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4年度醫字第20號
原 告 甲○○即丙○○之
訴訟代理人 鐘登科律師
複代理人 鄭志誠律師
被 告 乙○○
被 告 國軍台中總醫院
法定代理人 郭武憲
上列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清濱律師
林輝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97年12月3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聲明承 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 訴訟法第168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丙○○於 民國96年2月15日死亡，而丙○○之母甲○○為其繼承人， 甲○○於96年6月20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經本院於是日將 該書狀當庭送達於被告，故本件承受訴訟，於法即無不合。貳、兩造爭執要旨：
原告主張：
㈠丙○○於92年8月間在空軍防砲警衛司令部第九一二指揮 部本部連服義務役，軍階為上等兵。其於92年8月12日返 營途中遭逢意外致傷，倒臥在台中縣清水鎮○○路440號 巷口，經路人發現報警，先送童綜合醫院就醫，復於翌日 即同年月13日轉送被告國軍台中總醫院（以下僅稱國軍台 中總醫院）就醫，由該院神經科外科醫師即被告乙○○（ 以下僅稱乙○○）負責診治。乙○○為專業醫療人員，對 於醫療行為自應善盡注意義務。未料乙○○於初步診斷時 即診斷不出丙○○病因，但因丙○○腦壓昇高，乙○○乃 於92年8月17日為丙○○開顱進行腦室引流手術，後又以 發現丙○○腦內有血塊為由，於同年月21日再度進行血塊 清除手術。但因丙○○術後發生感染狀況，乙○○為卸免 其責，竟將本次手術記錄為腦瘤切除術（若丙○○係腦腫 瘤，則乙○○本應按照醫院標準流程先行通報癌症中心，
經放射性治療無效果後始得為手術切除，然乙○○竟未依 前揭程序逕予切除，顯有過失）。又丙○○在92年8月21 日術後復原狀況本亦良好，但乙○○明知進行腦部手術極 易造成患者腦部感染，在為丙○○行腦部手術後，本應依 規定會感染控制科，由感染控制科醫師給予適足之抗生素 治療。然乙○○竟疏於注意，並未會感染控制科即自行給 予抗生素，且於丙○○術後診治期間連續多日未至丙○○ 病榻了解丙○○病情，致使丙○○腦部受到細菌感染，終 致搶救無效。乙○○之診療確有過失，自應依民法第184 條之規定賠償原告所受損害。另國軍台中總醫院於丙○○ 接受開刀治療後，明知丙○○極易受到細菌感染，本應提 供丙○○無菌之照護空間，然竟未能提供，致使丙○○之 病情因細菌感染而惡化，故國軍總醫院就丙○○之死亡結 果，亦應負其責任。況國軍台中總醫院為乙○○之僱用人 ，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亦應與乙○○負連帶賠償 責任。
㈡行政院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醫審會）於96年 2月7日所製作之鑑定書（以下稱系爭鑑定書），其內容係 基於不正確之卷證資料所為，與事實不符，應不可採： ⒈系爭鑑定書所依據之卷證資料，係為本院94年醫字第20 號卷1宗及國軍台中總醫院病歷2冊及X光片1袋，其中就 病歷2冊及X光片1袋部分，因是由國軍台中總醫院所製 作，其內容之正確性即有疑義。由國軍台中總醫院於92 年10月9日寫給立法院關於丙○○之病情說明報告中陳 稱「病人丙○○由童綜合醫院轉入，在童綜合醫院住院 十多天，轉入診斷為疑似中樞神經感染…」，然依童綜 合醫院對丙○○之診斷證明書記載，丙○○於童綜合醫 院住院時間僅只一天，與國軍台中總醫院所稱「丙○○ 在童綜合醫院住院十多天」相差甚遠。