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97年度選上更(二)字第1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甲○○
選任辯護人 鍾年展律師
簡燦賢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乙○○
選任辯護人 簡燦賢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花
蓮地方法院94年度選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95年6月30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94年度選偵字第7、25、
26號，併案審理案號：94年度選偵字第13、16、19、41號），提
起上訴，經判決後，最高法院第2次發回更審，本院更為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甲○○、乙○○部分均撤銷。
甲○○共同連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及不正利益，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褫奪公權叄年，減為有期徒刑玖月，褫奪公權壹年陸月。
乙○○共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及不正利益，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處有期徒刑拾月，褫奪公權貳年，減為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叄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壹年。
事 實
一、甲○○係民國94年12月3日投票選舉之花蓮縣第16屆第5選區 平地原住民縣議員候選人，乙○○則為甲○○之妻，甲○○ 為求順利當選，竟基於賄選之概括犯意聯絡，計劃以交付賄 賂及不正利益予具有投票權並兼具選民票源基礎之「樁腳」 ，除充為該「樁腳」自己之投票權許以支持甲○○之賄賂及 不正利益外，兼求其等透過個人之關係、影響力，拉攏具有 投票權之選民支持甲○○，以達「綁樁」之目的，甲○○或 自行或與其妻乙○○基於賄選之共同犯意聯絡，為下列賄選 之行為：
（一）甲○○先於94年7月16日晚上7時許，與乙○○基於賄選之 共同犯意聯絡，由甲○○委由花蓮市國福里主布部落頭目 庚○○（所涉投票行賄部分，業據原審蒞庭檢察官以證據 不足，當庭減縮此部分犯罪事實），召集具鄰長或部落幹 部身分之林德鳳、丁○○、戊○○、己○○、朱振宮、黃 萬祿等人，在花蓮市四維高中附近之「崧園小吃店」，除 由乙○○支付該次餐費新臺幣（下同）6,000元，而以免
費招待餐飲之方式交付不正利益外，席間並由乙○○取出 事先備妥之一疊牛皮信封袋每只內裝3,000元現金之賄賂 ，由乙○○交付庚○○後輪流傳遞給在場飲宴之庚○○、 林德鳳、丁○○、戊○○、己○○、朱振宮、黃萬祿等人 （此部分庚○○等7人均經判處有期徒5月，褫奪公權2年 確定），而以此方式交付庚○○等7人各3千元之賄賂，除 尋求彼等本身之支持外，更要求彼等協助拉攏具有投票權 之選民支持甲○○，彼等則均表示支持甲○○，而許以投 票權為一定之行使。
（二）嗣甲○○承前開同一賄選之概括犯意，於同年8月間某日 晚上，由甲○○在花蓮市民享里球崙部落聚會所（位於花 蓮市○道路○○街洋酒店旁），召集巳○○（起訴書誤繕 為楊清池）、潘吉茂、李美英、丁溫秀妹等人（前開之人 均經判處有期徒刑5月，褫奪公權2年確定），以「工作事 務費」為名義，實際係為賄選，而交付每人5,000元之賄 款，除尋求彼等本身之支持外，更要求彼等協助拉攏具有 投票權之選民支持甲○○，渠等亦均承諾表示支持甲○○ ，而許以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
