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8年度易字第204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選任辯護人 戴國石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97年度
偵字第3964號），經本院認為不得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
序審理後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乙○○前於民國95年4 月 間，係丙○○位於高雄市○○區○○路27號「幸運星娃娃機 」之受僱員工，嗣於95年4 月17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 分局（下稱苓雅分局）查察賭博時，當場在其受僱之「幸運 星娃娃機」場所，查扣電腦遊戲機「決戰網」2 臺、「龍霸 天下」1 臺、「賽狗」1 臺、「景品販賣機彈珠臺」1 臺、 「世界足球選物機臺」1 臺及「夾娃娃機」7 臺，其中「夾 娃娃機」7 臺，因數量龐大，搬運不易，苓雅分局遂依刑事 訟法第140 條之規定，將上開娃娃機7 臺交由被告乙○○代 為保管，被告乙○○並簽有扣押物代保管條，而嗣後被告乙 ○○明知上開娃娃機臺7 臺為公務員委託其掌管之物品，竟 未加以妥善保管，而於95年4 月17日警方查獲後數日，隨即 離開上開工作處所，未加以保管上開娃娃機7 臺，以此方式 毀棄公務員委託掌管之物品，後因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欲處理上開扣押物品，命警前往查察時，始發覺其保管之物 品已滅失；因認被告乙○○涉犯刑法第138 條之毀棄公務員 委託掌管之物品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 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 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 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 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40年臺上字第86號 判例可資參照）。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為同法第161 條第1 項所明定。因 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 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 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
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亦有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 號判例足參。所謂認定犯罪 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 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 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 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 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 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 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 ，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其 以情況證據（即間接證據）斷罪時，尤須基於該證據在直接 關係上所可證明之他項情況事實，本乎推理作用足以確證被 告有罪，方為合法，不得徒憑主觀上之推想，將一般經驗上 有利被告之其他合理情況逕予排除，此觀諸最高法院76年臺 上字第4986號、32年度上字67號判例亦甚明顯。三、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定有明文 ；另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四條之規定 ，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 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 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 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 ，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 規定甚明。本案所 據以認定被告是否有本件犯罪事實之證據，其中部分屬傳聞 證據，因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 對其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認該等傳聞證據作成之情況亦 無不當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該等傳聞 證據均具備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四、公訴人認被告乙○○涉有前揭犯行，係以：被告乙○○坦承 於上開時地警方查緝時，有責付上開物品並簽立扣押物代保 管條之事實，並有被告乙○○簽立之保管條、扣押物品目錄 表、臨檢紀錄表可佐，其上並均由被告乙○○簽名捺印，且 被告乙○○為成年人，對於前開受臨檢後，並責付扣押物品 之意義應知之甚詳，嗣因檢察官處理上開扣押物，命警將前 往上開處所令被告乙○○提出扣押物，被告均無法再行提出 ，此有苓雅分局員警之96年10月7 日職務報告在卷可查，顯 見被告乙○○確實毀棄公務員委託其掌管之物品等為之論據 。惟訊之被告乙○○堅決否認有公訴人所指犯行，辯稱：當 時警察要其簽保管條時，其根本不知道該保管條之意思，且 其僅係上開「幸運星娃娃機」之受僱員工，而遭查獲後過不
久其就離職，且離職時因該娃娃機臺非其所有，其自未將上 開娃娃機臺交付給任何人而尚擺在店內等語，經查：（一）按刑法第138 條所處罰之「毀棄、隱匿」行為，依刑法第 12條之規定，自應以「故意」為限，且受公務員委託保管 之人未盡其責致受託保管之物品逸出其實力支配範圍而無 法交還公務員時，因保管物品脫離保管人實力支配範圍之 原因不一，諸如隱匿、丟棄、遭竊、流失等，自難謂保管 人無法提出即係毀棄、隱匿，自應先探究其無法提出保管 物品之原因是否係保管人故意毀棄、隱匿不提出，而不能 一概論以構成刑法第138 條所規定之「毀棄」行為，合先 敘明。
（二）本件被告乙○○自95年4 月17日受苓雅分局員警委託保管 上開娃娃機7 臺，且直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於96年 6 月6 日以雄檢惟崔96執6834字第045344號函命苓雅分局 繳送上開受託保管之上開娃娃機7 臺，苓雅分局員警遂前 往託管地點查察時，發覺上開娃娃機7 臺已滅失，而被告 乙○○迄未能交出等情，業經當時承辦員警黃佳聰於本院 審理時證陳明確（見本院卷第24頁），且有被告乙○○於 95年4 月27日所簽保管條、上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函、苓雅分局96年6 月23日高市警苓分偵字第0960016772 號函、苓雅分局員警卜仁泰報告書在卷可稽（臺灣高雄地 方法院檢察署96年執字第6834號卷第5 頁反面至第7 條） ，是此部分之事實，堪足認定。又證人即承辦員警黃佳聰 於本院審理時證陳：當時其有向被告乙○○表示這些係需 要扣押的物品，由伊代為保管等語（見本院卷第24頁）， 是被告乙○○辯稱：當時其不知簽該保管條之意義云云， 並不足採。
（三）又查，證人即「幸運星娃娃機」之受雇員工甲○○於本院 審理時證謂：其受雇於「幸運星娃娃機」大約1 個月，被 告乙○○與其一樣係受僱之員工，機臺並不屬於被告乙○ ○等語（見本院卷第53頁），再參以證人即承辦員警黃佳 聰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當時因為機臺係固定在地板上，所 以就請當時在現場之店員被告乙○○代為保管，並叫被告 乙○○向老闆表示機臺不可以再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24 頁），是足認被告乙○○當時雖簽立上開保管條，然伊並 非「幸運星娃娃機」之負責人，而僅係「幸運星娃娃機」 之受僱店員乙情。再者，證人即「幸運星娃娃機」之受僱 員工甲○○於本院審理時另證述：被告乙○○較其早從「 幸運星娃娃機」離職，而其離職時，上開娃娃機臺尚在店 內，也沒看到有人其去處理該機臺等語（見本院卷第53頁
、第54頁），足見被告乙○○離職時，上開娃娃機臺猶存 於「幸運星娃娃機」店內，並無滅失之情事，又衡情，本 件被告乙○○僅係「幸運星娃娃機」之受僱店員，查獲之 上開娃娃機臺並非其所有，更非其所能支配處分，是該娃 娃機臺沒收處分是否執行要與被告乙○○無任何利害關係 ，被告乙○○實無故意毀棄、隱匿之動機。再者，被告乙 ○○簽立該保管條時，承辦員警並未告知其若離職應如何 處理乙節，業經證人即承辦員警黃佳聰到庭證述屬實（見 本院卷第24頁、第25頁），是被告乙○○離職時，就其主 觀上而言，其就該娃娃機7 臺應如何處理之情事要難有何 認識，顯僅係因疏於保管或於離職時未向委託保管之公務 員陳報此情，致有第三人之行為介入，使該娃娃機7 臺有 遭毀棄、隱匿之情事，此情固有怠忽受委託保管之義務， 惟究難認有何毀棄、隱匿該娃娃機7 臺之犯意，揆之上開 規定及說明，自難以刑法第138 條規定相繩。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據之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乙○○有本件 刑法第138 條之毀棄公務員委託掌管之物品罪之犯行，亦即 本院認為依據公訴人所舉之證據，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 到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且被告乙○○之辯詞亦非無據。 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乙○○有本件之 犯行，揆諸上開法律規定及判例意旨，自應為被告乙○○無 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 條、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8 年 6 月 23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參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98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