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8年度訴字第29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選任辯護人 蔡勝雄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7年度偵
緝字第84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於民國84年間某日，在臺北市○ ○○路○ 段169 號12樓，拾獲甲○○（原姓名陳聰德）所遺 失之付款行為臺灣土地銀行西臺中分行、帳號為16776 號、 票據號碼為BYA0000000號之空白支票1 紙（下稱上開支票） ，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予以侵占入己，並利用不知情 之刻印業者，偽刻「龔聰德」之印章，將之蓋印於該支票後 ，復於89年3 月間某日，在桃園縣平鎮市○○路240 號，虛 偽填載日期「89年4 月20日」、支付「潘武光先生」、票面 金額「貳萬陸仟元整」，偽造完成支票應記載事項後，將之 交付予不知情之胞弟潘武光收執。嗣因潘武光於89年4 月22 日提示上開支票，經上開銀行通知甲○○存款不足，甲○○ 隨即掛失止付，由臺中市票據交換所函請桃園縣政府警察局 楊梅分局偵辦後，始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乙○○涉有刑 法第337 條之侵占遺失物及同法第201 條第1 項之偽造有價 證券罪嫌。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又犯罪事 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 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1 項、第2 項及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 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 字第86號判例要旨參照）。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 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 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 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 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亦著有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 可資參照。況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亦規定，檢察官就 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 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 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
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 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要旨參照）。
三、證據能力方面：
本案所引用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 程序，檢察官、被告、選任辯護人均不爭執各該證據之證據 能力，且亦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是後述所引 用證據之證據能力均無疑義，先予敘明。
四、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開侵占遺失物、偽造有價證券等犯 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警詢、檢察官訊問時之供述；㈡證 人潘武光於警詢之證述；㈢被害人甲○○於警詢、檢察官訊 問時之陳述；㈣證人陳麗婷於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㈤上開 支票正反面影本及退票理由單；㈥被告書立「貳萬陸仟元正 」、「潘武光」等字樣，郵局儲金人紀要1 紙；㈦臺中市票 據交換所函文、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及遺失票據 申報書等為其主要論據。惟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侵占遺失 物、偽造有價證券等犯行，辯稱：上開支票雖然係伊交付其 弟潘武光收受，然該支票係王姓客戶所交付，至於支票抬頭 「潘武光」係伊叫客戶寫的，因當時伊向潘武光調票，指名 才不會遺失。