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五五０五號
上 訴 人 甲○○
選任辯護人 林群期律師
上 訴 人 乙○○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
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九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八年
度上重更㈠字第四八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
十七年度偵字第二三五二八、二九三七九號，九十八年度偵字第
二三五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乙○○共同基於自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下稱越南）運輸第一級毒品海洛因至我國境內之犯意聯絡，於民國九十七年九月間，在不詳處所，共謀委由甲○○負責出資購買機票、負責食宿費用、招待乙○○至酒店飲宴，且提供現金予乙○○以充當零用金及將海洛因包裝妥當並置入乙○○搭機行李中，並一同搭機進入台灣地區；復委由乙○○負責持有上開裝有海洛因之行李箱而搭機入境台灣地區之分工方式，而自越南運輸第一級毒品進入台灣地區。先由甲○○代為購買機票，而委由乙○○於同年月八日，在台灣桃園國際機場（下稱桃園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榮航空公司）編號：BR265 號班機前往柬埔寨王國（下稱柬埔寨）；甲○○復於同年月二十七日，在桃園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編號：BR265 號班機前往柬埔寨與乙○○會合，並向與渠等有共同犯意聯絡綽號「遙哥」之成年男子（綽號「遙哥」之成年男子，嗣經甲○○指認為"曾豐富"，現由檢察官另行偵辦中，但尚未查獲該人為毒品來源之正犯或共犯），取得摻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毛巾五條。甲○○、乙○○隨即搭車並攜帶上開摻有海洛因毛巾五條，而循陸路由柬埔寨進入越南胡志明市之某不詳飯店（下稱上開飯店），再由甲○○在上開飯店內，將上開海洛因毛巾，以一毛巾裝入一塑膠袋方式而包裝妥當，並將其裝入乙○○所持有之行李箱（廠牌：POLO牌，下稱系爭行李箱）內。甲○○、乙○○即於同年十月二日，共同持有系爭行李箱前往胡志明市之國際機場，並由乙○○持系爭行李箱而以乙○○名義登機劃位，乙○○並以手提系爭行李箱方式搭機，甲○○、乙○○隨即搭乘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信航空公司）編號：AE1858號班機，由越南胡志明市之國際機場返回台灣台中清泉崗國際機場（下稱台中清泉崗機場），而共同運輸上開摻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毛巾五條入境台灣地區。嗣乙○○手提系爭行李箱於同日下午五時許，在台中清泉崗
機場入境通關時，經財政部台中關稅局派駐清泉岡機場關員發覺有異，而通知法務部調查局航業海員調查處台中站調查員扣得系爭行李箱及以塑膠袋包裝而置入系爭行李箱之摻有海洛因之毛巾五條（驗後摻有海洛因毛巾五條合計淨重五千四百九十三．三四公克，海洛因純質淨重二千四百二十七．０三公克；加上包裝上開摻有海洛因毛巾五條所用之空包裝袋五個總重七十九點一０公克〈不包括最外面之大塑膠袋一個〉，共計五千五百七十二．四四公克），並當場逮捕乙○○，甲○○則已先行通關離去；嗣經乙○○提供甲○○相關資料後，經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航業海員調查處台中站循線於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午十二時五十五分，在桃園縣大園鄉林村崁下二０二號二樓，依法拘提甲○○到案等情。係以前揭事實，業據甲○○於原審審理時為認罪之陳述，而甲○○、乙○○先於九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至同年月二十八日，共同前往柬埔寨；返台後再於同年九月八日，由乙○○先前往柬埔寨，甲○○後於同年月二十七日前往，並於同年十月二日，一起自越南胡志明市之國際機場，搭乘華信航空公司編號：AE1858號班機，抵達台中清泉崗機場；而於入境通關時，經財政部台中關稅局派駐清泉岡機場關員通知法務部調查局航業海員調查處台中站在系爭行李箱內起獲以塑膠袋包裝之毛巾五條，經送法務部調查局鑑定後，確均含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成分，驗後摻有海洛因毛巾五條合計淨重五千四百九十三．三四公克，海洛因純質淨重二千四百二十七．０三公克；加上包裝上開摻有海洛因毛巾五條所用之空包裝袋五個總重七十九．一０公克（不包括最外面之大塑膠袋一個），共計五千五百七十二．四四公克。另於上開毛巾塑膠包裝袋上所採集之指紋，經比對與甲○○右姆指指紋相符等情，有上開毒品扣案可證，並有甲○○、乙○○之入出境資料、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毒品鑑定書、法務部調查局指紋鑑定書各一紙在卷可查。