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8年度自字第5號
自 訴 人 丙○○
自訴代理人 陳韋霖律師
被 告 丁○○
被 告 乙○○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彥任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誹謗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乙○○均無罪。
理 由
壹、自訴意旨略以：被告丁○○係聯合報之總編輯，負責記者撰 稿之審核，被告乙○○係聯合報採訪記者，負責採訪、撰文 等工作。被告二人於報導檢調單位偵辦有關行政院國軍退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行政院退輔會）疑似行賄案件時，竟 共同基於妨害自訴人名譽，而意圖散布於眾之犯意聯絡，被 告乙○○故意在報導中捏稱：「情資顯示，退輔會高層當時 擔心預算無法過關，指示下屬清查哪些轉投資公司有獲利， 再以支付『公關費』名義撥用這些公司的款項，疏通多名朝 野立委及政院高層，其中有上百萬元資金流向丙○○」、「 專案小組查出，退輔會除撥給丙○○一筆上百萬元資金，也 不定期提撥小額現金供丙○○使用」等不實內容之文字報導 ；被告丁○○則於審核被告乙○○所撰寫之前開新聞稿時， 明知自訴人於接受聯合報之記者盧禮賓訪問時，已嚴詞否認 有上開新聞稿內所稱為協助退輔會預算過關而收取退輔會上 百萬元資金之事，被告丁○○竟仍讓被告乙○○所撰寫之前 開新聞稿通過，並刊登在聯合報於民國98年2 月7 日之A4要 聞版上。被告二人在前述報導內以子虛烏有之事，誣指自訴 人借當時擔任行政院秘書長職務之便，收受行政院退輔會所 支付之上百萬元資金及不定期之小額現金後，協助行政院退 輔會97年度總預算案可以在立法院順利過關，被告二人此舉 ，顯已嚴重貶損自訴人之人格及名譽。綜上各情，因認告二 人均涉犯刑法第310 條第2 項之加重誹謗罪嫌。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被告 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 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 般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 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 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 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3年上字第816 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 、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分別著有判例意旨可資參酌。參、自訴意旨所憑之證據及被告之辯稱：
一、本件自訴意旨認被告二人均涉有前述犯行，無非係以98年2 月7 日聯合報A4要聞版標題為「退輔會行賄案秘書長供出丙 ○○」之報導（下稱系爭新聞報導）及證人甲○○在本院審 理時之證稱為其論據。
二、經本院訊問後，被告二人均坦承被告丁○○係聯合報總編輯 ，被告乙○○則係聯合報採訪記者，負責採訪、撰文等工作 ，聯合報確有於98年2 月7 日刊登系爭新聞報導，系爭新聞 報導係由被告乙○○採訪、撰文等情，惟均矢口否認有何公 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被告丁○○辯稱：該新聞於處理時，沒 有誹謗之意圖，新聞有經過充分之查證，且報導時也曾經問 過自訴人之意見，有完整之查證及平衡報導過程；被告乙○ ○則辯稱：該新聞確實有經過平衡報導及查證，沒有誹謗故 意等語。
三、辯護人為被告二人辯稱：
㈠聯合報係一組織龐大、分工細密之事業，被告丁○○雖為聯 合報總編輯，確係編輯部之專業經理，工作內容著重於編採 政策走向及其他行政事務之決策，所負責之編輯事務則為大 略規劃頭版主題，並不涉及新聞內容之撰寫與實質審核，以 尊重新聞自由及編採人員之專業，本件報導係位於A4要聞版 上，非屬總編輯審核範圍。被告丁○○於系爭報導出刊前， 僅知悉被告乙○○在查證自訴人是否涉及行政院退輔會行賄 官員、立委案，被告丁○○秉持新聞採訪原則，提醒被告乙 ○○應查證清楚，並作平衡報導，之後被告丁○○即未過問 此事。