（三）甲○○復基於上開賄選之概括犯意，再於同年8月底某日 ，在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嘉新部落（嘉新社區活動中心） ，召集卯○○、陸惠光、陳亞侖、王健市、林月丹、黃信 發、林湧財等人（前開之人均經判處有期徒刑5月，褫奪 公權2年確定），同以「工作事務費」之名，而實際則為 賄選之實，分別交付每人3,000元之賄款，除尋求渠等本 身之支持外，更要求渠等協助拉攏具有投票權之選民支持 甲○○，渠等亦均表示支持甲○○當選縣議員，而許以投 票權為一定之行使。
（四）甲○○再基於上開賄選之概括犯意，於同年8月底某日， 在花蓮市○○路○段甲○○土地代書事務所內，召集辰○ ○、林秀妹、楊美英、張麗美、黃美珠等人（前開之人均 經判處有期徒刑5月，褫奪公權2年確定），同以「工作事 務費」之名，而實際則為賄選之意，交付每人3,000元之 賄賂，除尋求渠等本身之支持外，更要求渠等協助拉攏具 有投票權之選民支持甲○○，渠等亦均表示支持甲○○當 選縣議員而許以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
（五）甲○○另於同年9月30日上午，至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登記 參選，並邀集荳蘭文化藝術舞蹈團成員至上開選委會前跳 舞助勢。適寅○○及午○○得知甲○○將於是日登記參選 ，乃自行前往上開選委會，而加入造勢行列，並隨造勢人 員呼喊競選口號。嗣於同日上午12時許登記參選程序結束
後，甲○○原擬依約提供便當供上開舞蹈團員用餐，然舞 蹈團部分團員卻要求並提議至李金花（業經檢察官另為不 起訴處分）所經營之「阿美煮卡拉OK小吃部」（位在花蓮 縣吉安鄉○○○街156巷27號）用餐，甲○○應允後，旋 告知舞蹈團部分成員壬○○、林月春、林玉蓮、林秀蘭、 林秋菊、林清花、高春妹、張美玉、陳秀妹、陳阿秀、陳 春桃、藍玉娥、藍初音（上揭13人所涉投票受賄罪部分均 經判決無罪確定）等人至「阿美煮卡拉OK小吃部」用餐， 寅○○及午○○雖非舞蹈團成員，卻隨同前往，席間甲○ ○、其秘書林宇森（所涉投票行賄罪部分業經判決無罪確 定）及午○○曾發表言論要求在場者投票支持甲○○當選 ，甲○○明知寅○○及午○○均非舞蹈團員，亦未於其登 記參選時提供任何具體特定之勞務，詎仍承前賄賂投票權 人之概括犯意，當場交付寅○○、午○○各1,000元之賄 款，尋求投票支持，寅○○、午○○亦均表示支持甲○○ 當選縣議員而許以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
（六）嗣於94年10月18日，經法務部調查局花蓮縣調查站在甲○ ○住處臥房保險箱內，查獲記載支出賄賂及不正利益之進 貨簿乙本（另當場所扣得之現金100萬元部分，未有證據 認定與上開犯罪事實有關），始悉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花蓮縣調查站（以下簡稱調查站）、花蓮 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報請臺灣花蓮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追加起訴暨移送併案審理。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件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除下列所述 部分外，對於其餘供述及非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均表示無 意見而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更㈡卷第74頁準備程序筆 錄）：
1.被告及辯護人對於同案被告庚○○、朱振宮、戊○○、己○ ○、林德鳳、丁○○、黃萬祿、張麗美、寅○○、午○○於 警詢時或調查站所為之供述，認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供述，認均無證據能力。
2.被告及辯護人對於查扣之卡拉OK伴唱機組及相關照片、扣案 現金100萬元、宣傳單39份，主張與有無賄選之待證事實無 關，不具關連性，應無證據能力。
3.檢察官對於被告乙○○提出之現金簿（置於本院更㈡卷證物 袋內）、花蓮縣第十六屆縣議員選舉甲○○競選總部支出憑 證等文件，認係被告乙○○自己所製作且於事後補提之證據 ，故認為無證據能力。