乙○○對上開出國紀錄、其所持有之行李箱內查獲大量毒品海洛因，甲○○對前揭出國紀錄及確曾以手碰觸摻有毒品海洛因包裝袋因而留有指紋，嗣經鑑驗相符之事實，亦均坦承在卷。依乙○○於九十七年十月九日檢察官偵查及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延長羈押訊問時之供述，甲○○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檢察官偵查時之供述及九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在第一審審理時以證人之身分之證述，渠等所辯有拒絕「遙哥」之要求攜帶毒品回台云云，顯與實情不符，渠等對攜帶上開毒品返台之事，事前顯係知情，殆屬無疑。再綜合乙○○於九十七年十月九日檢察官偵查，於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一審訊問時，及於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延長羈押訊問，九十八年五月六日第一審審理時之供述；甲○○於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調查時，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檢察官偵查，第
一審法院九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審理時以證人之身分證述內容，細節雖非全然一致，然渠等所供運輸毒品走私入境之重要情節一致，堪以採信。可認定乙○○係因甲○○之牽線，提供機票及食宿費供其前往柬埔寨、及稱要去工作之機緣，始會接觸在柬埔寨之「遙哥」其人；而乙○○前往柬埔寨之來回機票錢，係由甲○○支付，乙○○在柬埔寨及越南期間，均在旅遊玩樂，並未作任何工作，且乙○○在柬埔寨及越南期間之費用，均係由「遙哥」其人及甲○○支付；復以乙○○自始至終均明確供承綽號「遙哥」之人確曾向其提及攜帶毒品海洛因回台灣之事宜，核與甲○○供述及本案攜帶毒品，乙○○有說「遙哥」要給其新台幣（下同）十五萬元之代價，亦屬相吻合；是乙○○應知悉此行接受招待之目的，即是運輸毒品回台，否則豈有免費搭飛機、接受美金零用錢、食宿均由「遙哥」等支付而白白接受招待之理？何況乙○○在柬埔寨及越南之期間，前後共計二十五日，均與「遙哥」之人、及甲○○嗣於同年九月二十七日前去會合後均在一起，乙○○既已警覺對方要求其運輸毒品回台灣，若其真的拒絕、不願意運輸毒品，理當要求甲○○立即先代墊機票費以利返回台灣，並對自己之行李慎重保管，避免產生問題，然觀諸乙○○之行為，竟對自身攜帶之行李未存有任何警覺之心，即任意交予甲○○，而不取回，最後上機，亦未曾再檢視行李箱，均已啟人疑竇，更遑論在胡志明市之機場都已呈現該行李有超重之事實，其竟仍未加檢查，均與常理不符；佐以乙○○供承本案前往越南之搭機食宿零用金等費用均係甲○○及「遙哥」所支付、「遙哥」一再邀其運輸毒品乙節，及甲○○供述「遙哥」於行李箱置入毒品時，乙○○已親見其事，甚有告知係四號之海洛因等節，相互對照勾稽，就渠等共同運輸毒品入境，亦屬相吻合。從而，乙○○辯稱其不知道系爭行李箱被放入海洛因云云，顯係事後避就之詞，不可採信。又乙○○於九十七年十月三日檢察官偵查時供稱：伊已兩個多月沒有工作，亦無存款，前後兩次從柬埔寨轉赴越南再回到台中花費約八、九萬元；兩次機票錢都是甲○○提供的等語；參以甲○○所供伊與乙○○因喝酒認識，前後不過三、四個月，顯無特別之親舊關係，焉有無償提供數萬元，供乙○○兩度前往柬埔寨吃喝玩樂之理？況依甲○○所述，其曾在柬埔寨養鴨並在「遙哥」所開設之賭場工作，返台期間且自九十七年七月至九月間，前後十度匯款至柬埔寨予「遙哥」，金額高達三百八十餘萬元，足見其等關係之密切。另依卷附入出境資料觀之，乙○○十餘年來，僅有上開兩度與甲○○共同之出國紀錄，而甲○○九十六年、九十七年間短短兩年，即查有十九次之入出境紀錄，其亦供稱與「遙哥」間有長期代收水費、為之匯款之關係，顯見本件甲○○利用乙○○失業經濟狀況不佳、好逸惡勞之弱點，及其與「
遙哥」間之關係，吸納乙○○加入、共同從事運輸毒品走私來台牟利，並由乙○○負責於搭機及出關時手提內置毒品海洛因之行李箱，圖順利闖關運輸該毒品入境，已臻明確。甲○○與乙○○就前揭與「遙哥」間共同運輸毒品走私入境之犯行，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甚明。則甲○○於第一審及原審前審所辯伊非共犯，伊基於好奇心，觸摸毒品包裝袋，因此在包裝袋上採到伊之指紋，不能證明毒品係伊所交付，否則五個包裝袋不應只有一個指紋云云。以及乙○○辯稱：綽號「遙哥」之人雖有要伊攜帶海洛因回台灣，但伊不同意，因而與「遙哥」鬧翻；之後應甲○○要求，將系爭行李箱拿去裝行李，最後上飛機之前，是甲○○交給伊，由伊以手提方式帶回台灣，伊不知道系爭行李箱內放摻有海洛因之毛巾云云，均係畏罪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渠等運輸、走私毒品海洛因入境之犯行，洵堪認定。原判決就甲○○、乙○○所辯如何均不足以採信，已在理由內一一詳加指駁及說明，因認甲○○、乙○○犯罪事證明確。