而丙○○在童綜 合醫院之住院天數，於丙○○轉入國軍台中總醫院時即 為國軍台中總醫院所明知，此由國軍台中總醫院所製作 丙○○之護理記錄可知。準此，國軍台中總醫院連給立 法院關於丙○○之病情說明報告，為企圖將醫療不當之 過失蒙混過去，已為不實之說明，則又如何能期待國軍 台中總醫院於製作丙○○之病歷時能據實記載。又此份 致立法院之病情報告另載稱「92年8月16日由外科接手 …．雖在電腦上未見有水腦徵象，但有腦壓昇高症狀… 所以建議行腦室引流…」云云，然依據國軍台中總醫院 93年4月14日所開立丙○○之診斷證明書，其於治療經 過及處置意見欄中陳稱「因腦部電腦斷層發現有水腦及
腦水腫，故予以腦室體外引流（92年8月17日）…」， 對照國軍台中總醫院前後之說法明顯不同，對於丙○○ 於92年8月17日進行開刀手術之病因為何，國軍台中總 醫院正式文件上之說法亦前後矛盾，實難令人相信由國 軍台中總醫院製作之丙○○病歷資料，其內容具有完全 之正確性。
⒉從丙○○之病歷2冊等資料中記載丙○○患有腦瘤，並 於92年8月21日施行開顱手術作腦瘤之部分切除。惟國 軍三軍總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表示於93年10月21日就丙○ ○腦脊髓液細胞檢查結果，未發現有腫瘤細胞，則乙○ ○對丙○○所施行之開顱手術既對腫瘤僅為部分切除， 為何事後國軍三軍總醫院之檢驗卻沒有腫瘤細胞存在。 本件乙○○是否有醫療過失之基本事實為丙○○是否患 有腫瘤，而丙○○是否患有腦瘤之事實，既有前後二家 醫院診斷結果不同之情，實不應僅由國軍台中總醫院所 製作修改之丙○○病歷來作判斷。故系爭鑑定報告就丙 ○○是否患有腦瘤及其醫療情形所作之鑑定，係僅依丙 ○○書面病歷資料做出研判，甚至未參考丙○○於國軍 台中總醫院住院時由多位護士所製作之護理紀錄，此鑑 定結果實難令人信服。
⒊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意見㈠略謂：「…8月19日進行頭 部磁振攝影檢查，確認病人有腦瘤及水腦症…」，然對 照丙○○住院時8月20日之護理紀錄可知，丙○○進行 頭部磁振攝影檢查之正確時間係在8月20日下午4點40分 之後，可知系爭鑑定報告所依據之丙○○病歷紀錄，其 內容多有不實之記載。復依乙○○於92年8月25日對丙 ○○家屬所作之病情說明之錄音內容可知，乙○○在對 丙○○進行腦部手術後，已確認丙○○腦部之病變為血 塊所造成，而非腫瘤，因此乙○○所製作修改丙○○之 病歷資料，其內容竟仍指稱丙○○患有腦瘤，與先前對 丙○○家屬之說明不符，則乙○○若非對丙○○家屬未 盡病情據實說明義務，具有醫療過失，即屬未依法詳實 記載丙○○之病歷資料，其行為該當於刑法第213條之 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是故丙○○病歷資料之正確性顯有 重大疑義，醫審會所作成之系爭鑑定報告，其鑑定結果 即非可採。
⒋鑑定報告中第二點委託鑑定事由：丙○○於92年8月21 日施行手術前，其病歷中有無已告知病患或其家屬有關 丙○○已罹患有腦部腫瘤而應予切除之記載？鑑定報告 係以「8月20日的手術同意書有記載：因患腦內腫瘤需
實施開顱手術，此同意書上有家屬簽名」為由，認為乙 ○○已盡說明義務。然依據乙○○於92年8月19日對丙 ○○家屬解說病情之錄音內容可知，丙○○於手術前所 做之顯影劑測試，並無顯影腫瘤，故乙○○於手術前尚 無法確定丙○○腦中之病變究係為血塊或是腫瘤，則乙 ○○又如何於手術前92年8月20日之手術同意書上記明 此次手術之病因為腦內腫瘤。實則家屬於手術同意書及 麻醉同意書上簽名當時，其上並未記載病因，該92年8 月20日手術同意書上之病因記載，乃係事後填寫，不可 採信。