㈡被告乙○○撰寫系爭新聞報導，均係依據消息來源提供資料 所得詳予查證後撰寫，聯合報並忠實刊載自訴人之意見以為 平衡報導，自不能因自訴人嚴詞否認，即謂聯合報不得刊出 系爭新聞報導，否則所有當事人不願曝光之報導，均可以否 認之方式阻撓媒體之報導，此顯非憲法保障新聞自由之本旨 。況自訴人確實坦承有收受行政院退輔會100 萬元之情事， 卻辯稱該筆資金係政治獻金云云，顯與當時法令不符，該筆 款項之來源、性質既然可疑，且攸關公益，被告乙○○依據 消息來源提供之線索進行查證報導，主觀上並無誹謗自訴人 之惡意。
㈢聯合報係民間媒體，並無強制處分權，對於所傳述之事實無 法為真實之發現，因此在判斷新聞媒體有無合理查證時，不 得要求報導之內容必須絕對正確。本件自訴人與聯合報原有 意和解，自訴人希望聯合報刊登另一則報導幫忙平反，將證 人甲○○之證述刊登在報導上，事後卻因自訴人要求聯合報 在和解書上承認有疏忽之處，才未能達成和解等語。肆、本件爭執及不爭執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下列事項有證人甲○○在本院審理時之證詞、 系爭新聞報導在卷可證，並為自訴人、被告二人所不爭執， 堪信為真實）：
㈠被告丁○○係聯合報之總編輯；被告乙○○係聯合報採訪記 者，負責採訪、撰文等工作。
㈡被告乙○○於報導檢調單位偵辦有關行政院退輔會疑似行賄 案件時，所撰寫之系爭新聞報導內容為：「行政院退輔會疑 行賄立委案向上發展。退輔會秘書長甲○○供稱，96年間， 退輔會為了讓預算順利過關，以公關費名義從轉投資公司撥 款上百萬元給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丙○○，希望藉陳的影響 力協助過關」、「由於甲○○的供述具體，部分證人也證稱 退輔會高層行賄前朝官員及多名立委，有人還交出退輔會轉 投資公司支出『公關費』的帳本；檢調掌握資金流向，近日 將先以證人身分約談丙○○，查明這筆錢究竟是做何用途， 是否為護航預算的『對價』。甲○○訊後以20萬元交保」、 「檢調掌握事證顯示，至少有15名朝野立委涉嫌收錢，包括 多名卸任軍系立委、一名桃園地區立委及一名原住民立委。 檢調將一一約談這些立委到案，了解收錢的性質」、「立法 院審查退輔會97年度總預算前，不少名嘴、立委對榮民就養 津貼大做文章，有立委提議刪除預算；不過全案審查時，有 立委故意缺席，讓退輔會預算輕騎過關」、「情資顯示，退 輔會高層當時擔心預算無法過關，指示下屬清查旗下那些轉 投資公司有獲利，再以支付『公關費』名義撥用這些公司的 款項，疏通多名朝野立委及政院高層，其中有上百萬元資金 流向丙○○」、「專案小組查出，退輔會除撥給丙○○一筆 上百萬元資金，也不定期提撥小額現金供丙○○使用」、「 調查發現，退輔會撥用款項的企業包括榮僑投資、欣中瓦斯 、欣湖瓦斯、欣桃瓦斯、欣欣水泥等，這些公司都是將資金 匯往退輔會第五處副處長劉志福帳戶，再流向立委。劉志福 上個月到案後以10萬元交保」等文字。
㈢自訴人於接受聯合報記者盧禮賓訪問時，曾嚴詞否認，其接 受訪談之報導同時刊登在聯合報98年2 月7 日之A4要聞版上 ，報導內容為：「行政院前秘書長丙○○被指收取退輔會上
百萬元，疑為協助退輔會預算過關；丙○○昨天嚴詞駁斥說 ：『有沒有說錯？這種說法根本是莫名其妙。』」、「丙○ ○嚴正表示，各部會預算送立法院審查，都是由各部會負責 盡力尋求立委的支持；爭取預算通過審查，是各部會的執掌 ，與行政院沒有關係，行政院只負責政策的溝通」、「他說 他在秘書長任內，與退輔會互動都是在院會的公事上，從未 私下與主委胡鎮埔聯絡或談過預算通過的問題」、「丙○○ 說，他被指控的事，時間點是什麼時候？胡鎮埔挪用公款是 怎麼挪用法？他都很好奇，要講清楚；這件事他完全不知道 ，平白無故說退輔會拿錢供他花用，根本是『胡說八道，很 好笑』」等文字。
㈣自訴人在行政院秘書長任內，曾收受行政院退輔會秘書長甲 ○○所交付現金100萬元之款項。
二、本院於98年3 月6 日會同自訴代理人、被告、辯護人行準備 程序時，雙方同意本件爭點如下：
㈠被告丁○○有無參與系爭新聞報導之採訪、撰文或審核等工 作？
㈡系爭新聞報導來源依據為何？是否與事實相符？系爭報導在 刊登前是否經合理查證？被告二人有無誹謗故意？伍、關於爭點㈠之部分：
一、查聯合報作為國內主要平面媒體之一，發行量廣、讀者群眾 多，每日提供之新聞報導數量繁多、新聞路線廣泛，此為公 眾周知之事實，顯見聯合報轄下編輯人員、記者人數眾多， 衡情應為一組織龐大、分工細密之事業，則被告丁○○辯稱 雖身為聯合報總編輯，工作內容僅著重於編採政策走向及其 他行政事務之決策，所負責之編輯事務則為大略規劃頭版主 題而已等情，即非全然無據。