渠等所為，經新舊法整體比較結果，甲○○就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部分，依修正前之規定適用，較為有利。乙○○部分，考量其有修正後第十七條第一項減輕其刑之適用，自以修正後之規定較為有利。是核甲○○所為，係犯行為時之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之運輸第一級毒品罪及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之私運管制物品罪；乙○○所為，係犯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之運輸第一級毒品罪及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之私運管制物品罪。甲○○、乙○○二人非法持有毒品海洛因之低度行為，應為運輸毒品海洛因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甲○○、乙○○與綽號「遙哥」之成年男子，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甲○○、乙○○將毒品海洛因自越南輸入台灣之一行為，同時觸犯構成犯罪要件不同之私運管制物品罪及運輸第一級毒品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從一重之運輸第一級毒品罪處斷。另乙○○曾因詐欺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二月（後減刑為一月）確定，於九十七年八月十二日易科罰金而執行完畢，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構成累犯，應依刑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予以加重其刑（運輸第一級毒品之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刑法第六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不得加重，僅就罰金刑部分加重之）。又乙○○於法務部調查局台中市調查站調查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共犯甲○○，有乙○○之調查站筆錄，並經證人即法務部調查局航業海員調查處台中站調查官王星皓於九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一審審理時證述屬實，應依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之。就甲○○主張其有供出毒品來源為曾豐富（綽號遙哥）及其同夥葉
宏得（綽號葉哥）、藍俊兆（綽號藍董）、盧建成等人，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云云。惟按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所稱「供出毒品來源，因而破獲者」，係指被告供出毒品來源之有關資料，諸如前手之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破獲者而言。申言之，被告之「供出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進而破獲之間，論理上須具有先後且相當之因果關係。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所稱「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犯罪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或與其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毒品由來之人的相關資料，諸如其前手或共同正犯、共犯之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項，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得據以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程序，並因此而確實查獲其人、其犯行者，始足該當。如僅有綽號而難以確定其特徵，或已死亡或通緝等在客觀上實已無從使調查或偵查機關人員為有效地調查或偵查作為，或並未因此而確實查獲被指認人之犯行者，均與上開之規定不合。