云之詐術所騙 ，致於九十年十二月五日由其秘書蔡淑英代為提領現金一百 萬元持交被告無誤。
㈣被告雖辯稱：告訴人尚積欠其一百六十餘萬元藥費，而上開 一百萬元現金係其向告訴人情商週轉之借款云云。然為告訴 人所堅決否認，而被告不僅未提出相關憑據以茲佐證，且依 證人甲○○於本院供證：伊於八十八年間，曾依告訴人之指 示，協助被告販賣藥品予文化、佑平、慶生、英仁等四家醫 院，但伊只是第一次幫忙打電話跟醫院聯繫過，知道他們對 藥品的需求之後，再由被告直接去聯繫，伊並未經手藥品， 亦不知金額若干，藥費應由被告直接向醫院收取等語，亦難 認被告與告訴人間有藥品買賣交易行為。又若一百萬元係被 告與告訴人間之私人借款，而非被告以擺平官司獲判無罪為
由云云之上開詐術，向告訴人詐得之款項，則為求方便迅速 及留下資金往來紀錄，避免日後爭議起見，以簽發即期支票 或轉帳匯款方式給付即可，豈有由蔡淑英提領一百萬元現金 後特地持往約定地點持交被告之理？況依被告於原審供稱： 當初告訴人向我叫了藥給四家醫院，共欠伊一百六十幾萬元 ，過了三、四個月仍未付款，伊需要週轉，就再三拜託他， 他才勉強付給伊一百萬元，又因告訴人欠伊一百多萬藥錢不 還，伊乃跟他根本已經是交惡了云云之情節（原審卷第一五 八頁反面、第一六○頁反面），告訴人在業已積欠被告之一 百六十餘萬元藥費，屢經被告催討仍拒不返還，雙方業已交 惡之情形下，卻反而同意借款一百萬元現金予被告周轉，顯 與常情有違。再參以告訴人於本院上開刑事案件判決後，被 告即委由張振興律師轉而委託陳煥生律師為被告及該案共同 被告丁○○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並代告訴人支付上訴最高 法院之律師費用二十五萬元一節，業據被告於原審時坦認屬 實（原審卷第一六○頁反面），並經證人張振興於偵查中供 證：被告說律師費用由他支付，並說告訴人的醫院有跟他做 很多西藥生意，這個人情他也要負責，所以被告說希望律師 費能少一點等語（偵查卷第一三一頁）。若被告果因告訴人 前欠藥費拒不返回一事而與告訴人交惡，其要無因念及雙方 生意往來關係而代付二十五萬元律師費用之可能。據此，益 徵被告係在向告訴人謊稱得為之在臺灣高等法院擺平官司云 云之上開欺罔手法，向告訴人詐騙一百萬元得手後，出於掩 飾其上開詐欺取財犯行，並拖延告訴人要求退款時間之目的 ，始在本院上開刑事案件仍判決告訴人有期徒刑六月後，自 費為告訴人委託律師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至為灼然。是以 ，被告辯稱：僅曾於八十八年間，向告訴人借款一百萬元現 金云云，抑或該筆一百萬元現金係告訴人用以清償積欠之藥 費云云，均係杜撰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㈤再者，告訴人交付上開一百萬元現金予被告之目的，既非作 為被告於告訴人上開本院刑事案件調查時到庭作證之代價， 而係因誤信被告所言，委由被告居中擺平官司獲判無罪之費 用，此迭經告訴人於偵審中供證不移。則告訴人給付該筆一 百萬元之時點，重點在於本院上開刑事案件是否業已審結， 而非被告在該案中到庭作證之日期。是被告辯稱：告訴人及 蔡淑英所稱給付一百萬元現金之時點，係其於九十年十二月 三日至臺灣高等法院上開刑事案件作證後，而非作證前，不 符一般司法黃牛之規矩云云，亦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㈥另辯護人雖以：告訴人認識江國華法官、柯金柱檢察官，可 見告訴人本身的關係良好，根本不需要利用被告的關係云云
。惟按趨吉避凶、花錢消災、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乃基本 人性，以告訴人為執業之外科醫師，並曾兼任私立醫院之院 長職務，雖其所犯之上開偽造文書等案件，經一審判處得易 科罰金之刑度（有期徒刑六月），惟以其職業及身分、地位 而言，自難接受，且其自檢察官偵查時起均矢口否認犯罪， 其不服一審判決上訴於本院，自是冀求本院改判無罪之諭知 ，此有上訴狀附於上開案件之本院卷內可參。是尚難以告訴 人因該案件確定後繳納易科罰金之金額僅十六萬二千元，遠 低於一百萬元之數額，即遽認告訴人不可能誤信被告之詐術 ，而同意以一百萬元之金額委請被告擺平官司。又縱告訴人 與本院前法官江國華夫妻熟識，惟其並無把握向江法官請託 後，必可獲改判無罪之判決，參以被告前介紹曾經任職於本 院法官之親戚與伊認識，因而誤信被告所言關係很好，可以 花錢為其擺平官司云云，並認若有其他管道可增加其獲判無 罪之可能性，雖耗費鉅資，以上開告訴人上訴之目的，其猶 欲嘗試之，亦難認與常情有違。
㈦復被告及辯護人雖具狀聲請傳喚下列證人及調取銀行存提款 明細等資料。惟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所稱應 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應 行調查，始足為判斷事實、適用法律之基礎者而言，倘若事 實並無不明，自毋庸為無益之調查。又「證人已由法官合法 訊問，且於訊問時予當事人詰問之機會，其陳述明確別無訊 問之必要者，不得再行傳喚。」為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條所明 定。經查：