⒌檢視丙○○家屬所簽名之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共計 12張，其中同日之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之醫生簽名 竟均為同一人，實與常情不符。且對照92年8月17日、 8月20日與92年9月8日、9月15日等8張同意書可發現， 乙○○之簽名字跡顯然不同，而92年8月17日、20日之 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於醫師欄簽名之字跡與丙○ ○住院時之8月20日護理記錄中，護士之字跡相同，此 可證實，上開8月17日及8月20日之同意書並非乙○○親 自簽名，而係由護士代為簽名，明顯違反手術同意書及 麻醉同意書均需由醫師親自簽名之規定。另對照92年8 月17日及8月20日同意書上之記載，更可看出8月20日之 病因記載，字跡與簽名部分不同，更可證明於8月20日 護士代乙○○簽完名，拿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給丙 ○○家屬簽名時，尚未記載病因，其上「腦內腫瘤」之 記載，顯係乙○○事後填寫上去。綜上所陳，系爭鑑定 報告以8月20日的手術同意書家屬有簽名，來認定乙○ ○有向家屬說明已罹患腦內腫瘤而應予切除一事，顯係 基於被修改過之同意書所為之認定，既然此項認定之前 提事實已不正確，則此一鑑定結果即無可採。
⒍另檢視系爭鑑定報告第十一點之鑑定意見，可知醫審會 明知本次鑑定係針對丙○○之病情及乙○○是否有醫療 上疏失為第二次鑑定，而送請第二次鑑定之用意即係因 案情尚有未臻明確之處，故須由專業機構再行就鑑定事 項作進一步的確認，以釐清爭點。惟查系爭鑑定報告之 鑑定意見，其內容竟與醫審會於93年12月2日第0000000 號鑑定報告中之鑑定意見完全一模一樣，全文一字不漏 照抄，僅標點符號有作小幅更動，則如此草率、剪貼而 成之鑑定意見，完全抹滅本案送請第二次鑑定之用意， 對案件事實及爭點之釐清，全無半點幫助。
㈢丙○○實未患有腦內腫瘤，乙○○在無開刀必要之情況下
，任意對丙○○進行開顱手術，增加丙○○遭受感染之機 會，導致丙○○嗣後慘遭院內病菌感染，乙○○之醫療行 為顯有過失。
⒈依據國軍台中總醫院於92年10月9日寫給立法院關於丙 ○○之病情說明報告，國軍台中總醫院已自承「在內科 已由腫瘤科醫師會診，並接受多項檢查，發現並無異常 。」可知丙○○於92年8月13日住進國軍台中總醫院時 ，已先由專業之腫瘤科醫師進行多項檢驗，並未發現異 常，可見丙○○實未患有腦瘤。然乙○○於92年8月16 日接手對丙○○之治療工作，竟於92年8月21日即對丙 ○○進行開顱手術，而其事後辯稱手術原因係丙○○患 有腦瘤，不僅其說詞與腫瘤科醫師之檢驗結果不符，且 方接手丙○○之醫療工作僅短短五天，甚至丙○○施行 頭部磁振攝影檢查之正確時間係在92年8月20日下午4點 40分之後，即可判斷出丙○○患有腦瘤，更進而對丙○ ○施行開顱手術，乙○○所為之醫療行為實與常情不符 。
⒉依據國軍三軍總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表示於93年10月21 日就丙○○腦脊髓液細胞檢查結果未發現有腦瘤細胞， 更可證明丙○○根本未患有腦瘤。概因乙○○已承認先 前對丙○○所施行之開顱手術僅對腫瘤為部分切除，則 必有腫瘤細胞留存於丙○○體內，惟嗣後丙○○於國軍 三軍總醫院之檢驗報告卻完全未發現腫瘤細胞，即可證 明乙○○辯稱丙○○患有腦瘤一事並非事實，顯然丙○ ○之病情本無開刀之必要性。而乙○○對丙○○之病情 未盡醫療評估、檢測之工作，即任意對丙○○進行開顱 手術，增加丙○○被感染之機會。嗣後更因丙○○已於 國軍台中總醫院中受到感染，病情惡化。