另伊並沒有直接認識甲○○，房子係透過朋友 介紹給伊使用，伊不清楚是否向甲○○承租等語。經查：（一）上開支票係甲○○向臺灣土地銀行西臺中分行申領使用， 其上受款人姓名欄「潘武光先生」、發票日欄「89年4 月 20日」、票面金額欄「貳萬陸仟元整」及發票人欄「龔聰 德」印文，均非甲○○所為，而上開支票經被告交付其弟 潘武光，由潘武光於89年4 月24日持至龍潭南龍郵局提示 ，經臺灣土地銀行西臺中分行通知甲○○後，甲○○始知 上開支票遺失，並至銀行辦理掛失止付手續後，上開支票 即因掛失空白票據而退票不獲付款之事實，已據證人甲○ ○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89年度 偵字第8141號卷第9-10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上 開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影本、遺失票據申報書影本、掛失止 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影本各1 份附卷可稽（參同前偵 卷第19-20 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被告既以前詞 置辯，則本件之主要爭點厥在：㈠上開支票是否為林宇宏 遺失後遭被告侵占而得？㈡被告是否有偽造簽發上開支票 ？
（二）證人甲○○於89年4 月24日於警詢時陳稱：伊於89年4 月 24日上午11時左右，臺灣土地銀行西臺中分行通知伊戶頭 沒錢，且有1 張支票須付款，伊才知支票被一位潘武光先
生盜用，欲領走新臺幣（以下同）26,000元。伊申領使用 之支票共100 張，使用過的支票號碼是0000000 至000000 0 號，尚有0000000 至0000000 號共79張係空白支票，伊 的支票係在公司不見，至於何時不見伊也不清楚，因為該 支票已經有2 年沒有使用，直到銀行通知才知道遺失等語 ；於89年4 月26日警詢時證稱：伊不認識上開支票提示人 潘武光及背書人莊國能，伊的本名係陳聰德，於86年9 月 24日改名為甲○○，上開支票並不是伊所開立，支票上的 印章也不是伊原有開戶的印章等情；於89年5 月12日警詢 時則稱：上開支票係伊於86年年初在臺北市○○○路○ 段 41號9 樓之8 遺失，迄今才由潘武光提領等語（見同前偵 卷第6-10頁），由證人甲○○上開證述可知，其對於上開 支票究係於何時、何地遺失一情，在甫經臺灣土地銀行西 臺中分行人員通知有支票提示付款時，前2 次警詢時均未 能有所記憶，直至第3 次警詢時始稱係於86年年初在臺北 市○○○路○ 段41號9 樓之8 遺失，證人甲○○既自承已 有2 年未使用向臺灣土地銀行西臺中分行申領之支票，迄 至89年4 月24日因潘武光提示上開支票時，始知上開支票 遺失，可見證人甲○○自最後1 次使用臺灣土地銀行西臺 中分行支票起至89年4 月24日止，對於上開支票遺失乙情 ，悉無所知。惟證人甲○○於97年7 月15日檢察官訊問時 結證稱：伊的支票本都放在長安東路公司，於89年間銀行 人員通知時才知支票被盜用。伊在臺北市○○○路○ 段16 9 號12樓的辦公室係於84、85年間由被告分租，僅租被告 1 個月，被告分租時稱其係在做貿易的，伊記得姓名就叫 乙○○，但是伊與被告沒有契約行為，是跟房東才有租約 。伊改名前係叫「陳聰德」，上開支票上的印章不是伊所 有，也沒有事先在支票上蓋好印章，伊未將支票交給別人 過，該支票帳戶從84、85年以後就很少使用，伊在被告搬 離租處即沒有再用過及看過該本支票，該本支票可能是放 在辦公室抽屜裡面，伊的辦公室有2 個房間，其中1 個房 間分租給被告，伊遺失的支票，僅有上開支票被提示。另 伊有好幾本支票本，土地銀行的很久沒有使用。伊於84年 至86年間都在長安東路，86年就從長安東路搬到忠孝西路 ，伊不記得支票有一起帶過去，所以之前才稱支票係在忠 孝西路遺失。伊無法確定上開支票上面的字是否是被告所 寫的等語（參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97年度偵緝字第 840 號卷第4-6 頁）；又證人即甲○○之妻陳麗婷於同日 則結證述：伊不認識乙○○，只記得乙○○有跟伊租1 個 月辦公室，租金幾千元，伊看過乙○○1 次，當時乙○○
50幾歲，矮矮的，伊與乙○○沒有簽立租約。而銀行傳真 上開支票給伊後，伊看到上面受款人是姓潘的，才想到之 前有個房客姓潘，後來在桃園做筆錄時，經警察告知，才 知道乙○○是潘武光的哥哥。伊僅有看過乙○○的名片1 次，及在公司見過乙○○1 次，乙○○個子瘦瘦小小的， 大約155 、155 公分等情（參同前偵卷第7 頁）。嗣於97 年9 月11日檢察官訊問時，證人甲○○、陳麗婷當庭指認 被告即為其等前揭所述曾向其等分租臺北市○○○路○ 段 169 號12樓的辦公室之人無誤，證人陳麗婷、甲○○復結 證述：出租給被告的是一間可以鎖門的辦公室，遺失的支 票平時應該是放在抽屜，可以確定上開支票沒有交付他人 ，當時係整本支票不見、整本註銷，伊等係從事電腦資料 處理業務，與清潔劑沒有關係，與被告間並無共同客戶， 也不認識莊國能等情（見同前偵卷第30-32 頁），被告在 該次檢察官訊問時亦當庭坦承：伊係透過1 位陳良民先生 介紹，稱其朋友有辦公室要分租，伊係將租金交給陳良民 ，伊曾於白天在該辦公室辦公等語在卷（參同前偵卷第31 頁），惟縱認被告曾分租證人甲○○、陳麗婷位於臺北市 ○○○路2 段169 號12樓的辦公室，亦無證據足以證明被 告確有趁分租上址辦公室時，侵占證人甲○○所遺失之上 開支票。