二、查扣案之卡拉ＯＫ伴唱機組係被告甲○○擔任花蓮縣議員期 間，向花蓮縣政府提出建議經核准購置後，置放於同案被告 辛○○、庚○○住處，公訴人因認被告甲○○涉犯對於選舉 區內之團體借捐助名義交付財物行賄罪嫌，則上開卡拉ＯＫ 伴唱機組及其相關照片，與被告甲○○被訴上開罪嫌，顯然 具有關連性無疑；又扣案現金100萬元是在競選期間於被告 甲○○住處臥房保險箱內查獲之鉅額現金、扣案宣傳單39 份是記載被告甲○○參選縣議員之競選資料，客觀上與被告 甲○○涉嫌賄選罪嫌部分，非明顯無關連性。故被告及辯護 人就此部分主張上開卡拉OK伴唱機組及相關照片、現金100 萬元、宣傳單39份與待證事實無關云云，均非可採，應認上 開證據有證據能力。至於上開具有關連性之證據能否證明本 件被告2人所涉之犯罪事實乃證明力之問題。
三、本件被告甲○○及乙○○在本院針對同案被告庚○○等人在 警詢時或調查站所為之陳述，均主張屬於傳聞證據，雖原審 於筆錄之記載在準備程序時就證據能力部分疏未詢問，惟依 筆錄記載，被告2人於原審既委任辯護人，且該等共同被告 之證詞，在原審審判程序時既均經法院提示，被告及辯護人 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原審於判決時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視為被告同意做為證據，尚難 認程序上有何違誤（參以刑事訴訟法第279條規定，受命法 官雖得於準備程序處理證據能力之意見，惟於審判期日進行 亦未違反任何規定，不能因此認該項程序之進行有違誤）。四、以下則就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爭執之證據能力認定 如下：
1.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做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 陳述，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 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 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 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 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項、第159條之1第1、2項、第159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 。依上揭條文文義觀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 之陳述，均得為證據即有證據能力（非指證明力），於偵查 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亦得為 證據；於警詢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以其陳述具 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得為 證據 (亦係指證據能力之規定，並非指證明力）。此係因現 行刑事訴訟法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採納英美法制傳聞
法則之精神，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 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及於警詢時之陳述，本均屬傳 聞證據，依傳聞法則，原則均無證據能力，係因立法者分別 不同陳述情狀，以「被告以外之人於法官面前所為陳述」在 任意陳述之信用性已受確定保障之情況下所為，故有證據能 力得採為證據。