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一二六號
公 訴 人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右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一年度偵續字第三號），本院判
決如左：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明知基隆市○○街中正區三０三巷十九弄九號五樓 、十一號五樓之兩戶房屋，係告訴人甲○○所有，竟未經告訴人之同意或授權， 而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上旬某日，在基隆市○○區○○街二六三號，以一年即八 十九年七月一日至九十年六月三十日為一期，每月租金新台幣（下同）九千元之 條件，將該房屋二棟，分別出租於不知情之被害人謝文昇及盧德武，並在該二領 份房屋租賃契約書之出租人欄及立契約書人欄，各偽造告訴人「甲○○」之署名 ，同時向被害人謝文昇收取前半年之租金五萬四千元及押金九千元，向被害人盧 德武收取一年之租金九萬九千元（按：一次付清者，只收十一月租金）及押金九 千元。八十九年八月間，告訴人前往上址查看時，始由被害人謝文昇及盧德武二 人得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一項之偽造署押、第二百十六條 行使第二百十條之偽造私文書罪嫌云云。
二、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前述罪嫌，係以右揭事實業據告訴人指述歷歷，並有房屋租 賃契約書二份、存證信函二紙在卷可稽；加之被告自承：其無法證明告訴人有口 頭授權行為、無法提出所有購買傢俱之收據、尚未返還所收取之租金等情，而為 其論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其有被訴之犯行，辯稱：該二間房屋，告訴人於八十六年、八 十七年間，均曾委託其代為出租；八十八年固收回不再出租，惟八十九年四月間 ，在其基隆市○○區○○街三０三巷十九弄九號二樓之住處，再次以口頭委託其 代為出租，並交付其三千元，委託其找人去打掃房間，並代付水電費；房間內之 傢俱，都是其帶承租之學生去購買，再從租金中扣除；八十九年五月間，其去電 通知缺少房間鑰匙，學生無法看房間時，告訴人還寄一串鑰匙過來，並說傢俱也 託其代為購買；本案兩份契約書，是在八十九年六月上旬所簽訂；簽約時，其有 去電告訴人，告訴人因沒空前來簽名，才託其代簽；其在代簽後，並已註明代簽 字樣；本案兩間房屋之租金，其要交付告訴人時，因告訴人不願負責其代購之傢 俱費用，拒絕受領，其又有所耽誤，告訴人才憤而提出告訴（九十年度偵字第二 四一一號偵查卷第五十二頁反面至第五十三頁、九十一年度偵續字第三號偵卷第 二十三頁至第二十五頁）等語。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 十四條定有明文。次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 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亦規定 甚詳。申言之，被告之自白縱使具有任意性，苟無補強證據，亦無從擔保自白之 真實性，以是之故，立法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必待第二證據即補強證據出現
，始得察其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供述證據，無論出於共犯 、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或證人，其證據價值更為薄弱，縱使證人有具結偽 證之處罰，亦無從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如係此等之人所為單一之指述，當然推 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無需探究其指述之真實性如何。此所以有數量法則（數量 規則）之產生。蓋數量法則乃證據容許性規則之一，而補強法則乃數量法則之一 。除前述被告之自白必須補強證據加以補強外，主要待證事實需有證人（廣義證 人包括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二人以上，亦即單一證人之證言， 仍須依其他第二證據加以補強（見陳樸生著刑事證據法第七章第三節第五三四頁 ）。