⒊按「醫院實施手術時，應取得病人或其配偶、親屬或關 係人之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在簽具之 前，醫師應向其本人或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原 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在其同意 下始得為之。但如情況緊急，不在此限。」醫療法第63 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但書所定「但如情況緊急，不在 此限」係指「病人病情緊急，而病人之配偶、親屬或關 係人並不在場，亦無法取得病人本身之同意，須立即實 施手術，否則將立即危及病人生命安全之情況下，始不 受上揭醫療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修法前）本文規定之 限制。」復有行政院衛生署78年12月12日衛署醫字第80 263號函釋可稽。倘乙○○於92年8月21日為丙○○施行
手術前已知丙○○患有腦瘤，則其於非緊急情況下為丙 ○○實施開顱手術行為前，未曾向丙○○家屬告知說明 手術的原因、成功率、可能併發症及危險。從而，病人 或其親屬無從獲得必要醫療資訊藉以發動「醫療自主權 」而決定是否應該立即接受手術，或徵詢第二意見後再 作決定，或轉往其他醫院接受治療。於是在非知情之下 所作同意，就是醫事法學說上所謂非「知情同意」，乙 ○○違反保護病人之法律，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為 有過失，且其過失致丙○○接受手術因感染而死亡的結 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⒋乙○○陳稱其於92年8月21日對丙○○進行開顱手術時 ，於開刀過程中取下三塊組織送病理檢驗，並有病理報 告為證。然乙○○迄今從未讓丙○○家屬見過其所謂「 三塊組織」，亦無從證實其所謂「三塊組織」係自丙○ ○體內所取出。另檢視乙○○所提出之病理報告，整份 報告均係電腦打字所製作而成，惟受檢驗人之姓名，竟 係手寫而成，則該份報告究係否為丙○○之病理報告即 有疑義。再對照乙○○所提出丙○○之其他病歷資料， 丙○○之姓名均係由電腦打字而成，更加顯示乙○○所 提出之病理報告，其真實性並非無疑。
⒌開顱手術為醫學上極為專精之手術，手術施行過程及術 後併發其他症狀之風險極高，若真如乙○○所稱於92年 8月21日手術前即發現丙○○患有腦瘤（丙○○否認） ，則乙○○自應踐行開刀前相關之準備手續，諸如：通 報癌症中心；對丙○○先施以放射線治療，使腫瘤周邊 組織萎縮，避免開刀時受到傷害，並腫瘤縮小以利摘除 ；事先評估腫瘤之位置是否有摘取之必要性，並對丙○ ○家屬進行說明，取得同意等等。惟從丙○○之病歷資 料中，未見有任何乙○○對丙○○進行放射線治療之相 關記錄，對於丙○○患有腫瘤一事，亦未見乙○○通報 癌症中心，更遑論乙○○曾對丙○○家屬就丙○○患有 腫瘤一事進行說明。且乙○○於92年8月20日下午4點40 分以後方對丙○○做頭部磁振攝影檢查，在對丙○○之 病情未作詳細檢驗及評估之前，即於隔日92年8月21日 對丙○○進行開顱手術，手術準備過程如此急迫粗糙， 完全非專業醫師於手術前所應踐行之準備程序。由此更 可證明丙○○未患有腦瘤，否則乙○○即不會如此草率 為丙○○進行開顱手術。
㈣丙○○因院內感染導致死亡，實可歸責於乙○○之醫療過 失所致：
⒈對於頭部有創傷之病人於接受開刀前後，本應注意要給 予適足抗生素以預防感染，而乙○○對此醫療常規，亦 無任何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未給予丙○○適足之抗生 素，及未依感染管制相關規定照顧（如會同感染科醫生 對丙○○作感染控制），致使丙○○事後發生腦部腦膜 炎之感染，合併腦部膿瘍迄今已死亡。事後經細菌培養 證實，丙○○於國軍台中總醫院感染之AB菌種（ Acinetobacter Baumannii菌），係常見於醫院加護病 房內感染之菌種，需賴醫療人員給予適足之感染控制及 隔離措施始得避免，足見丙○○於國軍台中總醫院遭到 院內感染，即是因當初乙○○預防感染、管制不當所造 成。而丙○○住院之初，丙○○母親已特別向乙○○提 醒丙○○之抵抗力較差，要特別注意感染，然國軍台中 總醫院竟表示丙○○之感染係丙○○所罹患疾病不可避 免之容許性風險，完全無視於國軍台中總醫院就其治療 方式、場所及設備有預防病人遭受感染之責任，其不負 責任之態度由此可知。