二、經本院依職權函詢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合報公司） 有關被告丁○○之主要職責，該公司函覆以：「按總編輯職 責係編輯部之專業經理人，工作內容為編採政策走向之規劃 及其他行政事務之決策，其所負責之編輯事務主要為頭版（ A1）重大新聞議題之版面配置工作。至於其他各版報導標題 、內容之撰寫或實質上審核，因報紙張數過多、每日見刊字 數逾數十萬，於每日截稿急迫之情況下，總編輯並未就其他 各版報導內容逐一審核。而有關新聞報導之編採流程係採分 層負責制度，原則上由採訪記者發稿至報社編務系統，再由 各版核題人核選、編輯，始為見報」等語，此有聯合報公司 98年10月27日函文在卷可證（本院卷第61頁）。三、綜此，聯合報既為一組織龐大、分工細密之事業，被告丁○ ○工作內容僅著重於編採政策走向及其他行政事務之決策，
所負責之編輯事務主要為頭版（A1）重大新聞議題之版面配 置工作，縱使認為被告乙○○所撰寫之系爭新聞報導確有侵 害自訴人名譽之情事，如自訴人未舉證證明被告丁○○與被 告乙○○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情事，尚難僅憑被告丁○ ○擔任聯合報總編輯，即謂應共同負刑事誹謗或民事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之責任。
陸、關於爭點㈡部分：
一、本件被告所為言論是否該當誹謗罪所應適用之判斷基準：按 刑法妨害名譽罪章中關於誹謗罪或公然侮辱罪之規定，均係 國家以刑罰公權力，對於人民之「言論」所為之處罰，此等 刑罰規定是否牴觸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或其他基本權利之 意旨，有無違反比例原則之虞，向為學說及實務上所爭論， 而司法院大法官亦經由包括釋字第509 號等多號解釋先後闡 述在案。是本院首應審究者，在於司法院大法官所為相關解 釋，如何認定此等犯罪之構成要件？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或 其他基本權利之關係如何？如何認定此等犯罪所欲規範及處 罰之「言論」，茲詳述如下：
㈠按刑法誹謗罪之處罰與言論自由基本權之關係，業經司法院 大法官著有解釋，依照司法實務見解及多數學說之意見，認 為我國已採美國誹謗法制之「真正惡意」原則，惟司法院釋 字第509 號解釋未區分公眾人物與私人而一體適用該原則， 以及未就新聞自由之憲法上地位予以闡述，顯見其解釋仍有 不足之處：
⒈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為民主憲政之基礎，此有司法院釋字 第364 號及第407 號解釋理由書可資參照。又憲法第11條規 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與憲法第14條規 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本於主權在民 之理念，人民享有自由討論、充分表達意見之權利，方能探 究事實，發見真理，並經由民主程序形成公意，制定政策或 法律，因此表現自由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之基本人權。國 家所以保障人民之此項權利，乃以尊重個人獨立存在之尊嚴 及自由活動之自主權為目的，司法院釋字第445 號解釋理由 書亦有所闡述。再大法官吳庚亦於司法院釋字第407 號解釋 協同書中表明：允許人民公開發表言論、自由表達其意見， 乃社會文明進步與閉鎖落後之分野，亦唯有保障各種表現自 由，不同之觀念、學說或理想始能自由流通，如同商品之受 市場法則支配（即所謂「言論思想之自由市場理論」），經 由公眾自主之判斷與選擇，去蕪存菁，形成多數人所接受之 主張，多元民主社會其正當性即植基於此。又民主社會之存 續及發展有賴於組成社會之成員的健全，一個國民祇有於尊