而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 法有訊問被告、證人等權限，且於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 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 ，不致違法取供，即違背其陳述之任意性，故可信性極高， 乃例外設定其具備非顯不可信之要件時，得為證據 (有證據 能力) ；而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是否 具備非顯不可信之要件而具有證據能力，亦應就該被告以外 之人於審判中，及在檢察官面前所為陳述之外部附隨環境或 條件，比較判斷，並非二者有不一致，即認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陳述均不具證據能力，否則即將證據能力及證據證 明力混淆，且完全否定審判外所取得證據之證據能力，而偽 證罪之處罰規定亦將成為具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 以證人身分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 ，而其陳述與先前在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 查中所為陳述不符時，依法條文義，上列審判外陳述所設「 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之條件，應依審判中及審判外各陳 述外部附隨之環境或條件，比較前後之陳述，以決定何項陳 述具有較可信之情況，而為證據能力之認定，亦非一有不一 致，即完全否定上開陳述之證據能力，先予敘明。 2.同案被告庚○○、己○○於調查站所為之供述均有證據能力 ：
⑴按證人即同案被告庚○○、己○○於原審審理時經傳喚到 庭進行交互詰問，惟證人庚○○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有先 在庚○○家中開會討論競選工作內容、是甲○○而非乙○ ○發放3千元等語，與其在調查站詢問時所述是甲○○打 電話叫庚○○到崧園小吃店、是甲○○的太太（即乙○○ ）拿出一疊信封發給每個人等語不符；而證人己○○於原 審證稱：3千元是在庚○○家甲○○親自交給我的等情， 與其在調查站詢問時所述3千元是在崧園小吃店收到的等 語不同，而彼等上開不一致之供述乃有關本件被告2人是 否成立犯罪之重要內容；再參酌證人庚○○於本件案發時 乃擔任國福部落頭目，職業為花蓮縣衛生局司機，證人己 ○○則是高中生物及體育教師，業據彼等自承在卷，足認 彼等均有相當社會地位及歷練，並非無識之人，而依彼等 於調查站之供述之外部狀況，客觀上並未發現有違法取供
或違反真實之情形，且與彼等於檢察官偵查中、原審羈押 訊問時、準備程序中或其他共同被告朱振宮、丁○○、林 德鳳、黃萬祿等人於原審準備程序中所述確有收到3千元 等情相符，足見庚○○、己○○於調查站之供述乃信而有 徵，且為證明被告2人本件犯罪事實所必要之證據，參酌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規定，應認共同被告庚○○、己 ○○於調查站之供述有特別可信及為證明被告2人犯罪所 必要之證據，均應認為有證據能力。
⑵至於同案被告庚○○、己○○於本院前審陳稱彼等於調查 站之供述並非基於自由意志所為，係因調查人員以如不承 認要處以重刑或突然間接受訊問遭到驚嚇而為上開供述云 云（本院上訴審卷㈠第186頁）。然在訊問過程中，對於 受訊問人分析法律效果，或因至陌生地點接受攸關身體自 由之詢問所產生心情上不安狀態，其所為之供述尚難認為 係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而符合非 任意性要件，故彼2人所述上開供述不具任意性云云，尚 非可採。
3.同案被告丁○○於警詢時之供述無證據能力：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於原審審理時經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 而拒絕作證（參原審卷第273頁），其待證事實核與本身涉 及之受賄犯行有關，其拒絕作證於法有據，且其於警詢時供 稱：有至崧園小吃店餐敘，是庚○○叫我去的，不知道何人 付錢、沒看到甲○○到場、沒收到信封或禮品或金錢等語， 所述雖與其嗣後在原審準備程序中改稱有至庚○○家開會、 甲○○有給3千元等語不符，然其於警詢時之供述即非證明 被告犯罪所必要之證據，應認無證據能力（但仍可作為彈劾 證據使用，參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6881號、96年度台上 字第4363號判決意旨）。