⒉醫師對於不同病情之病人，理應針對其病情之嚴重性而 施以不同程度之醫療措施，方可謂已盡醫療照顧責任。 丙○○死亡之主因在於其手術後被AB菌種感染，且係丙 ○○在國軍台中總醫院住院時遭到感染。而乙○○對於 丙○○因體外腦室引流管之放置，原本就很容易產生感 染，且其對丙○○之抵抗力較低於一般人之情形亦知之 甚詳，則在丙○○感染AB菌種之前後，乙○○即應對丙 ○○加強感染控制及隔離之醫囑或施以必要措施等情， 而非僅以一般人之標準來處理預防丙○○遭受感染之事 宜。然自丙○○於92年8月15日自神經內科移轉至神經 外科由乙○○負責診治開始，乙○○從未將丙○○之病 情會同感染科醫師進行感染控制之相關程序，且自92年 8月15日至92年9月18日止，在記載丙○○病程紀錄之病 歷用紙上，全無被告之簽名，僅有訴外人張顧議醫師之 簽名（在被告所提出丙○○之病歷資料中，乙○○已於 事後補蓋印章，由此更可證明乙○○已修改過丙○○之 病歷資料），顯見乙○○未盡對丙○○之醫療照顧責任 。
⒊丙○○進行頭部磁振攝影檢查之正確時間為92年8月20 日下午4點40分之後，而在檢測之前，乙○○於加護病 房內拆除丙○○頭上之腦壓監測器，並注射Dormicum （麻醉鎮定劑，三級管制急救針劑）前後二次共計4mg ，對於此種具有高感染風險之拆除程序，竟未於無菌之
手術房中進行，而直接在加護病房中進行拆除，且拆除 過程更導致丙○○大量出血，經直接加壓止血10分鐘後 方無出血。則乙○○所為之拆除動作，既有侵入丙○○ 體內之行為，並注射麻醉鎮定劑，且拆除行為既會造成 病人出血之狀況，則拆除之地點是否應在無菌之手術房 進行始為妥當？在非無菌之加護病房內（依據相關醫療 資訊，醫院內之加護病房經常充斥各種病菌，實為院內 感染之主要源頭；且衛生署曾公告，醫護人員之雙手袖 口及衣服領帶是最大的帶原者。）進行此種拆除動作， 是否會造成丙○○受到院內感染？上述各點均係乙○○ 於本案中是否具有醫療過失之重要爭點，均有釐清之必 要。嗣後丙○○受到院內感染，則乙○○是否已盡預防 丙○○受到感染之責，除由乙○○對丙○○之各項醫療 行為及預防感控措施為判斷依據外，亦需由乙○○對丙 ○○之病情，究竟有否知會感染科醫師一同會診，及於 丙○○確定受到感染之後，乙○○有否與感染科醫師組 成感染控制小組，積極治療丙○○受到感染之病情等事 進行判斷。另從原證10可知，在丙○○已受到感染之際 ，乙○○對丙○○之照顧仍堅持照一般程序繼續觀察病 情（如拒絕讓丙○○住進隔離病房），亦未聯絡感染科 醫生一同會診，最終因乙○○對丙○○病情之判斷錯誤 ，導致丙○○因感染而死亡，則乙○○實應就丙○○被 感染之事實負過失責任，而依據民法第184條規定對丙 ○○負損害賠償責任。
㈤醫院進行檢體病理檢驗程序均會製作檢體送檢流程表，但 本件病歷中卻無丙○○病理檢驗之檢體送檢流程表。依此 ，丙○○究係何時開刀？何時將檢體送檢？由何人送驗？ 何人簽收？檢體多大？何人採樣？何人開取檢驗單？等等 均未據國軍台中總醫院提出證據證明，自不能依其片面主 張，即採信其所提出之「病理檢驗報告」所記載之檢體來 自於丙○○。況且，國軍台中總醫院既未能證明丙○○確 實患有腫瘤，且消極不配合將丙○○之檢體及玻片送請財 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林口分院（以下簡稱林口長庚醫院） 進行檢驗，依舉證責任分配之法理，自應由被告負擔事實 真偽不明之不利益。
㈥原告之請求項目如下：
⒈看護費用：丙○○生前每日僱人看護之費用為新臺幣（ 下同）2,300元，所生損害之計算時期自92年8月13日起 至96年2月15日止，共計為2,946,300元（2,300×365× 3+2,300×186= 2,946,300）。