況由證人陳麗婷、甲○○歷次證述可知，其等根 本不能確定上開支票究係在何時遺失，已如前述，甚至上 開支票之遺失地點，在檢察官訊問：「你本來支票本放在 何處？」時，證人甲○○答稱：「我忘記了，可能是抽屜 裡面」等語，亦非肯定之口吻；而關於「被告搬離分租辦 公室後，就未再看過上開支票」乙節，又係檢察官直接以 「在被告搬離租處之後，你就沒有再用那本支票也沒有看 過？」訊問證人甲○○，然觀諸證人甲○○自承向臺灣土 地銀行西臺中分行申領使用之支票，至少自84、85年以後 即很少使用，而被告既僅分租辦公室1 個月，則證人甲○ ○是否能確定在被告搬離辦公室後，即未曾再使用該支票 帳戶或看到該支票本，恐非無疑。是證人甲○○或能確定 並未簽發上開支票或出於己意交付他人使用，亦不能僅憑 被告曾分租上址辦公室之事實，而逕予排除其他例如：係 在被告分租證人甲○○上址辦公室前即已遺失，或係在被 告不予續租辦公室後始遺失，甚至上開支票根本並非在證 人甲○○分租被告之址辦公室內遺失等可能性，即遽推論 上開支票必係被告在分租上址辦公室時拾得，並予以侵占 入己，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三）再者，證人潘武光於89年5 月9 日警詢時證稱：上開支票
係被告於89年3 月底左右，拿到伊住處給伊，因被告之前 向伊借錢未還，所以才拿支票欲還錢等語；同年月12日警 詢時則證述：上開支票係被告交給伊，並由被告親開金額 26,000元，因被告欠伊錢，故於89年3 月中旬親自至伊住 處交給伊等情（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89年度偵字第 8141號卷第12-15 頁）；故檢察官認定上開支票之發票日 期、支付對象「潘武光」及金額之字跡均為同一人所為， 再佐以證人潘武光前開所證、被告於97年11月12日當庭書 寫之「貳萬陸仟元正」、「潘武光」等字樣及向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調取之被告開立郵局帳戶之郵局儲金人紀要 1 紙，檢察官因認上開支票上受款人姓名欄「潘武光先生 」、發票日欄「89年4 月20日」、票面金額欄「貳萬陸仟 元整」等，與被告親寫之筆跡，在筆畫、運筆、轉折、勾 勒間均相似，而認上開支票上受款人姓名欄「潘武光先生 」、發票日欄「89年4 月20日」、票面金額欄「貳萬陸仟 元整」等均為被告所填寫。然證人潘武光於97年11月12日 檢察官訊問時結證稱：被告交付上開支票給伊時，支票上 已經寫好金額及伊的名字，被告係以支票向伊借錢，伊即 交付被告26,000元等情（參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97 年偵緝字第840 號卷第43-44 頁），顯與其前於警詢時稱 係被告書立支票金額乙情不符，何者為真，實難驟認。惟 被告是否應負偽造有價證券罪責，端視上開支票是否為被 告所簽發。而上開支票之原本已不復存在，鑑定機關無法 以上開支票之影本鑑定其上筆跡是否為被告所書寫（參本 院卷附辦理刑事案件電話記錄查詢表2 紙），然按法院核 對筆跡，本為調查證據之一種，除特種書據，如古書、畫 或書家摹倣各種字體者之筆跡，須選任專門知識技能之鑑 定人為精密之鑑定外，若通常書據，一經核對筆跡，即能 辨別真偽異同者，法院自得本於核對之結果，依其心證而 為判斷。本件上開支票上之受款人姓名欄之「潘武光」三 字，經本院核對被告在本案偵查、審理時所簽署自己姓名 「乙○○」筆跡：⑴上開支票上之「潘」字，其左邊「水 」字，三點水之筆劃係三筆書寫，而被告所書寫之「潘」 字，其左邊「水」字時有連筆書寫，另「潘」字右邊「番 」字，上開支票上之筆劃亦各筆分開、清楚，與被告所書 寫之「番」字，亦多連筆書寫之習慣，顯有差異。⑵上開 支票上之「光」字，應係以二筆劃完成書寫，即第一筆由 上方連筆書寫至左下方一撇，第二筆往右下方一捺，並無 明顯往上勾起之筆勢，而被告所書寫之「光」字，則可大 致分為二種筆法，第一種係一筆到底完成，第二種則亦分
為二筆，第一筆係由上方連筆書寫至左下方一撇，第二筆 一捺後順勢往右上方勾起，惟無論何者，與上開支票上之 「光」字，均難認為相似。⑶上開支票上之「貳萬陸仟元 整」，與被告於97年11月12日當庭書寫之「貳萬陸仟元正 」，其中「貳」字右邊「戈」字右上一點，二者互相核對 後或有類似之處，惟其左下方字體之書寫筆劃、慣性，則 無何雷同之情；「陸」字之左邊部首，二者筆跡特徵明顯 不同，右邊「坴」字，被告所書寫者上半部亦有連筆書寫 之習慣，下方「土」字則因二者看起來均像「七」字，堪 認特徵相似；「仟」字之筆劃較少，右方「千」字，被告 所書寫者均為一筆完成，上開支票上所書寫者，則分為二 筆完成；「萬」、「元」二字，核對後，並無何近似之處 。是被告親筆書寫筆跡與上開支票上之筆跡，整體結構佈 局、態勢神韻，實難認為相符，且二者筆跡之書寫習慣， 除有一、二字之某部分筆劃可認為相似外，其餘書寫習慣 ，包括起筆、收筆、筆順等細部特徵，均有明顯不同，本 院實難認定上開支票上之筆跡，確為被告所為，而遽為不 利被告之認定。至公訴意旨認被告利用不知情之刻印業者 ，偽刻「龔聰德」印章，將之蓋印於上開支票乙節，既經 被告否認在卷，復未扣得該顆「龔聰德」印章，則公訴意 旨前開所指，並無何證據可資佐證，況上開支票之所有人 甲○○在未改名前之姓名為「陳聰德」，非「龔聰德」， 是縱上開支票非因甲○○掛失空白票據而不獲付款，亦會 因印鑑不符而遭退票，倘上開支票確係被告所偽造，其對 於上開支票終將遭退票之事自知之甚詳，參以上開支票票 面金額非鉅，衡情被告實無交付其弟提示，徒使自己犯行 更易於曝光，陷己於偽造有價證券之窘境，此顯非情理之 常。