重表現自由之社會生活中，始能培養其理性及成熟之人格， 而免遭教條式或壓抑式言論之灌輸，致成為所謂「單向人」 。憲法上表現自由既屬於個人權利保障，亦屬於制度之保障 ，其保障範圍不僅包括受多數人歡迎之言論或大眾偏好之出 版品及著作物，尤應保障少數人之言論。因譁眾取寵或曲學 阿世之言行，不必保障亦廣受接納，唯有特立獨行之士，發 為言論，或被目為離經叛道，或被視為荒誕不經，始有特加 維護之必要，此乃憲法保障表現自由真諦之所在。 ⒉司法院釋字第509 號解釋特針對刑法誹謗罪之處罰與言論自 由基本權之關係，著有解釋。該解釋認為前述刑罰規定，係 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權益所必要，與憲法第23條所定之比例 原則尚無違背。其解釋文稱（略以）：「言論自由為人民之 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 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 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 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 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 條第1 項及第2 項誹謗罪即係保護 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 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大法官基於「合憲解釋原則」之態 度，為上述結論應值贊同。惟大法官為免人民言論自由之基 本權利，遭受國家無端以刑罰權加以干預或限制，亦援引刑 法同條第3 項前段之規定，認該條項前段所稱「對於所誹謗 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等語，係以指摘或傳述足 以毀損他人名譽事項之行為人，其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為 不罰之條件，並表示：「並非謂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 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 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 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 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 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 」等語，亦即賦予刑法第310 條第3 項之規定具有類似（民 事上）舉證責任及（刑事上）舉證義務轉換之效果，因此民 事上之原告，或刑事上之公訴檢察官、自訴人等，如欲提出 此項誹謗罪之名譽賠償或刑事追訴，應負有舉證責任，證明 被告具有「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意圖。換言之，大法官認 為名譽受到某發表言論之人侵害者，必須能夠證明發表言論 者具有「真正惡意」，亦即發表言論者於發表言論時「明知 所言非真實」或「過於輕率疏忽而未探究所言是否為真實」 ，則此種不實內容之言論才應受刑事制裁或負擔賠償責任。 ⒊按言論自由與人格權（名譽、隱私）同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
權利，其位階次序不因其為明文保障或未被列舉而有不同。 各基本權利居於同等階層，不能認某種基本權利當然具有其 他基本權利之價值。而名譽權保護與言論自由之調和，乃侵 權行為法上之核心問題，為每一個國家所面臨之難題，發展 出不同之規範模式與調和基準，體現了不同社會之政治體制 、價值觀念與法律文化，並處於不斷變動過程中（王澤鑑， 人格權保護的課題與展望㈢，台灣法學雜誌第90期，頁22、 32）。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自1964年之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案創設誹謗法上之真正惡意原則，以擴大對言論自 由之保護以來，在比較法上受到廣泛之重視及討論，但迄今 為止，並未發現在實務上有採此原則之國家，其他英美法系 國家（英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或德國、法國、日本 等國，司法實務不是明確拒絕採取此一原則，就是置而不論 （吳永乾，美國誹謗法上所稱「真正惡意法則之研究，中正 法學集刊第15期，頁51以下）。