進而言之，自白係被告之認罪行為，其證據證明力最強，立法猶規定不得作 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則舉重以明輕，被告以外之人之指述或證述，尤亦不得 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何況，在證據法則上，補強證據必須補強待證事實， 至任何人均無可置疑之地步，亦即必須符合「超越合理懷疑原則」，始得據以論 罪；其尚有疑者，利益應歸被告，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仍應為有利被告 事實之認定。申言之，當證據資料尚有對被告有利之存疑時，如無法依客觀方法 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則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不得僅以此項證據資料作為有 罪判決之依據。再者，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 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 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 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 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亦即如無確切之積 極證據，足以證明犯罪事實，即令被告不能為有利之反證，亦不能遽論以罪責， 此亦為刑事司法實務向來之見解（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台上 八六號、七十年台上字第二三六八號、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決參照） 。徵諸被告既無自證己罪之義務，更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此乃當然之法理。五、經查：
１、被告以告訴人之名義，將告訴人之房屋出租並收取租金，尚未返還，告訴人提出 民事訴訟後，再行提出本案之告訴。對照雙方爭執要旨，在於告訴人有無授權被 告出租房屋而已。申言之，本院所須審查者，在於被告抗辯其係經告訴人之授權 ，才代為出租房屋乙節，有無有利於被告之合理懷疑存在？若以告訴人之指訴加 之租賃契約書等物，作為被告定罪之依據，是否符合超越合理懷疑之原則？茲分 述之：
Ａ、被告是在基隆市新豐社區內，開設房屋仲介中心，從事房屋租賃買賣之仲介業務 ；告訴人住在台北市，並在台北市上班（九十年度偵字第二四一一號偵卷第八十 八頁）；告訴人自八十六年購買該房屋之後，始終未去住過（本院九十一年四月 一日訊問筆錄）；告訴人與被告合作二年，委託被告代為出租房屋，不管人數多 寡，每戶給予被告五千元之介紹費（九十年度偵字第二四一一號偵查卷第七十九 頁正、反面、本院九十一年四月一日訊問筆錄）；告訴人最後一次委託被告找人 租屋，是到八十七年六月結束；八十八年收回未再出租（九十一年度偵續字第三 號偵卷第四十頁至第四十一頁）等情，為雙方所不爭執。單此以觀，前此，彼此
既有委託出租房屋之合作經驗，此次，告訴人再行委託被告代為出租房屋，並不 違背常情，亦即被告辯稱其係獲得告訴人之事先授權一節，確有可能為真，對於 被告有利之合理懷疑已然存在，如之何能謂被告必為擅自出租他人房屋而侵占租 金？
Ｂ、何況，告訴人亦自承：被告經常去電告訴人，要求授權其幫忙找學生來承租，告 訴人表示可以找人，找到再說等情；惟告訴人堅持其要求簽約時要自己出面而已 （九十一年度偵續字第三號偵卷第四十一頁反面）；茲告訴人既向被告表示「可 以找人」，其意當指被告可以代其找人前來承租，亦即被告有權代其出租房屋， 其理甚明，無待深論；準此，告訴人猶否認其有同意出租，而謂被告擅自出租云 云，自嫌無據。
Ｃ、其次，八十九年五月間，被告曾向告訴人表示其已找到學生要承租房屋，言下之 意是被告有仲介成交之機會，然後被告「就未再與告訴人聯絡」等情，亦經告訴 人自承屬實（九十一年度偵續字第三號偵卷第二頁）；若被告有意冒名出租而侵 占租金，何必向告訴人表示已經找到學生要承租房屋？被告既向告訴人表示已有 學生要承租，足見其心坦蕩，豈有再冒名出租之可能？何況，彼此既有每戶五千 元介紹費之前例，被告代找承租人，當然意在仲介費；彼此既非談判破裂，被告 豈會有此「就未再與告訴人聯絡」，進而冒名出租房屋之行為？由此可見告訴人 之指訴顯然不合常情，自難遽信。
Ｄ、復次，告訴人於八十九年四月間，確有委託被告幫忙找人打掃房間，並交付被告 三千元；當時，被告說是社區管理員需要空屋鑰匙，告訴人確有寄交鑰匙給被告 等情，業據告訴人自承甚明（九十一年度偵續字第三號偵卷第四十頁至第四十一頁）；惟在八十九年七月份之前後，在被告經營之房屋仲介中上班之唐玉婷，曾 帶學生去看房屋，第一次無鑰匙，過幾天就有一串鑰匙，後來學生有去居住；唐 玉婷有二至三次接到自稱王先生之電話，來查詢被告有無帶人去看房屋，要看之 房屋確定是告訴人之房屋；唐玉婷在該社區管理委員會上班，知道該社區管理委 員會不可能要求住戶留下大門之鑰匙等情，業據證人唐玉婷證述甚明（本院九十 一年四月一日訊問筆錄）；準此對照以觀，可見告訴人確有寄交鑰匙給被告一節 屬實，惟告訴人所稱被告說是社區管理員需要空屋鑰匙云云，並不實在。告訴人 既託被告找人打掃房屋，又交寄房屋鑰匙給予被告，並打電話確認被告有無帶人 去看房屋，是告訴人確有授權被告出租房屋之情，已灼然甚明；告訴人至此猶否 認其授權被告出租房屋，其指訴自無可採。