⒉勞動能力喪失之損害賠償：丙○○完全失去勞動能力， 僅以最低薪資每月15,840元計算，因發生事故時為20歲 ，而其於96年2月15日死亡，則勞動能力喪失之損害賠 償為自92年8月13日起至96年2月15日止，共計為665,28 0元（15,840×12×3+15,840×6=665,280）。 ⒊慰撫金：丙○○因被告之醫療過失，前後開刀數次，終 致呈現植物人狀態，丙○○所受損害實非金錢所能彌補 ，爰請求精神慰撫金10,000,000元。 ⒋以上合計共13,611,580元。
㈦為此，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3 ,611,58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⒉訴訟費用由被告 負擔。
被告抗辯：
㈠乙○○之醫療行為無過失，國軍台中總醫院所提供之醫療 服務並無瑕疵：
⒈丙○○因具軍人身分，遂於92年8月13日由童綜合醫院 轉至國軍台中總醫院，當時轉診來院之診斷即為中樞神 經感染（CNS infection）、疑腦膜炎，因被診斷為疑 似腦部膿瘍（R/Obrain abscess）而收治住入加護病房 （ICU）。住院之初，因丙○○當時既有疑似腦部感染 之現象，國軍台中總醫院之醫師即已使用抗生素（ Vancomycin以及Rocephin）治療，後丙○○因疑似腦膿 瘍，顱內壓上升（IICP），遂會診神經外科醫師乙○○ ，經安排實行EVD腦室體外引流手術，以緩解顱內壓上 升（IICP）之現象。丙○○復於92年8月19日接受頭部 電腦斷層（CT）及磁振造影檢查，認為有腦瘤、水腦瘤 ，故於92年8月21日安排開顱手術，並於開刀過程中將 取下之三塊組織送病理檢驗，病理報告並確認為sube- pendymoma，並無原告所言病患無罹患腦瘤而醫師擅自 施行腦瘤手術之情形。
⒉本件醫療過程完全符合醫學原理：
⑴丙○○被轉診至國軍台中總醫院時，國軍台中總醫院之 醫師已經就當時丙○○之臨床狀況即丙○○之腦瘤生長 於腦室及尾核處，其醫學上之治療重點在於降低顱內壓 力及切除腦瘤，而腦室引流術係降壓之方式之一，此方 式可能產生感染，所以需要使用抗生素，必要時也需將 引流管拔除或換位置重置，以保持引流之暢通。因此乙 ○○對於丙○○施以腦室引流術及切除腦瘤手術，乃係 依一般醫療常規，並未有不合理之處。又抗生素之使用
係配合手術及細菌培養之結果，且治療後細菌培養已無 細菌長出，並引流管阻塞時，乙○○亦視情況予以拔除 或重置。乙○○實施之醫療行為符合醫學之專業水準， 醫療過程並無過失可言。
⑵乙○○於92年8月21日為丙○○進行開顱手術，其取出 者係腦瘤。
⑶由童綜合醫院轉診至國軍台中總醫院時，丙○○已診斷 罹有中樞神經感染，國軍台中總醫院在接受丙○○之初 ，神經內科醫師業已開立抗生素，後因病情需要，進而 會診神經外科乙○○，並由乙○○接續處理。乙○○其 後之治療過程，已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 不起訴確定，有93年偵字第6139號不起訴處分書及94年 上聲議字第143號駁回再議處分書可憑，且醫審會鑑定 並無過失（編號0000000號鑑定書鑑定意見）。 ⑷丙○○手術後，不僅乙○○善盡查房以及照護病人之責 任，國軍台中總醫院之醫護人員並對丙○○提供仔細、 周全之照顧。