我國司法院釋字第509 號解 釋雖未明文提及採納美國司法實務之「真正惡意」（actual malice）原則，惟由前述解釋內容，以及吳庚、蘇俊雄大法 官在該號解釋所提協同意見書中關於原告舉證內容部分，亦 即必須「證明被告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過失或 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或「證明行為人之言論係 屬虛妄，諸如出於明知其為不實或因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 等情節，始屬相當」，因此多數關心此一議題之國人之共同 理解，該號解釋實已採取「真正惡意」原則。不僅多數學說 採此看法，作為民、刑事訴訟終審法院之最高法院，亦有多 數判決採納真正惡意原則，作為誹謗行為之民、刑事責任歸 責基礎（民事判決如：93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94年度台上 字第2000號、95年度台上字第2365號等；刑事判決如：93年 度台非字第162 號、95年度台上字第2899號、97年度台上字 第998 號、98年度台上字866 號）。
⒋雖然如此，我國與美國法制不同者，在於司法院釋字第509 號解釋並未區分公眾人物與私人，而一體適用該原則，因此 其射程範圍較為寬廣，反倒有對私人名譽產生保護不足之可 能，亦即本號解釋不區分公眾人物與私人一體適用之結果， 即有矯枉過正之嫌（法治斌，保護言論自由的遲來正義─評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9 號解釋，法治國家與表意自由，頁 300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針對誹謗法制所創設之「真正惡 意」原則，既已在我國學說及司法實務發生影響力，則與其 否定該號解釋採納「真正惡意」原則，莫如釐清該原則之真 正意涵，庶免因我國部分法院判決之錯誤援用（如臺灣高等 法院96年度上易字第2306號刑事判決未釐清「事實陳述」與
「意見表達」所採阻卻違法事由之不同，亦未體察該案被告 「刻意迴避真相」，「輕率疏忽」以傳聞自二位不認識之人 之供述，蓄意指控被害人有協助洗錢之不實陳述，逕以「真 正惡意」原則判決被告無罪；又如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 706 號民事判決誤將真正惡意原則援用於非公眾人物之被害 人，造成私人隱私、名譽權益保護不足之情況），使我國對 於「不實言論」之保障，遠遠超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而讓 此一「獨步全球」之激進作法，陷我國社會於謠言與誹謗言 論滿天飛、指控者隨便道聽途說散播謠言即謂無真正惡意、 私人名譽與隱私權益毫不受保障、新聞媒體成為「謠言製造 中心」之困窘境地。
⒌我國憲法第11條明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 自由」，國內學界通說認為新聞自由屬於該條保障範圍（林 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㈠，頁172-173 ；法治斌、董 保城，中華民國憲法，頁158-159 ；林子儀，新聞自由的意 義及其理論基礎，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頁69）。而由司法 院釋字第105 號、第294 號、第364 號、第407 號、第414 號、第509 號等有關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廣電傳播自由之 解釋，亦被認為係承認新聞自由為該條保障之範圍。惟各該 號解釋均未明白使用「新聞自由」之字眼，尤其司法院釋字 第509 號解釋之主要聲請釋憲者之一，即係因報導內容被判 誹謗罪之雜誌記者，何以大法官均未使用「新聞自由」字眼 ，如此對於新聞自由究竟屬於言論自由之旁支，還是享有獨 立之地位與內涵，並未達到澄清之效果（張永明，從我國與 德國釋憲機關之相關解釋與裁判論新聞傳播自由之界限與我 國新聞傳播之立法，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㈢上冊，頁199- 208 ）。