4.同案被告戊○○、朱振宮、林德鳳、黃萬祿、張麗美、寅○ ○、午○○於審理時均未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聲請傳喚 到庭以證人身分作證，彼等調查站調查時或警詢時之供述， 均屬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但如前述，仍可作為彈劾證據 使用）：
⑴同案被告戊○○於調查站詢問時供稱：94年7月間我沒有 至崧園小吃店聚餐等語（見94年選他字笫18號卷第167頁 到171頁），嗣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則改稱有至崧園小吃店 聚餐等語，而其於調查站之供述核與卷內其他事證不符， 顯不可信，亦非證明被告2人犯罪所必要之證據，故無證 據能力。
⑵同案被告朱振宮於警詢時供稱甲○○的太太在崧園小吃店
席間拿出一疊信封，由庚○○私下塞給我，並說是加油花 用等語，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而檢察官、被 告及辯護人於審理時均未聲請傳喚朱振宮以證人身分作證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規定，應認無證據能力。 ⑶同案被告林德鳳於調查站詢問時或先稱沒有到崧園小吃店 聚餐，或改稱有去餐敘，但沒有拿到裝3千元的袋子等語 ；同案被告黃萬祿於調查站詢問時供稱：當天傍晚我在路 上遇到庚○○，他叫我去崧園小吃店宴，當晚9時許，甲 ○○夫婦到場，不清楚甲○○有無付錢，甲○○夫婦沒有 致贈物品或財物等語，所述非但與其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供 述當晚有收到3千元等語不符，亦與卷內其餘事證不符， 顯不可信，亦非證明被告2人犯罪所必要之證據，應認無 證據能力。。
⑷同案被告張麗美於調查站詢問時供稱：甲○○於94年8月 間在其代書事務所給我3千元，作為事務費、油錢、電話 費及吃飯錢等語，核與其嗣後在原審準備程序時所述相符 ，則其上開調查站之供述即非證明被告甲○○犯罪所必要 之證據，應認無證據能力。
⑸同案被告寅○○於警詢時供稱：有至阿美煮小吃部餐敘， 甲○○有到場，我上洗手間回來一位老阿媽給我1千元， 並說是甲○○給的，說我們大家曬太陽辛苦了等語，所述 核與其在偵查中之供述大致相符，則其上開警詢時之供述 即非證明被告甲○○犯罪所必要之證據，應認無證據能力 。
⑹同案被告午○○於警詢時供稱：有到阿美煮小吃部餐敘， 甲○○有將手上的1千元發給每一個人，並說請大家幫忙 競選連任等語，核與其於偵查中所述情節大致相符，其上 開警詢時之供述即非證明被告甲○○犯罪所必要之證據， 應認無證據能力。
五、被告2人提出之現金簿、花蓮縣第十六屆縣議員選舉甲○○ 競選總部支出憑證等文件，為被告乙○○在審判外自行製作 之書面文件，業據被告乙○○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承明確（ 見本院更㈡卷第55頁），並非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傳聞證 據，故應認為有證據能力，至於其證明力如何，則係本院審 理後判斷之問題。
六、至於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不否認證據能力之其餘共同 被告於警詢時、調查站、檢察官偵查中、原審準備程序時或 本院95年度選上字第46號被告甲○○當選無效民事事件中之 供述及非供述證據，經核無違法取證或證明力過低之瑕疵， 亦無不適合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
1.同案被告庚○○、朱振宮、黃萬祿、林德鳳、丁○○、戊○ ○、己○○於花蓮縣第16屆第5選區平地原住民縣議員選舉 中，均為有投票權之人，業據彼等及被告2人自承在卷，並 有彼等之個人基本資料各乙紙在卷可稽。足以證明被告甲○ ○、乙○○行賄對象確係具有投票權之人。