⒈證人丁○○雖與告訴人為上開偽造文書等案件之共同被告， 惟告訴人於請託被告為該案出庭作證，及被告收受上開一百 萬元現金時，其均不在場，已難認與本案待證事實相關。況 丁○○業經本院判刑確定，並因畏罪執行而棄保潛逃，經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於九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通緝在案， 現仍在通緝中，業據本院調取該署執行卷（案列該署九十四 年執字第四五二五號）查明屬實，並有該署北檢大顛緝字第 一二九一號通緝書在案可稽，亦無從傳拘到案。 ⒉證人蔡淑英經在原審以證人身分具結後，進行交互詰問程序 ，並經審判長及受命法官補充訊問，亦由被告與其辯護人就 蔡淑英所為證言當庭表示意見，有審判筆錄在卷可考（原審 卷第一一七頁反面至一二一、一五三頁反面至一五五頁）。 應認其陳述已臻明確，別無再行傳證必要。
⒊至被告及辯護人聲請傳喚①證人即台北縣英仁醫院院長丙○ ○、前慶生醫院副院長己○○，所欲證明者，為告訴人曾叫 被告送藥至英仁、慶生等四家醫院，嗣遭上開醫院以告訴人
涉及詐領勞健保給付為由拒絕給付藥款，惟依證人甲○○於 本院供證：上開藥費應由被告直接向醫院收取等語，因認上 開待證事實與本案並無直接、重要關係，應認毋庸贅行查證 。又本件原無再予傳喚上開證人之必要，惟為保障被告之詰 問權，仍依其聲請予以傳喚，並非本院認為有此必要。但上 開證人經本院合法傳喚均未到庭，自無從進行證人之詰問程 序，併予敘明。②證人詹豔姿、黃國穎，所欲證明者，詹豔 姿與告訴人合夥經營地下錢莊，曾脅迫被告簽發本票，嗣於 本案開庭期間，均與告訴人同來，並夥同不詳男子數人，欲 對被告行強暴脅迫，被告乃尋求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 大隊保護，經該隊指派黃國穎於開庭時保護被告，然因與本 案並無直接、重要關係，應認傳喚調查之必要。③證人江國 華、汪瑜，所欲證明者，為汪瑜於九十年十二月五日匯入七 十萬元至告訴人銀行帳戶之用途為何，惟被告及辯護人並未 釋明其與本案有何直接、重要之關係，亦應認無再予傳喚之 必要。④調取本院上開偽造文書等案件之開庭錄影光碟，所 欲證明者，乃為被告是否如告訴人所言於本院上開偽造文書 等案件開庭時，雖未傳喚被告作證，亦坐於後面旁聽乙節是 否屬實，然此乃告訴人誤信被告之詐術並交付一百萬元現款 後之事，與本案顯無直接、重要關係，亦無贅行查證。⑤調 取告訴人於彰化銀行仁和分行、玉山銀行、板信銀行及國泰 世華銀行自八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九十年十二月五日之存提款 明細、國泰醫院顧問管理有限公司（現名為國泰醫院顧問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自八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九十年十二月五日 之存提款明細、中華醫院趙克磯名下之彰化銀行帳戶自九十 年十二月五日至九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之存提款明細、鄒積 鎮自九十年十二月五日至九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之存提款明 細，所欲證明者，為告訴人於九十年十二月三日（五日）前 ，是否曾提領一百萬元以上之大筆現金，或告訴人於上開日 期所提領之一百萬元，是否係告訴人為入主中華醫院擔任院 長，而向該院股東趙克磯、鄒積鎮購買股權，然告訴人指訴 縱有誇大其詞之情，尚難執此即認其指訴為不足採，另購買 股權乙事乃被告個人臆測之詞，與本案並無直接、重要關係 ，應認均無函調之必要。
㈧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詐欺取財犯行，洵堪認 定，應予依法論處。
三、按被告行為後，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之刑法，已於九 十五年七月一日生效施行（以下簡稱修正前、後刑法），其 中第二條第一項「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
法律」之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 適用之準據法，於刑法修正施行後，自應適用該修正後之第 二條第一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又比較新舊 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 、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 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 之結果而為比較後，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而不 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最高法院二十四年上 字第四六三四號、二十九年上字第九六四號判例意旨及最高 法院九十五年度第八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經查， ㈠修正前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規定「罰金：（銀元）一元以 上。」