（四）末查，公訴人固舉出被告與證人潘武光就交付上開支票之 地點、原因互有不符，被告亦無法就其所辯，提供交付上 開支票之人供調查是否屬實，且被告顯有刻意隱匿認識證 人甲○○之事實等節，而認被告涉犯本件侵占遺失物、偽 造有價證券等犯行。惟按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辯解縱使 不能成立，除非有確實證據足以證明對於被告犯罪已無合 理之懷疑外，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 有緘默權，被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義務， 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不能因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資料證 明其無罪，或對於被訴之犯罪事實不置可否，即認定其有 罪（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判決意旨參照）。從 而，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定需達到使事實審審判之法官
有「確信」之心證時，方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斷，且檢察官 於訴訟上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現存卷 內證據尚未達有罪程度之確信時，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 定。查上開支票確係被告交付其弟潘武光，被告就此並無 爭執，則不論被告、證人潘武光就交付地點、原因有何不 符之處，究難據以證明被告有無偽造上開支票之犯行；另 依一般社會交易經驗，對於非熟識客戶、僅有1 次交易紀 錄之人，是否能記得其姓名、聯絡方式等，本即關乎個人 交易習慣，且本案對被告開始實質偵查時之97年間，距離 被告所稱收受上開支票之89年間，已近9 年，自不能以被 告在偵查、審理時無法提出上開支票之來源，即不問有無 其他證據可資證明被告犯行，即逕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至 關於被告是否認識證人甲○○部分，則因被告與證人甲○ ○之間並未簽立租賃契約，且被告僅承租證人甲○○之辦 公室1 個月，證人甲○○又係在被告不續租辦公室後即86 年9 月24日始更改名字（參卷附證人甲○○戶籍謄本）， 則被告經訊以是否認識「甲○○」、「陳聰德」，有無跟 「甲○○」分租在臺北市○○○路的辦公室等問題，被告 初答稱：不認識「甲○○」、「陳聰德」，亦未在長安東 路租過辦公室等語，因時間久遠，交往不深之理由而未能 迅速憶及，亦難謂與情理相悖。職是，公訴人所舉前開各 情，或有啟人疑竇之處，然未達一般人可得確信而無合理 懷疑存在之程度，尚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 犯行之有罪心證。
五、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人所提全部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涉犯 上揭侵占遺失物罪及偽造有價證券罪等罪嫌之證明，仍有合 理懷疑之存在，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尚不能僅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 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之前揭犯行，揆諸首開說 明，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爰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 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周芝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8 年 7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魏于傑 法 官 羅國鴻
法 官 許雅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
理由書狀於本院，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
書記官 吳玉蘭
中 華 民 國 98 年 8 月 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