甲○○固於法務部調查局航業海員調查處台中調查站詢問時指認葉宏得為綽號「遙哥」之同夥，然經該站調查並無所獲；甲○○於偵查中供稱葉宏得涉有運輸毒品罪嫌，經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另簽分他案並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航業海員調查處台中調查站偵辦，偵查期間葉宏得另由他署查獲並羈押，難以續行偵查，該他案即行簽結等情，有法務部調查局航業海員調查處台中調查站及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函在卷可稽；又葉宏得雖因運輸第一級毒品罪案件經台灣板橋地方法院九十八年度重訴字第六二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十九年，惟該案係因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對葉宏得執行通訊監察而查獲，與本案甲○○、乙○○無關，且執行通訊監察期間，葉宏得並無與甲○○、乙○○二人通聯等情，亦有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函在卷可稽，故甲○○並無因供出葉宏得而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查獲葉宏得。又曾豐富經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傳拘未到、且係滯留國外而未到案，業經該檢察署發布通緝在案，有該署函在卷可稽，在客觀上無從使調查或偵查機關人員為有效地調查或偵查作為，自無從認定已查獲曾豐富為毒品來源之正犯或共犯。另甲○○雖於法務部調查局航業海員調查處台中調查站指稱綽號「藍董」亦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惟其並未提供「藍董」之真實姓名及電話，致調查人員無從追查等情，亦據該站函覆明確，並有甲○○調查筆錄在卷可稽，故甲○○雖指證綽號「藍董」，但未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得據以查知其人相關資料並對之發動調查；至綽號「藍董
」之藍俊兆現雖由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另案偵查中，然據法務部調查局航業海員調查處台中調查站函可知，藍俊兆並非因甲○○供出而查獲，自無上開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之適用。至於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破獲盧建成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係因該站對盧建成執行長期通訊監察而查獲，與甲○○、乙○○無關，業據該站函覆明確，並有該站刑事案件移送書在卷可稽，是甲○○並無因供出盧建成而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查獲盧建成。綜上，查無甲○○合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而得減免其刑之情形。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適用修正前及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前段、第十九條第一項，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條，刑法第十一條、第二十八條、第五十五條、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改判仍論甲○○、乙○○共同運輸第一級毒品罪。並審酌本件扣案之海洛因數量對於國民健康之危害程度甚鉅，若流入市面，對社會治安將有重大危害，而甲○○、乙○○正值壯年，不思努力進取，竟以運輸毒品牟利，且所運輸之扣案海洛因數量龐大，顯見所屬之運輸毒品集團為有組織之犯罪集團，且該犯罪集團可供乙○○在柬埔寨及越南留滯將近一個月之全部食宿費用及來回機票金額，顯見倚靠毒品之獲利頗豐；而甲○○非但提供乙○○前往柬埔寨運輸毒品之機會，並為在柬埔寨之不詳運輸毒品集團成員匯出來源可疑之所得款項及物色運輸毒品之下游，已難脫為運毒首腦之「遙哥」在台灣之聯絡窗口，其涉入程度幾近犯罪之核心，犯後未配合檢警查緝毒品之偵查作為，初猶辯稱僅係介紹乙○○至越南找「遙哥」、去賭場找工作云云，迄至原審始為認罪坦承犯行，但其於本案牽線物色乙○○為實際提領行李箱運毒者、運輸之毒品數量甚鉅縱未流入市面，所為惡性極重，觀其擔任本案運毒之幕後安排角色，毫無情堪憫恕之處；至乙○○因經濟不佳、貪圖暴利，聽任甲○○安排前往「遙哥」處工作，竟能無償搭機前去越南、甚至免費食宿遊樂近月，且亦供述「遙哥」曾言及有價託其挾帶毒品返台之事，辯謂其在本件運輸毒品之犯罪中係不知情而任人擺布，顯與常情有違，但以其全案之供述情狀，堪認初次受任運輸毒品，在該組織中係屬底層之運輸毒品之角色，與甲○○係接近核心之幕後角色涉案程度截然有別，惟乙○○於原審未能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甲○○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乙○○有期徒刑十五年。至於扣案之毛巾五條（驗後合計淨重五千四百九十三．三四公克，海洛因純質淨重二千四百二十七．０三公克）經鑑驗後既含有毒品海洛因之成分，核均屬本件查獲且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所規定之第