有學者即一反通說之見解，認為新聞傳播不僅包括 新聞報導而已，還涵蓋事前之資料蒐集、新聞採訪與編輯等 活動，援引強調保護個人意見表達、溝通、散布之言論自由 予以保障，不如直接援引憲法第22條作為憲法基礎，以便對 新聞自由作完整之保護，並釐清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之關係 （翁曉玲，新聞報導自由與人格權保護─從我國與德國釋憲 機關對新聞報導自由解釋之立場談起，當代公法新論：翁岳 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上冊，頁91-93 ）。 ㈡各級法院行使審判功能時，仍應受憲法規範之拘束，因此對 於憲法問題之處理並非專屬於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僅係司 法院大法官享有最終控制權，因此各級法院在並無法律上確 信個案所應適用之法律有違憲疑義時，即應在不違背憲法所 確立之價值理念下，解釋、適用法律於紛爭之個案： ⒈查我國憲法將司法權劃分為審判權與解釋權，並規定解釋權
之憲法解釋與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事項，由司法院大法官為 最高控制者，至於審判權則另設一般法院行使之，而由其各 專業終審法院為最終控制者。解釋機關與審判機關對於憲法 問題之處理，其最大差異在於解釋機關保有最終拘束所有國 家機關之權限，使憲法之適用在內國法之法秩序得以統一確 定；解釋機關處理憲法問題最主要目的在維護憲法效力，控 制國家行為之合憲性，與審判機關之以解決糾紛與提供權利 救濟為其主要功能，有所不同。而由法律體系而言，憲法雖 將司法權分為審判權與解釋權，惟審判時適用法律以裁判訴 訟之個案，仍不能不有解釋及適用法律（命令）之需要，故 在行使審判功能及解釋功能時，皆應受憲法規範之拘束，因 此對於憲法問題之處理並非專屬於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僅 係司法院大法官享有最終控制權而已（吳啟賓，解釋權與審 判權之司法分工，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65期，頁7-10）。亦 即，解釋權與審判權之行使皆須納入憲法之考量，須在法律 解釋上加入憲法觀點，如審理之案件直接涉及憲法爭議，法 院即是憲法法院，終審法院之決定就是最後決定，輪不到大 法官。只有當碰到法律是否違憲之疑義時，法官才必須停止 審判，聲請大法官釋憲，由其通案決定（蘇永欽，再論司法 權的分權問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27 號解釋程序法上 的商榷，月旦法學雜誌第148 期，頁80-81 ）。 ⒉各級法院行使審判功能應受憲法規範之拘束，意味各級法院 法官如基於其法律上之確信，認為民事或刑事、行政訴訟個 案中所應適用之法律違憲時，自應依司法院釋字第371、572 、590 號解釋之意旨，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違憲之具體 理由，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向司法院大法官 聲請解釋；反之，如認為訴訟個案中所應適用之法律並無違 憲爭議時，也應在不違背憲法所確立之價值理念下，解釋、 適用法律於紛爭之個案，因憲法第80條所規定「法官應依據 法律獨立審判」中之「法律」，係包括憲法在內。尤其在遇 到法律條文中使用不確定之法律概念時，如何解釋及適用， 即成為各級法院法官之一大挑戰，並不因我國係由司法院大 法官獨占法律違憲審查之權力，即意味各級法院法官可以置 憲法於不顧。此乃因多數並無法律違憲爭議之民、刑事及行 政訴訟，並無機會進入司法院大法官之違憲審查機制，如各 級法院不能立基於憲法意旨詮釋相關法律後，具體適用於紛 爭之個案，人民之基本權益將無從確保，國人之憲法意識亦 無從建立。
⒊司法院大法官就刑法誹謗罪與言論自由基本權之關係所為解 釋仍有不足之處，已如前述，而司法院釋字第509 號解釋並
未明文否定新聞自由為我國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亦未明文 否定誹謗罪所採之「真正惡意」原則，無庸區分公眾人物與 私人而作不同之處理，意味仍存有法律解釋之空間。參以司 法院大法官在作出釋字第371 號後，嗣後因原先解釋尚有不 足，仍作出釋字第572 、590 號等補充解釋之類似案例不在 少數，更可見各級法院法官在享有憲法問題最終控制權之司 法院大法官已確認誹謗罪並無違憲爭議後，非不得立基於憲 法意旨詮釋前述問題之真義所在。而解釋前述問題之爭議時 ，除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等傳統法律解釋方法外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時所常採取之比較法，亦值得各級法院 法官參酌。