，復依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規定提高為 十倍，折算新臺幣為三十元；修正後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 規定「罰金：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現行刑 法中，有關於罰金刑最低度刑之規定既有修正，自屬法律變 更，經比較後，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㈡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原為銀元，且依修正前 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規定，罰金刑為一銀元以上，而有關 罰金倍數之調整及銀元與新臺幣之折算標準，則定有「罰金 罰鍰標準條例」及「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 」，除罰金以一銀元折算三元新臺幣外，並將七十二年六月 二十六日以前修正之刑法部分條文罰金數額提高二至十倍， 其後修正者則不再提高倍數；嗣修正後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 款則將罰金刑提高為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並以百元計算之， 且因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所定罰金貨幣單位既已改為新臺 幣，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亦應配合修正為新 臺幣，且考量刑法修正施行後，不再施用「現行法規所定貨 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為使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之 最高數額與刑法修正前趨於一致，爰增訂刑法施行法第一條 之一規定，將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均改為新 臺幣，並將七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以前修正之刑法部分條文 罰金數額提高為三十倍，其後修正者則提高為三倍。實質言 之，罰金刑之輕重並未因幣別及提高倍數所應適用法律更迭 而有異致，易詞以言，即國家刑罰權之範圍及效果，於修正 前、後殊無不同，因之，此要非屬修正後刑法第二條第一項 所稱之「法律變更」，毋須依該條項規定為新、舊法之比較 ，自應循一般法律適用之原則而適用裁判時法。 ㈢綜合上述各條文修正前、後比較，可知依修正前後之規定， 除就罰金最高數額（即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部分，對被 告並無不利，惟修正後之罰金最低數額，均較修正前提高，
顯然不利於被告，揆諸前揭最高法院決議所揭示之罪刑綜合 比較原則，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應整體適用被 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取財罪 。又公訴人認被告以上開詐術向告訴人詐欺所得之金額除前 揭一百萬元外，告訴人另因被告之要求而支付車馬費五萬元 ，此部分亦涉有詐欺取財罪嫌云云。惟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 收受上開車馬費之詐欺犯行，而公訴人前述所認無非係以告 訴人於偵審中之供證為其主要論據，然按告訴人之告訴，係 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 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五十二年臺上字第一三 ○○號判例參照。查，告訴人雖迭於偵查及原審中供證：其 係因誤信被告所言可花錢為其在臺灣高等法院擺平官司云云 ，乃應被告之要求，另於九十年十一月十日在其住處樓下， 交付車馬費現金五萬元予被告收受等語，然其就該五萬元部 分，迄未提出相關資金之來源以供佐證，是告訴人此部分之 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即非無疑，依罪疑有利被告之原則， 自應以告訴人及證人蔡淑英於偵查及原審所證述係因被告上 開施詐行為而交付一百萬現金予被告等情為可採。故公訴人 上開所指被告另詐得車馬費五萬元部分，尚乏證據足資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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