一級毒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應俱依同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銷燬之。另包裝摻有毒品海洛因毛巾所用之空包裝袋五個（空包裝總重七十九．一０公克）及最外面之大塑膠袋一個，既為甲○○、乙○○等及其共犯所使用，具有防止毒品裸露、逸出及潮濕之功用，並便於攜帶及運輸，顯係供本件渠等共同運輸毒品海洛因所用之物，且依前引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鑑定書，上開包裝毛巾之五個塑膠袋之合計總重七十九．一０公克，足徵可與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分離；另最外面之大塑膠袋一個，更未直接接觸毒品海洛因，是上開六個塑膠袋，應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併為沒收之諭知，且該等塑膠袋既均經查扣在案，要無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之情形，自不另宣告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等情。經核於法尚無違誤。上訴人甲○○上訴意旨略以：㈠依據甲○○九十八年一月八日調查筆錄，確實告知調查員毒品來源者曾豐富之在台同夥為葉宏得及藍俊兆二人，已屬供出毒品來源，原審認葉宏得係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於九十八年四月三日起對葉宏得執行通訊監察而查獲，與甲○○無關云云，但甲○○早在九十八年一月八日即已向調查員提供葉宏得為曾豐富之同夥，並為指認，而海調處承辦人當時亦告知會將甲○○指認筆錄移送至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續查，是該單位顯係因甲○○之指認而取得情資進而查獲葉宏得，難謂非因甲○○提供線索而得。甲○○於原審具狀聲請函查海調處是否已將甲○○指認葉宏得之相關筆錄移送至調查局中機組，此攸關甲○○可否減刑，原審自應詳為調查；且亦有傳訊葉宏得到庭說明遭查獲過程之必要。惟原審就上開事項不僅未為調查，又不說明不調查之理由，有判決理由不備及調查未盡之違法。㈡甲○○係於九十九年一月十八日向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主動指認藍俊兆，此部分由該署偵辦中，原審竟認藍俊兆並非甲○○提供而查獲云云，惟原審所舉二份函文，發函單位係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並非原審所謂法務部調查局航業海員調查處台中調查站，顯然有誤。且該函文內容係葉宏得涉案部分，原審此部分認定與所憑之證據不符，有理由矛盾之違法。再原審既已知藍俊兆由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中，調查並非難事，甲○○亦有請求調閱藍俊兆之前科資料以查明是否藍俊兆有因甲○○查獲之事，原審未進一步釐清，又未說明不調查之理由，有判決理由不備及調查未盡之違法。㈢原判決事實認定甲○○自曾豐富處取得摻海洛因毛巾五條後再放入乙○○之行李箱，理由欄記載上開犯罪事實業據甲○○於原審為認罪之陳述。惟甲○○迭於偵、審中供稱：摻有海洛因之毛巾五條係曾豐富放在乙○○的行李內，並非甲○○，甲○○之所以留下指紋僅係因曾豐富過越南海關後叫甲○○
檢查一下，以致留下指紋，甲○○已就本案為認罪之陳述，並無理由就案情細節為虛偽之陳述，故甲○○所述可信為真實。此部分事實認定攸關甲○○就本案參與程度之輕重、行為分擔、有無從事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等態樣，原審仍認係甲○○自曾豐富處取得摻海洛因毛巾五條後再放入乙○○之行李箱，而論處甲○○無期徒刑之重刑，並非無疑。原判決顯有理由矛盾、不備及調查未盡之違法。㈣原判決認甲○○之辯護人所檢呈之相類運輸毒品裁判，其等運輸毒品之案情經核與本案運輸數量、危害程度俱屬有別，無從酌採為有利甲○○之認定及參考。然原審辯護人所提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十六年度上重更㈣字第三三號刑事判決書，該案被告運輸毒品數量高達六千七百餘公克，較甲○○所涉運輸毒品二千四百餘公克高出甚多，依舉重明輕之原理，何以犯刑較重之他案被告仍有刑法第五十九條之適用，但本案犯行較輕之甲○○則無？原判決就此並無合理之說明。甲○○之所以犯罪，係因家庭經濟壓力，父母均殘障，伊原本與親戚共同前往柬埔寨從事養鴨事業，後因經營不順，辭去當地工作回台，嗣後又再欲回去柬埔寨從事養鴨工作，在柬埔寨等待工作期間，因無收入即遭曾豐富利誘，誤入歧途，此亦有甲○○妻子所寫信件可證，且就甲○○何以往返台灣與柬埔寨十九次係因其妻要求陪同產檢之故，上開證據足證甲○○犯罪之原因仍有堪憫之處，原審卻未說明何以不足採信。