以下本院即基於前述憲政理念及解釋方法論，說 明新聞自由之憲法地位、誹謗罪採取「真正惡意」原則時應 否區分公眾人物與私人，以及誹謗罪構成要件之相關問題。 ㈢新聞自由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且為一種制度性而非個人 性之基本權利，新聞自由提供新聞媒體一些言論自由保障以 外之特別保障（如拒絕證言權），惟美國法上由新聞自由導 出之「真正惡意原則」，對一般人之言論自由亦有其適用， 另有關言論涉及誹謗之習慣法上所確立之原則，如「合理評 論原則」、「事實抗辯原則」等，在新聞自由亦有其適用： ⒈查國內新聞媒體在面對所報導內容非關公眾利益而涉及侵害 隱私權之質疑時，最常提及之主要辯解，在於滿足人民「知 的權利」。惟人民「知的權利」是否為一主體及內涵可得特 定之憲法上權利，非無疑義，本不得作為人民向國家請求資 訊公開之權利基礎（陳愛娥，政府資訊公開法制的憲法基礎 ，月旦法學雜誌第62期，頁25-27 ）。而事實上，在過去專 制統治社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觀念裡，滿足人 民「知的權利」或強調新聞自由乃不可想像之事，因此關於 人民向國家請求提供資訊或新聞自由之理論基礎，即必須從 過去專制統治社會發展為現代民主法治之立憲主義國家脈絡 中加以探詢。
⒉按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係立基於主權在民之民主原則上，亦即 政府之統治係經由被統治人民之同意及授權而來，則對於政 府之適當監督乃為必然。而人民為監督政府，並考核其施政 ，以決定在下次選舉時是否仍要支持或另選適當之人，即必 須取得政府資訊，並有一言論自由之機制，以瞭解政府之所 作所為，顯見憲法保障新聞自由及落實民主參與之國民主權 理念，才是人民得向國家請求提供資訊之權利基礎（陳愛娥 ，同上，頁27-31 ；林子儀，「資訊取得法」立法政策與法 制之研究，權力分立與憲政發展，頁180-181 ）。此正是具 有普世價值之世界人權宣言於第19條、國際間規約最具效力
之歐洲人權公約於第10條分別規定人民享有接收、傳播消息 及思想自由之主要理由。惟人民雖得向國家請求提供資訊， 但由於現代國家職能之不斷擴大，且隨著資訊社會之到來， 各式各樣之資訊充斥於當前社會，以個人之時間與精力，勢 必無法一一去主張、行使資訊請求權，則透過賦予新聞媒體 採訪之特殊權利，俾以滿足廣大人民之資訊請求權，即成為 實務運作之必然。
⒊雖然我國憲法並未有明文保障新聞自由之文義，而司法院大 法官解釋亦僅有吳庚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407 號協同意見 書、陳新民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656 號部分協同、部分不 同意見書中提及「新聞自由」（司法院釋字第613 號解釋所 提及之「通訊傳播自由」，與「新聞自由」之權利主體及內 涵尚非一致），惟無論如何，新聞自由為我國憲法保障之基 本權利，向為通說及實務界之共識。而憲法所以保障新聞自 由之目的，除在於落實民主參與之國民主權理念外，更因以 代議民主方式組織之政府，政府之作為未必符合民意，加上 權力分立制衡機制功能之演變，現行制衡機制已不足以監督 政府（許志雄，權力分立之理論與現實，憲法之基礎理論， 頁172-18 7），為確保政府能尊重民意，乃藉由新聞媒體提 供一般大眾足夠之資訊，以瞭解政府之各項作為，並且提供 、促進公共議題討論之機會，如此才能形成公意，藉以監督 政府依照民意之依歸執行公共任務。由此可知，新聞媒體在 監督政府功能方面，有其不可取代之重要地位，更是洛克、 孟德斯鳩等人主張權力分立理念，希望透過分立制衡之政府 體制防止權力之濫用，俾以確保人權以來，所面臨政府理論 與實務之最大轉變。此所以已故美國Potter Stewart大法官 根據新聞媒體在現代社會扮演之角色，而提出「第四權理論 」（the fourth estate ）之主要緣由。 ⒋依美國Stewart 大法官之主張，憲法保障新聞自由之目的， 在於賦予新聞媒體憲法上之特殊地位及提供適當之保障，使 其能獨立於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權之外，成為發揮監督政府 功能之第四權，並認為新聞自由之本質，係一種制度性之基 本權利（an institutional right），保障一種制度性之組 織，亦即新聞媒體（林子儀，新聞自由的意義及其理論基礎 ，同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頁73以下）。又德國學界在解釋 該國基本法第5 條第1 項所保障之新聞自由時，亦認為新聞 自由具有「制度機構性保障」（institutionelle Garantie ）之性質，其意義在於：新聞媒體為自由民主社會不可或缺 之機制，新聞媒體對自由民主制度之運作，具有事實之影響 可能性、具有建設性之功能（張永明，大眾傳播自由權之憲