⑸關於術後感染，乙○○已盡最大努力防範，體外腦室引 流管之放置，原本就很容易產生感染，故在施行該手術 前，原本對無菌之要求就很嚴格，在術後照顧上，也非 常小心。例如，沒必要時不要換紗布，在所有接口處罩 上紗布，將所有管子包覆在紗布之下，目的在減少與外 界的接觸。這類病人需要在隔離環境，並減少與非專業 醫護人員接觸，為了更好照顧，術後並將病人於加護病 房中心特別照護及適當監測，原本不容許非屬醫療專業 人員之家屬在其內長期逗留，但無奈丙○○家屬堅持一 定要二十四小時陪在病床旁。丙○○除了自身之中樞神 經感染，嗣後在住院期間，於院內發生續發性感染，並 非由於乙○○之醫療過失或台中國軍總醫院提供之醫療 場所、設備有瑕疵，而係所罹患疾病本身不可避免之容 許性風險，被告之治療亦完全符合醫學常理。況且此一 感染與丙○○後來之病情變化並無相關，亦無因果關係 。蓋根據文獻紀錄，該種細菌（Acinetobacter baumanni ）感染最常來自呼吸道，若細菌培養出具多 種抗藥性的菌種，則死亡率高達八成左右，若與非抗藥 性菌種一起統計，死亡率也有六成左右。丙○○經國軍 台中總醫院提供最好之抗生素，加以緊密監測及多次培 養，調整用藥，在丙○○轉診至三軍總醫院前，血液及 腦脊髓液均不再培養出細菌，足徵使用之抗生素對該感 染已具療效。因此，原告指稱之術後感染，係導因其本
身之中樞神經感染外，術後病人抵抗力較差，易於合併 其他細菌感染，亦為重要原因。國軍台中總醫院所提供 之加護中心，其設備與醫護人員俱屬一時之選，此從當 時與丙○○同期住院病人並無被通報院內感染，足徵丙 ○○之感染係由於其個人因素（本身中樞神經之感染源 、本身之免疫力低下、腦瘤等因素），而非國軍台中總 醫院提供之醫療設備或管理有瑕疵。
㈡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 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 段定有明文。又病患對醫師或醫療機構之過失行為，不僅 要證明醫師有過失行為，亦須證明其所受之損害與醫療過 失之間有所謂因果關係存在，及其損害乃醫師之過失行為 所引起。本件國軍台中總醫院僅在其受僱人即乙○○因執 行職務而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時，始與乙○○連帶負損害賠 償責任。而乙○○於實施醫療行為過程中，並無不法侵害 他人權利之情事，國軍台中總醫院自無須負損害賠償之責 任。
㈢原告林佩樺於93年間具狀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聲請 鑑定，經行政院衛生署於93年12月2日函送鑑定書認定乙 ○○並無疏失（即第一次鑑定），嗣於本件審理時聲請再 次鑑定，本院於95年7月21日發函行政院衛生署再次鑑定 （即第二次鑑定）。而病歷資料為鑑定之基礎，如認為病 歷記載有誤或不實，應於法院囑託鑑定前提出，以免浪費 司法及行政資源，方符合「依訴訟進行之程度，於言詞辯 論終結前適當，期提出之」之規定。由第一次鑑定無疏失 至本院囑託再次鑑定相隔一年多，且法院囑託鑑定之前， 特以協商期日就「原告主張的各鑑定項對照被告提出之病 歷資料原本討論」，原告有充裕時間及機會可以主張病歷 偽造，以利法院先就病歷偽造一事釐清後再囑託鑑定，以 免浪費司法及行政資源。然原告卻遲遲未主張，直至第二 次鑑定仍認定乙○○無疏失後，始提出病歷偽造之主張， 顯有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而逾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 。
㈣原告書狀質疑病歷與事實不符之依據，均為原告推測之詞 ，甚至錯將意識不清等同意識昏迷，或針對國軍台中總醫 院提出之病情說明故意忽略其後詳細記載丙○○患有室膜 細胞下瘤，或主張良性腫瘤應先給予放射線治療，顯係缺 乏醫療專業之指摘，足見原告之質疑或斷章取義，或故意 曲解文字意義，或係出於對醫療專業或醫院行政流程不了 解所致。何況，丙○○之病歷製作所涉及之醫護人員甚廣
，被告無理由故意陷諸多無關之醫護人員於罪，而醫護人 員亦無可能甘冒刑事犯罪之風險而配合偽造病歷。況且， 原告主張國軍台中總醫院所提出丙○○之完整病歷均為偽 造，丙○○實際上並無腫瘤，然原告迄今亦無法證明丙○ ○所患疾病為何，可知原告主張病歷偽造，顯係意圖延滯 訴訟，對本件案情之釐清全無助益。