甲○○於調查站不僅供出曾豐富、葉宏得、藍俊兆等人，更於原審審理期間主動向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調股聲請願指認葉宏得、藍俊兆等人以利檢、調查緝毒品來源，絕無原審所謂甲○○未配合之作為，原審認定與卷內證據不合，有理由不備、矛盾、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又第一審判處甲○○十八年有期徒刑，檢察官上訴請求判處無期徒刑，其理由係以甲○○未坦承犯行未見悔意，惟甲○○於原審已經坦承犯行幡然悔悟，應無檢察官上訴所舉情事，原審仍採信檢察官上訴理由，將第一審判決撤銷，改判甲○○無期徒刑，其判決適用法則顯有不當。本案依全卷內資料觀之，甲○○確係因為家庭經濟壓力而遭人利用，實難認係犯罪核心，否則何需自冒遭逮之風險與乙○○共同返台？且甲○○已經知錯坦承犯行且積極協助查緝毒品犯罪，故甲○○應符合刑法第五十九條顯可憫恕之情，原審量處無期徒刑實屬過苛，懇求鈞院爰依法酌減甲○○刑責，以啟甲○○自新之機。㈤原判決採用乙○○九十七年十月九日檢察官偵訊之證詞作為認定甲○○犯罪事實之證據，惟乙○○上開偵查之一部分證詞係以被告之身分接受訊問，並未以證人身分具結後作證，故甲○○之辯護人業於九十八年二月四日具狀表示上開供述未經具結而無證據能力，原審並未指駁、說明辯護人前開主張有無理由，仍於判決書引用乙○○上開未經具結之供述為據，顯有理由
不備之違法。㈥原判決未於理由欄中說明甲○○如何與乙○○間有行為分擔之事實及證據，就甲○○實際上角色如何？係教唆或幫助？何以為共同正犯？均未調查、說明，僅就甲○○與乙○○間如何犯意聯絡略有交代，有調查未盡、理由不備之違誤。㈦甲○○於偵查階段就部分犯罪事實已經自白，此由甲○○於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調查筆錄及同年月二十一日偵訊筆錄可知，嗣於原審審理時全部自白。甲○○為部分犯罪事實自白亦屬自白之一種。且同案被告葉宏得亦僅係就部分犯罪事實自白，即蒙第一審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減刑，則同為運輸毒品之甲○○何以未能適用上開減刑條例？原審顯有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甲○○於原審亦聲請依上開規定減刑，原審不採且未說明聲請有無理由，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㈧原審以Ciarke，s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Drug s，SecondEdition 之文獻及法官辦理刑事案件參考手冊作為認定甲○○有罪證據之一，且依該文獻內容對甲○○之量刑產生影響，該項證物資料顯有重要之影響，應於審判期日為調查，且該文獻所載內容是否真實，亦非無疑，惟原審於審理中並未就此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云云。乙○○上訴意旨略以：㈠原判決以乙○○滯留柬埔寨及越南期間均由「遙哥」、甲○○等人招待玩樂，認定有違常理。乙○○出國時有攜帶一百萬元及勞力士手錶一只，主觀上認為任務係至柬埔寨將上開物品交付「遙哥」，所得除報酬零用金外，食宿均自付，此經甲○○於審理時確認，無違常理，並非乙○○卸責之詞。乙○○於柬埔寨滯留期間，玩樂花費均向「遙哥」借貸，並非無償提供，至上酒店喝酒一節，乃「遙哥」邀請朋友招待，乙○○僅跟隨「遙哥」，席間之人均不相識，亦未討論毒品之事。原審以口述引導而為認定，無具體理由且與事實不符。㈡甲○○供稱自其房間有看到對面乙○○房間內「遙哥」將毒品放進乙○○行李內之情形，且乙○○當時亦在房間內云云，惟乙○○之房間並不在甲○○之房間對面，有調查住宿登記以明事實之必要。㈢甲○○固自白供述同意攜帶毒品返台，卻稱不知毛巾摻有海洛因云云，原審以其草率之自白作為不利於乙○○之認定，有違常理。實則乙○○並不知情，於柬埔寨時「遙哥」僅提及要穿鞋或塞屁股方式運輸毒品，並未告知以毛巾摻入毒品而攜帶；甲○○所供乙○○告知毛巾中有四號毒品云云，係為求減刑所為之矛盾、與事實不符供述，原審未釐清毛巾摻有海洛因一事乙○○是否知情，僅以口供為憑，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之規定及直接審理主義。㈣原審僅詢問攜帶毒品代價，並未區分以何種方法攜帶，故乙○○回答係以藏於鞋底或塞屁股方式攜帶，代價是十五萬元。惟以毛巾摻入毒品，攜帶數量龐大，非上開二方法可比，實
則乙○○並非承認知悉行李箱內有毒品。㈤原判決第六頁記載，乙○○因懷疑對方是運輸毒品集團，因而與「遙哥」鬧翻，又無錢返台，而與甲○○聯絡，甲○○才前往柬埔寨帶回乙○○等語。實則係「遙哥」與甲○○聯絡，而非乙○○與甲○○聯絡，實則其時乙○○之護照遭扣留且遭恐嚇，無法聯絡，只能等甲○○前來處理。至返台過程，行李箱、護照亦均為甲○○處理控制，直到越南登機才轉交乙○○；至越南轉機時乙○○機票過期、行李超重，即將行李交給甲○○處理，甲○○不願接受，乙○○亦不知甲○○如何通過檢驗台，且皮箱是甲○○的，故乙○○不願與其爭吵，只想早點返台。上情原審未予採納，而影響事實認定。㈥原審將案情審理完後，即問乙○○有何新證詞敘明，當時乙○○無法想起故無回答，原審未待乙○○以書面陳述，即行判決，實有違法。原判決未調查真實之證據且其中尚有諸多有利乙○○之證據未詳盡調查即草率判決，實有冤抑云云。惟查：（一）、甲○○雖曾於九十八年一月八日在法務部調查局航業海員調查處台中站製作筆錄，但並未供述毒品來源係葉宏得，且所指認葉宏得為綽號「遙哥」之同夥，經該站調查亦無所獲，有該調查站函及所附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七六至九一頁）。