Ｅ、尤有進者，質之被害人即房客謝文昇亦稱：其與被告立租約時，被告當場打電話 給予房東，並將電話交其交談；電話中，該名房東表示出租事宜全權委託被告處 理（九十年度偵字第二四一一號偵查卷第六十頁反面）；對此，告訴人否認其有 接聽此一電話，言下之意似指被告找人在電話中冒充房東云云；惟參諸前述被告 確曾向告訴人表示其已找到學生要承租房屋，已為告訴人自承屬實一節，則被告 又何來找人冒充房東之必要？從而堪認被害人謝文昇所述屬實，該通電話應係告 訴人所接聽並同意出租無疑。
Ｆ、何況，觀之告訴人提出之二份租賃契約書，被告均在立契約人欄甲○○之下，簽 名乙○○○，並加註「代」字，再蓋上其印章；若被告有意侵占該筆租金，逕以
房東自居，而簽訂租賃契約書即可，何須冒簽告訴人之姓名？更何須在冒簽告訴 人之姓名後，自行署名並記明代理之意旨？如此，豈非多此一舉？Ｇ、進而言之，在此之前，告訴人確曾委由被告出租房屋，在租賃契約上，被告為「 連帶保證人」，有告訴人提出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至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之 租賃契約書一紙附卷足憑（九十年度偵字第二四一一號偵卷第二十九頁以下）； 此次，被告仍在連帶保證人處署名，僅在立契約人處，代為署名甲○○，並加記 「乙○○○代」之字樣而已，有前述租賃契約書可考；準此，足見被告係以告訴 人之代理人自居，並非冒名出租告訴人之房屋無疑。Ｈ、再者，被告辯稱其代為購買傢俱部分，除據承租學生即被害人謝文昇陳明屬實外 （九十度偵字第二四一一號偵查卷第六十一頁），並有被告提出八十九年五月三 十一日購買自木椅組六千元之宗星家具批發廣場訂貨單二紙、八十九年六月五日 中古電冰箱七千元、中古電視機三千五百元、遙控器五百元之申峰電器行收據二 紙在卷可稽（九十一年度偵續字第三號偵卷第三十五頁至第三十七頁），應屬實 在，並非事後編造可比；設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擅自出租該房屋，其又何必另 行斥資代告訴人購買傢俱，以供學生使用？何況，觀之前述租賃契約書，被告既 將代購傢俱之事實加註於租賃契約之末，可見其向告訴人表示要寄去租賃契約書 一節，並非虛構，加註代購傢俱之事實，在於向告訴人徵信；否則，其加註有何 意義？
Ｉ、最後，告訴人雖表示其並未同意被告買傢俱，然被告在此之前確有說要買傢俱； 買東西，告訴人都是默認等語（九十年度偵字第二四一一號偵查卷第八十五頁反 面）；所謂默認，不是同意，是何意思？既然前此已有默認之舉，被告此次代為 購買，並不違背約定，告訴人又如何謂之其「並未同意」？被告既有購買傢俱， 告訴人又不同意付款，可見被告辯稱告訴人不願承認其代為購買之傢俱，拒絕受 領租金等情，並非無稽，衡情堪予採信。
２、綜上所述，被告辯稱其有獲得告訴人事先授權一節，極有可能為真，就客觀而言 ，即為有利被告之合理可疑存在；在無客觀方法以排除此項合理可疑時，依前述 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仍應為有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無從認定其有偽造文書之 犯行；何況，告訴人之指訴具有明顯瑕疵，並為單一之指訴，以卷附租賃契約書 而作為補強證據，揆諸前述說明，本院推定其指訴之證明力不足，亦即任何人理 性第三人對此均有合理可疑之空間，足以認為被告之代為出租房屋，並未違背告 訴人之授權。申言之，僅以告訴人之指訴加之租賃契約書等物，而作為被告定罪 之依據，尚不符合超越合理懷疑之原則。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 告有偽造文書之犯行，揆諸前述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而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辛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八 月 十四 日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庭
法 官 陳 志 祥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台灣高等法院，並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八 月 十四 日
書記官 盧 鏡 合