㈤原證17之報告原文內容與其後所附譯文並不完全吻合，此 由原文並無結論（Conclusion）項次，而譯文竟有此項目 ，益徵原告所提本項資料之不正確。又原證17係丙○○於 腫瘤摘除手術後所作之檢查，內容係描述丙○○歷經顱內 手術後（施行腫瘤摘除手術）之腦部變化情形，並無任何 原告所指「被告為丙○○所施行之開顱手術…導致丙○○ 病情惡化，被告有醫療疏失之情形」之描述，原告自行解 讀原文內容，並對被告擅加指摘，並不正確。再原證18之 報告明自記載本件「臨床症狀摘要：壞死性組織及血腫， 開顱手術以取出血塊，臨床診斷為：腦部良性腫瘤」，足 徵原證18所指稱之手術係為第一次手術後之續行清創手術 。按丙○○之腦瘤已於第一次手術時（92年8月21日）手 術取出，本次手術僅為清除血塊，當然沒有腫瘤組織，原 告陳報並非事實。
㈥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參、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醫療糾紛，前經丙○○之母甲○○於93年1月16日以被 告乙○○涉犯業務過失致重傷罪嫌而向國防部北部地方軍事 法院桃園分院檢察署提出告訴，案經移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檢察署偵辦（93年度偵字第6139號），該署檢察官囑託醫審 會鑑定「丙○○的疾病治療過程中，乙○○醫師有無業務過 失？」醫審會於93年12月2日出具第0000000號鑑定書表示： 「病患開始雖被疑似為腦膜炎，但之後頭部電腦斷層及磁振 攝影確認他有腦瘤，因腦瘤位置在腦室及尾核處，使腦脊髓 液循環受到組塞，造成水腦症，引起頭痛、意識變化等症狀 。針對這樣的疾病，治療的重點在降低顱內壓（包括使用藥 物或腦室引流手術）及腦瘤切除。腦室引流本身存在著一些 可能發生的問題，必須視狀況來處理，它有可能發生感染， 甚至造成嚴重的中樞神經系統感染，所以必須使用抗生素， 必要時需將引流管拔除或換位置。另外腦室引流所使用的引 流管通常很細，容易組塞，一旦發生阻塞，必須重置，以保 持腦室引流的暢通，如果判斷腦脊髓液的引流不是絕對須要 ，亦可暫時拔除引流管，必要時再進行引流手術。所以針對 病患的疾病施行腦室引流手術及開顱手術進行腦瘤的切除是
合理的，後來情況穩定，每天腦脊髓液引流量只有10-20CC ，在手術後1-2星期將腦室引流管拔除，之後又發生水腦症 ，再進行一次腦室引流手術，這樣的處置是合理的。後來又 發生腦室引流感染及阻塞，根據病歷記載，其抗生素是配合 手術及依細菌培養結果來使用，且治療後細菌培養就無細菌 長出，此外引流管阻塞時，也依情況須要拔除或重置，整個 治療過程並無不當。綜合以上判斷，病患的疾病治療過程中 ，乙○○醫師無業務疏失。」嗣該署檢察官於93年12月21日 以乙○○辯稱其並無過失足堪採信，因而為不起訴處分。甲 ○○不服該不起訴處分而聲請再議，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檢察署於94年1月21日以原不起訴處分並無不當而駁回再議 之聲請（94年度上聲議字第143號），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檢察署93年度偵字第6139號偵查卷宗影本附卷可參。 嗣丙○○於94年8月11日提起本件訴訟，本院於95年7月21日 再囑託醫審會實施鑑定（檢附國軍台中總醫院病歷2冊及X光 片19張），委託鑑定事項如下：「⒈丙○○於92年8月13日 至國軍台中總醫院時所作之頭部電腦斷層掃描結果，是否顯 示其腦部有腫瘤症狀？若有，國軍台中總醫院為如何之處置 ？其處置是否為妥適之治療？⒉丙○○於92年8月21日施行 手術前，其病歷中有無告知病患或家屬有關丙○○已罹患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