又葉宏得雖因運輸第一級毒品罪案經台灣板橋地方法院判刑，惟該案係因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自九十八年四月三日起對葉宏得執行通訊監察而查獲，與甲○○無關，且執行通訊監察期間，葉宏得並無與甲○○通聯等情，亦據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函覆原審明確。另甲○○雖指證綽號「藍董」，但未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得據以查知其人相關資料並對之發動調查；至綽號「藍董」之藍俊兆現雖由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另案偵查中，然據法務部調查局航業海員調查處台中調查站九十九年二月十一日行航中緝字第０九九五一００一九六０號函覆原審（見原審卷第七六頁，原判決誤引為原審卷第一三八、一五五頁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函文），可知藍俊兆並非因甲○○供述而查獲，亦無上開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之適用。故甲○○並無因供出葉宏得、藍俊兆，而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查獲渠二人之情，已臻明確，原審未再為無益之調查，並不違法。（二）、原判決依憑甲○○於原審之自白犯罪，參以其私運入境之摻有海洛因之毛巾五條，其塑膠包裝袋上所採集之指紋，經比對與甲○○右姆指指紋相符，有法務部調查局指紋鑑定書在卷可稽。而甲○○對確曾以手碰觸摻有毒品海洛因包裝袋因而留有指紋，嗣經鑑驗相符之事實，坦承在卷。甲○○就走私運輸上開毒品海洛因入境之犯行，於原審已坦承不諱，原判決就甲○○於第一審及原審前審所辯伊基於好奇心，觸摸毒品包裝袋，因此在包裝袋上採到伊之指紋，不能證明毒品係伊所交付等語，認係畏罪卸
責之詞，而不予採信，亦於理由內說明。原判決雖僅做整體性之指駁，而未詳細說明其如何不足採取之理由，稍嫌疏漏，然上訴意旨就該等證據，究竟如何足以動搖原判決，並未具體說明，仍應認其於原判決之主旨不生影響，自不得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三）、被告犯罪後態度，僅屬量刑之一項參考而已；又量刑之輕重，是否依刑法第五十九條酌減其刑，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於量刑時，已依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五十七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原判決於量刑時，已依上揭規定，並參酌檢察官之上訴理由，審酌本件扣案之海洛因數量對於國民健康之危害程度甚鉅，所運輸之毒品海洛因若流入市面，對社會治安將有重大危害，而甲○○正值壯年，不思努力進取，竟以運輸毒品牟利，且所運輸之扣案海洛因數量龐大，顯見其所屬之運輸毒品集團為有組織之犯罪集團，倚靠毒品之獲利頗豐；甲○○非但提供乙○○前往柬埔寨運輸毒品之機會，並為在柬埔寨之不詳運輸毒品集團成員匯出來源可疑之所得款項及物色運輸毒品之下游，已難脫為運毒首腦之「遙哥」在台灣之聯絡窗口，其涉入程度幾近犯罪之核心，犯後未配合檢警查緝毒品之偵查作為，其於本案牽線物色乙○○為實際提領行李箱運毒者、運輸之毒品數量甚鉅縱未流入市面，所為惡性極重，毫無情堪憫恕之處等情，予以綜合考量，認第一審依刑法第五十九條減輕甲○○、乙○○二人刑期，尚有未洽，予以撤銷，改判甲○○無期徒刑，較第一審量刑為重，既未逾越法定刑度，又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並不違法。況第一審檢察官亦以甲○○犯罪之情節嚴重，認第一審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不當為由，向原審提起上訴，並非單以其犯後態度為理由，又個案犯罪情節不同，量刑自有差異。甲○○上訴意旨㈣就原判決上揭敘述及科刑輕重而為爭執，並請求仍依刑法第五十九條減輕其刑云云，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乙○○於九十七年十月九日檢察官偵訊之供述，檢察官係以證人之身分訊問且命其具結作證，乙○○當庭並表示願全部引為證言（見偵字第二三五二八號卷第一七至二四頁）。甲○○及其原審選任辯護人就證據能力亦不爭執（見原審卷第五十頁），原判決就其證言何以具有證據能力，亦已說明其理由，引為論罪之依據，自無不合，甲○○上訴意旨㈤執為指摘，亦無理由。（五）、原判決依憑乙○○於偵查及第一審，甲○○於法務部調查局航業海員調查處台中站、偵查及第一審之供述，佐以乙○○供承本案前往越南之搭機食宿零用金等費用均係甲○○及「遙哥」所支付、「遙哥」一再邀其運輸毒品乙節，相互對照勾稽。認本件係甲○○利用乙○○失業經濟狀況不佳、貪杯、好逸惡勞之弱點，及其與「遙哥」間之關係，吸納乙○