2.調查站於94年10月18日在被告甲○○住處臥房保險箱內查扣 之進貨簿1本，其上記載：「國福里3000ｘ11份、崧園小吃 6000」等內容，有扣案進貨簿1本可證（影本在94年度選他 字第18號卷第146頁），並據被告乙○○於調查站詢問時自 承94年7月間確實有1次和我先生（即甲○○）與國福里主布 部落頭目黃德福（按：應為勇之誤繕）及姐夫朱振宮等人在 中山路四維中學附近一家小吃店餐敘，當時共有一桌人，但 除了黃德福及朱振宮2人之外，其他人我不認識；該餐會的 費用由我支付等語明確，核與被告甲○○及收受者即同案被 告庚○○等7人於原審供述之於94年7月16日交付庚○○、朱 振宮、黃萬祿、林德鳳、丁○○、戊○○、己○○各3,000 元並免費招待庚○○等人至崧園小吃店用餐等情相符，堪以 認定被告甲○○及乙○○2人確有共同行賄之犯行。 3.同案被告庚○○於調查站及偵查中之供述。其供稱：被告甲 ○○、乙○○2人於當日確有提供免費餐宴及發放3千元賄款 ，甲○○並拜託大家支持參選縣議員，且於現場並未曾提及 此款項為工作事務費之事實明確，足以證明被告2 人共同賄 選之犯行。
4.同案被告戊○○、黃萬祿、林德鳳於偵查中之供述。彼等均 供稱並未收受3千元等語，更完全未提及任何有關前往庚○ ○住處開會之事。足以證明被告2人所辯之發放「工作事務 費用」云云係事後所提，並非事實。
5.同案被告己○○於法務部調查局花蓮縣調查站訊問時之供述 ，足以證明被告甲○○是在崧園小吃店直接發放3千元，並 未先到庚○○家開會討論工作之事實。
6.同案被告朱振宮於偵查中之供述。足以證明朱振宮經庚○○ 通知直接至崧園小吃店吃飯，席間並收到一個信封說是加油 錢，回家交給太太才知道是3千元；而吃飯之前並無討論、 分配工作之事實，且核與被告乙○○所述在小吃店有見到朱 振宮等情相符，足認被告甲○○、乙○○2人當日確有交付3 千元賄款，且並無任何討論工作之事實。
7.綜上所述，被告2人共同以免費招待餐飲之不正利益，並交 付賄款3千元，而要求具有投票權之庚○○等7人支持，並得
其等承諾許以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罪事實堪以認定。二、犯罪事實（二）至（四）部分：
1.同案被告巳○○、潘吉茂、李美英、丁溫秀妹、卯○○、林 湧財、陸惠光、陳亞倫、林月丹、黃信發、王健市、辰○○ 、陳美英、黃美珠、張麗美、林秀妹等人，於花蓮縣第16屆 第5選區平地原住民縣議員選舉中，均為有投票權之人，業 據彼等自承在卷，並有彼等之個人基本資料各乙紙在卷可稽 ，且為被告甲○○所自承，足以證明被告甲○○行賄對象確 係具有投票權之人。
2.94年10月18日調查站搜索查扣之進貨簿1本，其上記載：「 服球崙5000ｘ5份、嘉新3000ｘ8、辰○○3000ｘ5」等內容， 亦有扣案進貨簿1本可證。
3.又被告甲○○於犯罪事實（二）至（四）所載時間地點分別 交付被告巳○○、潘吉茂、李美英、丁溫秀妹等人各5,000 元；被告卯○○、林湧財、陸惠光、陳亞倫、林月丹、黃信 發、王健市、辰○○、陳美英、黃美珠、張麗美、林秀妹等 人各3,000元等情，業據交付者即被告甲○○與收受者即被 告巳○○、潘吉茂、李美英、丁溫秀妹、卯○○、林湧財、 陸惠光、陳亞倫、林月丹、黃信發、王健市、辰○○、陳美 英、黃美珠、林秀妹等人於警詢時、偵查中及原審訊問時、 同案被告張麗美於原審訊問時自承不諱，互核相符，且有前 述記載上開支出之進貨簿乙本內容可資佐證，被告甲○○此 部分之自白堪認與事實相符，足堪採信。而被告甲○○交付 之上開5千元、3千元之款項，既未明確交待巳○○等人工作 內容，而非工作費用（詳如後述），且足以影響巳○○等人 投票意向，則被告甲○○此部分之賄選之犯行亦堪認定。三、犯罪事實（五）部分：
1.同案被告寅○○、午○○於花蓮縣第16屆第5選區平地原住 民縣議員選舉中，均為有投票權之人，業據彼等自承在卷， 並有彼等之個人基本資料各乙紙在卷可稽，且為被告甲○○ 所自承，足以證明被告甲○○行賄對象確係具有投票權之人 。
2.同案被告寅○○、午○○於偵查中均供承於94年9月30日上 午參加被告甲○○選舉登記活動結束後，於中午至阿美煮小 吃店收受被告甲○○各1千元之事實，並據被告甲○○自承 無訛，而寅○○、午○○收受上開1千元之金額非低，依社 會一般之通念顯已足以影響彼等之投票意向，被告甲○○此 部分之犯行亦堪認定。
叄、被告辯解及本院認定之理由：
一、被告甲○○、乙○○固坦承被告甲○○曾交付3, 000元予同
案被告庚○○等7人收受，並招待至崧園小吃店用餐，及曾 交付5,000元予被告巳○○、潘吉茂、李美英、丁溫秀妹等 人收受，亦曾交付3,000元予同案被告卯○○、林湧財、陸 惠光、陳亞倫、林月丹、黃信發、王健市等人收受，曾交付 3, 000元予被告辰○○、陳美英、黃美珠、張麗美、林秀妹 等人收受，有交付各1000元給同案被告寅○○、午○○之事 實，惟均矢口否認有何投票行賄之犯行，辯稱：被告甲○○ 所交付之3,000元、5,000元、3,000元或1,000元係工作事務 費，而非賄款，並以下列各節置辯：