法基礎，新聞傳播之自由與界限，頁42-48 ）。因此，相較 於憲法上其他基本權利條款以保障個人之一些基本權利，新 聞自由具有下列特性：⑴新聞自由為一種制度性之基本權利 ，而非一種個人性之基本權利；⑵享有新聞自由之權利主體 為新聞媒體，而非一般大眾；⑶新聞自由為一種工具性之基 本權利，與言論自由比較，政府對於新聞自由之管制，較能 通過合憲性之審查；⑷新聞自由並非以保障或促進新聞媒體 自身之利益為中心；⑸新聞自由提供新聞媒體一些言論自由 保障以外之特別保障（林子儀，同上，頁81-84 ）。而所謂 之特別保障，亦即為維持新聞媒體之自主性，使新聞媒體能 提供未受政府控制或影響之資訊及意見，無論係美國或德國 法制，均承認新聞媒體及其工作者享有言論自由所無之特權 ，諸如拒絕證言權、不受搜索與扣押之特權等（林子儀，同 上，頁100-102 ；張永明，同上，頁60-66 ）。當然，基於 權衡公平審判與新聞自由之結果，此等特權非屬絕對保障。 此外，雖然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之權利內容並非完全一致， 但由新聞媒體對公眾人物報導所導出刑事處罰之「真正惡意 」原則，在判定一般人之言論涉及對公眾人物之批評而損害 其名譽時，亦同樣有其適用（林子儀，同上，頁117 ）；同 理，美國法上有關言論涉及誹謗之習慣法上所確立之原則， 如「合理評論原則」（fair comment principle ） 、「事 實抗辯原則」等，在新聞自由亦有其適用（林子儀，同上， 頁103 ）。
⒌關於新聞自由之特性與媒體之行業特色，陳新民大法官已有 詳細說明，其意旨略以：憲法對新聞媒體的保障，除了一般 人民的言論權外，尚有新聞自由保障的「加持」，而為後者 所涵括。因此，其保障也享有了關涉國家民主憲政發展的高 度法益，而邀得憲法最高度的保障。也因此，對於必須廣泛 提供各種資訊給多元社會下品味不同、關心點不同、教育程 度、專業不同…等讀者需求的媒體，就必須考量其必須「快 速且大量」提供資訊的行業特色，否則就會被消費市場所淘 汰。故對於媒體所肇致侵犯他人名譽的發生機率，一定比來 自於個人言論自由的濫用來得頻繁。因此，為保障新聞自由 ，使媒體能夠履行其憲政秩序所賦予的任務，應當衡酌其「 行業特色」所可能帶來的高度風險，而給予適度的「減壓」 （司法院釋字第656 號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是以 ，雖然我國憲法並未賦予新聞媒體比一般人有更多之保障， 審判實務上仍須注意媒體之行業特性，庶免危及民主憲政秩 序之正常運作。
㈣公務員或公眾人物之行為舉止，往往攸關公共利益，且其等
通常掌握較多之社會資源及較高之社會影響力，因而也較易 獲得反駁及澄清之機會，不見得要動用司法程序來保障自己 之名譽，因此其等所提起之刑事誹謗訴訟，應適用「真正惡 意」原則；相較之下，私人並未主動尋求曝光，且彼等利用 新聞媒體反駁、以正視聽之可能性，亦不及於公務員或公眾 人物，故其名譽應受到較為周延之保障，不應採取「真正惡 意」原則，訟爭言論之真實性無法確認之不利益風險，應歸 由被告負擔：
⒈我國司法院釋字第509 號解釋參酌美國最高法院於1964年在 NewYork Times v. Sullivan 一案所建立之「真正惡意」原 則，該案起因於紐約時報遭到美國政府官員起訴，主張其刊 載內容不實之意見，應予懲罰性賠償，該國最高法院審理後 指出：所謂「意見」乃屬主觀之價值判斷，並無真假問題， 也不是誹謗法制所關切之對象，亦即原告只能針對足以誹謗 其名譽之「不實」陳述提起訴追，對於被告所表達之「意見 」，則無從自法律層面予以非難。再者，該判決亦指出：單 純證實從事誹謗之被告所言「不實」，尚未滿足構成誹謗罪 之要件，必須進一步證明被告明知不實或者故意不管事實真 相如何，而傳播不實訊息，亦即具有「真正惡意」（劉靜怡 ，言論自由、誹謗罪與名譽權之保障，月旦法學教室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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