○加入、共同從事運輸毒品走私來台牟利，並由乙○○負責於搭機及出關時手提內置毒品海洛因之行李箱，圖順利闖關運輸該毒品入境，認甲○○與乙○○與「遙哥」間就共同運輸毒品走私入境之犯行，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情。原判決就甲○○、乙○○如何成立共同正犯，已於理由內加以說明，並無甲○○上訴意旨㈥所稱證據調查未盡、理由不備之違誤。（六）、甲○○於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偵訊時，就檢察官所詢毛巾是何時摻加毒品，何時放入包裝袋時，均答稱：伊不知道，就所詢本件其負責何事時，則答稱：這趟我沒有什麼事等語（見偵字第二九三七九號卷第四八頁），足見其並未於偵查時自白犯罪，其雖於原審自白犯罪，亦不合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之減刑之要件，原判決未適用該條項之規定減刑，並無其上訴意旨㈦所指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可言。（七）、原審未於審判期日將Ciarke，s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Drugs，Second Edition 之文獻及法官辦理刑事案件參考手冊等提示予上訴人及其辯護人辨認或告以要旨，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固略有瑕疵，但捨棄上述未經提示部分證物，原判決依據其他證據資料仍應為同一之事實認定，是其訴訟程序雖非適法，但顯然於判決結果無影響，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規定，自不得作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八）、原判決綜合甲○○、乙○○供述內容，認乙○○係因甲○○之牽線，提供機票及食宿費供其前往柬埔寨、及稱要去工作之機緣，始會接觸在柬埔寨之「遙哥」其人；又乙○○前往柬埔寨之來回機票錢，係由甲○○支付，乙○○在柬埔寨及越南期間，均在旅遊玩樂，並未作任何工作，且乙○○在柬埔寨及越南期間之費用，均係由「遙哥」其人及甲○○支付；復以乙○○自始至終均明確供承綽號「遙哥」之人確曾向之提及攜帶毒品海洛因回台灣之事宜，核與甲○○供述及本案攜帶毒品，乙○○有說「遙哥」要給其十五萬元之代價，亦屬相吻合；是乙○○應知悉此行接受招待之目的，即是運輸毒品回台，否則豈有免費搭飛機、接受美金零用錢、食宿均由「遙哥」等支付而平白接受招待之理？況以，乙○○在柬埔寨及越南之期間，係自九十七年九月八日至同年十月二日，前後共計二十五日，時間非短，該期間均與「遙哥」其人、及甲○○嗣於同年九月二十七日前去會合後均在一起，乙○○既已警覺對方要求其運輸毒品回台灣，若其真的拒絕、不願意運輸毒品，理當要求甲○○立即先代墊機票費以利返回台灣，並對自己之行李慎重保管，避免產生問題，然觀諸乙○○之行為，其竟對自身攜帶之行李未存有任何警覺之心，即其任意交予甲○○，而不取回，最後上機，亦未曾再檢視行李箱之內容，均已啟人疑竇，更遑論在胡志明市之機場都已呈現該行李有超重之事實，其竟仍未加檢查，均與常理不符；佐
以乙○○供承本案前往越南之搭機食宿零用金等費用均係甲○○及「遙哥」所支付、「遙哥」一再邀其運輸毒品等情，認乙○○辯稱其不知道系爭行李箱被放入海洛因云云，顯係事後避就之詞，不可採信等情。原判決已說明其就案內所有證據，本於調查所得心證，分別定其取捨，而憑以認定乙○○犯罪之依據及理由，其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核與論理法則無違，此係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難謂有乙○○上訴意旨所指違反證據法則、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形。（九）、乙○○於原審未聲請調查證據，原審於最後審判期日調查證據完畢開始辯論前，審判長問乙○○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乙○○及其選任辯護人均答稱「沒有」（見原審卷第一六七頁），乙○○上訴意旨㈥執以指摘，難認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之合法上訴第三審理由。（十）、事實之認定與證據之取捨，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及證據之取捨，並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原判決依據卷證資料，認定上訴人等確有上揭犯行，渠等所為辯解如何不可採信，業於理由內詳加說明及指駁，已見前述。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或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或就不影響於判決本旨之枝節事項，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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