1.犯罪事實（一）之款項係在同案被告庚○○家中發放，且係 被告甲○○於討論工作項目後交付，並非賄款。 2.被告甲○○參加花蓮縣第16屆第5選區縣議員選舉，因縣長 、鄉鎮市長合併選舉，故工作人員極難尋覓，尤以被告甲○ ○所參加為原住民議員候選人，而原住民工作人員因專業人 員不多，是以必須於選舉前數月即覓妥工作人員。所有原審 認定之收賄對象均屬被告競選時之工作人員，此觀伊等人數 眾多卻無人坦承收賄即明。
3.被告甲○○為花蓮縣第16屆縣議員第5選區之選舉之宣傳工 作，其宣傳工作分為4組，每組並搭配宣傳車1輛，分別為Ｕ 6-7552由劉瑞安所有並擔任駕駛，Ｕ7-2639為夏文通所有並 擔任駕駛，ＨＱ-1868為卯○○所有並擔任駕駛，Ｕ6-0499 為辰○○所有並擔任該車廣播員，駕駛則由辰○○之夫高阿 慶擔任。並搭載其所分組之成員從事競選工作，此有宣傳車 暨小組成員組織表可參，足以證明被告與上開表載之成員間 ，確有勞務關係存在，被告交付渠等之金錢顯非賄賂，而係 「工資」。
4.被告乙○○部分：其固為被告甲○○之妻，但對選舉事務只 負責記帳工作，並未從事任何選舉活動，遑論有何參與賄選 行為。雖有部分證人證稱其於崧園小吃店發放工作費，惟此 係不實，應係為免牽扯候選人甲○○方稱被告乙○○發放， 實際為被告甲○○於庚○○家中開完工作會議並完成工作任 務指派後，親自發放工作費用，與被告乙○○無關，而被告 乙○○確有前往「崧園小吃」，惟乃因甲○○以電話告知要 在「崧園小吃」吃宵夜，方決意前往一同用餐，該次餐敘嗣 後由被告乙○○付款，惟被告乙○○並未有任何交付賄款之 行為。
5.至於被告僱用共同被告等人數是否合理，是否須要限制人數 ，有無須要登記？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1第1項之 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 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
，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 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對價，以及所行求、期 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上開對價關係，在 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 ，乃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 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 示，乃為約使其為投標權之行使或不行使，被告甲○○交付 金錢是否行賄之對價前審並未加以闡述，反越俎代庖，對助 選人員是否應行登記，是否不當僱用大量文宣人員，競選活 動的花費也都必須按照實際項目支出，而更必須在帳冊中依 照一般會計原理詳細記載各種收入、支出，以備查核等屬於 選舉委員會稽核之事項，況花蓮原住民選區遼闊偏遠，僱用 20 餘人作為工作人員，是否屬「大」本即見仁見智，大抵 工作人員工作吃重，尚需沿街催票，到處造勢等，工作人員 非維持一定數額難以勝任。
6.被告2人所提出現金簿、競選活動帳冊、支出憑證及所附領 取工資之人簽收收據等資料，是否足以證明該等人員是領取 工作費用，而非賄選對價？被告所提出該帳冊，確為日記帳 及分類帳，其目的是作為所有工作人員簽領工作費簽單之佐 證資料，證明該等工作人員不獨具領工作費用，且在分類帳 、日記帳上也有支出之記載，足徵所交付之款項為工作事務 費無訛。
二、經查：
（一）被告甲○○、乙○○是在崧園小吃店交付3千元款項： 1.被告甲○○、乙○○對於在94年7月16日晚間曾經提供餐 飲、當晚有交付款項各3千元給庚○○等7人，以及由乙○ ○支付餐費之事實並不爭執，僅被告甲○○辯稱上開款項 並非被告乙○○交付，被告乙○○亦辯稱上開款項非其交 付云云。惟同案被告庚○○於調查站、偵查中、原審羈押 訊問時、於羈押禁見後檢察官訊問時均一致供稱：是甲○ ○的太太（即乙○○）拿出一疊信封輪流傳遞給參加飲宴 者等語，甚為明確，甚至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仍明 確證稱：發放牛皮紙袋內放3千元是在崧園小吃店傳的， 是乙○○拿出來的等語（見94選偵字第7號卷第11頁）， 核與同案被告己○○於偵查中供稱：我有拿到一個牛皮紙 袋內裝3000元，是乙○○交給庚○○，庚○○再傳給我們 等語相符，如上開款項是被告甲○○所交付，庚○○、己 ○○自不可能誤認為被告乙○○所交付；而庚○○、己○ ○為上開供述時，亦均已指明甲○○亦有到場拜託支持其 參選等情明確，依常情而言，已難認被告甲○○既然在場
何以不知其妻乙○○發放之信封內為金錢，則庚○○、己 ○○上開供述，顯非因迴護被告甲○○而故意編稱係乙○ ○所發放，彼等所述應堪採信；更何況被告乙○○亦自承 有到場給付餐費之事實，則其攜帶分裝好之牛皮紙袋統籌 管理金錢財務之支出，亦甚合常情，足證被告乙○○確實 於當晚有拿出各裝3000元之一疊信封交予庚○○而輪流傳 遞以此方式發放3千元。
2.又同案被告庚○○於調查站、偵查中、原審羈押訊問時、 於羈押禁見後檢察官訊問時、同案被告朱振宮於偵查中、 同案被告己○○於調查站、偵查中、同案被告林德鳳於警 詢時及偵查中、同案被告丁○○、黃萬祿於偵查中均隻字 未提餐宴當晚有先到庚○○家中開會討論選務工作分配一 事，反而均一致供稱當晚是到直接到崧園小吃店內吃飯， 而證人庚○○於偵查中並結證稱：到崧園小吃店之前我人 在家裡，沒有客人到我家，甲○○為了這次選舉沒有找幹 部開過會等語，而有無在其住處開會，問題明確，更不可 能誤認，則事後改變供詞，顯係為附合被告2人等事後辯 稱所交付款項係「工作事務費」之詞所為。足見被告2人 是在崧園小吃店提供免費餐飲並發放3千元，事前未在同 案被告庚○○家中開會，3千元亦係由被告乙○○提出交 付，且非被告甲○○交付已甚明確。
（二）本件最重要之爭點在於被告乙○○所交付之3千元，被告 甲○○所交付之5千元、3千元、1千元究係工作事務費或 賄選之對價。本院依下列證據，認定被告乙○○所交付之 上開款項並非工作事務費，而係賄款，且收受上開款項之 人亦因而許以投票權之一定行使，茲論述如下： 1.證人即共同被告庚○○於94年10月27日法務部調查局花蓮 縣調查站詢問時供稱：我是國福部落頭目，目前在花蓮縣 衛生局擔任司機，於94年7月16日有至崧園小吃店用餐， 是甲○○打電話要我去的，甲○○在席間有拜託我、己○ ○、林德鳳、戊○○、朱振宮等人縣議員選舉支持他，並 拜託參加飲宴者支持他；席間我看到甲○○的太太（按即 被告乙○○）拿出一疊信封輪流傳遞給參加飲宴者，甲○ ○的太太發信封給每個人沒特別說什麼，只有甲○○拜託 大家支持參選縣議員，我沒有收到信封等語（見94年選他 字第18號卷第123至133頁）。於檢察官複訊時並結證稱： 我與甲○○因為是親戚，所以有幫他助選；我不知道乙○ ○為何發信封，在場的人都安靜的收，沒有人問用途；當 時甲○○沒請大家支持，他是之前就向大家表示要選縣議 員請大家支持，大家的反應有說「好啊」等語（見94年選
他字第18號卷第134至137頁）。繼於原審羈押訊問時供稱 ：當天在崧園小吃店是甲○○的太太拿紙袋出來，我傳給 其他人而已，當場我傳給朱振宮、己○○、戊○○等人， 在場之人都有拿，但我沒有拿，因我是義務幫忙，選舉期 間不用給錢等語（見94年選他字第18號卷第156至158頁） 。嗣於羈押禁見後，檢察官訊問時仍結證稱：3,000元的 紙袋是乙○○在崧園小吃店拿出來傳的，我們大約是7點 到崧園小吃店吃晚餐，我到崧園小吃店之前在家裡，沒有 客人到我家，甲○○為了此次選舉沒找幹部開過會，我不 知道3,000元作何事用等語（見94年選偵字第7號卷第11頁 ）。觀其上開歷次供述，從未提及與被告甲○○等或其他 共同被告曾在其住處開會之事，甚且極力撇清自己曾收受 3,000元，且明確陳明到崧園小吃店前其在家裡，甲○○ 更沒有找幹部開過會之事實。雖其於原審準備程序中改稱 ：我是平地原住民，我具有花蓮縣第16屆第5選區平地原 住民縣議員投票權，我於94年7月16日下午7時30分在我家 舉行幹部會議，幹部會議晚上9點結束後，甲○○就親手 發給每一位幹部3,000元，我也有拿到3,000元，當天林德 鳳、丁○○、己○○、戊○○、朱振宮、黃萬祿有到我家 開會，陳阿水、黃進財、徐文賢當天並未在場，因為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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